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作为中华古都，在历史上曾是秦汉巨邑，三代京华，两朝重镇，至今仍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国省会城市外十三个较大城市之一、中国煤都、国家能源基地等著称于世，享誉中外。大同不但在北魏时为都近百载，在辽、金两朝以及元初称西京二百四十四载，在明朝称代藩二百五十二年，而且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一直是北方锁钥，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鉴于此，称大同为帝王宅京可，皇朝藩屏可，紫宸帝闉亦可。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同皇城气象犹存，古都风彩尚在，大同完全可以和所谓六大古都、八大古都诸兄弟城市争瑜亮，或者说与这些姊妹城市竞尹邢。谓余不信，请看古今事实。

第一，古都气象必须阻山带河，龙蟠虎踞，在古则利于规划郊畿甸服，在今则有强大的城市幅射功能。古人立都，强调岩险周固，衿带易守，得之者强，据之者久，如果地沃野丰，物产殷阜，那就更其理想了。大同之山河形胜，历来被誉为天下之脊，兵家必争之地，从北方而来之少数民族政权，得大同者得天下，失大同者失天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由盛乐迁至平城，是有战略眼光的。当时拓跋鲜卑刚刚击败后燕，占有了河北诸州郡，邺城作为曹魏、石赵、冉魏、慕容（前）燕诸政权的国都，曾经吸引了道武帝的目光，使他思考是否可以把都城建在该地。史载：天兴元年（398）春正月庚子，“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诏郡县赈恤之。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1）然而他最终并没有决定在邺建都，而是在邺置行台，让和跋、贾彝等人去镇守，自己返至平城，并把所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安置到平城，“以充京师。”（2）这就是说下决心在平城建都。这年七月，他就将国都由盛乐迁到了平城。这是为何？诚如高敏先生所分析的，“邺城作为山东、河北地区封建割据性政权的国都，是确有其优越性的。”“只有以山东、河北地区为势力范围的封建割据势力存在，才会产生以邺城为国都的政治需要。”（3）然而道武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战略图谋是统一天下，岂肯只作割据一方的枭雄？这也反证平城决不只是个一般的都市，而是和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一样，只要在其地建都，就可以统驭控制天下的风水宝地。北魏皇朝以平城为都，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至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仅用四十余年就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历时一百三十五年的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历史就是从这里走向杨隋的全国统一，走向李唐的盛世繁荣的。如果我们承认元魏的典章文物制度是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渊源，就应当承认，公元4世纪至5世纪的平城，不但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大都会。唐人张嵩在其《云中古城赋》中说，道武帝“因方山以列榭，按长城以为窟，既云和而星繁，亦丘连而岳突。”其友人吕令问的同名作品也说北魏诸帝“池桑干之水，苑秦城之墙。”正因为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北魏才能“始摧燕而灭复，终服宋而平梁”，“击鲁卫之诸侯，廓秦齐之土宇”，也就是“取威定霸，于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州之内，文宅山川之阳。”（4）古人建都皆划定郊畿甸服，根据《魏书·食货志》，北魏平城京畿，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5），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明代大同府地方和解放后新中国之雁北大同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则指出，元魏平城时期之甸服，东至上谷军都关（居庸关），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6），这一区域，即以大同为中心城市之蒙南晋北冀西北地方。至今这后一区域的经济文化生态，仍有很大的一致性，经济上是农牧混合型，饮食则农畜产品兼融，所用方言大体一致，交流完全没有困难。而所谓走西口，实即西出右玉杀虎口，也就是西出善无参合口。这一区域内中心城市就是大同市，大同市的幅射功能足以带动这一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绰绰有馀。这为下一步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即划小省域、强县扩权、省直管县的思路提供参考，魏都平城有望再现辉煌成为省会城市。

