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表中“赵”指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罗”指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
    从上述表中统计，我们可以得知，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共有64例，其中穆氏22例（其中冥婚1例），占到总数的34.4%；于氏7例，占10.9%；陆氏6例，占9.4%；贺氏5例，占7.8%；刘氏14例，占21.9%；尉氏8例，占12.5%；嵇氏2例，占3.1%。就数量而言，穆氏排在第一位，其他依次为刘氏、尉氏、于氏、陆氏、贺氏和嵇氏，在勋臣八姓中，没有楼氏与元氏的婚姻事例。
    单从与诸帝的关系而言，献明皇帝娶贺野干女，是为献明皇后贺氏，生太祖；太武焘娶贺氏，生拓跋晃。拓跋珪娶刘眷女，是为宣穆皇后刘氏，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又纳刘奴真妹。宣武帝元恪娶于劲女，是为顺皇后于氏。贺氏、刘氏、于氏这可以算作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的第一层次。
    根据史事，这三者又分为两类；其一，贺氏、刘氏他们与元氏的婚姻均发生在拓跋珪定都平城前或初，这些婚姻的部落色彩比较浓厚，或者说大多的婚姻仍处于非封建政权阶段，说白了，拓跋氏还不是正规意义上的皇帝，那么贺氏、刘氏二氏也不算做严格意义的后族。这一点，在《魏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如献明皇后贺氏，父野干，东部大人。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以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拓跋珪于参合陂北。而其父献明皇帝拓跋寔已在此年春，由于长孙斤谋反，拔刃向御座，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2]这时献明帝拓跋寔根本就没有即过位，贺氏也就不成其为皇后，贺氏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后族。刘氏也类似。其二，于氏与元氏的婚姻多发生于迁都洛阳以后，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作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虽然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而于烈却忠心耿耿，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二是于氏能够审时度势，积极支持迁都及汉化改革，并能世典禁旅，每济艰难，安魏社稷者，多在于氏。于氏自栗磾至于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3]这在迁都洛阳以后的勋臣八姓婚姻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将于氏放在第一集团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的第二层次为元氏与穆氏的舅甥婚姻。元氏与穆氏一门通婚即达22宗。穆氏自穆观始，先后有12人尚公主，其中穆平国一人即尚城阳长和长乐二公主。元氏与穆氏婚姻最显著的特征诚如《元洛神墓志》所言，元、穆“二族姻娅，犹兄若弟，锦繢交辉，轩冕相映。”所有的12例与公主婚姻都是在迁都洛阳以前，这是和鲜卑拓跋部的汉化政策相关联的。
    鲜卑拓跋部在迁洛前，一直是奉行着部落内婚制，随着入主中原，统一北方，需要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参与政府行政管理，因此他们积极向汉族士人学习，并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彻底的汉化运动。这其中婚姻政策的转变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和内容之一。特别是孝文帝，他不仅仅满足于清定族姓，联姻高门，而力图把这种婚姻关系推及到更为广泛的层次。据《魏书?高祖纪上》载孝文帝太和二年（476年）夏五月诏曰: “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太和十七年(493年)，再次重申“凡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这充分说明，北魏以等级婚姻为重要内容的门阀制度，已远不是一般的政治措施，而已成为具有一定法律保证的政治制度。
    孝文帝为了在婚姻上严格士庶等级，更主要是为了通过联姻使胡汉贵族结合起来，他首先纳北方汉士族崔、卢、郑、王、李的女儿为嫔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所贵，……帝亦以其女为夫人。”[4]太和二十年（496年），当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咸阳王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诏曰：“夫婚姻之义，曩叶攸崇；求贤择偶，绵代斯慎。故刚柔著于《易经》，《鹊巢》载于《诗》典，所以重夫妇之道，美尸鸠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后昆者也。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太祖龙飞九五，始稽远则，而拨乱创业，日昃不暇。至于诸王娉合之仪，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贤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后，其风渐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违典滞俗，深用为叹。以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5]六妃之中除穆氏出自“勋臣八姓”外，其余全部出自汉人“四姓”之中。这六个皇弟过去都有妻室，孝文帝要他们把前娶妻室降为妾媵，重新再娉娶汉世家大族女儿为妃。这种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限定，影响着以后帝王，直到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
