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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居住问题与衣、食、行并重，虽在初民，无不注意，自穴居以至华厦，其间经过进化阶段不同，而所以驱风雨、避寒暑、求安适之心理则同”。在讨论北魏都城的宫室营建的同时，不妨把视角转向民居，看看北魏时期，层次不同的城乡居民是如何解决住宅问题的。
皇族豪宅
鲜卑族是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之后，其自身的演变与分化在所难免。鲜卑贵族变成统治阶级的核心，把持着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并且占有并进而消费着公共资源，因而，皇族的侈靡生活对王朝的存在已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引起了皇帝的关切。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还在平城的孝文帝，就向文武百官征询意见，想解决这个难题。秘书丞李彪上书言：“豪贵之家，奢亻朁过度，第宅车服，宜为之等制。”想从制度表层面上进行制约。但迁都洛阳后，皇族的享受与挥霍更加无度，一部《洛阳伽蓝记》对鲜卑贵族的奢侈生活，进行了一次扫描，使我们对鲜卑贵族的侈靡有了足够的认识。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是一位充满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仅是北魏王朝的一位小官吏（抚军府司马），在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来到洛阳时，“只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垆……”他，由此切入历史，无情地揭示了北魏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结局。
鲜卑贵族在洛阳京城占据了最好的地域，而且建造了最好的房子。其中，河间王元琛的宅第最为豪华。元琛何许人也？魏书卷二十有传，传云：“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恁侍内外，多所受纳，贪婪之极”。既是皇族，亦是帝亲，有恃无恐，贪奢无比。他造的文柏堂，形似皇宫的徽音殿。日用器具中，金瓶银瓮百余口，还拥有伎女三百人，尽皆国色。他在秦州，毫无政绩，但可派人去西域买名马，马槽是银制的，锁环是金铸的。晋朝有个石崇，此人财产丰积，室宇宏丽，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究水陆之珍，有以腊代薪之传，演绎了与王恺斗富的闹剧。元琛对这样一个前朝富豪是不服气的。他常常对人说：“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用野鸡头上的毛和孤腋下的皮做成的衣裳），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他对另一个贪官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融对他的霸气因妒而病，竟三日不起，他对前来探病的江阳王元继说，原来以为只有高阳王元雍的财宝比我多，谁知这个河间王还比他多！高阳王元雍在北魏堪称“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童仆六千，妓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九）。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真是为历史而写作，他为北魏王朝吹响 了灭亡的号角。当今天仍有比富夸富的闹剧在重新上演（比如黄金宴、人奶宴、女体宴等），真不知该不该对这位小官的睿智喝采，他的话怎么管用了一千五百多年？
牧民账篷
与鲜卑贵族相比，普通牧民的生活并无多少改变。北魏建国后，仍建有四大牧场，其一为代郡牧场；其二为漠南牧场；其三为河西牧场；其四为河阳牧场。漠南牧场之大令人咋舌，东西长达三千余里；而代郡牧场亦有小半个省大。除了上述皇家牧场之外，还有鲜卑贵族的私人牧场，小的方圆几十里，较大的上百里。在牧场从事放牧活动的，不管是鲜卑牧民，还是从北凉等地掠来的其他少数民族牧民，几乎都过着较为传统的生活，行则乘马，居则穹庐，肉奶为食，毛毳为衣。由于他们逐水草而牧，不能不使用拆装方便的帐篷。《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记载了当时鲜卑牧民使用的一种大型毡帐，叫百子帐，这种毡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园，下容百人坐”，谓之“百子帐”。除了“百子帐”外，还有较小的帐子，可住一户牧民。但设计再精巧的帐篷都不如普通民宅住得舒适。何况，大多数情况下，帐蓬破烂，遮风避雨都成问题。
还有部分鲜卑人，或自愿或被强迫进入农耕地区，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建国初期，拓跋珪下令“离散诸部，分土而居，不听迁徙，其郡长大人，皆同编户”，也就是令其他部族成员成建制地由牧民“转”为农民。他们居住环境与居住条件由此显著改善，但生产方式的改变却令他们一时难以适应。
百姓房舍
汉族普通百姓的房舍，大多采用木构架结构，墙壁为夯制的土墙，屋顶或呈悬山式或为平顶。房屋多围以院落，另设杂房与厕所。百姓的房舍尽管受到里坊结构的限制，但在建筑群的空间关系，却又是有机的整体，呈现统一、连贯、均衡的特点，从技术层面看，木构建筑技术，由于自身的优点，一直沿续了几千年。
并非所有的百姓都住得起木结构房屋。由于长期遭受兵乱，大多数地方土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特别是黄土高原一带，旷土甚多，居民稀少，大多数居民无力盖房，于是，选择崖壁，凿土成窑，曲木为牍，过着十分简陋的生活。这种型制叫做土结构。在不能挖窑的平原地区，穷人的住房纯为草、木（条）等材料搭建，敷衍成屋，难避风雨。有一种简陋房子是用成捆谷草围拢而成，屋顶同样覆以谷草（或稻草、高梁杆）——叫做蜗牛庐。这种型制叫做草结构。有如我们在打谷场上看到的临时草房。
