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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多称谓，名称更改多达33次，有平顺、司州、万年、恒州、北都、北京、恒安、太平、云中、云内、云州、西京等等。沿用时间最长的是现名大同，从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至今达965年。其次是平城，也有756年。“平城”称谓首次出现于《史记·高帝本纪》，有“匈奴围我平城”句。白登战役，刘邦险些丧命，随之平城之名天下震动。后经两汉，曹魏，两晋，拓跋代，后赵，后燕，前秦，北魏，至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六镇起义”，“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魏书·地形志》）城毁名亦废。
在大同历史上“平城”和“大同”这两个名称沿用时间最长，也是当地最为辉煌时期，即谓：“北魏帝都，辽金陪都”时期。这里有个非常值得史学家们认真探讨的问题：为什么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格外垂青大同这块土地？少数民族尤其是东胡民族为什么总要在大同（古称平城）建都，而凡在大同（古平城）建了都的总能长足发展！反之，与大同“擦肩而过”的如匈奴、如突厥、如高车、如柔然总会暗淡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与汉民族争夺地盘，乃至民族融合，这种历史定见有穿凿附会之嫌，经不起推敲。而是具有人类学和人文学意义，是人类迁徙的必然。人类就像“大雁南飞”，中途需要歇脚一样，大同则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歇脚地”。再用人文学的观点研究我国历朝古都，位居内陆的杭州、南京、开封、西安、洛阳与大同可以相提但不能并论，唯一可以并论的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北京建都800年比大同为时要长，但其最早建都时间却比大同（当年称平城）晚了整整七个世纪。相形见晚。这也就引出话题，中世纪的大同为什么会如此辉煌？为什么如此令世人瞩目？
一、曾经为都475年，占到整个建城史的五分之一
大同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距今200至100万年的“泥河湾期”就有人类居住，境内遗址众多，内涵丰富，序列清楚，类型多样，堪称史前文明“博物馆”。
大同城究竟建于何年？这是个目前史学界难以认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高帝本纪》有言：“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说明在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大同已经筑有城池。如果按以上记载论定，则大同筑城至少有2200年之多。（也有赵献侯十三年（公元前411年）“城平邑”之说，唯因“平邑”到底是大同县的许堡或杜庄两地均难确定，故不采信）
大同的都城史有籍可考的，一是拓跋鲜卑王朝时期；再是辽金元时期，也即陪都时期；还有些“乱世天子”的小王朝时期。
1、拓跋鲜卑王朝计约103年
拓跋猗卢于公元313年立平城为代之南都，后三年废。
什翼犍建国元年即位于“繁峙之北”，至建国三年移都云中盛乐宫。为时不到三年。
拓跋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六宫尽迁，神主迁移”。
2、辽金元之西京大约255年
辽（公元916年至公元1125年）历九帝，立国210年。有辽大同称西京81年。
金（公元1115年至公元1234年）历九帝，立国120年。大同为金之西京相伴始终。
元（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历十一帝，共98年。称大同为西京约有54年。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才被取消“西京”资格。
3、“乱世天子”小朝廷。有“孝昌之乱”后，属云阳谷（今左云境内）的稽胡刘蠹升，自称天子，改元神嘉。有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在突厥帮助下于北朔州称帝，从归州（治今山西忻县西）以北280余城皆响应之。还有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马邑人刘武周进据汾阳宫，自称皇帝，年号天兴。封其妻为皇后，杨伏念为宰相，妹夫苑君璋为内史令。
二、北魏平城是一座堪与君士坦丁堡比肩的世界级大城市。
先从人口说。一千年前世界上有十座大城市。科尔瓦多（在今西班牙）人口45万，为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也是最繁华的城市。我国的开封人口40万。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人口30万。吴哥（在今柬埔寨）人口20万。京都（日本）人口17.5万。开罗人口12.5万。巴格达人口12.5万。内布沙尔（在今伊朗）人口12.5万。艾尔哈萨（在今沙特阿拉伯）人口11万。安希尔瓦达（在今印度）人口10万。除上述城市外，欧州的大多数城市出现在10至1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如佛罗伦萨、马赛、奥尔良等，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上万人就算大城市。到13、14世纪，欧州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20万人。难怪马可·波罗惊呼元代时的大同是“一座美丽而伟大的城市”。