第二，古都气象应当城池完固，峻垣魁闳，而且文物遗存众多，文史脉络贯通古今。根据史书，后魏平城分为宫城、京城、郭城三部分，《南齐书·魏虏传》说得很清楚：“其郭城绕宫城南”（7），有人读绕为去声，即环绕，误，既云环绕，岂能只环绕南面？应当环绕四面才说得通。实际上绕字读上声，意为弯曲，即郭城弯曲在宫城之南，形成一个更大的城。宫城不在郭城中，更不在京城中，而是在它们之北，单独立城，因此又称为平城宫。平城宫有乾元门、中阳门、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门、神虎门、中华门等七个宫门，宫城之南有双阙即象魏，其高约合今29米。宫城之南为郭城，周回三十二里，每面八里。京城则处郭城中部偏南，包在郭城中，东西宽三里，南北长七里，周回二十里。郭城偏北部则为中央政府、司州、代尹、平城县各级官署区。郭城四面各开一门，其名久已失传；京城则开十二门，每面三门，其十二门之名如今亦只知其四，即西面有一延秋门，东面有一广夏门，北面有一顺德门，南面有一阳门，城中九衢四达，即有九个可以通向四面城门的交汇点，城内悉筑为坊，坊开巷通街，大坊往四五百家，小坊则往四五十家。宫城四角都筑角楼，城上有女墙，宫门上有门楼，其上覆琉璃瓦，门楼又称观阁。京城之四角和城门亦同此。门楼内绘有金刚力士壁画，这是由于北魏统治者笃信佛教，欲让佛教神灵协助守城。门洞中则绘有黑龙盘旋，又因北魏统治者自以其皇朝为水德，龙为水神，故绘龙以求护佑并镇伏妖邪。虽汉族士大夫认为当为土德，但终北魏之世，土水二说并存。宫城、城墙的体量，已不可考。但从历代统治者修筑宫城京城，皆取高严以便政，继加壮丽以重威，欲使臣民望阙而思忠荩，临门而生懔畏，则北魏城垣之巍峨高峻可想而知。魏末六镇大起义，鲜于阿胡军和留往平城的鲜卑民众里应外合，攻入宫城，占领平城，“行台元篡奔冀州”（8）。大概宫城就在此次事变中被破坏殆尽，而留往平城未随北魏皇室南迁洛阳的平城鲜卑民众都投入了起义队伍，平城成了废墟，故史书说经过六镇起义后“恒代而北尽为丘墟”。此后东魏、北齐、北周、隋朝，平城元气虽在慢慢恢复，但当然无法复兴到北魏平城时代的水平。唐末李克用父子以大同为根据地设置大同军和大同军节度使，大同才崛起为一方重镇。燕云割辽之后，大同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辽五京之一的西京。《辽史·地理志》说，大同城周二十里，实际上还是元魏京城的周长，只是改为开四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城上设置敌楼、棚橹等各种防御工事并供观瞻。因为是政治军事基地，“非亲王不得主之”（9）。金亦为西京，维持了辽的格局，但在西门外另建宫城，辟宫城之门三，南曰奉天，东曰宣仁，西曰阜城，并设宫苑使进行管理。金初，宗翰（粘罕）任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驻大同，曾设元帅府和西枢密院，宗望（斡离不）为南京路都统、右副元帅，亦设元帅府和东枢密院于燕京，两人权力都很大，称为西朝廷、东朝廷，这时的大同不但是西京陪都，而且作为一个分朝廷，的确风光一时（10）。元设大同路，取消了大同的陪京资格，但除设大同路总管府及其办事机构录事司外，其上级机关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相当于省级政府，也驻大同。据《马可波罗行纪》提供的有关资料，当时称大同为阿黑八里，意为白城，实际上白乃西方之色，阿黑八里仍是西京的意思，人们的印象，它较太原府更为壮丽（11）。明初，大将军徐达增筑大同城，将城之周长由二十里缩为十三里，增高增厚，石础为基，砌墙为砖，城墙高14米，宽约16米，上砌女墙高2米，女墙之上砌砖垛高0．8米，四面城墙共建垛子580对，四面城门为拱形门洞和马道，其上建城门楼，为三层重檐九脊歇山顶。城墙四角建角楼4座，四面建望楼54座，四门之外均有瓮城，瓮城之旁又建月城，瓮城、月城均辟有城门。此后又陆续筑北小城、东小城、南小城，城周分别为6里、5里、5里，这样，明大同府城总长度已接近北魏郭城的总长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考古发掘证实，大同自战国筑城以后，下迄秦汉魏晋北朝，乃至唐辽金元明清，城的中轴线一直未变，也就是城址没有移位，这一点是任何中国古都都无法比拟的。今大同市地上文物古迹众多，仅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3处之多，社会上有传言：地下文物看西安，地面文物看大同。更不用说大同的文脉古今相续，城市从未失去历史的记忆。直到解放后，玄冬门之北仍有两个大土堆，老百姓称为“宫门腿子”，实即北魏双阙的遗物；而城的东南，国民政府为修飞机场，将老百性称为“八圪蛋”的地方推平后，老百姓叹气说：“孝文庙没有了。”所谓孝文庙，其实是北魏明堂，北魏迁洛之后逐渐湮废，唐代曾于其上建孝文帝庙以祀之，后亦崩毁不存，但老百姓口耳相传留在记忆中。诸如此类。要之，大同作为南北朝时期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近百年，成为国都所在地，固然有其时代需要和因缘际会，但当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治经济中心发生转移和更替以后，大同这个曾作为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名都，其地位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充其量不过是下隆为陪都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已，也就是说，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其实是历久不衰的。这与我们熟知的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杭州等名都京邑的情形完全一样。这些城市被列为几大古都，而大同未预，未免有失公允。