    我们就以穆氏为例，其与元氏的婚姻高峰是在平城大同，12例尚公主，均在平城，此外，元受拔、元嘉、元嵩也明确是在平城时期，这样算来，明确是在平城的婚例有15例，占全部22例的68%，这样平城后期仅有7例(包括元融1例，而元融亦约略在平城时期，但不是非常明确，故放此)，占32%。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的第三层次为陆氏、尉氏、嵇氏各婚姻。他们与元氏的婚姻无论是从帝室的关系而言，还是从数量而言，都不如前二类，故我们把他们归为一类。
    众所周知，两晋以降，汉族士族讲究的不外是“婚”、“宦”二字。就婚姻而言，讲究门第家世，士庶之别，犹如天壤之隔。门阀化的拓跋贵族也接受了汉族士族的这一婚姻观念，嫁女择婿讲究门第。这样，汉族高门子弟便成为最佳的选择对象了。另一方面，封建化的深入，尤其是孝文帝倡导的说汉话、穿汉服等等，使民族间的心理差距缩小，汉族士人也不再视拓跋部为“夷狄”，愿意和拓跋贵族攀结亲家。从而使元氏与汉族士人的婚姻现象不断增加，到孝文帝和宣武帝时达到高峰。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关系主要反映的是拓跋鲜卑上层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些婚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几乎不一不见有浓郁的政冶色彩。而作为北方士人的代表汉族世族与南方的世族一致，同样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界限，这之前汉族世族婚媾重视门第族望，拒绝与寒门及少数族统治集团联姻。之后，汉化的少数族统治集团加入汉族世族的婚姻圈，并以婚媾为纽带，形成一个稳定的胡汉统治集团，这是北方汉族世族势力鼎盛时期。北魏分裂后，出身寒微的胡汉统治阶层凭借权势进入汉族世族婚姻圈，士庶不婚的界限被突破，身份内婚制开始解体。
    就民族融合而言，我们知道，在勋臣八姓中，唯一不属于鲜卑民族的就是刘氏，刘氏是由独孤氏而来，而独孤氏属于匈奴或匈奴屠各部，在我们所列举的元氏与勋臣八姓的64例婚姻中，刘氏独占14例，占21.9%，达1/5强，这可以说是纯粹的两个民族的融合了；另外，如太武帝拓跋焘母是邺人杜氏，是汉族士人之女，他身上至少有50%的汉人血统；献文帝拓跋弘其母是汉人李氏，他身上也流淌着汉人的血液；孝文帝元宏的母亲是中山人，元宏身上也有着汉人的血液；再如宣武帝元恪，其母高氏应是高丽人，他身上至少有相当成分的朝鲜族血统。这充分说明具有民族融合血液的元氏与同样有可能具有多民族融合血液的勋臣八姓的婚姻，一定是能够促进鲜卑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的，只不过这种融合和迁都后相比较是隐性的和有限的。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勋臣八姓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其中穆氏族子弟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部族子弟，是元氏最固定的婚姻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在主要表现在太和改制前和迁都洛阳前的情形；迁洛后，婚例锐减。就全部的64例婚姻而言，其中70%左右是在迁洛前，迁洛后为30%左右，这表明迁洛后元氏的婚配对象主要以汉族高门大姓了。
    2.在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配对象中，前期以具有浓厚鲜卑部族色彩贺氏、刘氏和穆氏为主，后期则以汉化程度比较高的于氏、陆氏族子弟为主，而这则是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也是与迁洛后元氏的婚配对象发生了变化相联系的，不可否认的是，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也是可以达到民族融合的。
    3.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几乎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正如恩格斯的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6]元氏与勋臣八姓婚配对象的种种变化，也正是拓跋贵族政治利益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婚姻是社会问题，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关系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即通过以婚姻现象的剖析，来认识北魏社会的若干特点。
二、勋臣八姓在大同的史实考略
    勋臣八姓在平城与元氏皇族互为表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北朝四史及大量的北朝墓志中有许多关于勋臣八姓在平城史实的记载。根据相关史料，我们把勋臣八姓在大同的所作所为主要分为四类：
    其一，北都叛乱
    这是勋臣八姓在平城最为有影响且涉及勋臣八姓最多的时期了。孝文帝迁都，是北魏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平城是鲜卑贵族的据点和老根据地。迁都不仅使他们生活不习惯，更主要是使他们离开据点后会丧失很多特权和优势。这可以说是穆泰等人叛乱的根源。
