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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经济如同寺院经济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经济形式。本文拟就北魏平城宫廷经济作一肤浅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有关史料
关于北魏平城宫廷经济情况，无翔实资料记载，但从仅有的只鳞片爪资料中，亦可窥视出北魏宫廷经济的一些梗概。
下面摘录几段史料：
（一）、“如浑水又南径北宫下，旧宫人作簿所在”。（《水经注· 水》）“作簿”亦作“作部”，是古代宫廷中主织作染练的作坊。织作染练需水，故置于水边。
（二）、“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南齐书·魏虏传》）
（三）、“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恭宗不纳。”（《魏书·高允传》）
（四）、“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太半，以赐贫人”。（《魏书·古弼传》）（注：上谷在今张家口一带，是平城的外围；这种苑囿显然系指牧场。）
（五）1、北魏天兴二年（399年），“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魏书·太祖纪》）
2、天兴四年（401年）三月，“帝亲渔，荐于寝庙”。（《魏书·太祖纪》）
3、永兴四年（412年）“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魏书·太宗纪》）
4、和平四年（463年），“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亲射虎三头。”（《魏书·高宗纪》）
（注：这些“苑”、“鱼池”、“虎圈”无疑除娱乐、观赏的作用之外，亦有渔猎等补充宫廷经济的功能。）
（六）1、“公元387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击灭刘显于马邑（今朔州市），俘获‘马牛羊以千万计’。公元391年，拓跋珪击灭河西刘卫辰部，获马30余匹，牛羊400余万头。北魏在兼并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将数以千万计的马、牛、羊掠至平城地区成为北魏国家最大的牧场。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有马200余万匹，驼100余万匹，牛羊不计其数。”（《山西通史》卷二）
2、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从高车、柔然、大夏、北凉先后夺取牲畜数千万头（匹）。于是除平城牧场外，北魏又建立了两个畜牧业基地。一个建在“漠南”。一个建在“河西”。（《北魏史·北魏王朝的崩贵与灭亡》）
（七）、“至明元帝时，诏令‘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魏书·食货志》）
（八）、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丁巳，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太和十一年（487年），“十有一月丁未，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赉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魏书·高祖纪》）
二、几点推断
从上述这些星星点点的记载中，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以下五点推断：
（一）从时间上来看，北魏平城宫廷经济与北魏迁都平城共始终，亦即从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北魏定都平城，迄于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历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之久。
（二）从进程上来看，北魏平城宫廷经济是伴随着北魏王朝的兴起和封建化进程的完成而兴起、繁盛、衰退与崩溃。
（三）从范围上来看，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经营范围应该说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大力经营传统的农牧业，而且还经营渔、猎，乃至手工业和商业。即以手工业而言，见之于史籍记载的就有织作、染练、酿造、缝制、铁作、木作等。再以商业来说，“与贩夫贩妇竞此（注：指农牧产品、手工业产品和贩酤等）尺寸” 。
（四）从程度上来看，北魏宫廷经济是相当繁盛发达的，不仅供给王室巨大的消费，而且并有余力到市场上出售多余的产品。史书上就明确指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同时还有余力“班赉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
（五）北魏宫廷经济当数太和初为最繁盛时期；而太和末为衰败、崩溃时期。
三、兴起、繁盛和衰败、崩溃的原因
北魏宫廷经济缘何能够兴起、繁盛？又缘何衰落而崩溃呢？我以为追其原因有这样四点：
（一）优越的地理形势
平城居于大同盆地之中，呈西北高、东南低之地理形势。其时，平城的生态环境还是相当好的，具有丰富的水利和草木资源，浑河、武川水、桑干河等纵横全境，既适于农耕，又适于游牧。据《水经注》载：“（如浑水）又南，远出郊郭（指南郊），弱柳荫街，丝扬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护，故不可得而论也。”这段记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河川盈溢、池渠广布、绿树成荫、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远非今日所可企及。再如城北方山永固石室前“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方山下之灵泉池“泉上出白杨树，因以名焉，其犹长杨五柞之流称矣。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源，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东郊外“河干两湄……夹塘之上，杂树交荫”。又南“经籍田及药圃西”，应该也是满野葱翠，一派胜景。西郭外，云冈石窟一带“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迥非后人所描述的“雁门关外野人家，不种桑蚕不种麻”的荒凉景观。这些丰富的水木资源就为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同时，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匈奴乘机南扰，“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也就是说，此间大同地区的原居人口几乎亡散殆尽。逮于魏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无暇北顾，对雁北采取了放弃的态度。《晋书·地理志》并州条载：“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这里的陉岭即雁门山，又名勾注山。及至北魏定都平城，平城的四郊仍是大片的荒野之地。据史书记载：天兴二年二月，北魏破高车等部游牧部落，俘9万余口，“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拓跋嗣时期，又将鹿苑一分为三，形成后来的东苑、西苑和北苑。于此，可见当时平城四围的空旷程度。平城四郊广垠的无主土地无疑为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大量占用土地，经营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提供了必要的可能。
（二）拥有雄厚的各业技术力量
北魏统治者在连年的扩疆拓土战争中，掠夺和驱赶了大批各族人民迁徙至平城。据史籍记载，北魏把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强制迁徙至平城和畿内的大约有二十多次，其中人数规模较大的有这样几次：
（1）天兴元年（398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及徒何（即鲜卑慕容部）、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2）天兴二年（399的）二月，拓跋珪督率诸军“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口；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皆徙至京师。
