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因辽制，大同仍为西京，为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金代西京的文化教育在辽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昌盛，达到了自北魏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在文学艺术方面则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金代西京人才辈出，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金代西京科举之盛
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金兵占领西京。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完颜阿骨打死，由其弟完颜晟嗣位，是为太宗，改元天会。太宗为了选取人才来安附新归附的人民，在继位元年，即开科取士。 据李世弼《登科记序》记载：“金天会元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1]金代的首位词赋状元就是西京人刘撝。刘撝字仲谦，号南山翁，本弘州顺圣人，“当辽革命扰攘际，学未尝一日废。天会元年，肇辟科场，公以词赋第一人中选。惟辽以科举为儒学，极致文体庞杂萎苶，视唐五代尤为卑下。公厉精种学，文辞卓然天成，妙绝当世，一扫假贷剽窃，牵合补缀之弊。其后学有如孟宗献、赵枢、张景仁、郑子聃，皆取法也。”[2]刘撝累官安东节度副使、大理寺少卿、石州刺史。他“素爱浑源山水幽胜，买田家焉。”[3]刘撝娶浑源人北京转运使雷思之女，子刘汲、刘渭、孙刘偘、刘似、刘俨，曾孙刘从益、刘从禹皆进士及第，一门进士及第者共四世八人，是金代最负盛名的科举世家，被著名文学家赵秉文誉为“丛桂蟾窟”。刘祁《归潜志》载：“余高祖南山翁，金国初辟进士举，词赋状元也，故为一代词学宗。雅好成就后进，见其文，辄能断其后中第否，当时名士大夫多出门下，学者至今皆师尊之。”[4] ，刘撝因此被尊为“金百年文宗”。
金代西京由科举入仕者很多，确切数目已难以统计，除浑源刘氏外，还有许多进士之家，著名的有：弘州襄阴李安上，尝魁西京进士；子李采，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卒于益都府治中；孙李纯甫，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为金代著名学者，金未文坛盟主。边贯道为丰州人，后迁云中（今大同市），辽未中状元，孙元勋、元恕、元鼎俱有时名，号“三边”。边元鼎资禀疏俊，诗文有高意，为时辈所不及，天德三年（1151年）第进士，供奉翰林，出为邢州幕官；边元勋为天会十年（1132年）进士，终于河间路转运使，二人均为金代著名文学家。浑源人雷发，天会二年（1124）年进士；雷嗣卿，天会十年进士；雷思，皇统二年（1154）进士；雷思弟雷志，贞元二年（1154年）进士，雷思子雷渊，至宁元年（1213年）词赋进士。魏珪，弘州顺圣人，以七赴殿试，贞祐三年（1215年）恩榜赐第；弟魏琦，少攫第；魏璠，贞祐二年（1214）进士。除此之外，金代进士见于史籍的还有：杨浑，浑源人，天会二年进士；乐著，浑源人，天会十年进士；王企，浑源人，皇统二年（1142年）进士；周仁彦，浑源人，天德三年进士；张好古，浑源人，天德三年进士；康元粥，大同人，正隆二年（1157年）进士；何美中，浑源人，大定十年（1170年）进士；高汝砺，应州人，大定十九年（1179）进士；马丙，浑源人，明昌二年（1191）进士；董登戈，应州人，明昌四年（1193年）进士；刘挚，明昌五年进士；张檝，山阴人，明昌五年（1194）状元；康晋候，应州人，明昌五年进士；赵君实，浑源人，承安二年（1197年）进士；曹之谦，应州人，兴定中进士；苏保衡，天成人，正大中进士；李完，马邑人，正大中进士；王元节，弘州人，天德三年进士；王元节弟王元德，亦第进士；田琢，蔚州安定人，明昌进士；杨伯通，弘州人，大定初进士；武都，东胜州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进士；程震，东胜州人，大安元年进士（1209年）；程鼎，程震兄，与俱擢第；程辉，蔚州灵仙人，皇统二年进士；李元忠，武州人，少擢第，南渡为工部尚书；兰光庭，金城人，擢乙科第，仕为工部郎中；王嗣福，应州人；王嗣晖，应州人；安从吉，应州人；曹琪，应州人；王仓，应州人；宋决，应州人；何汝佳，应州人；孟德基，应州人。以上仅是不完全统计，遗漏者当然更多；金代西京科举确实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应州浑源，中进士者甚多，出现了不少进士之家，这种盛况在此后均未有过。
二、金代西京的著名文学家
在璀璨的金代文坛上，西京作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在当时负有盛名，而且其影响延及后 世。今将《中州集》和《归潜志》等书中有诗文保存的影响较大的西京作家略作介绍。
高汝砺（1154—1224)），应州金城（今山西应县）人，字岩夫，大定中进士，章宗朝，为户部尚书。宣宗迁汴，官拜参知政事、尚书右丞、左丞，主管财赋。自平章政事进拜尚书右丞相，封寿国公。“平生嗜读书，南渡之后，机务倥偬，未尝一日废书不观。临终留诗，有‘寄谢东门千树柳，安排青眼送行人’之句， 时年七十一，有旨配享宣宗庙庭。”[5]?
