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古都文明的符号与色彩
 


(张 丽)

    琉璃像瓷器一样是中国的特产,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的装饰材料,釉陶中的一颗明珠,因其釉层稠厚光辉,而不易雨水侵蚀,故在建筑装饰中经久不衰。色彩斑斓的琉璃构件,或是装饰在富丽堂皇的皇家庭园、或是装饰在庄严肃穆的庙堂宫殿,无不显示其质地坚固、色彩艳丽和经久耐用的独特品质和高贵品格。它是中国古都文明的符号与色彩,也是世界建筑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它不仅使古代建筑金碧辉煌,而且让现代建筑超凡脱俗,蕴含了东方艺术的格调美。
    在我国古代,琉璃被称作“璧流离”、“吠硫璃”,后来简称“流离”或“硫璃”、“琉璃”。 《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珀、璧流离。”早期的琉璃,一般多来自自然矿物,经琢磨而成璧、珌等,被视为珍贵如玉的饰物,严格地说其近似于现代的料器之类。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的琉璃工艺得以迅速发展和渐趋成熟,《魏书·大月氏传》中记载:“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此后,“瑠璃”工艺逐渐普及产量迅速提高,而且国产品比进口品毫不逊色。这里的“瑠璃”所指实为玻璃,古人常把料器、玻璃、琉璃三者混为一谈。中国的琉璃工艺出现在西汉晚期,它是土陶制品不断向前发展的驱使下,结合我国炼丹术对物质变化及色相研究而产生的,一种胎质为普通陶土、表面用铅为助熔剂,以含铁、铜、锰、钴为着色剂,配以石英制成的低温釉陶。一般是在1200℃左右高温下“素烧”,使坯体坚硬定型后,再将上好釉的烧件装窑进行低温煅烧,装饰花纹采用粗犷的雕、镂、印、贴方法,色调明快爽朗,早期釉色呈黄、绿或黄褐色。元代开始以瓷土为胎,釉色以黄、绿、蓝为主,兼具酱、紫、黑、白、赭、褐黄、孔雀蓝诸色。
    北魏平城乃国际化的大都会,经济发达昌盛,文化交流频繁。鲜卑人在民族大融和的氛围中,积极汲取中原文化的先进因素,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他们也都按照汉族的城市规划、结构体系和建筑形象来修建都城和宫殿。公元五世纪中叶,北魏最早将琉璃用于宫殿建筑装饰,其后琉璃被广泛地用于历代建筑。鲜卑拓跋氏在平城建都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了一系列的都城建设,宫殿苑园,楼台观堂等重大工程就不下百处,它们见证了北魏国都的世纪繁荣与兴旺。文献中,《太平御览》引《郡国志》载:“朔方之平城,后魏穆帝治也。太极殿琉璃台尾,类似琉璃为之。”《魏书》云,太武帝筑有五色琉璃行殿。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方山永固陵——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之陵园发现有褐色和绿色的琉璃瓦砾,据当地的老百姓反映在陵园的西南还有烧造琉璃的窑址存在。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曰:后魏建有十寺,辽金均重修十寺。考古资料证实:1938-1940年由日本人水野清一等人主持发掘的云冈第8窟、第9-13窟前和昙曜五窟窟前,发现辽代和北魏文化层中包含有建筑遗物、在西部窟群顶部和东部山顶发现有北魏建筑遗迹、在龙王庙沟发掘了一处辽代的建筑遗址。1992-1993年云冈“八五工程”中,从第1-20窟窟前地面硬化工程考古发掘中,“昙曜五窟前和第9、10窟前发现了两组与壁面上的大梁孔相对应的北魏建筑遗迹,有地面上排列整齐的柱穴和含丰富北魏磨光瓦片的烧土层,……昙曜五窟前辽金时期的部分铺地砖、含辽金时期建筑瓦砾的文化层”“昙曜五窟前、第9至13窟前两组辽金时期建筑遗迹,……以及石窟外壁上的小型方孔大部分为辽金时期建筑遗构,……第9、10窟前发现了当时显然属于窟檐建筑室内地面上的五个团形莲花图案和一些龟背形图案的雕刻纹”(曹臣明:《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及其意义》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冈十寺的修建极有可能皆因昙曜五窟开凿后不久,其中之第20窟窟檐与立壁由于风化而出现坍塌,所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性措施。