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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四合院，是人类居住史上一个具有东方农业特色的城市民居建筑，它像一方古色古香的中国印，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乃至文明史的一角，熠熠闪耀着精美典雅的光泽。钱伟长先生讲到保护北京传统民居时说，北京“完整的棋盘格局只有西安、大同等城市可以相比” 。
其实，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四合院，不在北京，不在西安，也不在洛阳，而在大同。大同四合院的根基很深，积淀有近1500年的文化层。其幽远的脐带，曲曲折折，明明暗暗，系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筑郭邑……悉逐为坊，”所建“北魏平城坊”之时，抑或在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规立外城，分置市里”伊始。大同四合院是一宗历史“档案”，里面深藏着“北魏平城坊”极为丰珍的文化信息。
一
中国城市四合院，或直接，或间接，与古时“里坊”有着源流曲回、盘根错节的纠葛。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与我们今天的社区颇有相似之处。里坊或称坊里，其初始曰里，北魏别称“坊”或“里坊”。俗语“坊间里巷”，其源盖出于此。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民居的一种独特形式，其经历了一个萌芽滥觞、创新成熟、鼎盛辉煌和衰落崩溃的完整生命旅程。状若一颗金色的流星，在中国城市延展的太空划闪一道灿亮的圆弧，之后坠落在历史的天边尽头。
发端于西汉长安：里，是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早期的居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户排列，院落深静。毛传有释：“里，居也。”“里”在秦朝时就萌芽出了“尖尖小荷”，如《诗·郑风·将仲子》歌曰：“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吕氏春秋》有云：“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为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但雏然有形，与城相依，尚在西汉之时。西汉长安城，以160里为区划，“室居栉比，门巷修直”。而西汉“里”的启蒙蓝本，或许取之于西周时的民居屋院，今陕西凤雏西周四合院遗址被称为中国第一四合院。
创新于北魏平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破梁州、黄龙，使其居民，大筑郭邑。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其郭城绕宫城南，悉逐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南齐书·魏虏传》)北魏国家对郭城的管理甚为严格，除了例行“搜检”之外，晨昏定时启闭坊门。《水经注》记载：“神瑞三年（416）又建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平城坊从规模形制格局，到功能机制，都十分成熟完备，一种堪称“北魏平城坊”的中国里坊模式，于此创建和诞生。
盛极于唐朝长安：里坊在北魏平城创建成型之后，渐渐升华为一种国家制度。这项制度经北齐北周延伸至隋唐，终于在李唐的长安城登峰造极。此时的里坊，在城市结构上可谓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对市民的生活管理，律之以严格的“宵禁”，即“昏而闭，五更而启”。正是“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若发现“诸犯夜者，笞二十”，甚至时有“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的情形严酷发生。诺大的一个唐长安城，入夜扇扇坊门紧闭，坊外空落无人，一派“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寂静夜色。
立足防盗防贼，强化城市管理，朱熹对此颇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然而这一过于严格的制度，给市民生活和生产以及人际往来造成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至文宗太和五年(831)，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宣阳坊有綵缬铺，永昌坊有茶肆，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终极于宋代开封：历史进入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商业繁盛，贸易潮涌，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日本学者梅原郁指出，“唐代的坊制，至少其社会风气在五代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宋代的开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这种框子的城市”。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繁虽有不同见解：“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也仍在沿用，可以证实在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但同时也认为“到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直到北宋末年最后崩溃了”。如果说里坊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的产物，那么里坊制的溃崩就是商业对农业封闭的冲决与胜利。