第三，名都京邑应具备交通发达、行旋通畅的特点，大同就是这样的四会五达之庄，古今一贯。早在秦汉时期，大同就有东西南北四条国道。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12）秦之驰道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贯通平城，这是因为战国时赵国即在平城设雁门郡，秦因之，而汉初雁门郡治仍在平城，白登之战后，周勃定云中、雁门之郡县，才将雁门郡治移至善无，而以平城为雁门郡东部都尉治所，东汉雁门郡治移往阴馆，以善无为定襄郡治。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第四次出巡，“巡北边，从上郡入”（13），即在巡视秦皇岛一带后，经右北平郡（治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雁门郡（治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城区）、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东北），然后进入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直趋咸阳。始皇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中，崩于沙丘台（今河北巨鹿东南），胡亥、赵高、李斯等封锁消息，将始皇尸体置于辒辌车中，由巨鹿郡、恒山郡越井陉进入太原郡，又由太原郡北上雁门郡，经平城而至云中、九原，由九原过黄河经直道而趋咸阳，始敢布告天下而后发丧。始皇两次出巡，一生一死都经过平城，就是因为平城为雁门郡治从而筑有南通太原、东通代郡、西抵云中的驰道。汉初白登之战，刘邦从平城向南撤退时，将军周勃“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14）正是因为控制了交通大动脉，使汉高祖顺利撤军有了安全，周勃的官职才由一般将军升迁为主管军事的最高级首长。又，始皇视察雁门郡长城亭障，必须北出平城塞（今大同市新荣区得胜口）。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封禅泰山后，“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15）他所走的路线，几乎和泰始皇第四次出巡相同，他也到了平城。此次封禅与巡视，司马迁随行，司马迁在《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一段话中，有“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6）说明皇帝率大臣巡边，是要考察长城的。要考察雁门郡之长城，亦需出平城塞。东汉孝明帝永平十六年（72）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发大军北击匈奴，四道齐发，分别出酒泉塞、居延塞、高阙塞、平城塞，出平城塞之军，由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由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及乌桓、鲜卑共一万一千骑组成，如此庞大的骑兵部队出平城塞，可见平城塞就是一条孔道。北魏时，一方面对秦汉魏晋的大道继续拓展使用，例如从平城越勾注达太原抵河东的并州道，史载皇始元年（396）八月拓跋珪率六军40余万，南出马邑，越勾注陉，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九月到阳曲，登太原西山，命部队包围晋阳城，后燕并州刺史慕容农大惧，弃城夜遁，拓跋珪一举占领晋阳，不久东出井陉。军事规模如此巨大，必然要修通道路才能行军。但并州道自太原前行实际分为三道，一为河西道，即自太原西南行，抵西河郡（治隰县，今山西汾阳）再西行抵离石，北魏设军镇于此，称离石镇。其北即今岚县、兴县一带，当时称居于这一带的山胡为河西胡。文成帝在位时屡幸河西，且修有河西猎道，即此地。自太原南行抵河东郡（治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为河东道，此道更为重要，盖从蒲坂过黄河，当时称为蒲津渡，一过黄河就是通雍岐秦梁诸州即今陕西甘肃的大路。雍州治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岐州治雍县，今陕西凤翔县；秦州治上圭阝，今甘肃天水市；梁州治仇池，今甘肃西和洛谷。因而河东道对于北魏征服和统治今之西北地区具有重大意义。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乙已，车驾（自洛阳）北巡。二月壬戌，次于太原。癸酉，车驾至平城。甲戌，谒永固陵。癸未，行幸云中。辛卯，谒金陵。乙未，车驾南巡。已酉，次离石。丙辰，车驾次平阳，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尧。夏四月庚申，幸龙门，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辛未，行幸长安。丙子，遣侍臣分省县邑，赈赐谷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汉帝诸陵。