再回头说当年华夏大地上的城市。洛阳自汉末“董卓之乱”，“烧洛阳城外二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殆尽”。已是“城阙萧条，野无烟火”。长安由于“永嘉之乱”，“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刺成林。”晋阳（今太原）“高洋天保中，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那是北魏分裂成东西魏以后的事儿。这时堪与平城一比的邺城道是值得一提，其地虽为“河北之襟喉，天下之腰脊”，后赵的石虎也曾移都于此，但公元580年杨坚出兵占邺，“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皆毁废之”。南朝的建康（今南京）“侯景之乱”后，“致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至于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吴兴、会稽、山阴、宣城、余杭、东阳等以及南朝北境的寿春、襄阳和成都以及广州等。这些城市正处于开埠或建设发展时期，规模不算大，与平城的恢宏根本没有办法比。说平城的恢宏别说别的，仅就一座云冈石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与北魏平城同时显赫的君士坦丁堡被誉为“跨地欧亚的永恒之城”，也是当年罗马皇帝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永恒之城”，是邦占庭帝国的中心。如前所述当年人口也不过30万。而当时的平城不算当地原住民，仅从外地迁往平城的就有18批次150万口之多。我以为当时平城做为首都其城镇人口至少30万，京畿人口大约有70多万。人口总计至少100万。百万人口的城市在公元五六世纪是全球的翘楚。另外，孝文帝公元493年南伐时迁都洛阳，一次就率“步骑百余万”。（《通鉴》说：“三十余万”）。孝文帝绝对不会把步骑兵全部带走，留下军队及其家眷阵守北都也是情理中事。故平城在中世纪前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三、平城城制恢宏，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对东亚诸城产生影响。
唐代进士张嵩和唐代官校书郎吕令问各有《云中古城赋》。张嵩曰（北魏平城）“因方山以列榭，按长城以为窟。既云和而星繁，亦丘连而岳突。月观霞阁，左社右廛……。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旄林森，堂殿膠葛。当其士马精强，都畿浩穰。始摧燕而灭夏，终服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联延七主。击鲁卫之诸侯，廓秦齐之土宇。礼兴乐盛，修文辉武；讲六代之宪章，布三阳之风雨”。
吕令问在《云中古城赋》则云:“弃万里之沙漠，傍五原之风土，肇为此都，实为太祖。（按：即道武帝拓跋王圭）夫其规典章，辨封疆。池桑干之水，苑秦城之墙。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开儒士于壁沼，贮美人于玉房。潝潝沸沸，荧荧煌煌。取威定霸，于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惑不臧。武破六州之内，文宅山川之阳，何其壮也”。
以上是唐代文人学士眼中或想像中的北魏平城规模与气象。那么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时平城是个什么模样呢，据《魏书》记载，拓跋王圭设计的平城分为廓城，宫城和汉代旧城三部分，廓城与宫城南北相对。宫城展布于如浑水（今名御河）西岸的平坦开阔处，其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大同火车站一带。廓城大约包括了大同火车站以南、市中心以东、以北地区。廓城内又分若干方形的居民坊，大坊可住四五百家，小坊也容六十户。以后城中又陆续建起近百所寺院。汉平城在今古城村附近。东郊的东塘坡往东往北便是有名的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的白登山。白登山周围30里被辟为苑囿，苑内有虎圈。由此往南，弱柳荫街，绿扬被浦，长塘曲池，星罗棋布于良田沃野之间，景色非常优美。平城的西廓门外还有郊天坊，往西便是西苑，其中山林茂密，为珍禽猛兽出没之所。西苑西部是现在闻名于世的云冈石窟。位于平城北郊的鹿野苑是北魏皇室的又一处礼佛和游乐境地。苑内有游观殿、神渊池和鱼池等建筑，并建有总称为鹿野佛图的禅堂。在禅堂两边是观赏勇士与猛兽老虎格斗的地方。平城苑区规模很大。《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条记：“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方因台阴，北接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州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地。”对此当时名宦郦道元在《水经注》内多有论述。
