清代，大同边贸经山西商人的进一步开拓，成为中国连接欧洲的重要商路，商品交流盛况空前，成为“丝绸之路”衰落后的另一条国际贸易商路。山西商人在半个中国范围里，贩来茶叶、丝绸、土布、瓷器、工艺品以及本省的铜铁制品、米谷、烟叶、酿造品等，通过大同，一路经张家口抵归化（呼和浩特市）转运至恰克图，一路经大同过杀虎口抵归化，转运至恰克图。

归化自古以来便和直隶的张家口并列为长城内外的两大市场而闻名遐迩。蒙古地方原本地域辽阔，天然物产丰绕；归化附近一带更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经过蒙古人民的长期开发，已建立起无数村寨，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畜牧业非常发达，而归化城就是这些农畜产品的大集散地。归化城同蒙古南部首府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库仑、恰克图的通商贸易十分发达。恰克图是中俄两国边界的贸易城市圈，俄国市圈称恰克图，中国市圈称“买卖城”，两国市圈毗连，中间仅一木栅相隔。市圈内各建市场、商号、货栈，俄国以大宗皮货输往中国，换取茶、缎等，山西商人垄断了这里的市场。据《山西贸易志》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运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为3450驼（每驼250斤）和1420车，（每车约500斤）合计157万斤。而道光九年（1829）却一跃增长为9670驼和2706车，合计为377万斤。山西商人拥有大批的马匹、骆驼，时称“驼帮”、“车帮”，在这道路上“络绎于途，终年不绝”。人们常说的“走西口”，从广义上讲是内地人出口外谋生，狭义上讲是从杀虎口通向归化——库仑——恰克图的一条商贸大道。

历史上的走西口，主要经历了两个高潮。其一为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其二为光绪年间到民国23年。清代山西归绥道12厅的建置，基本上集中在乾隆和光绪两朝。内蒙古中西部，即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一带，是走西口移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所谓“口”，原是指明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山西商人习惯称包头为“西口”。晋北一带走西口的人们一般是通过杀虎口首先进入和林格尔和清水河，然后到土默特平原，也有一部分到达河套平原和后山地区。

大同走西口的人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无地或收成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及一部分小手工业者，他们是走西口的主体；二是做买卖的商人；三是逃避兵役和官司的人。

晋北地区气候寒冷，土地贫脊，自然植被少，十年九旱，粮食产量低，丰年仅能勉强自给，灾年则生活无着，民谣“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是其真实写照。为了谋生，一部分人背井离乡，走出关外，有些小手艺的从事泥匠、瓦匠、画匠、毡匠、裁缝等，有的常年在外，有的则冬去春归。也有在关外发了财的，举家他迁，“吴真社”、“库仑社”就是走海拉尔、百灵庙、库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匠人们组织起来的行会组织，最多时发展到三、四百人。每年定期集会，举行祭祀仪式，吴真社祭祀唐朝画家吴道子，库仑社供奉二郎神，保佑他们在外平安，届时请戏班子唱戏，在当地很有影响，走大圐圙的画匠、裁缝们从农历二月举行完祭祀活动后出发，拉着骆驼，带着干粮，要经过四十多天才能到达目的地。旅途中风餐露宿，人畜长期劳顿颠沛，有的骆驼一到目的地就死去了。曾经流传着去大圐圙的人是三不回，即“闹好了不回，死了的不回，倒霉的不回”。在关内的家人久久的企盼、等待，肝肠寸断、眼泪哭干，一曲婉转哀怨的“走西口”，真实地再现了咸丰五年山西荒旱，人民背井离乡、生离死别的情景。左云、右玉、大同、阳高一带的艺人们都会唱几段“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的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再如：“哥哥说端详，玉莲痛断肠，眼含辛酸泪，低头包衣裳，铺盖抱在怀，泪蛋蛋掉下来，恩爱的好夫妻，怎舍得离别开。”《走西口》之所以口碑相传，广泛流传于黄土高原、内蒙高原地区，是有着深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渊源的。

鸦片战争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内地不少富商出口外开字号，做买卖。杀虎口富商在蒙古库仑经营着三大字号，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获利颇丰，每年有三、五千两白银投寄关内字号。大同商人申君昭初在归化城恒丰号财伙十家生业，生意赔本后，负债累累，又经商于宁夏，这次申君昭发迹了，发船输栗百余石，运至家乡分给宗族。十余年后，复至归化，贴报单于道通衢路口，令当年债主各持券，如数偿还。清雍正、乾隆间、大同人在归化经营钱庄的较多，如双兴厚钱庄的董继贤（当地人称董神仙）、郝××、沈如滨等，义泰祥钱庄的郝兆瑞、贾学玉等，都是钱庄的创始人；这两个钱庄规模大又殷实，堪称归绥全融业的大户，执当地金融界牛耳。光绪年到民国初年，这些人又多是大同钱庄、当铺业的东家。直到归绥解放前夕，商界头面人物仍有不少是大同人。

19世纪初，随着关内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徙。《绥远通志》云：于是内地人民之经商懋迁者，务农而春去秋归者，皆由流动而渐进为定居，由孤身而渐为家室，……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并管、蒙汉共居之乡。仅在内蒙古归化城六厅、丰镇厅等地方的汉人就有42．5万人，整个内蒙汉人最少也超过100万。到了1921年绥远地区已有汉族人口1010954人，整个内蒙古汉族人口超过150万人，而到了1937年，绥远地区的人口达到了2064565人，整个内蒙古汉族人口更是达到了3719113人（宋廼工《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509页）。

“走西口”作为一种社会商贸活动，为蒙古西部的开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批手工业者和晋商的到来，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同时，蒙汉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互相交流、磨擦、渗透，对各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