五月已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17）孝文帝这次行程足可证明并州道之分道河西道和干道河东道的重要性。看来当时更远的西域，即今青海、新疆及迤西之民族国家与平城时期的北魏皇朝往来，主要路径就是此道。自太原东南行抵上党郡（治壶关东南），可以称为上党道，再从上党到达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并由此达盟津黄河桥，即可进入洛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率大军南伐即走此道，到洛阳后决定迁都，停止南伐。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又开辟了不少新的道路，一是从平城至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的定州道。天兴元年（398）攻克后燕国都中山后，除留部队驻守中山、邺城、信都等外，振旅将还，拓跋珪“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高昌店）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18）就是在这次凯旋中，“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平城）。”（19）这条道路因为要穿越恒山，十分艰险，它由望都循滱水（唐河）河谷抵达灵丘（今山西灵丘东固城）、崞山（今浑源麻庄古城洼）两县，又循崞川水（今浑河）西达繁畤（今山西应县东北张家寨村北），因而《魏书·高祖纪》有“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的记载。再循崞川水北上，跨桑干河抵平城。太延二年（436）太武帝又诏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其实即定州道的一段或支道。太和六年（482）孝文帝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是对定州道规模最大的一次整治。魏朝廷对这条道路如此重视，因为它是连接晋北高原与河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不但经济上河北诸州是“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藉河北”（20），而且是军队南下同南朝争夺国土的战略要地。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百官六宫走的就是定州道，“冬十月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壬戌，次于中山之唐湖。己巳，幸信都。十一月丁丑，车驾幸邺。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之，树碑而刊之。己丑，车驾至洛阳。”（21）可见定州道可以东南抵冀州长乐郡（州郡均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又西南抵相州魏郡（州郡均治邺县，今河北临漳）、然后经汲郡（治汲县，今河南新乡市）、河内郡，由盟津大桥渡黄河到洛阳的。定州道还是东抵兖青齐徐各州的必经孔道。由信都东南行，渡过碻磝津，就是济州治所卢县，又名碻磝城。此为南北朝军事要地，东晋太元中谢玄、义熙中刘裕及南朝宋元嘉中北伐，都曾遣兵驻此。北魏皇兴元年（467）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五万骑驻碻磝，讨刘宋东平太守申篡，克之，复攻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下升城、历城，进围东阳，虏沈文秀，走的就是由定州道东下山东半岛的道路。由齐州（今济南市）下兖州（治瑕丘城，今山东兖州市）而南抵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二是平城抵阴山之后，在六镇之间开辟的六镇道。早在秦汉时已经有了由平城西出武州塞而抵云中、盛乐、阴山，北出白道谷，越白道岭即吴公坝，有谷水名白道中溪，出北口，则为广漠，有道可通匈奴漠南龙庭，汉称此道为通塞中路，以别于通匈奴左贤王驻地的上谷出塞路通塞东路和通匈奴右贤王驻地的上郡出塞路通塞西路。苏武出使或返国时曾经通塞中路，故善无（今山西右玉旧右玉镇）城北四十里有苏武庙，一直为地方志书所记载。拓跋鲜卑在占领匈奴故地后，就极其重视阴山南北的交通，定都平城后，有几位帝王每年夏天还要到阴山之北避暑。自皇始中开始设置六镇，对保卫国都平城和云中盛乐陵庙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六镇从西向东，分别是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别有御夷镇，但不在六镇之内。六镇各有防区互相毗连，有自己的镇城，镇下设戍，亦有堡寨。六镇之间因军务往来和物资互通频繁，形成了交通大道。太和十八年秋七月，孝文帝迁都前安抚代北军民，“壬辰，车驾北巡。戊戌，谒金陵。