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明王朝与蒙古诸部落长达二百多年的军事对峙中，大同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其时，时战时和，战时，大同作为前沿重镇，是南北对峙、战马嘶鸣的战场，和时，又因为大同地处交通枢纽，是北方蒙古主入贡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汉族同蒙古族贸易的重要场所，这里曾三次设立马市，每次马市的开设与废置，都直接影响着明与蒙古的战与和。
明王朝建立后，蒙古部族的鞑靼、瓦剌、兀良哈等成为明廷北方最大的边患，数犯塞下，掳掠边民。明朝政府对蒙古各部采取了羁縻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先后封瓦剌部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封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封鞑靼部阿鲁台为和宁王，允许各部与明朝贸易或迁来内地居住。同时明王朝积极加强北方的兵备，屯田练兵，大规模地修缮长城，增筑城堡，“ 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至鸦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史·兵志三边防》卷91） 并在沿边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太原九个军事重镇，大同因“金城汤池”，被列为九边之首，驻有15个卫的兵力，总兵力达到13万，战马五万余匹，故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
　　明成祖在位时期，在兀良哈的首领与明朝关系极为密切，贸易也十分频繁。但鞑靼和瓦剌部却经常在北边纵兵骚扰，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明成祖曾先后五次率兵出塞，打败了本雅失里、阿鲁台和马哈木的蒙古骑兵，使鞑靼、瓦剌两部落受到重创。
　　明初，明王朝国力正盛，对蒙古诸部族进行的是积极防御，主动出击。到明英宗正统时，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国力渐衰。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四路大军南犯，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由不懂军事的宦官王振指挥军队，结果全军覆没，明英宗在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明天顺、成化年间，鞑靼崛起，达延汗统一了大漠南北，传至其孙俺答时，军事实力强大，威慑明廷。这期间，蒙古部落兵强马壮，明王朝则处于消极挨打、疲于奔命之状。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俺答派石天爵来大同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把他捆绑送往京城，谎称是用计擒获的，以骗世宗，世宗大喜，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又将好几十名边臣升官，并将石天爵处死。俺答闻讯非常气愤，六月率军突破大同左卫吴家窑口，掠朔州而南下，又乘夜入雁门关，直达太原、汾州、平阳等处，然后经忻 、崞、代县，复掠大同镇、平鲁卫而回。此次南侵共34天，掠卫三十八州县，掠牛马羊猪二百万头，烧毁房屋八万多间，杀虏男女二十多万，使明之山西居民家园尽毁。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入掠怀柔、顺义、通州，进逼京城，恣肆焚掠畿甸，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三十七年秋俺答带领两万骑兵入犯大同边塞，毁坏边堡七十多处，烽火断绝六个多月。整个嘉靖年间，大同镇被俺答入犯45次，可谓“边无宁日”。
　　明王朝与蒙古部族连续不断的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兵马到处，抢掠一空，大片土地荒芜，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也破坏了蒙汉两族正常的经济关系。经过多年的争战，俺答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但是明王朝对蒙古实行封禁政策，封闭了所有的北方边界，商品贸易断绝，兵器、铁器自不必说，便是日常用品食盐、布帛、粮食也被禁止运出口外。这首先苦了蒙古广大的牧民。正如俺答所说：“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缎布难得，入边作歹，虽常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爨无釜，衣无帛。”（《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卷1第1册）蒙古部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事农耕，不会冶铁、纺织，“锅釜针线之具，繒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因禁铁出关，所司关隘不分内外，一切禁绝，商贩遂绝。（《明孝宗实录》卷178）