作为一种城市居民的管理体制，里坊制彻底解崩了，就像那一堵堵封闭森严的里墙坊壁，轰然坍塌了。但构成里坊最小单位的一院院民居，却从来没有绝迹和消逝，并逐渐演绎成一个个规整方正的四合院，一如古时里坊的微妙缩影，在许多城市诸如北京、城都、杭州、大同、扬州，编织绚烂成一道耀眼亮丽的风景。
二
里坊制孕怀于秦，分娩于汉。西汉的长安城，被棋盘状的街道分划为大大小小的方格，一格一里。里的四周设墙，市的中央设十字街。市的四面也设墙，井字形街道将其分为九部分，各市临街设店。以此可言，西汉的“里”已具中国“里坊”雏形，然而历史上却无秦坊汉坊之说，只有“唐坊”之称。何也？唐坊是中国里坊制的鼎盛时期，却与秦汉里坊没有构成直接源流关系。一是秦汉之“里”尚属初级形态，未演进到“坊”的层面，不足以形成“里坊”的管理机制和完整传统。二是唐因魏制，正如唐王李氏的血统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拓跋鲜卑氏，唐坊的原始版本也主要取自于北魏，抄袭于“北魏平城坊”。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透过历史的云雾关注到，煌煌大唐正是从北魏宏阔的旷野走来的，北魏五彩烟云，冉冉生发发成了缤纷的盛唐气象。“唐人是汉人与代表五胡人的鲜卑人的混血儿，因而一派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之气。‘唐宗宋祖’里的那个唐太宗，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其血统更接近鲜卑族。高宗之母、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其先祖即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兄长。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与隋杨原为一家，而隋炀帝出自独孤氏，正是一支鲜卑大姓。北周时一个叫独孤信的鲜卑人，其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皇帝，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七女儿做了隋文帝的皇后。隋代建筑学家宇文恺、《切韵》的作者陆法言、初唐的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金末元初的文学家元好问，这些隋、唐、金、元历代留取‘风流’照汗青的人物，仔细和认真说来，都首先是鲜卑人的后裔。王国维《咏史》中有‘神尧出独孤，官氏北地尊’洪亮的声音。金庸的小说塑造过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独孤求败’，他一生剑气堂堂走天涯，与人比武从未失手，就很想失败一次，品尝一下另样滋味，然而胜利之神却总是亲吻他的前额。这个人就是鲜卑人。除了血缘，隋唐两朝与北魏尚有种种扯不断的丝缕之系，韩愈《柳宗元墓志铭》开门见山地道出，柳宗元的‘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拙作《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从北魏平城坊到唐坊，同样是一道飞架在中国历史天空的彩虹，折射着大唐宏图伟业与北魏基石柱础之间的缘脉光影。
宿白先生曾参与对大同现代城市中保留的古代城市格局的调查，他在分析了明代大同与辽金元西京大同府、大同路的承袭情况和明代、唐代城垣不同夯层的贴附叠压关系后指出：大同城内的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即城为方形，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个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这种小十字街范围内又以小小十字街划分，小小十字街的地名有些叫××十字，反映坊里内原来即是以小小十字街为一个城市的较小的单元。明代大同城这种“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毛毛巷”的棋枰式布局，不仅显示唐代的云中州城的城市格局，更反映着北魏平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当为闭）坊搜检，以备奸巧”的布局、建构甚至是名称。
“北魏平城坊”没有取法汉代，却借鉴于三国邺城。《魏书》卷23《莫含传附孙题传》记载，“后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其时，北魏尚未夺得洛阳与西安，故模之以邺城最为现实与真实。
三国时的曹魏之都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区分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城的外形趋向规整，王室衙署位于城内北部中间。其余大部分为居民区，居民区内由数条东西、南北的街道划分为若干封闭式的里居。
北魏与两汉多年频繁的交战和往来中，对汉代的时弊看得颇为真切，拓跋珪曾下诏曰，“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然而英雄相惜，北魏对曹魏“建安风骨”、开张风气十分欣赏与崇尚，心中不免千千然有了曹魏情结。先是，北魏号为代国，于376年被前秦苻坚所灭。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即于同年改国号为“魏”，虽无光复“曹魏”大业之嫌，却也有敬慕“曹魏”风范之意。北魏昭成帝什翼犍曾作为人质，在邺城学到了许多汉族的先进文化知识，包括都城建筑和城市管理。后来，北魏几朝皇帝在定都与迁都选址时，目光都曾在邺城的上空作过游疑与徘徊。
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评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鲁迅、毛泽东等对魏晋南北朝一样饶有兴味，赞赏有加。谁能说得清在那风云际会、群雄逐鹿的300多年间，北中国飘扬坠落过多少面王旗，前赴后继过多少英雄豪杰？匈奴、羌、羯、柔然、敕勒、乌桓……而拓跋鲜卑最为卓越，堪称草原民族的优秀代表和集大成者。
北魏时代的拓跋鲜卑民族，基因上已非走出嘎仙洞其时纯粹的血统，而是多民族混血儿。文化上亦非森林文明的拓跋氏，而是森林文明、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多元文明成分相融汇的民族。