“茅屋”这种形态的房子，分布范围较广，尤为江淮一带“梅雨”较多的地区。唐代诗人杜甫以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宣示了追求社会公平的的美好愿望：“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说明茅草被中国百姓利用覆盖屋顶也是居室文化中一种无奈的选择，既有来龙，亦有去脉。
除了百姓，亦有一些官员可以清贫自守，甘居茅屋。北魏名臣高允，所居之处“惟草房数间”。生活最苦的还属移民，特别是河西移民，新迁之地与河西相较，并不存在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再加上人地两生，气侯寒冷，更加剧了他们的心理拒斥，总盼着有朝一日返回故土，因此，他们并无营建新家园的热情与财力，居室建造上更加简陋。
北魏民居的特点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但殿宇已无遗存，“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梁先生列举了云冈石窑浮雕佛龛及兽形斗拱等图样，也由此看出，北魏的房屋建筑是承继了以木构架为主的传统模式发展而来的。它的特点是易于施工，易于扩建、改建和重建，适应平原、山地和各种复杂地形营造。建筑材料如土、木、砖、石、竹、草都可以从本地取得，因而节约成本，缩短工期，很适合分散的农家营建。由于做梁柱的树木比较粗大，树龄需要二三十年，因此，价也贵。作椽子的树龄一般只需五年左右，价格也较便宜。
木构架的房屋特点是墙不承重，其全部承重功能，都由梁柱承担，力学原理和技术组合体现于结构之中，而结构则全部裸露在外，因而，功能与审美合二为一。墙体起间隔、围护、保温作用。木构架承托的方式以抬梁式为主，抬梁式构架是用两根立柱支承大梁，梁上又立短柱承次梁，层叠至最上一梁，即脊梁。檩条安于梁的两端，构成两坡房屋的空间构架。为了防雨，屋檐要挑出一定的宽度。为了支撑屋檐的重量，就设计成斗拱，来承托梁头与出檐。斗拱由若干个方形的斗与弓形的拱层叠装配而成，具有承重功能与装饰功能，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征。东汉时已使用成组斗拱，到了北魏，大挑檐已在平城宫的营建中普遍使用，这亦可以从云冈石窟的雕塑中得到印证。其层数愈多，标志着建筑物的级别愈高。
木构架上面是屋顶。北魏在屋顶营造方面也显示出传统的特色。由于地域广大，民族多样，以及长久形成的习惯，北魏统治者并未采取限制性措施，允许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因而出现了圆顶、囤顶、平顶、坡顶、盔形顶、四角攒尖顶等多种样式。顶部的结构亦有硬山、悬山、歇山、庑殿四种基本形式，在宫室建设中，纯熟地应用重檐、抱厦、龟头殿等各种各样复杂的形式。宫门亦“稍覆以为屋”，庑殿式屋顶一般都铺“琉璃瓦”,脊两端有正吻，垂脊部装莲座，上饰垂兽。垂脊端部饰走兽、仙人。这样的技术及结构，充分体现在北魏平城宫室建设中，它并非像一些有成见的史家评价的那样，还是比较讲究的，而且契合了北魏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北魏建筑的传统特点
北魏入主中原后，虽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许多习俗，但它的建筑形式及艺术特点，却凝结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首先，北魏重视宫室建设，并把宫室营建放在首位。在建国之后，虽然在太社、太庙的营建上，不论规模或是气派，都已经与称“代”时有所不同，可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与宫殿营建相比，更为垂青专供君主治事居住的场所。而这一传统由来已久，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房子”，到秦代的阿房宫，一直到汉魏的宫廷，都遵循建立政治中心的原则，宗教及神庙建筑必然受到制约，以宗庙来说，不再与宫室建于一处，实行宫庙分离；以佛教寺庙营建来说，寺庙规模绝不允许超越宫室，而且从形制上大都以中国木构结构为蓝本设计而成。因此，即使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那样的建筑也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也不表现超人的力量。北魏的寺院建筑是接近世俗的，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与陶冶。但宫室建筑，它通过建筑群体平面地展开，“宜遵远度，式兹宫宇”（《魏书·李冲传》），在琼楼玉宇、雕梁画栋之间，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它甚至通过建筑与自然环境互相借景，进一步使建筑美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起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宫室与宗庙分离，不是起于北魏，但它毫不犹豫地从建国伊始，就将祖庙建于宫城之外，可见，北魏建筑的设计理念，包涵着秦汉以来形成的人、神分置原则，把“人”置于首位。而鹿苑的粗犷的园林设计则体现了老庄哲学中的审美原则，为“人”的狩猎活动提供方便。
其次，注重群体优势。奇如果以宫廷的单个建筑来看，也许更不雄伟，将其平面铺开，形成一个完美的组合，就显得布局严谨，逶迤交错，气势雄浑。院落式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的精华，它的含而不露的美学追求，往往在层层展开的瞬间，在时空闪现中呈现它的韵律之美。