刘祁在《归潜志》中评论说：“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强谏。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寿考康宁，当世莫及。金国以来书生当国者，惟公一人耳。”[6]
张檝，字巨济，山阴（今属山西）人，曾祖张颐，银青荣禄大夫；祖张惠，怀远大将军；父张天白，虢县主簿。张檝为明昌五年（1194）词赋第一人，为西京历史上的第四位状元，曾任应奉翰林文字、国子博士、仕至镇戎州刺史。“为人有蕴藉，善谈论文赋，诗笔截然有律度，时人甚爱重之。”[7]
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西京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8]李纯甫工于散文，“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9]宰相爱其文，荐入翰林学士院，擢为左司都事。他曾连知贡举，注重奖掖后学，接引人才，“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推称，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志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I0]正是由于李纯甫等人的影响，“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傅，为文下笔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往往法效，不作浅弱语。”[11]李纯甫是金末文坛任气尚奇风格的开拓者，黄派的奠基人，与赵秉文同为文坛盟主。当时两人在文坛齐名，时人有“李、赵风流两谪仙”之誉。李纯甫去世后，由雷渊作《墓志》，赵秉文为作《墓表》。赵秉文后来又多次作诗表示哀挽，其《和刘云卿》云：“屏山殁后使人悲，此外交亲我与雷。”《送宋飞卿》云：“瘦李髯雷隔存没，只愁诗垒不成军。”表达了对文坛畏友的怀念。诗中的雷指雷渊。
雷渊（1184—1231），字希颜，别字季默，应州浑源（今属山西）人。父雷思，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有《易解》一书行于世。雷渊姊适刘撝，因此刘祁说：“与余同里闬，且姻家也。”[12]雷渊早年入太学读书，后从李纯甫游，遂知名。至宁元年（1213），中词赋进士，摄遂平县事，“年少气锐，击豪右，发奸伏，一邑大震，称为神明。”[13]改任东平（今属山东）录事，东平为“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外敌为重，自行台皆抚摩之。渊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14]寻迁东阿令，转徐州观察判官。金宣宗兴定末年（1221）召为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捶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l5] 雷渊“为文章诗喜新奇，善结交，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住来。居京师，宾客踵门。”[16]“年十四五，贫无以为资，乃以胄子入国学，便能自树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间，太学诸人莫敢与之齿。渡河后，学益博，文益奇，名益重”[17]他诗学黄庭坚，文学韩愈，诗文构思奇特，洒脱豪放，刚劲雄奇，“号一代不数人”。[18]“尝为文祭高公献臣，其词高古，一时传诵。工于尺牍，辞简而甚文，朋友得之，辄以为珍藏。发书顷刻数十轴，皆得体可爱。”[19]李纯甫和雷渊是金代黄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雷渊子雷膺，仕元至集贤学士，也是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终金之世，西京刘氏和雷氏人材辈出，是享誉全国的文学世家。
边元鼎，字德举，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人，十岁能诗，天德三年（1151）第进士，世宗即位，张太师浩表荐供奉翰林，出为邢州幕官，复坐诬累，遂不复仕进。“德举资禀疏俊，诗文有高意，时辈少及。”[20]