辛丑，幸朔州（治盛乐，朔州与云中郡同治其地）。八月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戊辰，车驾次旋鸿池。庚午，谒永固陵。辛未，还平城宫。”（22）这表明六镇之间确有通逵，可以通行皇帝及其随从的大队人马。三是由平城经今河北省北部通往辽西一带的平州道。这条道路由平城沿桑干河东出河北，抵达燕州广宁郡（治广宇，今河北涿鹿，州郡同治），东南经居庸关入军都城（今北京昌平），复经幽州燕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州郡同治）、渔阳郡（治雍奴，今天津武清），东抵平州辽西郡（治肥如，今河北卢龙县北，州郡同治），复南下北平郡（治新昌，今河北卢龙），直达今河北昌黎碣石山。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冬十月，“将东巡，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四年春“正月乙卯，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庚午，至于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石于海滨。”（23）文成帝走的路就是平州道。四是由平城经君子津（今内蒙清水河县喇麻湾镇）过黄河抵达大夏国都统万城的统万道。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夏国君主赫连勃勃所筑，他自以为将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建为夏国首都。始光三年（426）太武帝初伐夏国，适值黄河结冰，乃从君子津渡河奔袭统万城，至其城掳掠万余家而还。始光四年春太武帝命从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并在君子津上架设河桥。夏四月发兵约十万越过君子津攻击统万城，夏主赫连昌出城被击败，昌奔上邽，统万城被攻破，夏国宗室后宫尽为俘虏，府库珍宝车旗器物都成魏军战利品，文武大臣数千人被擒，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第二年魏军攻上邽，生俘夏主赫连昌。其弟赫连定逃往平凉称帝。不久赫连定遭吐谷浑部袭击，赫连定成俘虏，被献与北魏，夏亡。北魏乃于统万城置统万镇，太和以后又于此置夏州，军政合一。北魏平城时期，赴统万镇和夏州多走君子津路，迁都洛阳后则走由洛阳至长安而达朔方郡到夏州之路。由平城至统万城的道路，为北魏有效统治河套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以上是北魏平城时期大同通往魏国各地的交通状况，可以说，以平城为中心，全国各地无往弗届，各种运输十分繁忙。辽金元明清时，大同的交通状况在北魏基础上又有发展，本文就不拟一一展开叙述了。今日大同更是交通发达。现在，大同市共有国道四条，省道十二条，总里程一千一百五十多公里，干线公路桥梁三百多座，一万三千七百多延长米；高速公路现在我们已有京大、大运、得大三条大动脉。还有一条环城高速。到“十一五”末，我市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五百四十多公里，形成两纵两横一环线的格局。铁路方面，到20世纪末，大同一万四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铁路正线四百五十多公里，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铁路三百多公里，大大高于全国每万平方公里土地不足一百公里的平均水平。大同是全国十四个重要铁路枢纽之一，汇集着京包、同蒲、大秦、大准、京原等干线铁路。大同发往首都北京的列车车次很多，每天约五对，分别从京包、丰沙、大秦几个不同的方向抵达北京。此外还有北京到呼市、北京到二连、北京到包头、北京到银川、北京到嘉峪关、北京到兰州等多趟列车途经大同。大同发往全国各地的列车则有大同至杭州、大同至石家庄、大同至太原、大同至包头、大同至岢岚、大同至张家口等。途经大同的旅客列车，有太原与沈阳北、包头与宁波、包头与西安、包头与汉口、包头与广州、呼市与海拉尔、呼市与通辽、天津与乌海西、朔州与唐山等之间开通的一些轻快和直快。目前从大同乘坐客车可直达张家口、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信阳、武汉、长沙、衡阳、广州、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天津、济南、徐州、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马鞍山、杭州、绍兴、宁波、朔州、太原、侯马、临汾、运城、西安、集宁、二连浩特、呼和浩特、包头、石嘴山、银川、兰州、武威、张掖、嘉峪关、赤峰、通辽、白城、齐齐哈尔、海拉尔等一百多个重要城市，还可直达蒙古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国际城市。航空方面，上世纪以前只有军用机场，21世纪以来新建民用机场，现在进出港航线可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长治，每周共二十二班。