公元4至5世纪，古老中国的地平线上，诞生了一个生机蓬勃的新型王朝，崛起一代燃烧着五胡血统的新省得中国人。他们以创新进取，融合外族为国策，倾情打造最强最优光照天下的王朝。作为东胡一支，鲜卑氏属黄种人无疑，却有史料传闻其“金发碧眼”，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中有“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之说；唐代最擅长画马的韩干，曾在一幅画中描绘了鲜卑人的相貌特征，次画虽已失传，而宋代苏东坡却留下了观赏这幅画所作的诗《书韩干二马》：“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赭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黄头”“赤髯”均指金发。原来为从血统源头上优化自己的民族，他们惊天动地地喊出“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的誓言。于是就有白种人丁零族的血脉，注入了鲜卑人的族体；他们以挺进中原，建功立业为目标，最终实现寻根归宗融入中华的理想。“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于是，在平城都城的建造中，鲜卑氏既突破了汉代城址原有的框架，又未照抄照搬邺城里制，而是从北魏实际出发，以中原甚至包括西域诸国的城郭为参照借鉴，融进了独特的城市建造与管理理念，彰显出北魏王朝崭新的特色。正如有学者所言，创建里坊制，在城内设建格局规整的里坊，是北魏迁都平城后的一大创举。北魏平城都城，包括“北魏平城坊”，与云冈石窟一样，是多民族智慧的产物，是多元多样文化的结晶，是人类城市建筑史上的一大创造，一大奇迹。
北魏平城的居民，不像汉代长安城和曹魏邺城清一色汉族百姓，而是拥有不同血统的的臣民。草原民族拓跋鲜卑氏，胸襟开阔，气吞万汇，博采众家所长，广纳四方族氏。然而，各色人等一时杂居交融在京都平城，必会给管理带来困难与挑战。于是，早在天赐三年（406年），拓跋珪就开始拟制“规立外城，分置市里”的计划。闻知从中原来的孙题对城郭建造有“机巧”，他欣然“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经过各民族包括汉民族精英人才的创意设计，北魏王朝编构描画出了完整的郭城宏伟蓝图。将不同民族的百姓安置在城郭“里坊”之内，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北魏平城坊”制遂应运而生。
存在决定意识，北魏平城里坊制，为北魏后来的太和改革所颁布的“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提供了实践基础。三长制这一基层社会自治制度，在全国得以顺利推行，直到孝明时，北魏县以下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仍是这一制度。
郭城之内的里坊制辐射延伸到乡间聚落，为“均田制”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聚落只作为田野耕种者的定居点，在秦汉时期仅称为“里”或“聚”和“丘”。名之以“村”，始见于三国时期。而“里”和“村”、“乡”联姻，特别是与“坊”结缘并普遍推广于全国，则滥觞于北魏。据敦煌P4506B号“金光明经题记”，北魏献文帝皇兴五年（471年），定州卢奴县县域内也已存在“里”，称为“西坊里”。太和八年（484年）北魏司马金龙墓铭云：“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司马金龙之铭”；张玄墓志云：“太和十七年（493年）薨于蒲阪城中乡孝义里”。村是自然形成的物理载体，属于村民生活自在自为的层面；“里”和“坊”是朝廷的基层行政编制，是国家统治赋予的特定的语境意义。
三长制和均田制，是著名北魏“太和改革”体系中最为要紧的两项制度。“三长制的推行，使北魏王朝真正确立了中央集权统治。那一项富有全新封建土地制度意义的均田制，历经北齐、北周、隋、唐三百余年不衰，成为中国农业史上一块稻花飘香的里程碑。……
太和改革以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的扩散力，多层面、全景式地触及政治、军事、经济、礼制、法律、宗教、文化、习俗等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它不仅是拓跋鲜卑漫长汉化的深刻概括，也是晋末以来北方各游牧民族汉化涌潮的系统总结，又是启动北魏跨入洛阳时代的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台。……孔子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北魏王朝踏在太和改革的跷板上，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封建制过渡的最后一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太和改革产生的冲击波，使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封建制度得到重要的纠偏、修复和完善。史学家黄仁宇对北魏太和改革作了深度分析和评赞：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可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特别是均田制，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势，既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由此深入，黄仁宇对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作区分时，手中所持的一项主要标准，便是太和改革的均田制。”（《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北魏平城里坊制对于三长制和均田制的影响，正是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宣纸效应说：“城市中心培育后，就会产生‘宣纸效应’。这就是，铺开一张纸，一滴墨上去，就会向四周扩展。”