王元节，字子元，西京弘州人，祖王山甫，辽户部侍朗，父王诩，海陵朝左司员外朗。元节幼颖悟， 虽家世贵显而从学甚谨，浑源刘撝爱其才俊，以女妻之，遂传其赋学，登天德三年（1151）词赋进士第。 雅尚气节、不能随时俯仰，故仕不显。及迁密州观察判官，既罢，即逍遥乡里，以诗酒自娱，号曰“遁斋”。年五十余卒，有诗集行于世。弟元德亦第进士，有能名于时，终南京路提刑使。
曹之谦（1194—1264），字益甫，号兑斋，应州（今应县）人，高汝砺外甥，金兴定中与元好问先后登第，同为东曹省掾。机务倥偬、商订文字，未尝少辍。北渡后，寓居平阳（今山西临汾）三十年，与诸生讲学，一以伊洛为宗，众翕然从之。所著古文杂诗三百首，曰《兑斋文集》，元代著名学者王恽序之曰：“先生之作，析理知言，择之精，语之详，浑涵经旨，刊落陈言，当其自得，又抑扬有法，丰约得所，可谓常而知变，粹而不杂者也。”[21]元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辑录了八位金代遗民的诗作，曹之谦为其中之一。光绪《山西通志》称他“文名著于金元间”。
魏璠（1181—1250）字邦彦，号玉峰老人，浑源人。[22]一说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东）人。祖父魏子贞，官至兜答馆酒使。子贞弟子平，世宗时为参知政事、柱国、钜鹿郡开国公，“致治隆平”，[23]为名臣。子贞生允元，改德元，字信之，为魏璠父，仕至甄官署令。金贞祐三年（1215年）魏璠进士及第，补尚书省令史，迁褒信县令。金将武仙军驻五垛山不进，朝庭求能使武仙促其入援者，授魏璠朝列大夫、翰林修撰，到邓州召武仙。到达后武仙已经逃走，部属也多散亡，魏璠招集余众，得数千人。听说武仙率余众保留山，魏璠直至武仙住所宣谕，激使进兵，武仙不听。归来时哀宗已出走归德，魏璠到归德复命，哀宗以璠为归德元帅府经历官。复迁蔡州。金亡后，魏璠无所归，于是北还乡里。魏璠为一代名士，与“一代宗工”元好问交往甚密，俱称名流。[24]蒙古海迷失后三年（1250年），忽必烈居潜邸，闻魏璠名，征至和林，访以当世之务。魏璠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以对，忽必烈嘉纳，后多数被采用。因疾卒于和林，年七十。中统二年（1261），赐谥靖肃。元好问作《玉峰魏丈哀挽》诗：
风驭翩翩渺独征，几人始终复哀荣。只缘大事存遗稿，重为斯文惜主盟。北斗泰山初未减，秋霜烈日凛如生。莫疑知己无从报，直笔君看戮进明。
诗中称他比作“北斗泰山”，文坛“主盟”，可见元好问对其评价之高。《元诗选》存有其诗歌。
魏璠娶刘似女，为刘从益之妹，刘祁和刘郁的姑母。刘氏（1186—1276）文化修养很高，通晓琴书，经史文赋一目成诵，勤俭孝谨。魏初《祖母夫人真赞并序》云：
惟吾祖母，浑源南山刘公之曾、沂水主簿之子、内翰蓬门先生之妹、神川遁士、监察御史之姑氏也。赋性贞顺，勤俭孝谨。其事我祖靖肃，如对大宾客。岁时伏腊，供奉祭享。莱果醯酱，必躬自修荐。诚洁恳到，至老无一毫怠意。经史、文献，一目成诵，且能通其大意，而停蓄涵蕴，若无所知者。是岂世之浅薄粗识姓字而矜以示人者可同日而语哉！至于奴仆米盐，恒煦濡温饱，然亦未尝不谨扃钥，而听其自出入也。族中少相违言，处之以当然之义，不以彼此而有倾向也。年七十，以家事付初，怡心引年，以书、以琴而已。[25]
可见刘氏多才多艺，喜欢琴书，对丈夫一往情深。刘氏富于才情，又享高寿，可谓是大家闺秀，才德双全。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刘氏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刘祁（1203—1250），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人，高祖为南山翁刘撝，曾祖刘濬，仕至安远大将军、饶阳令；祖刘似，恩赐进士及第，累任华州教授，沂水县簿。父刘从益（1183—1226），字云卿，大安元年（1209）进士，调鄯阳丞，长葛簿，陈州防御判官，皆有治绩，表进提举南京路榷货事，拜监察御史。坐与奸相高琪辩曲直，得罪去。久之，起为叶县令。修学讲义，“从善抑恶， 有古良吏之风。”[26]未几被召，百姓诣台乞留，不听，入授应奉翰林文字。“云卿博学强记，于经学有所得，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古诗尤其所长。[27]有《蓬门集》行于世，是金代著名文学家，被文坛盟主赵秉文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其政绩几乎家喻户晓，与雷渊号称“雷刘”。刘祁从八岁起。即随祖、父游宦于南京（今河南开封），被视为奇童。弱冠举进士，延试失意，即闭户读书，务穷远大，一放意于古文，间出古文杂说数篇。“李屏山、赵闲闲、杨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诸公见之曰：‘异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腾誉之。”