平城城制源自邺城，城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与廓城相套呈“同字形”。宫城有门12座，城内建有天文、中天、天安、紫极、昭阳、永安和安乐等殿。其中天文殿是拓跋王圭接受百官朝贺的场所。永安和安乐等宫室是皇帝、嫔妃、太子的居所，依其方位分为东宫和西宫。廓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街盘状街区。其设计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陈寅恪《随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礼仪·附都城建筑》篇曰：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然隋建新都大兴城，实受北魏孝文著建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陈寅恪从典章制度承袭沿革的角度，探讨隋唐都城制度的渊源，认为邺城——平城——大兴——长安都城系统是北魏太和文化系统的重要方面，其见解和方法新颖独到。
邺城开启了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先河。以后这一制度被历代都城所沿袭，形成了邺城——平城——邺南城——大兴——长安——汴梁——大都——北京——南京的传承系统。这一都城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700多年，经过明清北京城的总结，走到了它的终点。但它的影响深远，公元5世纪，高句丽首先借鉴了中国的都城制度，于552年至580年修筑新都平壤城，即长安城。6世纪百济都城和7世纪新罗庆州王京的兴建，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平壤的规制布局。13世纪末，朝鲜建都汉阳城，于都址选择、地理环境的利用，都贯彻实践了这一传统的建都思想，以至于淋漓尽致，犹如神工造化。日本于公元6世纪末吸收了中国的建都理念。694年，持统天皇自飞鸟净御原宫迁都藤原京，整个都城坐北朝南，宫城、外城、街道、坊市之布局与平城大体相似。自藤原京采用中国古代建都理念，创制规整的日本都城，以后平城京、平安京承袭演进，构成了日本古代都城系统。这一都城系统至1868年迁都东京进而终结。
中世纪东亚都城依据共同的理念设计规划，因此在城制建筑方面具有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及传承关系又形成了东亚古都城制系统，即：
邺（曹魏十六国）——平城（北魏）——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 汴梁（北京）——大都（元）——北京（明清）
又：邺南城（东魏北齐）——平壤（高句丽）——庆州王京——百济（新罗）——开城王京（高丽）——汉阳城（朝鲜）
又：邺南城——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
北魏平城，说不尽的繁华梦。但是它的消失也令人怵目惊心。“六镇起义”后，平城烟飞灰灭，“日朝河洛，地空沙漠。代祀推移，风云萧索。温室树古，瀛州水涸；城未哭而先崩，梁无歌而自落。歌曰：魏家美人闻姓元，新声巧妙今古传。昔日流音遍华夏，可怜埋骨委山樊。城阙摧残犹可惜，荒郊处处生荆棘”。（唐张嵩《云中古城赋》）。杜洛周流民起义军攻入平城，帝国大厦的北都在一夜之间倾塌，而在之后的1500年里，竟没有一个朝代在此所建之城池能与北魏平城媲美。曾经给人梦幻般的平城从此只在相思里。
四、“太和改制”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300年，说明它的强大生命力。
“太和改制”是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年至公元499年）冯太后与孝文帝祖孙二人联手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大改革。有称“孝文改制”或“冯太后临朝”似都不确，本文用“太和改制”。冯太后临朝后与孝文帝二人分别于太和八年（484年）、九年、十年推出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三大制度。俸禄制否定了合法贪污，变班赐为班禄，针对解决阶级矛盾。三长制恢复秦汉以来以地域为单位的乡官系统，代替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针对解决豪强地主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均田制从经济基础上协调以上两种矛盾和民族矛盾，三大矛盾都从这里得到深层次的解决。通过“太和改制”，拓跋鲜卑这个民族的封建化完成了，北魏政治机构的封建化也基本脱胎换骨。
冯太后听政期间对平城进行了道武帝以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建设，在北方大起水田，修治大道，禁止鲜卑同姓婚，倡明礼乐，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的博大胸怀。冯太后对平城极为眷恋，生前曾与孝文帝同游方山。（今大同城北五十里处的西寺梁上）“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附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崩于太和殿，时年四十九岁，归葬于永固陵。冯太后不光特行独立，死后不与夫君合葬，孤身一人埋在了大同的方山之巅。其一生中对女性权益的追求是封建贵族中匡古少有的。“太和改制”的均田制中明确规定奴婢在主人名义下同良丁一样受田。从此直到明清，除了北周武帝解放奴婢，明太祖解放“驱口”那样少数情况外，农民奴婢化不再作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被提国家政治议事日程。
自北魏到唐中叶，均田制一直沿用了三个多世纪，周齐隋唐沿用北魏均田制度，至隋唐更是推行到了全国。说明均田制是“应天顺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封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危机均来自土地兼并。北魏王朝适当保持经济活力的均田模式，创造性地克服了危机，并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上走出一条新道路，进而使中国历史面貌为之一变。