当然，北魏都城建设绝非朝夕之功，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其经历了几代帝王的身体力行，薪火相传。与和平年间轰轰烈烈开凿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的云冈石窟相辉映，巍然矗立起一座惊世骇俗、气势恢宏的世界城池。由于荟萃了草原、中原、西域多民族的百工巧匠，平城城郭巍峨壮观，美轮美奂，耀然成为北中国一颗惊世明珠。步入《水经注》所记的皇信堂和永固堂，即可见一斑：“太极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台（白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篆秘籍，悉积其下”。永固堂“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跌，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精诚打造，平城人丁兴旺，世象繁华，成为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版图范围内处处弥漫着“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静谧和明媚。《齐民要术》笔调喜悦地记载：几乎绝迹的西晋水碾、水磑、水碓，欣欣然得以复生，在乡间飘出歌谣般动听的声音。经济学和社会学认为，特定时期国家人口的高密度，是其社会繁荣的一个迹象或诠释。“6世纪初年，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南北合计还要多出一倍”。太和十五年(491年)秋，孝文帝诏言：“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北魏京都平城包括里坊之内，风云百年，岁月峥嵘，生发多少离奇事件，沉淀多少悬疑秘密。宫廷刀光剑影，坊间悲欢离合；昨夜烽火烈焰，近日凯旋庆功。拓跋珪被亲子诛杀；臣相乙浑政变未遂；太武帝一手“筑坊”安民包括僧尼，一手又灭佛驱僧，拆寺毁庙，平城被一片血腥惶恐密布；文成帝即位诏令复法，众僧纷纷回归京城，武州塞灵岩石窟寺震响第一斧霹雳之声；文明冯太后穿里巷，走坊间，或明察，或暗访，绘就一卷太和改制鸿图；孝文帝毅然颁布“迁都”皇令，北魏大旗直指中原洛阳。
北魏迁都洛阳，平城虽仍以旧都称雄，但毕竟繁华飘落，往事烟云。直至“六镇之乱，故都（平城）为墟……。”平城后虽为辽金陪都，但城郭已今非昔比，“《辽志》：西京城周二十里……。元魏宫垣占城之北西，双阙尚在焉。金仍为西京。《城邑考》：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读史方舆纪要》卷44）”。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评说，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的遗迹，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荣誉。”
站在平城遗址凭吊怀古，一缕世事苍凉惜惋，不禁若一阵塞上秋风迎面袭来，令人嘘唏不已。
雕梁画栋昭日月，飞阁流丹绕春风。都城，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文明的中心，也是一个国家防侵御寇的物质屏障，更是其精神强盛的标志、象征和宣言。而一个雄心勃发的王朝，又总是把百姓安居乐业视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吕氏春秋·先识》说：“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北魏历代帝王，对于民居和城郭的选址营建都颇为重视，跋涉了一个由草原文明向农业文明过度转型的途程。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平城以为南都”，什翼犍“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其“初定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魏书》、《南齐书·魏虏传》)。直至拓跋珪于398年迁都平城，方“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拓跋珪登上平城舞台开启历史大幕的第一出戏，就是筑城安民。明元帝拓跋嗣即位短暂，却也于“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但北魏城邑形貌的完整塑成，特别是“北魏平城坊”的开创定型，基于太武帝。“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国邑坊内：绸缎丝滑，酒香清冽，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菜畦油绿，牧歌唱晚，人影忙碌，牛欢马叫，一幅多么富有世俗气息、生动沸腾的生活图景。之后的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也均在平城建筑史上，留下了各自诗意葱茏的创造。
拓跋珪所建新都平城，基于汉代平城县址。《水经注》有记：“其水（如浑水）又南，屈迳平城县故城南，<史记音义>曰在雁门，即此县矣。……魏天兴元年，迁都于此”。北魏平城，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分为宫城、外城和外郭城三个板块或层级。北高南低，宫城在北，外城和外郭城绕宫城之南。宫城是皇帝理朝和皇亲国戚起居之所。宫城筑建，据李凭《北魏平城时代》论，有两次高潮：从天兴元年（398年）7月始建到延和3年（434年）7月，共36年，为第一次建筑高潮，历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代。城内主要建有天文、天华、中天、天安、紫极、西昭阳、永安、安乐八殿；第二次从承明元年（476年）7月到太和16年（492年）11月，共17年，主要建有七宝永安行殿、太和殿、安昌殿、坤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太极殿6座宫殿。外城方20里，外郭周回30里。外郭内“悉筑为坊”，安置居民。城的南北和东西分别由3条大街把周遭30里的平城内城，平分为16个大的里坊，其间拓有9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是为9衢。东西南北四面，设建12个城门。整个城市气象严整，布局井然。走在今日大同的市区，尚可以领略到千岁之前北魏平城的遗风流韵。据考证，北魏平城南北中轴线上外郭城的街道，即为现今大同市的南北大街，曾经16个大的里坊格局，与今日大同城主要街道应然吻合。