（3）太常三年（418年）五月，“长孙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
（4）始光三年（426年）十一月“（太武）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徙万余家而还。”
（5）太延五年（439年）十月，“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6）正平元年（451年）三月，“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
（7）太和五年（481年）二月，拓跋宏把青、齐二州的南宋降民三万余口迁徙至京师。
由于大量移民，平城地区的人口急骤增加，多数学者认为其时该地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以上，虽则此言不一定那么准确，但也决不是夸张之说。而且民族和阶层的构成也日趋复杂，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族拓跋部和其它游牧民族，如高车、匈奴、丁零、徒何、高丽等所谓的“杂夷”等；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来的汉族和汉化较早的各农耕民族，如后燕、北燕、北凉、前赵、南宋、南齐等各国之民，这就为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从事农、牧业的熟练生产者。同时，此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和有文化技术修养的人士。如前文提及的魏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攻克后燕都城中山后，曾“徙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太武帝拓跋焘灭赫连氏后，也“徙长安工巧二千余家于京师”；又曾把州郡的漏户、逃户编为“绫罗户”，由“杂营户帅”管辖。北魏政府为了独占工匠，于太平真君五年又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金银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主人门诛”。这些掌握熟练工艺技巧的“百工”和具有文化技术修养的人士不仅为繁荣平城的经济和文化艺术准备了技术力量，而且也为北魏平城的宫廷经济发展准备了雄厚的技术力量。
（三）荟萃了一批具有较高素养和造诣的经济管理人才。
北魏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把山东六州和凉州等地的官吏、降将、名门世族强迫迁徙至北魏都城平城地区，并于后又采取了“羁縻”政策，有的还委以重任，这就在客观上为北魏繁荣都城平城的经济，当然更包括平城的宫廷经济荟萃、造就和提供了各色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经济管理人才。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那个时代，这些人才无疑首先必须为皇室服务，这是所谓“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就以平城的城市建设来说，在平城的建筑史上有姓名可考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至少有五人。最早是拓跋珪时代的莫题。莫题祖籍雁门繁畤人，“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监之”无疑是管理、领导而已。第二位知名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是高宗时代的郭明善，史称“甚机巧，北京（系指平城）宫殿，多其制作”。第三位是宦官王遇，本名钳耳庆时，赐爵宕昌公。“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皆遇监作。”第四个是李冲，生于陇西，长于中原，曾作“监作大匠”，“宜遵远度，式兹宫宇”。第五个蒋少游，出身于山东士族，亦曾为孝文帝时的“监作大匠”，赴洛“量准魏晋基址”；又出使南齐，“观京师宫殿楷式”，了解建康宫殿的建筑情况。这些人都对平城的城市建设和宫苑的规度建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史籍上没有直接描述他们对平城宫廷经济建设中的行为，但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无论从公从私而论，他们都必定会对北魏平城宫廷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设计、指导、“监作”作用，特别是对于宫廷中的手工业，诸如织染、酿造、缝制、铁木工作坊等的营造和发展规划，应该说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四）向封建化飞跃的历史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性基础”。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繁荣发达，乃至衰落、崩溃，这是北魏鲜卑拓跋部由奴隶制迅速飞跃到封建制这种经济关系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换言之，它随着北魏拓跋部的奴隶制因素存在而兴起、繁盛，也随着北魏封建化的完成而寿终正寝，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众所周知，鲜卑拓跋部长期处于氏族社会，过着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直至猗卢建立代国时，才步入奴隶制社会。公元39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拓跋部即急骤地向封建化飞跃。在拓跋珪、嗣、焘祖孙三代的统治时期，我们虽然看到拓跋族的封建因素发展远远居于优先地位，但是在封建化的过程中，由于转化的迅速、猛烈，所以奴隶制因素在封建经济结构中保存下来，并在生产中占有相当大比重。当时的封建官僚俸禄制尚未确立，文臣武将的主要经济来源靠战争中掠夺来的“生口”、“财宝”和朝廷赏赐。例如：王健，随拓跋珪征伐有功，“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魏书·王健传》于什门，出使不辱使命，太武帝“赐羊千口”。再如：登国六年（391年），拓跋珪率军击破刘卫辰部，“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天兴五年（402年）八月，北魏军击破越勤倍泥部，河西胡曹龙投降，“赐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这样的记载很多。因此，北魏统治者不仅要从居民中课取税收，而且还要直接役使成千上万的奴隶来为其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以满足庞大的皇室开销和朝廷用度。平城宫廷经济正是这种封建化进程残留的奴隶制因素的显著反映。随着封建化的深化和完成，三长制、俸禄制、均田制以及新的租庸调制的建立，这种奴隶制因素——宫廷经济也就随之瓦解和崩溃，所以在冯太后时期，北魏王朝不得不开放山禁，退苑还耕；太和十一年，孝文帝也不得不“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迄于迁洛，北魏平城宫廷经济也就完成了它应有的历史使命而彻底崩溃了。
由是观之，我们从探析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盛衰、兴溃中，可以清晰地倾听到北魏王朝封建化进程的脚步声，即：由于上述原因，北魏平城宫廷经济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也就是说，优越的地理形势、雄厚的技术力量、高素养的经济管理人才，为北魏平城宫廷经济的兴起、繁盛开辟了得天独厚的广阔天地；而奴隶制的残余和封建化的进程又为其赋予了历史时机和发展空间，因之其兴起和繁盛当是必然之事了。但又由于北魏封建化进程的深化、完成，封建制经济绝对地占据了北魏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及孝文帝南迁洛阳，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已失，历史便无情地宣告了北魏平城宫廷经济无可挽回的命运，其衰败、崩溃当也是必然之事了，正所谓“落花流水春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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