    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二月，穆泰自尚书仆射出任定州刺史。泰不愿迁都，自陈病久，而定州湿热，乞为恒州刺史，恒州即平城所在州。孝文帝同意。于是命原恒州刺史陆叡出任定州刺史。穆泰走马上任，到了恒州，而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泰乃与叡及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
    但叛党不知阳平王元颐是支持孝文帝改革的。元颐表面上答应穆泰等人的要求，把他们稳住，暗中却向孝文帝告密。不从，孝文帝得悉后，乃遣任城王元澄率并、肆二州兵以讨之。
    任城王元澄从洛阳出发，行至雁门。夜晚雁门太守来报，穆泰已带领人马向西往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处。任城王元澄命令部众速进。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李焕到平城后对穆泰的党徒“示以祸福”。这些党徒见此情景，惊骇万分，纷纷脱离穆泰求降。穆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打李焕住地，企图杀死李焕。不克，穆泰单马走出城西，为人擒送。接着元澄也到了平城。他立即穷治党羽。逮捕了陆叡、安乐侯元隆等百余人。然后元澄上表向孝文帝报告事情经过，孝文帝十分高兴。次年二月孝文帝亲自来平城，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7]
    孝文帝宣布对叛党的处理：穆泰及其亲党处死。与其同宗的侍中、中书监穆罴有所牵连，削封为民；穆罴弟穆亮上表自劾。陆叡免受孥戮，赐死狱中，徙其妻子为辽西郡民。[8]
    而于烈在迁都洛阳时，人情恋本，多有异议。孝文帝问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意思是心里很矛盾，一半赞成、一半恋旧。孝文帝曰：“卿既不唱异，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还旧都，以镇代邑。”敕留台庶政，一相参委。即派他回平城主持工作。
    穆泰等人叛乱，“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于）烈一宗，无所染预。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9]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叛乱，勋臣八姓中涉及到四姓，他们是穆氏（泰、罴、亮）、陆氏（陆叡及妻、子）、贺氏（贺头）和于氏。
    其二，平城辅政
    勋臣八姓既是元氏主要的婚配对象，又是元氏特别倚重的股肱大臣，他们功勋卓著，善于征战，勇于参与中央的政治决策，再加上平城是他们的故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平城每一个重大政策的制定和重要事件的实施都与他们有着直接的关联。他们虽然不能说是左右着平城的政治走向，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行为影响着平城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们收集了一些他们在皇位继承方面的操行，以显示他们在平城时期的所作所为。
    1.显祖献文帝弘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等并皆固谏。陆馛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高祖（孝文帝）。[10]
    2. 初，文明太后幽高祖（孝文帝）于别室，将谋黜废，（穆）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11]
    3. 世祖太武帝焘崩，南安王余立，既而为中常侍宗爱等所杀。百僚忧惶，莫知所立。陆丽以高宗文成帝濬世嫡之重，民望所系，乃首建大义，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郎刘尼奉迎高宗于苑中，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矣。[12]
    4.刘尼，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惟尼知状。尼劝爱立高宗。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欲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王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源贺当时与刘尼俱典兵宿卫。仍与南部尚书陆丽共同谋划曰：“宗爱既立南安，还复杀之。今不能奉戴皇孙，以顺民望，社稷危矣。将欲如何？”陆丽曰：“唯有密奉皇孙耳。”于是源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刘尼与陆丽迎高宗于苑中。陆丽抱高宗于马上，入京城。刘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源贺及长孙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13]
    其三，代郡牧守
    勋臣八姓除了在中央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之外，还在平城担任地方牧守，迁洛后更是多任恒州刺史之职，有效地保证了大同地方的军政运行和社会经济发展。
    1. 世祖太武帝焘征蠕蠕，楼伏连留镇京师，进爵为王，加平南大将军。[14]
    2. 楼禀，拜太子宫门大夫，稍迁赵郡太守。更满还京，除冠军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虏将军，平城镇将。迁朔州刺史，仍本将军。入为卫尉少卿。卒，年五十八。赠抚军将军、恒州刺史。[15]