所谓唐因魏制，反映在唐长安城的规制上，几乎就是北魏平城的再版。就连大明宫所用方砖，都与北魏出土的一般无二。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所组成。宫城是供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位于长安城北部的最中央。南面五门，东起为永春门、长乐门、承天门、广运门和永安门。北面二门，正门为玄武门，其东为至德门。宫殿主要由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原名永安宫，是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为其父李渊所修的一座避暑宫殿），及南内兴庆宫总称“三大内”的三大宫殿建筑群组成。皇城又名“子城”，是封建政府机关所在地，它紧附于宫城之南，北面无墙，与宫城仅相隔一条三百余步宽的横街，实为一个广场。计城门7座：南三门，正中为朱雀门，东为安上门，西为含光门；东二门，北起为延喜门、景风门；西二门，南起为顺义门、安福门。外郭城又名“京城”，是一般居民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它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和皇城，因亦称“罗城”。外郭城的形制，为东西较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计有城门12座：东三门，北起为通化门、春明门和延兴门；南三门，东起为启夏门、明德门和安化门；西三门，南起为延平门、金光门和开远门；北面因有宫城和禁苑，三门均开在北墙西段，西起为光化门、景曜门和芳林门。
北京四合院是元大都的遗产，元朝缔造者蒙古人与拓跋鲜卑氏有扯不断的血缘纠缠。蒙古人起源于额尔古纳河之东、大兴安岭之西，过着“以黑车白帐为家”的游牧生活。据黎东方先生讲，蒙古人是“‘蒙兀室韦’在中国历史官书中所称，而‘室韦’二字，依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看法，与鲜卑二字同音同义，是一个名词的两种译法”。北京四合院于北魏平城坊之间，或许有某些亲尘封的链接，尚待考证研究。
中国历朝都城，共性特点有二：一是农业的产婴。中国为农业国，在人们印象与想象中，疆域辽阔，土地富足，因而沿地面大幅扩展。集中，高墙大院，豪门深宅。二是皇权的产物。飞檐翘角，盘龙藏凤，三重九曲，威严森然，极具夸张。从秦汉长安到北魏平城再到北京紫禁城，一脉相袭。而西方城堡属神权产物，哥特式建筑强调神的万能与人的渺小，宗教布控下，人惟有顶礼膜拜，听从神灵的召唤。
中国的儒教道教也曾试图与皇权分庭抗礼，怎奈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之元气大伤。佛教东汉时传至中国，到北魏隆盛一时，寺院林立，僧侣云集，寺院经济空前雄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政治话语权。便有僧人私藏兵器，跃跃然欲与皇权试比高。可惜太武帝一纸令下，举国“焚寺灭佛”，佛教气焰顿消，难以抬头。之后稍有伸张，又经“二武一宗灭佛”打压，从此失去信心与勇气，再没有找回抗衡的能力。至此，无论哪门教派，在中国皆向皇权投降，“礼帝即为礼佛”，屈尊旁坐，甘拜下风。
北魏遥远的背影及其史料的或缺，与大唐的荣盛及其身影的清晰，遮蔽了北魏的光芒，模糊了大唐与北魏的源脉承袭。无论公元220东汉终结——581年隋朝初建（共计361年），或是公元265年晋朝建国到公元589年陈朝灭亡（共计324年），这一历史时段史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各民族大战乱、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时期。是北魏王朝收拢拾残局，拯救了衰落的中华文明；是拓跋鲜卑氏让我们的血液重新汇流到了一处，并使得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中国从北魏整装出发，走向了隋朝的统一，迎来了盛唐蓬勃和辉煌的日出。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拓跋珪的这一诏令，恰似勾勒出一幅拓跋氏创业及其创业之初时代背景的草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说秦汉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源头，那么北魏无愧于第二个源泉。
三
“北魏平城坊”建制模式，不啻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一个“华美的转身”，特别是这一城市建制移植启用到洛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朝鲜半岛分布着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都接受了深远的引领作用。《三国遗史》卷1《纪异一》“辰韩条”云：“新罗全盛之时，京中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六户，一千三百六十坊，五十五里……”同书卷5《避隐八》“念佛师条”云：“三百六十七坊，十七万户。”里坊错落有致，分布于新罗内城与郭城之内。里坊的四面皆有平直的墙垣，坊墙辟有坊门，诸坊设门多少不一，但总体上却很整齐。坊内结构也比较规则，按照居民的不同身份，分别居住在不同的里坊之中。各坊两相面对的坊门之间设有坊街，与坊街相连的则是纵横交错的巷曲，路两旁种有高大的树木。