[28]金末，他被蒙古兵包围于汴京（今开封），后历经艰辛，由河南、山东、河北辗转两千里，回到了故乡浑源。躬耕自给，筑室榜曰“归潜”。他用笔记体裁写了一部十三卷的见闻，取名《归潜志》，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29]元太宗十年（1238），诏试儒士，刘祁就试，魁南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后征南行台粘合南合闻其名，邀至相下，待以宾友，多所赞襄，凡七年而殁，享年四十八。元代史官在研究了有关金朝的史料之后说：“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30]而认为“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31]元好问记述金朝亡国史实的《壬辰杂编》，现已佚，所以《归潜志》的价值就更高了。《归潜志》实际上也是一部文学史料及其评论集，对于研究金代文学史，它的重要性与元好问《中州集》不相上下。在金代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此书是研究金代文学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刘祁尚有《神川遁士集》二十二卷，《处言》四十三篇行于世。刘祁为金末元初文坛领袖，“文名满天下”[32]，在文学、史学和理学方面均有很高成就，《宋元学案》说他“以文与元裕之（好问）齐名，亦见赏于滏水诸公，传其父学，终身不谈佛。”[33]王恽称他“导家学之渊流，会百川而朝东”，将他看作是金元文化的集大成者。刘从益父子三人为后人留下了必传之作，在文学界的地位与宋代三苏相类，为保存古代文献，弘扬道学，振兴金元文风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祁弟刘郁，字文季，别号归愚，元好问在《中州集》中称他“有名于时”中统元年（1260年），肇建中书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监察御史。他能文辞，工书翰，以篆、隶、真、行名家，所著《西使记》，是使臣常德口授而由刘郁笔录的一部旅行记，记录了蒙古宪宗蒙哥九年（1259），常德奉命西行觐见旭烈兀大王于波斯之事，于中亚风土人情，记载详悉，为研究西域古代史与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文献，半个世纪中有三种译本在国际学术界出现，可见其史料价值之重要。
金代西京学者很多，以上所列仅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限于篇幅，未作介绍者中，尚有许多名重一时的人物。
三、西京成为北方文化中心的原因
刘祁在《归潜志》中说：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传《云中三老图》，魏参政子平弘州顺圣人，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程参政辉蔚州人，三公皆执政世宗时，为名臣。又，苏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顺圣人。雷西仲父子，浑源人，李屏山，弘州人，高丞相汝砺，应州人，其余不可胜数，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34]
金代的西京大同，学者名流数不胜数，已经成为我国北方的文化中心，在文学方面，既有浑源刘、雷这样的文学世家，又有刘撝、李纯甫、雷渊、刘从益、曹之谦这样的文坛领袖人物，更有象刘祁这样总结一代文学成就的集大成者，在艺术方面也卓有建树，一直延续到元朝前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有其历史原因：
首先，大同为北魏故都，有历史积蕴，而辽建西京后，再次大力营建，华严宗在辽代最受尊崇，大同 特建华严寺，寺内塑辽代诸帝的石像与铜像，使这座寺院具有辽朝祖庙性质。这种作法，同北魏开凿云岗石窑时，“诏有司为像，便如帝身”，[35]按北魏五个皇帝的形象雕刻佛像有类似之处，足见西京及华严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辽代西京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此外尚有西京学和州学、县学等地方教育机构，因此，辽代西京文化教育便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些文学大家。金初西京设立云中枢密院，与燕京枢密院为“两朝廷”之一，在东朝廷燕京枢密院被取消后，设在西京的西朝廷更成为金国汉地的军政中心。