事实证明历史上从北魏、辽金、清代确实均在窟前建有窟檐建筑,犹如今天所见的云冈石窟第5、6窟前窟檐——清顺治八年(1651年)由宣大总督佟养量主持修复,其黄绿蓝三彩琉璃瓦顶在石窟那浅灰色调的映衬下格外地醒目。其次,在云冈石窟西部窟群的防水工程中,于北魏地层中发现建筑琉璃遗存,筒、板瓦构件的釉色与同时期出土的釉陶俑一样发褐色或绿色并有反铅现象。北魏佛风极盛,云冈石窟为浩大的皇家工程,可想而知十寺的修建又会何等的灿烂辉煌。另外,在北魏墓葬中发掘出土的一件件釉陶壶和几百件制作精美的釉陶俑,均以证明1600年前的北魏,琉璃的生产数量与生产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遂后,隋、唐、五代建筑琉璃逐渐增多,到宋代琉璃制品已广泛用于高级别的大型建筑,并形成规制。元明以后,我国琉璃产地更是星罗棋布,明代达到了顶峰。
    山西琉璃甲天下,陈万里先生谈及山西琉璃说,它起始于山西,盛行于山西,而向外流传到各处烧造的,又是山西一个系统。伴随元代山西建筑琉璃业的鼎盛发达,山西的琉璃匠师也走出故土遍布在全国各地世代相传,技艺日臻精湛,所以才有迄今琉璃作品十分丰富的遗存。著名的元大都、明清北京故宫及沈阳故宫与皇家陵庙的建筑琉璃,皆出自山西名匠赵氏家族。至今,在琉璃的故里仍有山西河津地区世袭传人吕氏,包括当年的大同古店砖厂和怀仁的吴家窑等都是令人称道的窑场。山西的大部分地区矿产资源得天独厚,为琉璃的主要产地。烧制窑址多集中在阳城、汾阳、平遥、汶水和晋北的大同地区。因此,保存至今的建筑琉璃名品70%在山西境内,而且最早的在宋、辽、金时期,大同周边遗存尤多,鸿篇巨制,代有佳作。代表建筑有大同辽、金两代西京的大华严寺和善化寺大殿琉璃鸱吻、朔县金代崇福寺弥陀殿高3.2米,宽2.95米的琉璃鸱吻及顶部四周三彩琉璃剪边、元代关帝庙大殿及关帝庙大戏台、浑源永安寺大殿琉璃饰品。
    大同华严寺琉璃鸱吻,一对矗立于薄伽教藏殿,高3.3米,九品合成,金代构件。另一对矗立于毗邻的大雄宝殿,北吻高4.5米,宽2.8米,八品合成,金代原物;南吻高4.55米,2.76米,二十五品合成,釉泽艳丽,系明代仿制。琉璃鸱吻因巨型高大不便烧制和运输,所以由若干块组装成型,类似榫卯结构。华严寺大殿顶端的鸱吻凌空高耸,吞脊露齿、双目圆睁,鱼尾前曲分叉,翘起在龙首之上,以及前后二面遍饰鳞纹的造型,与唐代西安的大雁塔雕刻和日本奈良期唐招提寺鸱尾相类似,而又殊之,为唐宋间式样变迁的重要物证。华严寺大殿高低错落,两对鸱吻釉呈黄、绿,在阳光的照耀下韵致别具。“鸱吻”,其形似龙,是我国古代宫殿和寺观等许多建筑正脊两端的一个建筑构件,质地有陶也有琉璃,它是重要建筑的一个标志。“鸱吻”,最初称作“鸱尾”,传说:海中有一种叫“鸱”的大鱼,它的尾部击打海面可以形成大雨。于是,人们为了避免火灾,就把脊两端做成鱼尾状,鱼尾向正脊中央卷曲,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唐代。其后又出现了“鸱吻”,即鸱尾与正脊相连接处变成兽头张口吞脊形式,上端为一粗短的尾巴,例如山西崇福寺弥陀殿的金代鸱吻、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大雄宝殿的琉璃鸱吻,其外形似鸱尾,表面饰一条蟠曲上弯的龙,其与西夏王陵西碑亭遗址出土的绿釉鸱吻基本一致,而且较之更为庞大。元代以后多见这种形式,称为“大吻”或“吻兽”。在民间传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鸱吻,平生好吞,是如殿脊兽头的形像。总之,将它置于大殿脊端取其避火驱凶的文化内涵。宋、辽、西夏同期共存,三者之间既持续发生战争又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大大促进了我国北方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辽和西夏王朝都各自建立了独特的文字与文化。