北魏平城时代的里坊形制缺乏更多的记载，好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所记洛阳里坊，恰恰返影回照出“北魏平城坊”的情形。清人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称：“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是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正像洛阳石窟是云冈石窟的延续，洛阳里坊必是“平城坊”模式的承继、复制与发展。公元494年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7年左右，即501年，宣武帝调用5万人之多，以“平城坊”为范本，规模宏大地展开洛阳里坊的建造。《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魏书》卷八《世宗纪》：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整个洛阳城以里坊制度为布局与管理，在西阳门外建有大市，周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会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另有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四里。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极尽豪华侈靡。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里坊探寻研究的目光，无一例外地都落停在了北魏洛阳坊，而没有深入推进到“北魏平城”，明显局限了研究的深度，弱化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实为一大缺憾。甚至黄仁宇也如此评价说：鲜卑人南下开创了中国长期分裂再统一的契机！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使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成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北魏洛阳的城市规划布局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黄氏的宏论，放大北魏洛阳历史功绩，却是以弱化和漠视平城历史地位为代价的。
随着里坊制的破除，曾经辉煌数朝的里坊格局形态，“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早已不复存在。大同现存的古旧四合院，虽属明清以后的建筑，却由于是一隅在北魏都城和隋唐辽金元明清大同城主城区域上生生息息了近1500多年的人类居住地，是人类社会硕果仅存的未被战火和自然因素毁损的城池之一的微缩景观，因而作为平城城郭的生命延续，这些四合院，历经北魏京华、辽金陪都、历朝历代军事贸易重镇的繁华洗礼，依然沧桑地守望着历史的光阴与人文环境的原真性，发散着“北魏平城坊”的浓重气息与味道，具有“北魏平城坊”天然“独孤”的历史信息与价值。
明洪武五年，大将徐达任职大同，修筑城郭，增其旧制，官署、王府和民居落院营造一时。昔日里坊高墙大院虽已荡然不见，但东、南、西、北四隅以及棋盘式街道格局清晰，故而大同四合院的总体布局与街道走向一致，每个街道之中，都开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院落大门。清朝顺治六年，多尔衮亲率清兵攻破大同城，写下一页血腥“屠城”历史惨案，可怜徐达一片心血凝成的大同城毁于一旦。令人欣慰的是平城里坊的根基犹在，集体记忆犹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清顺治八年“大同还治”直至民国初期，大同四合院陆续而建，沐风栉雨直至21世纪的今天。
元明清时的大同仅属九边重镇，昔日皇城荣耀已经飘然远逝，因而四合院气象古朴，普居色彩浓厚，更近乎平民化，不像北京那样皇都气韵彰显，呈一派先天优越之势。然而，大同城区地域毕竟是一片蕴涵着“北魏平城坊”基因的厚土，大同四合院每一道大门、每一座照壁，别出心裁，绝无雷同。就是那诗行一样排列的瓦当，猫头滴水花样翻新，造型构图别致生动。无论广亮式、抱厦式或是垂花式，门楼大小形态有别，却做工一色精细，横拱头、垂柱和雕斗皆以砖雕花图装饰，门楼瓦顶都设正脊、垂脊、排山沟滴，正脊又设置麒麟兽。有大户人家在门庭前建了上马石、拴马桩、灯柱；也有官宦之家在大门额眉上悬挂“进士及第”、“提督军门府”、“五世同堂”等匾额，并在门前竖有三丈高的旗杆，旗杆下面置有石座，旗杆两丈高之处，置有容器，祭祀时可放置供品。甚至在大门两旁安放一对石狮，以示威严之风。有些四合院里的房屋，如县楼街3号院的南房前面，建有优雅的穿廊，颇具南方风情，显然是民族融合的留影写真。而那些因年久失修而被时光熏黑的屋檐，那些残破砖瓦兽脊，那些墙缝瓦隙里钻出来随风摇曳的衰草枯枝，飘散着浓烈的沧桑气息和令人格外亲切的味道。历史的呼吸就从这里吐纳出来，绵绵如丝的秘密就在这里面幽幽地藏着，无数陈年旧事就在这里深深地掩映着……昔日官府署衙大门都是坐北朝南，门楼设在中轴线上。民居四合院大门，则沿了街道走向朝四方而开，门楼也不压中轴线。左右临大街，前后隔小巷。大门朝街而开，东西相向。也有的像北京四合院，应照风水学“坎宅巽门”之说，避忌与正房相对，大门开在院之东南方位。自宋代以来，“风水学”在中国极为盛行，按照阴阳八卦“巽”的方向开门，“巽”即东南，向东南角开门，以取吉祥之意。???
进了大门，迎面一座影壁，俗称照壁，上有仿木椽檐，单坡瓦顶，正中设有横脊一道，两端置有麒麟兽，额头设有砖雕斗拱，两侧有砖雕垂花柱；照壁中央嵌镶有“八仙过海”、“鹤鹿同春”、“吉祥如意”、“喜鹊登梅”、“丹凤朝阳”、“福禄寿三星”，或一个大“福”字等砖雕花饰；影壁下面则是基座，雕花砖饰，浑然一体。整个影壁精雕细刻，新颖别致，寓意开门纳喜，吉祥和美。
二门一般设在影壁左侧，其体量大小，与大门相呼应，有主次、偏正之分。大门若是广亮式或者抱厦式，二门便为垂花式；大门若是垂花式，二门只能采用拱券门和随墙门。
进了二门，便入了四合院内，其为封闭式的布局，庭院为防火、防盗、采光、通风、交通、休息和家务的中心地带。一般四合院多为正房三间，左右两旁各设耳房一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南房三间，西南角多建置厕所和碾房。小型四合院只有一进院落，大型四合院有二进、三进、东西跨院和花园。西南隅内棋盘街十号为两进四合院，后院又套一个东跨院；东南隅内县角西街十号为三进四合院。
大同四合院四面房屋各自独立，疏密有致，不像北京四面房屋的拐角处皆游廊连接，也不像南方许多四合院，房屋相连，成“天井”庭院。