五、平城做为国际城市，建成了世界各国物资的集散地和各族人民的聚居地。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平城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通过自平城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络，平城建成了各国人民物资的集散地和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发挥着国际城市的特殊作用。”前田正名先生通过对平城历史地理的研究，给平城冠以“国际城市”头衔，是非常恰当的。
拓跋珪平城定都后，平城逐渐成为北魏的手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民商和官商的贸易活动都很活跃。如平城宫内，就有“婢使千余人，织绫绵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北魏的商业政策较为宽松，“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杂混。”平城的商业市场也称为都市，相当繁华还没有金玉肆。《魏书·李安世传>载:“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贷之,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
北魏统一北方后，与南朝政权处于对峙状态，双方关系时紧时缓，紧则打仗，缓则互市。刘义隆死后刘骏即位，刘骏喜欢北方物品，遂有不少人对南朝贸易，以致驻边将吏也参与倒买货物。史书言：“皆无防寇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
除与南朝通商外，北魏同西南、西北、北方、东北的周边民族（国家）也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据不完全统计，北魏在平城定都百年间，外藩各国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官私贸易就有264次之多。西南的吐谷浑与北魏交流频繁，“经宣武世至于正光，牦牛、蜀马，使西南之珍，无岁不至。”，突厥族在土门可汗时“始至塞上市缯絮”。东北地区的库莫奚族，至孝文帝时开始朝贡“交易往来”。献文帝时契丹诸部“各以其名马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契丹遭到灾荒后，孝文帝还允许其入关市籴，表明双方经商关系有所发展。北魏同大秦、波斯、高丽、日本等国的贸易活动，今现大同发掘的北魏墓葬中时有发现，如波斯金银币，玻璃器皿等等。
北魏习惯称呼西域来中原的商人为胡商。胡商来平城经商，不仅带来香料、名马、水晶、玛瑙和美玉，还带来了中原缺少的手工业技术，比如制造玻璃技术等。《魏书·大月氏国传》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玻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即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叙述十分精彩。读罢此文，你定会发觉中国琉璃的最早研发地在大同。大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第一，琉璃技术的研发也是其中之一。你同时也会发现大同人并不封闭，这不早在15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懂得与外国人交流技术了，还在引进技术，使“中国琉璃遂贱”。商品意识是何等的强。
北魏政权继治通穿越太行山由望都至代地全长500余里的直道后，又治灵丘道、莎泉道和河西猎道，大大便利了平城与漠北、西域、黄河中游、河北平原、东北等地交往。既可使各地物质顺利到达平城和北部边境，又能使北魏的骑兵迅速从京城奔赴各地。孝文帝对水路交通非常重视，他曾经有过宏伟的计划，为了让地处塞外的平城经水路直抵准河，下令“今沟渠若须二万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魏书·李冲传》）可惜此事因迁都洛阳而被搁置。否则今日大同将从御河入桑干，然后走东西水路，东可至天津，西至宁武入汾阳，进转黄河入准河。
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发生在平城，这是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四次规模较大的灭佛运动，毁灭佛教的带头人是四个帝王：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即“三武一宗”。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则发生在平城，是在北魏王朝定都平城的40年之后。
北魏太武帝初崇佛，“归宗佛法，敬重沙门”，后来“得寇谦之之道，有仙化之证，欲信行其术”。实际是想利用汉族传统的道教以缓和与汉人矛盾。遂于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亲受符、篆、备法驾，旗帜尽青”，成了道士。太平真君五年开始禁毁佛教以独尊道教，诏禁臣民私养僧尼，并杀高僧玄高，慧安等。太平真君七年又以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为由，应崔浩疏，焚经毁像、坑杀沙门。此后五六年中，北魏军队奉命四处烧掠寺院，坑杀僧尼，只有藏匿于山野者得免于难。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于太平真君十年犯讳下狱死，亲友百余人被诛。后五年，太武帝亦卒。其孙文成帝拓跋浚即位，明令重兴佛教，佛教又逐渐恢复兴盛。