    大同是国家颁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赵武灵王开疆建制以来,继北魏建都、辽金列为陪都,明朝朱桂建代王府,古城大同三代京华,历代繁荣。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鼎应天府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先后将他的25个皇子封藩到全国各地,各自把守一方。第13皇子朱桂,洪武24年(1391年)改封为代王,成为九塞王之一,次年,18岁的朱桂来到了九边重镇之首的大同。代府专为朱桂而建,亭台楼榭,金碧辉煌,大同城赛如京城颇具皇城风范,众多的琉璃龙壁使大同享有“龙壁之城”的美誉,明代琉璃又给予古都大同浓妆重彩。代王府前的九龙壁不仅是本地区最具魅力之作,而且可与北京故宫九龙壁,(壁长29.4米,高3.5米,厚0.45米。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北海九龙壁,(壁长27米,壁高6.5米,厚1.2米,建于乾隆二十一年)相媲美,而体积远比北海九龙壁高大,建筑年代也早360多年,雄居龙壁之最,它们同为我国古代城市雕塑的典范。
    在大同城较完好的大型龙壁,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和九龙壁计10余座。其中,一龙壁10座,三龙壁1座,五龙壁3座,九龙壁1座。它们分别建于王公府邸、寺观与文庙门前,一是在视线和声音上起到屏障院落的作用,二是用来烘托整个建筑群的华贵、威严和神圣的气概。龙壁也是影壁的一种,门内为“隐”、门外为“避”,因此,又称影墙、或照壁。远古时代,从华夏子民以龙图腾为崇拜物开始,龙在我国文明史中,从神龙逐渐演化成了皇权的象征。形态也从爬龙、走龙发展到飞天之龙。中国人以一种意念还赋予了它生命和表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的神奇、勇猛与力量,是中华民族文化独有的标志。大同龙壁在展示自身魅力的同时,更多的是让人感受大同独特的龙壁文化。
    大同龙壁从建筑材质上看,有砖雕和琉璃两种。兴国寺一龙壁有四座。龙壁以山门为中心,座西朝东。第一组两座,以3米见方呈八字墙形式。第二组,在八字墙的南北两侧又以30度角斜砌两座,均长方形。壁长4.5米、高3米。龙壁为出檐式砖墙,中心镶嵌黄色琉璃团龙,系明代遗物,现已无存。
    大同县文庙一龙壁共四座。龙壁以两座为一组,呈八字墙式分立于庙门两侧。壁长2米,高2.3米。壁体砖砌,顶部出檐。壁面四个对角镶有绿色琉璃祥云图案,中心镶嵌黄色琉璃团龙。第二组,壁长3.15米,高2.3米,以30度角分别斜砌于第一组的东西两侧。壁面四个对角各镶一条攀升的游龙,首尾一致拱向中心的团龙,团龙与游龙皆为黄色。
    三龙壁是观音堂山门前的照壁,也是大同唯一的一座双面五彩琉璃龙壁。壁长12米、高6米、厚1.2米。观音堂座落在城西“佛”字湾的一座山岗上,距市区7.5公里。整体建筑依山就势,迭层升高。据《大同县志》载,辽重熙六年建,辽末毁于兵燹。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时,增建了这座琉璃照壁。清顺治六年,在“姜瓖之变”的屠城中观音堂又一次遭毁,但龙壁幸免于难。两年后,观音堂再度恢复重建,照壁仍为明代遗物,壁面祥云飞龙,紫气腾升。
    五龙壁有三座,其中一座是县文庙前照壁,也是唯一的一座砖雕龙壁。天尊庙单面五彩琉璃壁,原为城区大北街三道营坊巷天尊庙山门前的照壁。这是座明清时大同颇有名望的道观,供奉元始、道德、灵宝三天尊,也称“天主庙”,俗称“玉帝庙”。明代建造,壁长18米,高6米,厚1米。因地基下陷于上世纪70年代拆迁,部件现存善化寺。该龙壁壁面,在江崖海水中高浮雕出五条巨龙,呈翻江倒海之势。左、中、右三龙皆黄色,中间夹杂二龙紫褐色。山门两侧对称的八字壁各砌一琉璃团龙,绿底黄龙。石雕须弥底座,仿木结构斗拱承托绿色单檐五脊顶,脊兽鸱吻俱全。
兴国寺山门前五彩琉璃壁,壁长20、高7、厚1.48米。其风格、形制与天尊庙龙壁颇为相似,而壁中间的主龙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则是所有龙壁中少见的。兴国寺位于大同城南小城外,明万历年间所建,曾经清康熙六年和乾隆三十年两次重修。明代大同地区佛教极盛,寺内高僧云集。兴国寺是本地传戒授道的集中地,所居地位之显要,曾有大同“佛国”之称。该壁于1980年移至善化寺内。