金代辽时，与中原腹地相比，西京地区所受破坏较小，而文化事业则在前代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西京成为科举考试考点之一，文化教育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其次，经济的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辽金时期的西京，农、工、商业一直比较发达，刻书业也有一定的规模。1974年，在应县木塔四层主像中发现了一批辽代文物，其中有雕刻印制精美的《契丹藏》、彩印版画和刻书《蒙求》。书院是我国古代学校的一种，为官府或私人藏书、校书和读书、治学的地方。应州境内的龙首书院是山西历史上创立最早的书院，其创始人为辽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1004）。巍峨的应县木塔，体现了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杰出成就，属于楼阁式建筑，在辽金时期被称为戍楼，虽因地处塞外，不入中原四大名楼之列，但也吸引了不少游人墨客，元好问曾多次到应州，留有《过应州》和《塞上曲》等数首咏应县木塔诗。其《过应州》诗云：
平野风埃接戍楼，边城三月似穷秋。人家土屋才容膝，驿路旃车不断头。随俗未甘尝马湩，敌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烟花绕，此日云山是应州。
诗中明确指出戍楼在应州，开首描写从远处观看，高耸的木塔巍然屹立，三月的塞北春寒料峭，风吹尘起；此地物阜民康，人口繁盛，道路上车流不断，当地人饮马奶、穿皮衣，从京城来到应州，其繁华不亚于京城。《塞上曲》诗云：
平沙细草散牛羊，一簇征人在戍楼。忽见陇头新雁过，一时回首望南州。
牛羊在地上吃草，军人在戍楼上戍守，大雁南飞，秋天已到，诗人不禁南望故乡，一幅盛世祥和的景象。富庶的生活，壮美的风景，既吸引了众多的骚人墨客，也赋予当地人民以钟灵之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
再次，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西京境内有风景秀美的北岳恒山，吸引众多的名士前来瞻仰。如前所述，刘撝即因浑源山水幽胜，而迁家浑源。在恒山主峰西30里处，是海拔2266.8米，比恒山主峰还高二百五十多米的龙山，山西侧有归潜堂遗址，为刘氏故居，刘祁隐居之所。金章宗曾游龙山，并留有《游龙山御制》诗：“嵯峨云影几千重，高出尘寰迥不同。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秋露三更月，虎啸松林万壑风。试拂花笺为觅句，诗成自适任非工。”试题下注：“龙山即石壁寺”。石壁寺即今悬空寺，金代将恒山和龙山统称为龙山，为旅游胜地。元好问有《游龙山》长诗，开首曰：
襄予尉大梁，得交此州雷与刘。
自闻两公跨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风马牛。
老龙面目今日始一见，更信造物工雕锼。
诗中的雷指雷渊，刘指刘从益，浑源雷、刘两家为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世家。刘撝和礼部尚书苏保衡在浑源翠屏山创立的翠屏书院，是金代山西唯一有记载的书院。书院的创建，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文化。大同地处东西南北交通咽喉，西去西夏、西域、印度，东去辽东、高丽，南下中原，北逾大漠，大同为必经之地。位于中原北境的西京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中外文化在此交融，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鲜明特色的新文化。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和女真各族，都在此留下鲜明烙印。使宋被留的宋朝使者，如滕茂实，朱弁等，被囚云中，对当地文化发展也有贡献，特别是朱卉居云、朔凡十六年，金国贵人多遣子弟就学之，今善化寺三圣殿内尚存其所撰《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另如兵败被俘的何宏中，也被囚西京，获释后，著有《成真》、《通理》二集。当时的西京为南北文士汇聚之地，东西文化交汇之所，文学兴盛，也就不足为奇了。诸宫调是金代民间文学的大宗，金代西京一带流传着地方戏“耍孩儿”，源于印度梵文“魔合罗”，意为兜售儿童玩具的叫卖声，适宜于在乡间里弄演唱。其形式有正曲，有插曲，很象诸宫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简化的诸宫调。