由于蒙古草原在经济上与内地有着紧密的依赖关系，也由于明王朝在隆庆、万历时防御力量的加强，蒙古诸部落极力希望与中原地区建立通贡互市关系，明王朝也把通贡和互市作为羁縻控驭蒙古贵族统治者缓和边境关系的一种手段。既然互市“汉鞑两利”，那么通商贸易的马市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大同的马市曾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阶段。
　　第一次马市始于明正统三年（1438），大同巡抚卢睿上书朝廷，“请令军民平价市驮马”（《明史·食货志》卷81）明朝皇帝准许了卢睿的建议，并派懂蒙语的指挥李源到大同作通译官，经理互市事务。
　　互市先由明廷官方对蒙古部落送来的马匹定价，每匹马值金、银、绢、布等各有若干定数，称之为“官市”。剩余的马匹才可以进行民间交易，称之为“民市”。在“民市”里，蒙古人用马、牛、羊、皮毛、马尾等物与商人换取缎、绢、布、针、线、食品等，但禁市兵器、铜铁。（《明史·食货志》卷81）
　　由于明朝对马市屡开屡禁，故而边贸状况时好时坏，正统十四年（1449）“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截其马价，也先大举入侵，遂致土木之变”（《明史·食货志》卷81），后大同马市随之中断。
　　大同第二次开设马市是嘉靖三十年（1551）春，明廷拨白银十万两在大同镇羌堡及宣府新开口堡、延绥、宁夏等地开设马市，准以马易布帛，五月云中马市成，俺答出塞亲临大同，向明廷献贡马九匹，并告诫诸部首领“ 毋饮酒失事，毋予驽马，马必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然后入”。（冯时可《俺答前志》）这次互市，宣大、延、宁共易马一万余匹。但明世宗以天朝自居，对俺答求贡怀有戒心，后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挠，或压低马价，或限制数量，终于第二年下诏罢各边马市。于是，刚刚恢复的马市又告结束。
　　真正大规模地开设马市是在隆庆年间。隆庆四年（1570）俺答孙把汉那吉因婚姻问题，带其部属阿力哥八人逃到平鲁败虎堡要求避难，大同巡抚方逢时认为这是与俺答和好的一个大好机会，便把消息报告到宣大总督府，总督王崇古大喜，说：“此奇货也！”命大同官员好好安置款待，并上书朝廷，奏明其事，请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订盟通货，开放马市。当时，朝议纷纷，但这一主张得到内阁大臣张居正、首辅高拱等全力支持，明穆宗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对俺答实施安抚政策，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妾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其幕下官员依次授封。隆庆五年，（1571）明王朝在大同得胜堡举行授封诏书大典，恢复马市。明廷岁费马价银十万两，抚赏俺答部银二万二千两，俺答岁贡马五百匹，市马一万四千五百匹。
　　此后，明朝先后在大同得胜堡、宣府、张家口等地开设马市。不久，又陆续在大同镇新平、宏赐、守口、助马、宁鲁、保安、杀虎口、云右、迎恩、灭胡堡等地增设10处马市。这次马市的开设，规模宏大，整个大同地区成为蒙汉贸易的主要场所。得胜堡马市为东哨顺义王俺答汗、西哨大成台吉等互市的地方，守口堡为兀慎台吉等互市，新平堡为黄台吉等互市，而得胜堡马市最为繁华。
　　得胜堡座落在大同市东北40公里的长城脚下，紧邻着内蒙古，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修建的一个古城堡，万历三十二年（1604）扩建。得胜堡北二里即是著名的得胜口，是连接口里口外的一处重要关口。得胜堡东约里许，有一座城堡，当地人称市城堡，周长1.5公里，城墙高2.5丈。面积50亩，这个城堡便是当年马市的贸易所在地，故名马市堡。由于往来客商车马太多，这里的的旅店业务生意兴隆。得胜口外有一家北致园店，口内有南致园店，店主叫郝树平，这两个颇具规模的大店是专供蒙汉商人休息的所在。每天车水马龙，赶市的客商当日办不完交易，头天住口里致园店，第二天住口外致园店。市城堡的城门，早上开启，傍晚关闭。届时两店的客商便携带货物进堡内交易。马市一年开设两次，每次三至十五天，闭市后蒙古部落人即出镜，远离互市场。开市期间，蒙古人和明廷各派文武官员带领兵丁总理监督市场事务，蒙古人派三百人驻边外，明廷派五百人驻市场。
　　为活跃市场，王崇古命“广召商贩，听取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明史·王崇古传》卷222）当时互市集上，“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洲绸铺,泽洲帕铺，临清布帛铺，杂货铺，各业交易铺延长四、五里许。”（万历《宣府镇志》卷20）可见其交易的盛况和规模。
明代诗人李杜游览得胜马市后，曾赋诗曰：“吹笛关山落日偎，几年曾此得登台，天王有道边城静，上相先谋马市开。万骑云屯星斗暗，三秋霜冷结旄回。一从舆版归疆索,幕下空余草檄才。”得胜马市的开辟是明王朝与蒙古鞑靼部落，由战争到和平的转折点，从此，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和平贸易的局面深得蒙汉双方各族人民的称颂,这首诗便是最好的注脚。