    九龙壁位于城区大东街皇城街口对面,建于明洪武末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代王府门前的照壁,长45.5米,壁高8米,厚2.09米。大同居九塞之首,据京城之屏障,城池防御设施固若金汤。朱桂代藩大同,除其人秉性愚顽,自持骄纵外,还倚仗着他开国功臣徐达岳父和其妻系当朝徐皇后之妹的裙带关系,因而,他修筑的建制齐全的代王府和巨于都城的九龙琉璃壁,一派皇城气象,名噪一时。而今,代王府历经明末战乱早已灰飞湮灭,只有代府门前的九龙照壁任凭岁月更迭,风采依然。九龙壁坐南面北,为一座单面五彩琉璃照壁。九龙的形体有正龙、升龙、降龙,九条龙大致上形成了基本对称的图案,但翻腾自如,神态各异。为了突出龙的形象,壁面全部采用高浮雕制作,非常富有立体感,雕刻细腻而逼真。并采用艳丽的黄、蓝、绿、紫等颜色,使得舞动的九龙个个神采飞扬,惟妙惟肖,煞有破壁而出,震撼寰宇之气概。底为须弥座式,束腰镶琉璃兽两层。顶覆瓦件单檐五脊,下置仿木结构斗拱。正脊两侧浮雕层层花瓣花朵和游龙。脊上鸱吻、戗兽、龙兽齐全。壁面衬底波涛汹涌,海天相连。东西两侧配有“旭日东升”和“明月当空”。阳数之中,九为极数,五则居中。整座影壁的设计,将“九龙”分置于5个空间,恰是“九五”之制天子之尊的重要体现。
    在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和建筑技术上,大同九龙壁不愧杰作。全壁由426块琉璃构件拼砌组装,每块中空,用木椽从中穿过,以筑成一个不至歪斜倒塌的、稳固的整体结构,形体之高大,气势之宏伟,琉璃色泽经久不衰,光彩夺目。纵观大同龙壁,一座座从2米、12米、18米、20 米,以至45米之巨,仅就一座九龙壁就用料400多块。我们可以想象,倘若将与龙壁宏构相匹的王城府邸的规模、及俨然大同的一座“紫禁城”建筑群的奢华程度来衡量,就用于建筑而烧造的琉璃构件又需多少?数量一定惊人可观。
琉璃除用于大型的建筑外,大同地区的存世琉璃艺术品亦比比皆是。在北魏司马金龙墓中仅釉陶俑就出土有三百余件,他们中分别有甲骑具装俑、武士俑、女吏俑、女乐俑、仪仗俑、胡俑人物类,还有骆驼、牛、马、鸡、狗、羊动物类和毡帐等,均以模制成型,釉色或褐或绿并在釉面上装饰彩绘的纵向条纹和羽毛纹。人物面部涂白,并用黑色描绘出面部器官的细部特征。从其威风剽悍的武士、短兵甲骑的精锐配置,以及整装待发的军容布阵,颇显当年鲜卑铁骑帝国之浩荡军威。
    北魏褐釉陶壶,高17.5厘米,北魏墓出土。
    辽代琉璃缠枝花棺,座长62、通高48 厘米,辽墓出土。棺体由棺盖和棺体两部分组成,通体兼施黄、绿釉。拱形盖顶上面图案用菱形格交叉,其间刻划对称的折枝牡丹,周边堆贴如意云头纹。棺前档雕刻对开的大门,门面装饰乳钉和铺首。棺身前高大后窄小,侧壁和后端分别浮雕以二方连续布局的缠枝牡丹花纹与带状的卷草纹,棺座周围镂雕壸门。大同博物馆藏品。
    金代三彩琉璃虎枕,高15.5、长46厘米,西门外出土。枕呈伏虎状,形体雄浑健壮,长尾卷附于腹侧,前爪贴于颌下底托之上,虎背作凹形荷叶状枕面并施绿釉,虎身的一侧倚靠镂雕的洞石与阔叶树木。虎头及全身皮毛斑纹以黄褐两色绘出,并顺着一个方向呈抖动之势,尤其绿釉点睛的神来之笔,颇见绘画与釉色的匠心独运。这种将荷叶、洞石、树木与猛虎融为一体的设计,诠释着金代人以虎枕禳灾避邪的理念。大同博物馆藏品。
    金三彩琉璃犼,高90厘米,该犼为一对。大同博物馆征于大同北郊慧泉寺。
    金三彩琉璃烛台,直径9、高12厘米,为云大金正隆四年墓出土的标准器。
    此外,大同地区的浑源悬空寺、阳高云林寺、天镇慈云寺、城区观音堂、法华寺、县文庙、皇城戏台等等寺庙道观,无一不琉璃严饰,流光溢彩,叹为观止。
    综上所言,当我们观赏和品味这里的每一件作品时,似乎清晰地触摸到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亲身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文明。由琉璃龙壁众多的明代,再上溯至辽、金、元,甚至更早的北魏,大同地区遗存的成批量的琉璃制品,足以说明这些琉璃出自当地,源远流长,相承不断;所产琉璃不仅质高量大,而且极尽华光,美丽了大同,扮靓了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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