第四，古都气派中应建有坛庙寺观，协皇极而礼仙佛，其文物古迹应和城市的现代生活交融和谐，这一点在大同特别突出。坛庙寺观的建设情况，见于《魏书·礼志》和《释老志》。首先是祭天地神祗的设施。道武帝开国，即于平城南郊、北郊、东郊、西郊，分别筑起了祭祀天、地、日、月的坛兆，《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399）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返。”三年春正月癸亥“有事于北郊”，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天赐二年（405）夏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就都是祭天地日月的记录。（24）《魏书·礼志》说，祭天之坛四面皆有台阶，可登阶而升坛，坛之外围有三重壝埒（围墙），坛之中央上空设天位，南面，以拓跋始祖神元帝配天，西面。五精帝（东方苍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有位置在坛上，第一道矮墙内，四帝各居其方，黄帝在十二地支的未位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各神之位在第二重矮墙内，都在它们自己的方位上。其余从食之神尚有一千多位，都在第三道矮墙内醊食。供跪拜的席子皆用藁秸织成，所供的玉为四圭（方形尖头玉板），所敬的币为束帛（五匹），所宰的牲为黝犊（黑小牛）。供上帝（天）和神元帝各享一犊，五方帝共享一犊，日月等共享一牛。祭毕，在坛南巳地上烧掉牲体。又在北郊设方泽坛兆，形制礼仪同于南郊，祭毕埋玉，因称瘗地于北郊。配地者则为神元窦皇后，五岳名山之位俱设在二道围墙内，四渎大川之位则设于第三道围墙之内。后土和神元后共享玄牡（黑公牛）一头，所供之玉用两圭，所敬之币用束帛，五岳名山等共享一牛。祭毕埋牲体于坛北亥地。此后道武帝将祭天地分别改为冬至和夏至，坚持了六七年。但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是在西郊祭天地，于是又在西郊设方坛，以木人七个置坛上，坛之东侧有两处台阶可供上下，坛之围墙开四门，各依方色东南西北分别称为青门、红门、白门、黑门。规定用于祭祀的牲畜为白犊、黄驹、白羊各一头（只），其木人据说每到新皇即位就增加七个。因此，《南齐书·魏虏传》描写说：“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25）实际还有女巫升坛摇鼓，念诵祝诅，皇帝及皇后、百官跪拜，七位执酒人以酒洒向天之神主，皇帝公卿围坛绕圈，皇帝一周、公卿七周等情节，称为踏坛。第二天还要升坛而祭，皇帝又绕三匝，公卿七匝，称为绕天。这都是萨满教风俗。这个风俗沿续多年。直到太和十二年孝文帝决定规范祭祀天地的礼仪，新筑南郊圆丘和北郊方泽，十三年正式祭祀，又恢复朝日夕月制，于春分、秋分之日，分别于东西郊行礼。太和十八年停止西郊祭天。祭地的另一处重要设施是社宫。道武帝按左祖右社惯例，在宫城之南、双阙之北的西边立社宫，“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此后历九十年风雨，社宫三坛侵蚀颇甚，太和十五年京城改造中，孝文帝将社宫和太庙一并迁于内城中，仍按左祖右社规矩建筑，同年十二月“迁社于内城之西”，即今华严寺基址。北魏迁都，三坛仍在。北齐灭东魏后，按礼制规定应将亡国之社“屋之，使其不受天阳”，北齐比北魏更佞佛，乃在三坛上修建佛殿，使社宫变为寺院，后在战火中被焚。唐又在废坛上盖寺院佛殿，称为华严寺，辽代乃重建，称西京大华严寺。其次是祀祖先的设施。魏初按左祖右社之规，于宫城南双阙北之东侧立太庙，开四门，亦各随方色命名，其中有庙五间，上覆琉璃瓦，其后按左昭右穆规则和迁疏远之祖神位于祧庙的办法执行，献文帝死后已增为七庙。孝文帝迁建太庙于内城之东，一岁五祭，并改大臣代祭为皇帝亲祭。北齐灭魏后，乃将平城魏之太庙改建为义仓，即明清时东大仓基址。北魏时平城有综合性礼制建筑明堂，其功能同于旧制，即祀上帝、祭先祖、朝诸侯、养耆老、育贤才、观星象。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冬十月建成，尚书令李冲负责施工。《水经注》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26）这是一个比东汉洛阳明堂更具综合性的礼制建筑。明堂的遗址已初步发掘，在今柳航里西部。自东汉洛阳明堂以后，武周明堂以前，此为北中国所建唯一的明堂，集明堂、辟雍、灵台为一体，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最后谈一下北魏平城的寺观建筑。魏道武和明元二帝时，释道并重，道武帝曾下诏在京城中修建佛寺，同时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须弥山殿，令僧徒居住。但他同时又好神仙黄老，朝廷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供其薪蒸。明元帝亦好佛法黄老，遵父之业。