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8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此后在近一个世纪里，作为京畿地区的平城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口密集，都市繁华，商业空前繁荣。正如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平城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通过自平城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络，平城建成了各国人民物资的集散地和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发挥着国际城市的特殊作用。”
　　由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少年时以人质在长安居住多年，十分向往长安这座国际大都会，于是，太祖道武帝于迁都平城的第二年即天兴元年八月就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经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记》）确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至善无（今右玉），南极阴馆（今山阴），北尽参合”，“规定京都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在道武帝心目中的平城，不仅要规模广大，型制宏伟，而且最重要的应当模拟中原的邺城、洛阳、长安等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平城的建筑已初具规模。京都平城北部是皇宫、太庙等建筑，称宫城，内城，南部则“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南齐书·魏虏传》）几个坊为一个里，内城与外城之间则是居民、作坊、商肆、馆驿、货栈所在的市”市内里巷井然，大街、马路贯通东西南北，这种里坊式的城市建设格局对市场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真实写照。
　　北魏王朝的商业政策是宽松的，如《魏书·刑罚志》所云：“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杂混”，可见商业贸易活动可以自由进行。 宫城的北面，还筑有薄城，是皇宫里的奴婢们织造绫绢的手工作坊，他们所生产的产品除宫廷使用外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北魏平城时代，从中央大吏到州县府尹，至上而下都经营各种产业，以此作为为生财之道，故而形成一支庞大的商贸队伍。因为直到太和八年（484）实行官僚俸禄制为止，官吏没有俸禄，战时靠掳掠财物为主，或因战功封得隶户、僮隶、奴婢，平时役使这些隶户经营各种产业，或饲养猪羊，放牧牛马，农耕、制酒、织锦等，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交易，不少鲜卑贵族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魏书》记载，公孙轨镇压上党丁零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表传附》卷33）
　　随着北魏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威服四方，西域十六国纷纷派使臣来平城朝贡。所谓朝贡，不过是通过这一外交形式，展开官营商贸活动，其间也夹杂着大规模的私营买卖。据《魏书·李安世传》记载，齐国使臣刘瓒来朝献贡，魏主令李安世陪同刘瓒前往平城的金玉肆进行买卖，“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可见这座金玉肆不无来头，规模也可想而知，这些大店铺有的与官府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北魏建都平城的97年中，以朝贡形式在平城进行的大型官营、私营商业贸易总共264次之多，每次贡使来到，北魏朝廷便令展出府库珍藏的大量物品，加上贡品大量上市，每每形成盛大的商贸活动场面。其时官吏倾巢而出，富商大贾招摇过市，商旅车辆来往不绝，街区货物琳琅满目，贸易区内人声鼎沸。西域各国的贡使带来珍宝，江南汉王朝政权的贡使带来农用品及日用品，东北各国及漠北蠕蠕的贡使带来马匹、毛皮等牲畜和畜产品。悦般国贡使进贡了一种“幻人”，其魔术令人惊叹，疏勒国把释迦牟尼的长达二丈多的袈裟献给了北魏皇帝，大月氏国的商人带来了烧制琉璃的技术，伊朗萨珊王朝的使节带来了各种奢侈品及名贵器物。从平城遗址出土的柄上刻有高鼻深目的伊朗人像的八棱鎏银杯、海兽纹八曲银洗、波斯银币、具有浓厚希腊风格的鎏金高足铜杯、鎏金银碗等，都是明证。1983年在马军营乡小站村附近还出土了波斯国的鎏金银盘。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商业贸易是何等繁荣兴旺。平城成为一个世人瞩目的国际商业大都会。
　　为了建设和繁荣京都，北魏王朝曾先后15次从全国各地往平城移民近百万口。在天兴二至四年（403—405），太祖道武帝大规模征讨获胜的同时，便掀起了首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高车，匈奴，薛干部，蠕蠕部几十万的战俘及部众迁往平城及京畿地区，太延二年（436），太武帝完成北方的统一，将慕容部、高丽及山东六州的汉族民吏和徒河36万口，徙往平城，此外还强徙百工技巧十余万口，平城地区的人口猛然增加起来。四世纪末五世纪中期，平城地区包括当时京畿地区内的十七个郡县的实际人口数大致在100至150万，平城约有100万左右，随着滚滚而来的人口的流入，也带来了大量的牲畜和数不清的财富。在如此众多的战俘和徙民中，必定有大量的百工技巧，也有不少的士族，望族，文人学士，他们熟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也有建筑大师，众多的商业贸易从业人员，但更多的还是农民和牧民大众。这不但为平城地区的农业、牧业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劳动力，也为平城的经济文化繁荣带来了强大的有生力量，难怪乎，平城迅速崛起为国际性的商业贸易大都会，因为这里蕴藏着巨大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人口的集聚和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交通的发展是北魏平城商业发达的又一标志。随着北魏在军事上的胜利，平城与漠北、西域、黄河中游、河北平原、东北等地的交通逐渐打通。自平城出发到漠北，有经牛川、长川、白道的三条路线；要到西域各国，则有一条经过额尔多斯沙漠南缘边地区，沿秦川路和河西路通往西域各国，璀灿夺目的西域珍宝就是通过这条商道，由各国贡使和商队源源输入平城的；要往东北各国，可以经由上谷、密云、龙城一带前往，也可以经过现在的阳高、天镇、张家口再经多伦转往；向南经由雁门关南下并州、沿汾河向西南可达长安直至川陕各地，向东南可抵达洛阳与汉族政权联系起来；要去河北，除了利用古已有之的经由倒马关的飞狐道之外，还有一条不经过倒马关而直接北上，沿着陡峭山路到达广昌再至平城的路线，这就是天兴元年道武帝发万人修筑的中山直道。这条道路的开通使平城成为南北物资交汇的大通道，而受益最大的是商人，一时间商旅不断，河北、山东的粮食、财物源源不断地运入京城。其时，以平城为中心，东到蓟（幽州）、西南到中山（治所定州）、南到晋阳（并州）、北到内蒙，交通四通八达，平城成了各国人马物质的集散地和各族人民的聚居地，发挥着国际城市的特殊作用。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同繁荣便开始走下坡路，接着“六镇之乱”，烽火连年，到六世纪初，这座闻名遐迩盛极一时的国际商贸大都会，便“尽为丘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