发生在一千五百六十年前平城大地上的这场“太武灭佛”运动，表面上看是“佛道之争”，其本质是一次文化撞击，是把佛教看作“胡狄之教”的“夷夏之别”。影响极为深远，可惜史家均未能从文化视角予以审视。
太武帝死了，他生前完全没有料到，当他12岁的孙子拓跋浚登极后，即刻颁诏：“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名正言顺地恢复了佛教的正统地位。由于以后诸帝的好尚与提倡，平城佛寺林立，僧尼犹多。孝文帝承明元年京城寺院达百所，僧尼2000余人。四方诸寺6478座，僧尼77258人。
而当年的云冈沟内进深60里，全部是佛家寺院，僧尼熙攘，举国为盛，成了黄河以北及至西域广大地区的佛教中心。郦道元在《水经注》描述：“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镜锦，缀目新眺。”
北魏流行的佛教学说宗派，有南朝传入的，也有北地传出的。如地论、四论、四分律、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总起来说，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为弘。
孝文帝励精图治，故于整饬僧纪极为注意。在他的提倡下，首先在平城兴起了对《四分律》的研讨和弘扬。《四分律》兴起于平城之后，迅速向南传播开来，先是代州净愿法师连讲《四分》，后有泽州清化寺慧光苦心钻研《四分律》。至北周和北齐时，《四分律》由智首（公元567—635年）正式成立宗派，称为律宗。以后南山宗的律宗体系逐渐成为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正统地位的律学。道宣对律学的论述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戒律在中国最后完成的民族化表现。并且由鉴真大和尚传到日本，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向圣武太上天皇、皇后、太子等传授戒法。就律学东传而言，平城是源，奈良是流，这种源流关系靠《四分律》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证实北魏的平城文化和日本的天平文化有着千缘万缕的延承关系。也可见大同“平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七、平城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更有独特的创造和发展。
1、尊儒重教兴汉学。
拓跋珪虽然起身草原,但重视儒学。太祖“初定中原，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学为先,置五经博士千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系三千”。“太武帝又制定太学于城东”，并聘用著名学者卢玄、高允等主持学政，“于是人多砥商，儒林转兴”。孝文帝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开皇宗学。太和九年，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孙，训教不忘，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书馆，选忠信博闻之师为师傅，以匠成之。”北魏著名的儒学大师甚多，入《魏书·儒林传》者都达17人。如梁越善授“诸皇子经书。”常爽教授门徒达700余人。张吾贵“门徒千数”。刘敏之称海内“儒宗”。还有孙惠蔚、徐遵明、董徽、卢景裕、李业兴等等。
2、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在平城为官多年，他勤勉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40卷、《本志》13篇，以及《七聘》和其它文章多部。《水经注》不仅是一部严密的科学著作，而且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它以生动细腻的笔墨，形象地描绘了祖国的壮丽山川，对以后苏东坡、柳宗元、李白等人的游记散文都产生了影响，《水经注》的重大成就，使后代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形成了一门显学——“水学”。毛泽东同志在评点《二十五史》时说：“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当时的平城，如平城的煤炭、火山、平城的道坛、武州川灵岩石窟，以及白登遗址和“城平邑”、永固陵、氵垒水、羊水、如浑水等等。有人说北魏只是个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此说谬也。一本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个活脱脱的北魏王朝扑面而来。“文章千古事，仕宦几十年”。《水经注》成就了郦道元，也给平城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记。大同人应该好好地感谢郦道元。
3、北魏文坛景象万千
《洛阳伽蓝记》为北魏秘书监、后任期城郡太守杨衒之所著。《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古迹之属》评之曰：“其文秾丽透逸,烦而不灭,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全书以洛阳伽蓝（梵语佛寺）的兴废变迁为经，以洛阳城市布局为纬，全面生动地描绘了洛阳这个当年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的多彩丰姿。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都邑志和佛教兴衰史。