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令沙门教导民俗。此二帝时有沙门法果，被任命为道人统，统摄僧徒。太武帝即位，起初亦重佛教。太延中平凉州，徙其国人于平城，沙门佛事俱东来，佛教弥增。礼敬沙门惠始，惠始亦多所训导。但太武帝征讨盖吴，在长安某寺中发现沙门有不轨不法行为，加之嵩山道士寇谦之得司徒崔浩引荐大得太武帝信任，崔寇二人大力非毁佛法，太武帝乃下诏灭佛，焚烧经像，坑杀沙门，成为佛教史上“三武之厄”的第一厄。同时尊崇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建道坛于如浑水东，太武帝亲赴道坛，接受天师颁发的符录，表示君权神授，此后成为惯例，新皇即位，都要前去接受符录，成为一种制度。坛之东北又造静轮宫，台榭高广，超出云间，欲令皇帝与天神在顶上会面，因而不可听到人间鸡鸣犬吠。因技术条件和材料难达此要求，后来坍塌。太武帝崩，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以师贤为道人绕。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而颜上足下各有黑子，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又令有司于五级大寺中，铸释迦立像五，像太祖以下五帝，用去赤金二十五万斤。有高僧昙曜在文成复法后被征至京，帝奉以为师，昙曜建议并获批准，在京西武州山凿山开壁，镌建佛像五尊，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首期工程。以后云冈工程仍然继续数十年。文成帝之后献文帝更加信佛，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塔）高达三百余尺，基架博敞，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又构三级石佛图，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还筑鹿野苑石窟寺，与禅僧一起诵经并讨论佛理，他自己也差点变为和尚。孝文帝较其父更其虔信佛教，不但度僧民出家，还讲论佛理，并修建了建明寺、思远寺、觉山寺等，太和十五年秋下诏让道坛迁出京城，移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迁都洛阳之后逐渐演变为今之浑源悬空寺。在皇帝影响下，王公贵族也纷纷建寺，例如冯太后之兄冯熙（字晋国）建五级塔寺，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饰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金光，人称皇舅寺等。总之迁都洛阳前，平城有佛寺近百所，僧民两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民七万七千多人。京邑帝里，多建坛庙寺观，是帝王巩固统治的需要，但由此也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气氛。辽金元时期，大同城中的寺庙很多，有华严寺、善化寺、南堂寺、龙宫寺等巨刹大寺驰名海内，著名高僧大德子春（刘秉忠）、海云、慧明、璧峰等或驻锡或住持大同寺院，大同成为佛教胜地。云冈石窟虽遭战火焚燎，但战争过后很快又有修缮，故基本保存完好。明清和民国时期大同城中坛庙仍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末年大同城尚有寺庙九十余座。现在，大同市正在保护和修复历史文化名城，恢复皇城气象，打造现代雕塑之都以弘扬云冈石窟开创和华严寺等发展了的大同雕塑艺术，大同人民有能力有志气将大同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大同的现代化建设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使这颗北国明珠更基煜耀光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大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综上所述，大同作为秦汉郡邑、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其历史文脉的传承古今是一贯的，既无愧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称谓，亦富有名都京邑的资质，进入中华大古都的行列，笔者认为完全应该。但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大同一直没有被排入全国级的名都京邑行列，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存有某种偏见，认为大同作为北魏京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的首都，文化落后，难以和汉族政权的国都在文化上折冲尊俎。