现存金代诸宫调有《刘知远》和《西厢记》，均以山西为背景。起源于金代的词曲[班设调?耍孩儿]，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戏曲“耍孩儿”，很可能是受当时诸宫调的影响。[36] “耍孩儿”现仍流行于大同市、朔州市以及内蒙古中部地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西厢记》在元以后，日益受到文坛重视，至明胡应麟竟有“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的赞语。在《归潜志》卷十三中，刘祁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诗的审美思想：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飞伯曰：“何以知之？”予曰：“古人歌诗，皆发其所欲言，使人诵之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飞伯以为然。
金、元时期，民歌俗曲流行，对传统诗歌创作形成巨大的冲击，使有志于文学创新的文人们刮目相看。刘祁首先对此作出评论，学者认为“这真是见识非凡的精彩议论，直接启发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37] ，“此见解早于李贽、冯梦龙三四百年”， [38]故十分可贵。金代文学的代表作《西厢记》诸宫调，正是刘祁所说言情动人指作，其创作也受到了流行于西京地区的“耍孩儿”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金吾.《金文最》，卷二十三.
[2][3][28]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 《秋涧集》卷五十八.
[4[[11]刘祁.《归潜志》卷第八.
[5]元好问.《中州集》卷二.
[6]刘祁.《归槽志》卷第六.
[7] [17][27]郭元釪.《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二.
[8][9]《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李纯甫传》.
[10][12][19]刘祁.《归潜志》卷第一.
[13[14][15][16]《金史》卷一百《雷渊传》.
[18]元好向.《希颜基铭》.
[20][21]郭元釪.《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二十二、卷五十五.
[22]脱脱等.《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璠字邦彦，浑源人，贞祐二年进士云。”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79页。（下同）
[23]姚燧.《金故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牧庵集》卷二六，四库全书本。
[24]郝经《陵川集?义士诗序》载：“丁巳春，予入燕，得义士一人焉，曰晋古。跌宕于缙绅间，声名藉甚。故得其为人尤详。初以早失怙恃，著道士服，杖履去家，观览山川，交识名右。王内翰、白枢判、魏靖肃、元遗山，一时名流皆为之先后。”说明魏璠与王若虚、白华、元好问齐名。
[25]魏初.《祖母夫人真赞并序》，《全元文》卷二六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26]《金史》卷一百二十六《刘从益传》.
[29]刘祁.《归涕志序》.
[30]《金史》卷一《世纪》.
[31]《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
[32]曾廉.元书,卷八十九,刘祁传,清宣统三年（1911）屠漪堂刊本.
[33]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一百，光绪五年长沙寄庐重刊本.
[34]刘祁.《归潜志》卷第十.
[35]《魏书?释老志》.
[36]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卷四，214页.
[37]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313页.
[38]钱仲联，傅璇琮，王运熙，章培恒，陈伯海，鲍克怡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753页.
(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