《木兰辞》以形象细腻的手法，描述了一个青年女子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立下战功，却不恋荣华富贵，依然还乡，还其女儿本身的故事。语言朴素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把一个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带有鲜卑豪放气概的北方妇女形象描写得淋漓写致，而且志趣高雅。范文澜评之曰：“北朝有《木兰辞》一篇，足以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敕勒歌》风格粗犷豪放，质朴刚健，慷慨激昂，与南方民歌的委婉缠绵，含蓄细腻大不相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字数无多，美感极强，宛如一幅草原放牧的优美图画，其艺术感染力可谓空前。使人有天高地阔，心胸荡然之感。
4、书画乐舞异彩纷呈
书法。北魏的书法后世书家极为称赞。梁启超说：“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康有为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他还总结北朝书法有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润达，结构天战，血肉丰美”。
绘画。1966年在我市石家寨发掘的司马金龙墓中有五块完整的木板屏风漆画，画列女、将相、孝子、逸人、高士、古贤图“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晤对通神，色彩富丽，略有渲染，线条勾勒工整，原铁线描”。（张安治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大同沙岭北魏墓壁画中有男女主人端坐和疱厨场面。壁画用红线起稿，黑线勾画，然后涂色。北壁第一条有19位女性，她们头挽高髻，身系飘带，袖于胸前，风韵独特。南壁有两位男性正在杀羊，一把刀捅入羊肚，下面还放着一个接羊血的陶盆。更为有意思的是有一个羊烹，正在烧烤羊肉串，表现了当年草原民族的风俗和社会生活。
乐舞。鲜卑继匈奴而起，其马上之乐更是继胡笳而达到新的境地。公元407年正月，道武帝除“备列宫悬正乐”外，还“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孝文帝和冯太后“并为歌舞，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另“太后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其为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这段文字描绘了孝文帝为冯太后祝寿时且歌且舞的欢快场面和藩国使者来平城方山下朝贺时的情景。
5、雕刻艺术堪称一流
雕刻艺术。《中国美术全集》著录了北魏的雕刻作品达50余件。有石质的菩萨造像、石棺床、镇墓兽，包括我市博物馆保存的永固陵券门、虎头石柱础等，这些都是艺术高超的作品。
石窟艺术。北魏时开凿石窟有数百处之多，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还有酒泉文殊山石窟、甘肃永靖小积山炳灵寺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群、甘肃庆阳寺沟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泾川南北石窟寺、河北响堂山石窟、张家口下花园石窟、陕西陇县百公寺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等。
云冈石窟是在我国汉魏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印度艺术、犍陀罗艺术、波斯艺术、希腊罗马艺术等精华，而形成的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现已编号的大小洞窟53个，造像约51000躯。其早期造像，既是集中体现外来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我国古代艺术史上继承与发展、引进与吸收的成功典范。
八、云中自古出良将，其实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皇帝也不少，大同堪称“帝王之乡”。
大同“自昔戎马战争，殆无虚日”。“其俗刚果而尚信义，勇敢强力之士，甲于它郡；名臣良将，多出云中。”其实大同不只良将名臣多，在这块土地出生或由这里走出去的皇帝也不少，大同堪称“帝王之乡”。这些帝王们主要集中在南北朝的北魏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晋和后汉。多出自鲜卑族或沙陀族。出生地也比较集中，或平城、或武川、或朔州应县一带。
平城出生的帝王，有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浚、孝文帝拓跋宏，宣武帝元恪、还有南安王拓跋余。道武帝拓跋珪出生于参合陂，明元帝拓跋嗣出生于迁都前的云中宫，献文帝拓跋弘出生于阴山之北。均在畿内。
从平城郊甸武川镇走出了宇文氏、杨氏和李氏三大家族，以及由他们所建立的四个王朝中的十个皇帝（宇文泰、宇文觉、宇文毓、宇文邕、宇文赟、宇文阐、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
另外大同是个出皇后的地方。北周大同人独孤信所生七个女儿中有三个当了皇后，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元贞皇后即李渊之母，七女为隋文献皇后是隋炀帝的母亲。另北齐奠基者高欢的妻子娄昭君也是大同人，与高欢生六男二女。三男即皇帝位，三男称王，二女当为东魏皇后。