    3. 穆韶，员外散骑侍郎、代郡太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16]
    4. 尉羽，迁洛，……后为征虏将军、恒州刺史。[17]
    5.太和十年（486年）左右复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须立中正，以定选举。然中正之任，必须德望兼资者。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举，必令称允。”尚书陆叡举穆亮为司州大中正。[18]
    6. 于烈长子祚，字万年。太和中，为中散，稍迁恒州别驾。袭父爵。[19]
    7. 诏于忠与吏部尚书元晖、度支尚书元匡、河南尹元苌等推定代方姓族。复授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恒州大中正。[20]
    8. 于烈弟敦除征虏将军、恒州刺史。卒官，赠使持节、平北将军、恒州刺史。[21]
    9. 于敦子昕，转辅国将军、北中郎将、恒州大中正。又迁抚军将军、卫尉卿。出为镇东将军，殷、恒州刺史。[22]
    10. 于敦弟果，严毅直亮，有父兄之风。自中散稍迁光禄大夫，守尚书，赐爵武城子。太和中，历朔、华、并、恒四州刺史。[23]
    11.陆叡，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除使持节、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本将军、恒州刺史，行尚书令。……后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之葬，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寻除都督恒朔二州诸军事，进号征北大将军。[24]
    其四，代京遗迹
    除了上面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所起的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外，勋臣八姓还在平城留下许多历史佳话。
    1. 高祖孝文帝追思穆崇功勋，令著作郎韩显宗与穆真撰定碑文，建于白登山。[25]
    2. 穆翰弟顗，忠谨有材力。曾从世祖太武帝焘田于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获之。世祖叹曰：“《诗》所谓‘有力如虎’，顗乃过之？”[26]
    3. 于栗磾，太祖道武帝珪田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谓栗磾曰：“卿勇干如此，宁能搏之乎？”对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擒获。太祖顾而谢之。[27]
    4.和平六年（465年），高宗文成帝濬崩。先是丽疗疾于代郡温泉，闻讳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车晏驾，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誉，虑有不测之祸。愿少迟回，朝廷宁静，然后奔赴，犹为未晚。”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方臣祸难，不即奔波者！”遂便驰赴。乙浑寻擅朝政，忌而害之。[2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勋臣八姓不但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而且是利益集团重要的成员；
    2. 勋臣八姓在平城时期参与中枢系统的决策和皇位继承时期的决断，甚至力挽狂澜；
    3. 勋臣八姓不仅在平城时期担任当地的地方军政领导，迁都后更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的首先人选，他们为维护地方稳定，保护留代人士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保障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注：本文系山西大同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元魏皇族婚姻研究”之阶段成果。
注释： [1]《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2]《魏书》卷1《序纪》。
[3][20]《魏书》卷31《于栗磾传附忠传》。
[4]《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明帝建武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
[5]《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11]《魏书》卷27《穆崇传附泰传》。
[8][24]《魏书》卷40《陆俟传附叡传》。
[9]《魏书》卷31《于栗磾传附烈传》。
[10] 《魏书》卷40《陆俟传附馛传》。
[12][28]《魏书》卷40《陆俟传附丽传》。
[13]《魏书》卷30《刘尼传》。
[14]《魏书》卷30《楼伏连传》。
[15]《魏书》卷50《楼伏连传附禀传》。
[16]《魏书》卷30《穆崇传附韶传》。
[17]《魏书》卷50《尉元传附羽传》。
[18]《魏书》卷30《穆崇传附亮传》。
[19]《魏书》卷31《于栗磾传附祚传》。
[21]《魏书》卷31《于栗磾传附敦传》。
[22]《魏书》卷31《于栗磾传附昕传》。
[23]《魏书》卷31《于栗磾传附果传》。
[25]《魏书》卷27《穆崇传附真传》。
[26]《魏书》卷27《穆崇传附顗传》。
[27]《魏书》卷31《于栗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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