　　《明实录》记载：“大同得胜堡,隆庆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 ，官市顺义王俺答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黄台吉、摆腰兀慎部马七百二十六匹，价四千二百五十三两，私市马、骡、牛、羊三千，抚赏银五百六十一两。”此后，每年都要举行马市、贸易额逐年增加。大同三堡隆庆五年官易马2096匹，第二年达到4565匹；万历元年即达到7505匹，1575年增至1万匹，1579年猛增至3万匹。而民市的交易额超过官市的几倍。
　　随着马市的开设，蒙古族封建贵族企盼以久的朝贡也恢复了。“朝贡”、“入贡”是蒙古部落与明廷某种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的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特殊形式，“通贡”就是蒙古部落派遣大批使臣，带着马驼、匹货等物去明朝献贡，而明廷则利用赏赐的名义予以钞币、绫绢、衣帽乃至金银首饰、乐器、珍 玩、书籍、纸张、贵重药品等等，而且沿途还设置驿馆，为朝贡的车马，提供秣料、廪给。正统期间，仅大同一地，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供馈费用一年达三十余万两银子。（《明英宗实录》卷136）蒙古每次入贡人数多至二三千，贡马及匹张数以万计。据《明实录》统计，从永乐元年（1403）至隆庆四年（1570）的一百六十年间，入贡800多次，贡使最多时达24114人。贡马驼最高达68396匹，贡各种皮张最多达186332张，每次入贡除限额进京人员外，多数人马留驻在大同。所以,这里经常是“贡使络绎,商队接踵,往来接送及弥住数月。”
　　通过朝贡和互市，蒙古统治者获得大量奢侈品，广大蒙族人民从中原地区换回大量的生产、生活必需品，这不仅促进了畜牧业和狩猎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长城内外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繁荣蒙古地区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明王朝来说,和平贡市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免受战争劳役之苦，“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 ，田野日辟，商贾日通，”（《明史·方逢时传》卷222）而且“开垦屯田，远至边外”“官民城堡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廒 ，禾稼岁登于田野”，（《明神宗实录》卷79）出现了明初以来的从来有过的和平富庶的局面。
明代除官方的通贡互市外，私市的交易也很活跃。
　　私市是明嘉靖以来长城沿线的蒙汉人民自发地进行民间贸易的一种形式。汉族商人常常携带着铁锅，茶叶、绸缎、布帛、盐、粮食等日用品，偷越关防线，换取蒙古人的马匹、牛羊、皮毛和马尾。明朝政府虽然明令取缔私市，屡禁而不止，无奈当时的戍边的军官和士兵也参与其事。军官利用职务之便带货出边，士兵则合伙做生意。一人坐哨,一人化装成老百姓出边做买卖，到明代后期，这种私市越演越烈，甚至发展成为一些较大的团伙，李孟阳、李义等就是当年在长城一线搞长途贩 运 的武装团伙，他们把大批马尾贩运到扬州，牟取暴利。后来，俺答封贡，蒙汉和好，明朝政府也逐渐改变了对私市的敌视态度，随着沿边地区月市、小市的出现，边民、军兵与蒙族牧民的商业贸易便逐渐合法化了。也表明贸易关系已由统治集团发展到蒙汉人民之间。
　　神宗万历九年（1581）俺达汗和三娘子在领地土默特建立了库库和屯城,明朝政府赠名为“归化城”(这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又称三娘子城)。蒙古族、汉族人在这里从事畜牧业、农业、园艺业和手工业生产。归化城在蒙汉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筑成架屋，东西相望”,“良田万顷，连村数百”，成为“耕种市厘、花柳蔬圃”（顾祖禹《谈史方舆纪要》卷44）的塞外江南，当时有人发出“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的感慨。
　　说到蒙汉两族的和睦相处，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三娘子值得书上一笔。公元1582年俺答去世后，其妻三娘子忠顺夫人主持政务长达三十多年，约束诸部,一直与明廷保持着通贡互市的关系。按照蒙古人的风俗，俺答去世后，三娘子下嫁俺答长子 黄台吉；黄台吉去世，她又嫁给黄台吉长子扯力克。她历配三王，史书上记载说他“主兵权，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使长城内外“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民老死不识兵革”。（《明神宗实录》卷500）在我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