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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王朝的缔造者原是来自大鲜卑山嘎仙洞的鲜卑族。这是个享受进步的民族。他们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步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最终融入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中，留下了千古美谈。
拓跋鲜卑在盛乐建都立国；拓跋珪迁都平城；建宫殿、立宗庙，建立一种威仪慑人的都城文化，形成都城的大气雄壮，以平城号令天下；拓跋珪迁都平城是看中了平城这个地方的风水。从文化根基来说，平城的汉族文化与胡文化并行不悖。五胡十六国时期，逐鹿中原的匈奴、羯、氐、羌等胡人，哪个不曾踏入平城这片土地？又有哪族胡人能避开汉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正是平城的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与影响，才为鲜卑政权挣得了一方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
居民的服饰是城市面貌的又一种表达。平城是个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风云际会的地方。以民间服饰来说，当成群结队的胡人身着胡服，在平城招摇过市时，平城的“土著”们既不会感到新奇，更不会心生排斥。因为他们的祖先早在赵武灵王时代曾穿过胡服，他当时为了战略利益，不遗余力地推行过“胡服骑射”的服装改革。那是一次由权力强制的服装改革。但后来，连赵武灵王恐怕也未料到，权力引导竟变成了文化引导——汉族居民认同了胡人的审美习惯，而且心胸越来越开阔，在保留传统的同时，痛痛快快地借用、接受了胡服这一外来资源。到北魏时代，鲜卑贵族们在向汉族的传统文化靠拢的时候，同样心态平和，意气宽宏，并没有摈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这里有两个例证：一是在建国之初筹办朝服的时候，并没有倾其国力一步到位，达到华美精致的水准。拓跋焘甚至表示从俭勿奢，过得去就行了。当时，甚至在官场也并不禁穿胡服。直到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初这一天，孝文帝拓跋宏决意“变易旧风”，下昭禁止士民再穿胡服，胡服已经在平城风行了96年。这就引出了另一个例证：鲜卑贵族们不仅把胡服当作常服穿用，甚至在朝拜宗庙时了无忌讳。他们有小岁朝贺制度，《资治通鉴一三七卷》载：“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裤褶行为，谓之小岁。”这一制度直到太和九年（公元491年）才予以取消。
缘于此，有的学者发出赞叹，平城这个地方“究竟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还是胡化的汉文化？”（见赵一德《漫话大同》）。
平城，一个骤然热闹起来的都城，由于服装的缤纷展示而变得格外精彩。来自西 部秦凉之地少数部族的服装，古朴而粗犷；而高丽杂夷们的服装精致而得体；鲜卑人的胡靴、胡帽凭添了一份威猛与精干；而汉族的服饰总是那么宽宽松松、落落大方。总之，平城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洋溢着一个新都城的勃勃生机。无怪乎南北朝末期的颜子推，特别佩服邺下妇女的治理能力，更欣赏她们的讲究穿戴（绮罗盈府寺），并且断言，邺下女子所表现的特质绝对是恒代遗风（见《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也可见颜子推对北魏都城平城的推崇！
公允地说，汉文化在平城仍然彰显着它的恒久的光彩，出现在平城街头巷尾的那些汉服仍然展示着汉族的文化与礼仪。《晋书》讲：“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 。”《颜氏家训》亦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试想，当头戴漆纱笼冠、穿着大袖衫的人群在通衢大道 上结队穿行时，怎会不感到飘逸、神气？会不会马上联想到汉民族的历史根基和独特的文化传承？汉民族的汉服比任何一个民族的服装都要历史悠长，它的包容、内剑的传统似乎全凝结于宽衣大袖之中。“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与自然交融何其飘逸；“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穿着讲究的娉婷少女何其风光美丽！
当然，在这个新都城里，改朝换代带来的文化变迁也必然反映在服装上。即便是最传统、最悠久的汉服在“胡”风劲吹的环境中也悄然发生着变异：圆领窄袖的出现正是汉民族汲取了胡服的优点，从中找到新的审美元素，使人们从变化的着装中得到愉悦。而各个部族都因自己的七彩衣衫而使这个都城增添了奇秀之美。
平城是个宽容的都城，各个部族彼此欣赏，互相依靠，共同发展。对一个移民城市而言，它的子民先是同病相怜地关注对方；然后仁义以待，容纳对方，在互相包容中，不断得到新的滋养。在众多部族的文化花园中，汉族文化游刃有余地来往穿行，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脉象。应该说，随着文明太后实施的三大改革（田制、俸禄制、三长制），平城以及中国北方的文明秩序进一步确立。特别是均田制的实施，使北魏社会完成了由半游牧、半农业向农业社会的转化（有了这种社会基础，完成其他的改革才有可能）。
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服装改革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方式，由上而下，由官及民。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四月初一，北魏始制五等公服；仅过了三天，四月初四，孝文帝穿着皇帝法服，乘着专用辇车，到南郊祭天；这一年的八月十七日，给尚书和五等爵以上的官员配上朱衣、玉珮以及大小组授，欲与南朝争高下；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十一月十七日，北魏又大定官品；十一月二十八日，罢小岁之礼；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司徒尉元和大鸿胪卿游明根请求辞职，孝文帝拓跋宏接见他们并赏赐了物品，其中就有衣冠，赐尉元玄冠、素衣，赐游明根委貌、青纱单衣，一律是汉族衣冠；到太和十八年，已呈水到渠成之势，于是在十二月初二，最终下诏：禁止士民再穿胡服。其间，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孝文帝又进行 举世瞩目的风俗改革：包括姓氏改革，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拔拔氏为长孙氏；达溪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等等。还包括倡导鲜汉通婚，孝文帝带头纳汉族高门女子充入后宫。还包括禁穿胡服，断诸北语（不准说鲜卑语）。很显然，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为他矢志统一中国，推行胡汉融合服务的。