再次，北魏的建筑仍重礼教与风水。以北魏宫室为例如同秦汉宫室那样，其建筑思想深受《易经》中阴阳思想的影响，讲究辨方正位、前卑后高、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等级有序。注重平稳和谐与形神皆备，往往是以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在严格对称中希求变化，在多种变化中又保持风格的统一，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建房时，讲风水，图吉利。有收分的高大台榭，配以庄重的大屋顶；两阙飞檐，尤显出结构稳定、协调。事实上，只有通过这些单位建筑组成错落有致的群体，才更显得雄伟壮观。北魏宫城占据了汉平城，并且还进行了扩张，但是不管如何布局，平城宫总显出它的和谐统一的建筑式样。它虽然荡然无存，但现存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其文化与伦理价值的恰如其分的表达。
最后，北魏建筑注重雕塑的美，而且开始注重装饰的美。在一些学者看来，北魏的建筑是比较粗陋的。特别是平城时期更是如此。这是由于出身于游牧民族的帝王们在头脑中同样存有“卑宫菲食”的观念，从来都是强调功能。同时，建国初期的财力状况也不允许他们追求华贵，因而在平城宫的建设中，有的宫室仅用几个月时间便建成。但这种状况到云冈石窟开凿时期已大有改变，用了六十余年完成的绝代佳作，它的美不仅表现在外部造型，也表现在内部空间，说明北魏中期的建筑已特别注意装饰美了。在平城宫的遗址中发现的琉璃瓦残段，也同样说明，这种在汉代仅仅作为贵重装饰品的琉璃，到了北魏，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用于屋顶装饰，而且琉璃的种类、色调也增多，已由单一的黄绿色，发展到乳白、草绿、孔雀蓝等多种颜色，琉璃制品表面的谷纹、云纹、去涡纹等装饰图案也变得更加精致与流畅。《南齐书·魏虏传》称：“自佛狸至万民，世增雕饰”。迁都洛阳后，琉璃瓦、汉白玉和油漆彩画广泛用于宫室建筑，使建筑绚丽多彩，金碧辉煌。
北魏在建筑中，敢于应用新材料
我们在上节中提到了玻璃瓦，这种瓦原先并非产于内地，是拓跋焘把制造琉璃的匠人引到京师，建场造瓦，《魏书·西域传·大月氏》中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其光泽乃美于西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这段记载说明拓跋焘从公元四世纪开始把琉璃制品当作功能和艺术的统一体应用于建筑上，开了琉璃用于建筑的先河，从此琉璃以它的色泽和良好的防水性能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四世纪后，北魏都城平城新建的宫室，大量地使用琉璃瓦体，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创新之举。《春渚纪闻》记载，“相州，魏武帝故都，所建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之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干耳，”这种方法何其烦琐。而北魏把琉璃应用于屋顶，不仅解决了防雨问题，也增加了美观。尽管当时琉璃瓦还只限于皇室建筑上，但琉璃的使用范围，已超出了仅能做装饰品和明器的范畴。由于琉璃的技术的公开，琉璃窑也越来越多，琉璃作品从名贵的侈奢品变为一种普通的建筑材料了。正如《魏书》所说：“由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了。
北魏建筑，体现了“君临天下”的观念
北魏逝去近1500年了，但这个只有半壁江山的少数民族政权，留给今天的，还有云冈石窟及龙门石窟两座世界文化遗产，这叫我们不由得心存感激。
我们在评价一个朝代的建筑时，离不开这个朝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北魏刚刚步入农耕地区，而且经历了长期战乱，它的经济刚刚在恢复，其税赋收入一大部分还得用于征战或备战，一部分得用于宫廷营造及佛教设施的营造，可见其用度何等窘迫。但北魏的鲜卑决策者们，并未囿于游牧民族的眼界，而是依照历朝历代的传统不遗余力地建设自己的统治中心——平城，其中自有深厚的汉文化积淀。
自奴隶时代起，中国统治者那种君临一切的自我意识就非常强烈，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描述，封建统治者自称为“天子”，这种至尊的威权需要一种象征、一种载体，而最好的载体莫过于建筑了，首当其要的是他们的宫殿和陵墓。恰恰是这种君临一切的观念，使它可以目空一切：与最宏大的宫殿相对应的是百姓的住宅，它们是那样的简陋、矮小与灰暗——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鲜明衬托出皇权的无边与霸气。
在北魏京城里坊式布局中，我们还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墙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墙也是封建统治者加于百姓的一种暗示。房外有院墙、院外有坊墙、坊外有城墙，往外走，还有边墙。中国墙之多可以说世界之最。里坊式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代代都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长久以往会造成消息闭塞、眼界狭小，交往会变得困难，而只能安分自守，苟且偷生。恰恰是这种心境反而是统治者所希望的，他们可以轻易而稳固地实施自己的统治。
里坊式布局并非北魏的发明，但北魏延续了这一传统，这也证明了北魏统治者一种思维惯性：他们无法摆脱历史对他们的冲击与影响。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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