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海陆交通畅通无阻，《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线路有七条，除两条海路外，五条陆路中，有两条陆路通往大同，一条自夏州（陕西横山县西）通往大同云中道；一条是靠近大同的中受降城（呼市南）通回纥道，这便是通往库伦（今乌兰巴托）、俄罗斯的茶马互市之路，大同正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和集散地。茶马互市自唐而始，唐时回纥人入朝始驱马市茶，之后中原尚茶成风，茶叶生意十分兴盛。
　　辽代大同为西京之地，经济文化荟萃，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是一个颇具知名度的商埠，可与北京相提并论。当时辽宋两国时战时和，但有一条定例，两国务于分界处置榷场，以通互市。西京大同设有榷场，除与宋朝通商外，还与女真、铁骊、靺鞨、丁厥、焉合、波鲁斯、高丽等国有通商往来，以回纥商最为著名。与各民族交易多为茶马互市，“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 以茶易马法”（陈灿《中国商业史》），这就道破了茶马互市的真谛。金入主中原后，宋朝每年献贡，金人所用茶叶来自宋人岁贡之外，皆于榷场交易。金章宗承安初（1196），始设官制茶，每斤为袋，值六百文，运往各司县，当时“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绸易茶”。金人嗜茶，宋朝虽然年年贡茶，但宋人所得茶市之利远远超过纳贡的费用。据《三朝北盟会编》载，北宋给契丹的巨额岁币，可从宋对契丹官设榷场的贸易中赚回。由此可见，茶马互市的规模和贸易数额之巨大。
　　元统一全国后，政权扩及殴亚两洲，中西交通大为畅通，大同通往蒙古和俄国的商路进一步扩展，西方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接踵而至，当时大同已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都会。繁华的商业吸引着外国商人前来，元世祖时，威尼斯商人著名的国际贸易者马可·波罗，曾经遍游中国各大城市，并且在元朝作官，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南洋诸国，路经大同，称大同是一座“宏伟而美丽的城市”，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在宗教政策上很开放，使大同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五教俱兴。基督教的聂思脱里科派（景教）在西京大同广泛传播，成为主教区之一，公元 1294年，景教徒在大同建起一座华丽的罗马天主教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地位。有不少回回上层人物成为元朝的高官显贵，回回商人在国内外的贸易中势力很大，其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有“回回之人遍天下”之说，且深入至极北的八刺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部落，他们在“斡脱”名义下，持有元朝皇家颁给的制书和驿券，不服差役、不纳商税、不受河闸关税的限制，有的回回商人还举放高利贷。
　　元代，大同的佛教极为盛行，在修寺院、作佛事等方面，元朝统治者不惜花费巨资，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诏全国的僧人四万名在大同的善化寺举行了七天的大法会。“是岁，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元史·世祖本纪》普恩寺，即西京大普恩寺，该寺建于唐代，金代重修，今称之为善化寺）。当时大同管辖五个县和八个州及一个录事司，共有12万人，大同城内充其量也就二、三万人而已。来了四万僧人，举行如此盛大的可谓空前绝后的大法会，可以想见，当时西京庙市贸易的兴盛。这一时期，大同庙会接二连三，每逢庙会，摆摊设点招徕四方客商。《海关通志》记载：“北方诸国由内陆通商者，则以大同、宣府……各置市场”。
　　元朝政府很重视手工业，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急需，在大都、西京及其附近设置了各种管理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其中有毡局、银局、染局、绣局、纳失失局，镔铁局等。纳失失是一种源自波斯的织金锦缎，即在织锦时把切成长条的金箔织在丝线中，金光夺目，回回人很擅长纳失失 。至元十六年（1279）在北方括匠达四十二万人，立局院七十余所（王恽《秋涧大全集》卷58《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匠户皆掌握专门的手工艺技术，子孙世袭。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西京有米市、铁市、皮帽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宝市。一部分蒙古贵族、喇嘛、僧侣“开张店铺，做大买卖，或专烟酒之利”。（《元典章·户部八》卷22）
　　元代，由大同沿御河河谷北上，经丰州、集宁、二连浩特直通中俄边境的喀拉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贸易大道，每天的运粮食车可达500辆之多。明隆庆以后，大同成为蒙古封建主“入贡”的必经之道和蒙汉贸易的重要场所，这里经常是贡使络绎，商队接踵，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