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大同地区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卷50）。这是有文献可考的大同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郡的设置就意味着有了城邑的出现，战国一直到秦汉，是历史上大同地区置城最多的时期，有史可稽的城邑有善无（今右玉）、马邑（今朔城区西北隅）、新城（今朔州沙河村）、武州（今左云东五里古城村）、平邑（今大同许堡）、平舒（今广灵平城）、延陵（今天镇新平）、高柳（今阳高西北李家庄）、平城（今大同城北）、道人（今阳高东南古城村）、参合、班氏（今大同城西大方城）、崞（今浑源县毕村）、繁畤（今应县东北）、剧阳（今怀仁金沙滩一带）、楼烦（今朔州东南梵王寺村）、阴馆（今朔县东南五十里夏官村）、汪陶（山阴城东）、中陵（右玉县威远）、灵丘等二十多座，可谓百里一郡，五十里一县。城市的兴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有城即有市，“市”是人类最早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每个城邑中都设有若干个市。一般在中心十字大街将市分成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设有若干个列肆。列肆愈多，城市规模也愈大。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推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改革，商业道路得以开辟，在国与国交界处的商道上设卡置吏，征收商税，称为“关”。到西汉初年，出现“关市”、“互市”等对外贸易活动的场所。
　　大同地处边塞，自古就是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攘地带。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上千次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争，而在战争的间隙，这里又是各族人民“互市”、“通商”边贸往来的地方。汉初白登之战后，汉高祖刘邦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维持国内的安定和平，听取关内侯刘敬的和亲建议，奉宗室女嫁匈奴单于为妻。并每年送大量的钱物、布帛给匈奴，双方在边境设立互市。次后历文帝、景帝六十余年，边境虽有小的骚扰，但基本上是一段和平安定时期，加上汉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人民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出现在通都大邑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谷物、果菜、酱醋、帛絮、染料、木器、漆器、铜器等。全国各都会、各地区之间，有大道相通。在这些大道上驿传罗布，车马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到西汉前期，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子钱家、大贩运商，马邑人（今朔州南）聂壹是当时贩卖牛马的大商人，经常往来于匈奴和内地，“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汉书·匈奴传》）汉武帝发动马邑之战，聂壹是最早秘密参与其事的主谋人之一，并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见这位商界巨头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边境还设有军市，《冯唐传》记载：“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汉书》卷50）
　　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由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驮、兽皮等。私商货物要经官府允准，给予“符传”（即凭证），方可交易。
　　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对商业格外重视，通都大邑都设有贸易场所，豪强富室“船车贾贩，周游四方，废积居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这一时期“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卷进了商品流通的范围。在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带又设立定期和不定期的市场，称作“合市”和“互市”。平城（今大同市）即是设立“合市”的地区之一。这种互市的规模是很大的，有一次匈奴竟以牛马万余头与汉人交易。汉朝的丝绸、茶叶、粮食、食盐、土布、铜器等手工业品也通过互市流入匈奴。从匈奴墓葬出土的规矩镜、铜铃、丝绸、陶器，就是当时匈汉贸易的证据。互市对加强汉与匈奴的联系，对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把通贡和互市作为羁縻控驭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往往加以种种限制，一旦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以暴力掠夺，或作为求得贡市的一种手段。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游动性、脆弱性，使其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无比的向心力，这种经济上的要求，是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相互斗争、相互撞击、相互滲透与融合的决定性因素。东汉时，“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縻服。”三国曹魏时，“鲜卑酋长曾至魏，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人尝诣并州互市。”（陈灿《中国商业史》）这一时期，中原商人常与边塞外的羌人、匈奴人贸易。
　　西汉以来，山西已与罗马帝国相互问闻，经“丝绸之路”往来贸易，此外，以大同为枢纽，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国际商路已经打通，成了当时东西方联系的另一条纽带，实际上是“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分支。从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可以得到证明。据考古学家考查，当时这条路上已使用了车辆运输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