与大同城区四合院相照应，大同所辖县乡也有各具特色的民居大院，如大同县吕家大院，浑源县栗家大院、麻家大院。尤是麻家大院，三进院落，庭院深深，且配有绣楼，典雅优美。院内砖雕木雕精细入微，颇见工巧技艺和主人的艺术品位。原来这大院主人麻国华，系浑源人氏，生于清同治五年，曾考为举人，做过县令。其不仅胸有经纶，为官清正，且被誉为中国“李峪青铜器”研究创始之人。1923年，浑源县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距县城十多华里的李峪村，一墓东周时期的青铜器，突然静现人世。可惜如此一批精美绝伦的稀珍国粹，或被当地农民乱挖破损，或流失国外寄人篱下。在外乡做着知县的麻国华得知此闻，痛心疾首之下毅然辞官还乡，不顾年迈，或实地调查，或奔波呐喊，或青灯著文，所撰《古物记》《古物状况表》等一系列文献，成为李峪青铜器研究奠基之础。2004年中法友好年时日，上海博物馆以镇馆之宝“李峪青铜器·牺尊”展出，法国吉美博物馆也推出重量级藏品“李裕青铜器”。中国“李峪青铜器”再度惊艳世界之时，也当不会忘记出入麻家大院为之呼号奔走的麻国华。
大同城区现存许多街道的名字，古年高龄，堪称“老寿星”，有一些或直接或曲折地演化和解析着“北魏平城坊”及北魏平城时代诸多密码。
棋盘街，大十字街，十府街，描画着昔日“里坊”的形制面貌。皇城街，二府巷，府学门街，户部角，玄东门，飘动着北魏平城的皇都遗韵；永宁里，永安里，永丰里，平康里，永兴里，永泰街，太平街，太宁观街，万字街，仁和美街，仁义街，刻画出北魏王朝希冀江山永固的心理活态；赐福庵街，大庙角，帝君庙街，隍庙街，城隍庙街，石人街，石头巷，七佛寺巷，娘娘庙街，圆通寺街，正殿街，塔寺街，观音街，武庙街，佛殿庙街，映射出北魏信仰特别是崇佛重教的史实；狮子街，令人疑是因当时乾陀罗国、波斯国胡王所献白象、狮子而得名；菜园街，大有仓街，稻米店街，羊市巷，油店巷，水磨街，马市角，柴市角，油坊巷，正是《魏书》描述太武帝时期平城“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沽酒，养猪养，牧牛马，种菜逐利”生活场景的“活化石”；头道营房，二道营房，马营街，西箭道，教场街，操场城街，可以见出军事营况在平城的位置与分量。八乌图井，一望而知即是草原民族语言的音译；而唐市街，则想必是唐代里坊在大同留下的痕迹。
今日大同市的一些县乡，带有“里”“坊”之称的村名俯仰即拾。如东坊城，西坊城，新坊村。
仅以大同城区现存一些街道的名字作对比，也可索引推想到“北魏平城坊”的名称，有一些不仅沿用到了洛阳，甚至中经东魏和北齐，成为隋唐长安城的里坊之名，如永平、永和、永安、永康、永宁、狮子街等。北魏洛阳已知里坊中有永平、和、安、乐、康、年等6里，其中永平坊见于隋唐长安城，永康里见于东魏北齐邺城；此外永和、安、乐3坊又见于隋唐长安城；长安城又有永宁、嘉、崇、达、昌、兴、阳等坊。洛阳城又有永丰、泰、通等坊。而北魏平城时代将儒家文化应用于街坊的创意，沿袭到洛阳直至隋唐，被演绎提升为里坊的命名原则和精神。北魏洛阳城有安丰、武、明、贵等4里，隋唐长安城有丰安及安业、义、仁、善、德、邑、兴等坊；北魏洛阳有修仁、民、睦等里，东魏北齐邺城有修人、义、正等里；洛阳有修义、行、文、业、善诸坊，隋唐长安有修真、德、行、正诸坊；北魏洛阳有延年、贤、寿、酤等里和延福坊，隋唐长安有延寿、康、福、祚、庆诸坊；北魏洛阳有崇义、让、恩等里，隋唐长安有崇义、化、贤、德、业诸坊；北魏洛阳有依仁、修仁里，有睦、静、怀、归、利、里仁诸坊，隋唐长安有亲仁、崇仁坊。
名以载道，名正言顺。这些街坊之名，不仅与北魏王朝的信仰以及崇佛重教的现实有关，平城坊中居住者不仅有庶民，有贵戚，还有僧尼，《魏书·释老志》记载，“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郭城内寺院甚多，主要有五级大寺，永宁寺，天宫寺，建明寺，报德寺等（拓跋珪从小“喜好黄老，颇览佛经”，平城登基初始，便诏命沙门法果为“道人统”。法果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地四处宣扬：皇帝即当今如来，礼帝即是礼佛）。《水经注》：“然京帝邑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而且与北魏的年号、宫殿名号等一脉相袭，交相映照，反映出北魏王朝期冀世代和平永安的殷殷愿望。北魏皇帝年号有天兴，永兴，泰常，延和，太延，永平，兴安，和平，太安，延兴，太和；北魏宫殿名号有天华、中天、天安、紫极、永安、安乐、七宝永安行殿、太和殿、安昌殿、太极殿等。这让我不禁想到太武帝拓跋焘寻根祭祖的故事：太平真君四年，太武帝派人回到发祥地旧墟石室“嘎仙洞”祭祀，在洞壁雕刻“祝文”中说，惟愿皇祖保佑“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而“孝敬里”、“孝义里”等乡村名称，显然是儒家文化中道德准则的渗透。仿佛是拓跋珪从小“喜好黄老”的追求，为北魏定了一个基调，北魏历朝皇帝，几乎都在《魏书》里留下了祭祀孔子的儒雅身影。太武帝灭佛转而信道，文成帝复法重启信奉佛教，儒释道打破壁垒，走向和谐共处。悬空寺儒释道三尊圣像同塑一室，便是北魏佛教融合的产物与例证。赵朴初曾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与对比之后指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汇合的入口处，便是北魏平城时代。特别是“太和十年，诏起明堂”，儒家文化遂物化为一座标志性建筑。明堂既是一组建筑群的总称，也为其中一堂之名。明堂里面大有“名堂”。《通志·礼略》有载：“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王逸注曰：“言人君为政常事，必先告于宗庙，议之于明堂也。”除了皇帝祭祀祖先和接受群臣朝拜主题之外，明堂还承载着多元意义和多功能价值。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写道：“周人的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见在其中……明堂者，天子太庙……九室十二堂。”《木兰辞》中“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那个情节，说的便是天子孝文帝在明堂接见花木兰的史实，而履行这样的程式，就是“飨功”。