沙陀三王朝，从后唐于公元923年建立至公元951年后汉灭亡。总共只有28年，历8帝。这些小朝廷帝王或生于朔应，或任职云州，其籍神武川，起均家在云、朔、应、寰。后唐明宗生于应县，石敬瑭是他的女婿，刘知远是他帐下部将。三王朝瓜蔓相连，荣辱与共，其为唐未藩族割据的继传和发展，也乃统一趋势不断增长的特殊时期。
从这块土地走出去的帝王有汉文帝刘恒、辽圣宗耶律隆绪，金世宗完颜雍等等。
名臣良将多若星辰，难以计数。有卫操、卫雄、莫含、许谦、穆崇、莫题、刘罗辰、尉古真、崔宏、燕风、车路头、于栗磾、长孙嵩、周观、贺迷、古弼、于洛拨、陆丽、陆真、刘尼、司马金龙、胡泥、李安世、李冲、蒋少游、元淑、于忠、郦道元。东西魏时的樊子鹄，长孙稚、楼宝、张琼、薛孤延。北周北齐的于谨，长孙俭，尉迟纲，宇文丘、娄定远。隋代的杨义臣。唐五代时的薛仁贵、高秀岩、段文楚、赫连铎、李国昌、李存孝、李存信、李克用、李克宁、李嗣恩、李存璋、李嗣源、安重霸、安元信、折从阮。宋代的杨业、毕士安、杨延昭，朱弁、洪皓。辽代张俭。金代的宗翰、刘汲全家、苏保衡、康元弼、雷渊、刘勋、刘礽、刘郁、高克慕、圆满。元代的孙威、孙拱、高定、忽兰、吴昌龄、阿沙不花、法忽鲁丁、康尔脱脱、李溥光、李岩、齐震、张从俭、赵世延等等，等等。（注：本文重点在北魏而非辽金元，在述说辽金元大同时，将会更为详尽地介绍）。
九、拓跋鲜卑王朝成就了平城，平城也将北魏推向封建统治的辉煌顶点。
拓跋鲜卑是个人口并不算多的小民族，由他们建立的北魏王朝也只是一个力量不大的小国。由于北魏政权决策者采取积极进取，与时俱进的政策，由小到大，经过三代人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南北朝长期对立的政治格局。北魏强盛时的疆土，北逾阴山，西到西域的东南部，东接高丽，南临江河，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平城进入了历史上巨大的转折时期。当时平城概言之是“三心四力一圈”。它是黄河流域以北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心”；是拓跋鲜卑所代表的草原文化向汉文化演进的“核心”；是北魏王朝乃至当年我国北方地区政由此出，号令天下的权力“中心”。这“三心”源自这里有“四力”，即强大活力、辐射力、吸纳力和凝聚力。而这“四力”又源自于一个圈，这就在“平城文化圈”。“平城文化圈”与世界各个古文化圈同处在中纬度地带和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上。它的丰富内涵，边缘效应、孵化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解析平城文化和形成，主要是地理环境，生物环境和历史背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真正形成平城文化框架内质和骨血主流的，还在于传统的游牧文化、早期农耕文化、自然宗教文化、北魏皇室文化、战争文化以及中原移民带来的汉文化的并融和整合。研究平城文化需要把握三条线索：一是战争（民族撞击）的线索；二是皇室帝都文化的线索；三是民族融合的线索。并且围绕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作为核心内容的价值体系进行分析。
北魏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点断代，它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承东启西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促进了平城文化的新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化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和中西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高峰。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独树一帜的平城文化以其宏大气魄、潇洒灵性、刚毅主骨、鲜明特质，对中华文明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终结鸦片战争。战国秦汉为上升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为蓬勃发展期，五代辽金元为曲折发展期，明清为衰落期。北魏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由乱到治的转折点上，各族人民和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孝文帝、冯太后等进步明智的统治者一道通过不懈地努力，促进汉化这一转变，既奠定了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也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延续至今。历史将永远铭记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以及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太和改制”汉化业绩。更不会忘记“太和改制”的发祥地平城。平城将以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改制而名垂青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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