而且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后来正因为羡慕汉文化而迁都洛阳，定鼎伊瀍，似乎正是平城文化落后的证据。这种观点大谬不然。即以洛阳论，其广告宣传的折慢幢是龙门石窟，但龙门石窟的气势能和云冈石窟媲美吗？西汉长乐未央，东汉南宫北宫，历来认为是宫殿建筑的翘楚，但近年考古发掘出来的平城宫宫瓦，不是比两汉魏晋的宫瓦都大吗？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二是历届大同市委和政府的领导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没有掌握宣传大同历史文化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似乎在外地特别是首都的专家学者手中，于是问题又回到了第一种情形。其实说到大同的历史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大同人，其次才是外地的专家学者，“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希望这些个别的专家学者不要对大同的历史文化抱居高临下的态度，而要多考察、多调研，不存偏见，科学判断，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看法更接近对象的真实，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

注：（1）（2）（18）（19）（24）《魏书·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P31、P32、P34、P36

（3）《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2005年版，P25

（4）乾隆《大同府志》，大同市地志办整理重印本，P629

（5）《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P2850

（6）《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三·云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P409

（7）（25）《南齐书·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P985

（8）《魏书·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P244

（9）《辽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P506

（10）《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十四，转引自《辽金西夏史》第四章第三节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71

（11）《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一O五章《涿州大战》注（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P261

（12）《汉书·贾山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五史》，P583

（13）《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9年版，P252

（14）《汉书·周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五史》，P559

（15）《汉书·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五史》，P385

（16）《史记·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P2570

（17）（21）（22）《魏书·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P180、P175、P174

（20）《魏书·常山王遵传附元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P380

（23）《魏书·高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P116

（26）《水经注校证》卷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P13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