在服装改革方面，孝文帝提倡何种样式的服装，并代替哪一类胡服？
首先要弄清孝文帝服饰改革的方向。自古以来，衣服在汉族统治者眼里，不仅有遮衣蔽体、满足生存需要的功能，而且有辨华夷、分贵贱、别尊卑的伦理道德功能。管子说：“度爵而制服”，强调的就是衣冠上体现的等级制度。简单说，孝文帝推行的服装改革，就是让衣饰变成身份象征。
其次，服装改革终极目标明确。我们知道，平城建都以来的九十多年中，胡服与汉服的民间交融一直在悄然进行，形成了华夷混杂的新的时尚，以至于冠履衣裳，花样翻新决无定式，乍长乍短趋同为快，既有宽袍大袖式的威仪，亦有紧身圆领的洒脱。当时有首民谣：“头戴锦绣浑脱帽，身穿翻领窄袖袍，下着条纹波斯裤，足蹬金锦小蛮靴。”你绝对猜不出着装主人是胡人还是汉人。按照常规，孝文帝的服装改革，一定会汲取胡汉服装融合的成果，将新的式样嵌入服装改革的框架中，以求推陈出新，造出更美的样式来。但他内心把追求汉服作为他的终极目的，所以，他仍然坚决地采用传统的汉服。这种服装一定要体现中庸含蓄的特点。尽管它只重平面装饰，而不重人体造型，尽管它在剪裁上，有意克制人的个性情感，掩盖人体曲线（女装在这方面更加突出），但他要的是最终结果，形式为目标（内容）所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孝文帝在洛阳街面上发现有穿着传统胡服的妇女而大发脾气，问责于臣僚——难道孝文帝年纪轻轻地，不喜欢胡服的“俏”气么？
再次，孝文帝的服装改革并非以一种探索的心境所开始的改革，而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理性设计的改革，它以政治目标的整合来启动，赢得改革共识和朝野支持。他最终要使看似普普通通的服装成为具有国家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坚硬”之物。这次改革，在朝文武官员的官服是由李冲等人依据汉服设定的，免费赐予群臣；在民间，有官府操控的“样板点”，在这些“点”内，陈列着按照汉族服装制定的衣帽式样，令鲜卑族人及胡化的汉人依样复制。试想，如果平城的五十多万少数民族族群，做五十多万套“改革装”，绝对是个不轻的负担，有一些家庭绝对承担不起。所以，一些胡人身着胡服昭然过市，并不是“抗拒情绪”的发泄。而孝文帝的服装改革成本是由小民百姓来分担的，也使 它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最节约的服饰改革事件之一。它发生在平城，绝对不是偶然的，它跟“胡服骑射”的服装改革一样，不仅具有政治色彩，也为北魏王朝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以至于三年之后，即公元493年，孝文帝有了迁都的意思。公元494年，浩浩荡荡的三十万大军，终于越过黄河，迁都洛阳，以新的精神与气质，试图踏出一条新路，与南朝的萧鸾（明帝）一决高低。
孝文帝并未逃出皇朝衰落的厄运，但他的服饰改革却在平城继续沿革与演变，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在今天的一些农村（甚至城镇），我们仍能看到撸肚、虎头鞋帽、狐皮耳套、花鞋垫、绣花鞋、反穿皮袄，以及红布腰带，谁能说清它们的历史源渊中，有多少是服饰改革的遗留呢？倒是云冈石佛的着装或新式或旧样，或呈不新不旧的过渡状态，均凭依着北魏时尚而变化，它们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实证。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同，如今还能找到草原文明的踪迹。城西的云冈石窟，为鲜卑王朝所建，煌煌然，巍巍然，显出它的壮美与豪放的气息；千古奇观的悬空寺，建于北魏后期；佛门巨刹华严寺建于辽金时代，也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为，他们同样来自草原。云冈石窟保存完好，这真是大同之幸、中国之幸、世界之幸。另外，城市广场还有一尊赵武灵王的雕像，从另一个侧面勾起人们对草原文化的顾和眷恋。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其影响至为深远，他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传统。汉高祖刘邦在平城的白登曾与匈奴进行过一次生死较量，但此后，由于奉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匈汉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展开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各民族文化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与赵武灵王的气量与胆识相比，北魏帝王们似乎更胜一筹。特别是孝文帝拓跋宏，他在平城积蓄力量、养成精神，使国力达于鼎盛 ，接着，借南迁之举，施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尽管他在施行改革两年后英年早逝，但改革事业却并未逆转，最终实现了草原文化同汉文化的汇聚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资治通鉴》一三九卷中记载了他对陆壑的谈话：“北方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孝文帝拓跋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使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而且，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也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包括鲜卑族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的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草原文化的魅力不容忽视，亦当以感恩的心态牢记它的功德。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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