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古称参合陉,是中原通往蒙古高原的主要通道。《朔平府志》记载：“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地界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倚为要塞。”
　　从明迄清五百年间，这里一直是内地与塞外连接的纽带，也是著名的商贸中心。杀虎口城建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明万历二年（1575）扩建，两堡一关，连环为一体,南北为五里,东西近三里,两堡（杀虎堡、平集堡，也叫旧堡、新堡）之间东西筑墙，前后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通。北面通往关外有栅子门（即杀虎关，俗称大关）紧连长城的城头堡，大关分前厅、后厅，朝开夕闭。置有千斤大闸上下启动，巍峨肃穆，朝廷在此常设官兵驻守。历史上杀虎口设有八大衙门，守备衙门，都司衙门，协镇衙门，驿传道衙门又叫道台衙门（专管辖蒙古十二台站），户部抽分署，（也叫户部衙门,系清代厘金征收机构），巡检衙门，副将署，监督衙门又称礼部衙门。清代，杀虎口流传的说法是“此地有两家半人家，在公署衙门做事的共称“一家”，经商于蒙古库仑（俗称走营子）的共称“一家”，在绿营兵中从军吃粮的称“半家”，前者家资富豪，地位显贵，其起居习俗多有京中官僚之风。而后者经商于蒙古三大号：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盈利丰厚，每年约有三、五千两白银接投寄于杀虎口，珍贵皮毛、药材、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绿营兵收入远逊于上述两家，故称“半家”。其他从事手工业的店铺、商贩，农业田圃者虽称不上“家”，但也有不少殷实富户，加上当地的关税收入，使杀虎口这一边塞小城富甲一方，闻名遐迩，故历史上流传着“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称。
　　由于杀虎口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的商贸业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客商从四方云集而来。城内店铺林立，钱庄当铺，酒肆茶楼，字号摊点，鳞次栉比。金银、木器、米面作坊应有尽有。以“明义全”、“义全长”、“谦随意”、“长盛生”、“三合义”、“天昌长”等殷实商号为首的大小字号、铺面共三十家。有增胜、同心当当铺两家，银炉四座，药铺四处，酿造业七家，京广杂货号三十余家。此外，点心铺、烧麦铺、肉铺以及小商小贩，铜铁泥木各种匠人，举不胜举。关内的李记银炉，而是专司大关税银的熔锭,熔好加印后直解京中，据说专供后宫嫔妃脂粉费之用。
在商贾旅客川流不息的杀虎口,旅店客栈应运而生，生意兴隆。从朔平府治（今右玉县旧城）到杀虎口，二十多里路几乎连成一片，大小客栈店铺有几十家。晋泰店专门接待大盛魁和新疆的来往客商，万荣店专接前后营、达茂、四子王旗的蒙古族客商。从事旅店业的财源茂盛，他们可代客商提前向关税机构预报核课（俗名报税店），其中也不乏税吏私饱，店主渔利者。
　　杀虎口又是历史上的重要税卡。清顺治年间，在这里设立了杀虎口监督署，专门征收进出口关税。关署下设大关总局和卫队。管辖宁鲁口分局、归化牧税、高庙分局、朔平分局、得胜口分局、新平口分局、西镇川分局、小站分局、西包头分局、河保营分局、东镇川卡、托克托卡、黄甫川卡等地方。清雍正至光绪年间，是杀虎口关税的极盛时期，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清朝未年，年解关税银还有13万两之多。一直到民国初年，西北边口的进出口关税都由杀虎口监督署征收。民国元年，甘云鹏任杀虎口监督七个月中，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两。
在京包铁路未开通以前，杀虎口一直是边塞的繁华之地。当地居民多达三千六百户，最多时达五千户，加上外地商人、作坊工人、官吏、驻军,一度超过五万人。如此人口密集的边城,其商业的繁荣可以想见，我们从他的独特庙会——黄箓会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貌。
　　黄箓会是杀虎口人民的传统庙会，每年七月二十五起会，届时各庙宇都要筹集资金请戏班唱戏助乐。此时正值暖风燻人，瓜果上市的季节，商业贸易异常活跃。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堡内,使本来就人口密集的集镇更显的熙熙嚷嚷,磨肩擦踵。黄箓会的会首节日期间要穿黄衣服，钱庄字号要披黄吃素，上市的瓜果要黄皮黄瓤，艺人听唱曲艺也要含一“黄”字，如《黄鹤楼》、《黄金台》、《黄艳秋》等。说书艺人讲故事也要有“黄”字，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橙秋阳平分日，一曲风骚吹绿黄”等。古时以“黄”为正色表示高贵、吉祥。相传“黄箓会”为康熙皇帝平葛尔丹叛乱得胜回朝时,为欢庆平叛胜利和超度阵亡将士而举行的，地点就在玉皇阁下的真武庙。黄箓会所需费用不须地方筹集，由户部衙门直拨，会前一天，就把会中心的玉皇阁、真武庙内外装璜一新。旗、营、帐、幔、旌、旄、伞,一律用黄绫、黄锻、绵帛、哈喇制成。悬挂的一盏六尺大的九瓣莲花宝灯用黄铜制成，上置九支牛油大蜡烛，昼夜光明，一座三尺高的黄铜八卦团鼎香烟缭绕。届时，八付对子马、八付挠阁、八位僧人、八位道士在锣鼓、佛号声中云集和伞盖旗之下，簇拥着地方长官出东门到混元峰下拜泉取水，并将取回的“圣水”用铜盆供奉大殿上。会期，主持人士朝夕素食以示戒斋。在十天的会期中，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军民人等热闹非凡,一天三开戏，庙会期间，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路过杀虎口的杂耍艺班，都要无偿献艺,魔术、杂技、相属等竞相登台表演。
　　因为杀虎口黄箓会盛况空前，故而影响很大，至今为一些老人们津津乐道、口碑相传。当地老百姓为此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说：曲阜的“水陆会”天下驰名，杀虎口的“黄箓会”名不虚传。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办教育，兴学堂，攻读进取蔚然成风。明清两代，这个边陲小城竟出了七名翰林学士。治学之风颇为时人所重，故而“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被一时传为美谈。直到民国年间，杀虎口还出了26名大学生，还有留学日本的、英国的，有考入黄埔学校的，可谓人才济济、文化荟萃之乡。
　　辛亥革命后，民国创立、衙门废驰，继而平绥铁路修通，向称南北交通要道的杀虎口逐渐失去其昔日的辉煌，关税机构东迁丰镇，不少人失业，商业日渐萧条，其后屡经战乱,地处用兵要隘的杀虎口备受其害，房舍坍塌，庙宇烧毁, 生灵涂炭，老百姓为躲避兵荒大批外迁，人口锐减，繁华的城镇终于变成了荒芜的农村，人口只有二百余户，一代雄关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