佛教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百姓，各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不同，彼此尊重。北魏不偏不倚，融而和之。大同是一座“多民族风情博物馆”。特别是一处处历史遗迹，留住多少少数民族的异域情调，成为解读这些少数民族的稀珍原物，包括草原民族、西域各民族、甚至外来民族如印度。云冈是以拓跋鲜卑氏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包括西凉、汉族以及印度古国留下的指纹；华严寺是契丹、女真族的艺术创造，九龙壁飘动着明王朝的留影。而这些灿烂历史遗存的背后，是“融合”的巨大力量：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佛教的融合，艺术包括音乐、舞蹈、建筑、雕刻、书法、绘画的融合。“大同是中华民族心路历程的一个特殊驿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历史拐点，其以广度和深度的民族融合为巨大贡献，在中华民族史册里闪耀一笔浓墨重彩的记录。特别是北魏王朝，宗黄帝之根，续秦汉之制；挽东晋之衰，托大唐之盛；统北方之一，融华夏之脉。在中华文明气势磅礴的乐章里，演奏出一曲划时代的强音。版图的伸缩，政权的延更，都不足以代表民族融合的最后解释权。惟有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趋向认同，才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终极力量”(拙作《大同，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之都》)。
中国的四合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物化见证，是中国地平线上一道迷人的风景。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发展，农业文明羽翼孵化的四合院，其古旧面孔与平房样式，与工业文明时代的高楼大厦日益显得不对称。一轮轮的城市拆建浪潮汹涌激荡，使之从人们的视线中风纷纷消失，即使竭力倡导整体保护古城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其故居四合院也未能幸免。《新京报》2009年7月11日曾以整版图文报道《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部分被拆》经过。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原是一座两进小四合院，梁思成林徽音夫妇于1931—1937年在此居住（当时门牌号是3号。其小儿子梁从诫在此出生）。上世纪80年代末，院内垂花门被拆，建起一座三层小楼。院内的东厢房后也被拆出。剩余建筑部分，就在《新京报》报道发出前日惨遭拆除。梁林夫妇在此居住期间，恰是对中国建筑史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时期。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并对其中206座古建筑进行了详细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敞肩桥——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中国现存最伟大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而且梁家的客厅成为京城有名的文化沙龙——“太太客厅”。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冰心的小说《太太的客厅》，即指林徽音的“客厅”。林徽音也曾因在小说中被讽刺，送过一坛山西老陈醋。萧乾曾回忆，“那天，我穿着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到达子营的沈家（沈从文），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京总部胡同徽音那个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
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廊庑，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
北墙中间是壁炉，左右两边上段是短窗，窗下是一溜儿矮书架子，上面整齐地排着精装的小本外国诗文集。有一套黄皮金字的，远看以为是莎翁全集；近看是汤姆司·哈达。我们的太太嗤地一声笑了，说，“莎士比亚，这个旧人，谁耐烦看那些个！”问的人脸红了。
南边是法国式长窗，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纱外隐约看见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杨柳，柳丝垂蔓院中。树下围着几块山石，石缝里长着些小花，正在含苞。
冰心细腻的小说笔触，为我们留住些许四合院曾经的光阴。
大同四合院现仅存东南一隅，且沧桑斑驳，残裂破损，亟待修复与保护。?
北魏王朝，不仅在大同这片土地上，雕凿了一座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而且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平城城池。这座曾经雄踞塞上、显赫一时的平城城池，如今虽已沉入历史的记忆，但它的精神犹在，地基犹在，基因犹在，影响犹在。大同四合院就是这一地基上的珍贵衍生物，是北魏那座宏伟神秘城池活的标本。
世界遗产委员长第18次会议强调：“文化遗产原真性的观念及其应用扎根于各自文化的文脉关系之中，因此应给予充分的尊重。”今天的大同四合院，是一页“人房共存的活态历史”，而我们对其研究近乎一片空白，正如《黎俱吠陀》所说，“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我们的天空”。我们必须以对历史对未来尊重和负责的精神与态度，以深度发掘放眼前瞻的宏阔胸怀和目光，像面对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那样，充分认识、百倍珍惜、整体保护它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建筑艺术价值以及蕴藏的诸多丰富信息，让大同四合院这朵珍奇之葩，绽放出“北魏平城坊”和北魏都城应该绽放的光芒。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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