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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屡遭兵燹，为我们今日不可追踪。古代文献对当时的建筑情况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敦煌公、幽州刺史宋绍祖夫妇墓葬中出土的仿厅堂木构建筑的石质葬具——石椁，它展示了北魏太和年间单体建筑的规模和形制，显示和传达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
（一）
2000年，省、市考古研究所配合雁北师院（现已改名为大同大学）扩建工程，在施工范围内联合发掘了一处北魏墓群[1]。其中的5号墓全长37．57米，由墓室、甬道、天井、过洞、墓道组成。墓室为砖砌单室，四角攒尖顶，墓底距地表7．35米。中央是一座前廊后室面阔三间仿木结构悬山顶建筑的葬具（暂称石椁），坐北朝南，通面阔2．52米、通进深2．65米，鸱尾顶部距铺地砖的高度2．28米。
石椁系砂岩雕制，由109块大小不等的石构件拼装组合而成，主要有廊柱、柱础、斗拱、横枋、梁架、顶板、正脊、鸱尾、地栿、角柱、壁板、棺床等。据顶板上的石刻铭记“用公（工）三千”、“鹽豉三十斛”，可见，工程量是巨大的，同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石椁建筑有以下主要特征：
1、石椁外观为一面阔三间有四根柱子的敞廊，廊柱断面为正八角形，未有收分，方柱上下等宽，与山东长清乡孝堂山石祠和山东沂南画像室中墓后中心柱相同，保持了中原汉建筑的传统形式。
2、石椁浑然一体﹑构件比例适中。（1）明间面阔与高之比（以明间两柱柱中线间距离和地面至额枋下皮的高度计），92︰118≈1︰1.28。（2）额枋下皮至檐枋上皮的高度与柱高（柱身净高自地至柱头大斗下）之比，45︰106≈1︰2.36。（3）柱子的细长之比，（以柱下径和柱高计）16︰106≈1︰6.6。
3、额枋压在柱头凹形大斗之上，额枋之上又置十字形开口的栌斗，栌斗两层相叠现象，为唐宋以后所不见。建筑上所有的“斗”构件在“斗欹”之下均刻有皿板。
4、劄牵尾部插在角柱里和搭在石椁壁板上，斜向的穿过前廊空间，头部伸进额枋上的栌斗与栱相卯合，增加了前廊的稳固性。
5、柱头铺作一斗三升，栱头砍凿圆和不分瓣，但有长方形凸起。栱上的方形小块已演变为齐心斗，并且与栱身雕在同一块石料上。
6、补间铺作是独立的人字栱，为汉代所没有。“铺作之人字斜边，于魏为直线，于齐则为曲线。”[2]北齐天龙山石窟第一和第十六窟窟廊曲脚人字栱就是典型的例证。[3]
7、梁架为抬梁式结构。石椁的东、西两壁板顶部代替了平梁，上承近似三角形的横梁，梁头伸出。脊槫下未施叉手，而是依横梁的自身坡度直接凿出槫槽，架设了承接屋顶的方形石槫，以致梁材较大，屋顶平缓。
8、檐口平直，檐角不起翘。正脊分成三段，作瓦条脊，下二上一。正脊两端的鸱尾呈“山”字形，且与正脊方向垂直，当时众多的北魏屋宇鸱尾均为尖尾弧形状，M5的鸱尾是北魏建筑中的唯一孤例。
9、预留天窗也是历代石棺或石椁不可多见的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宋氏石椁天窗的作用抑或悬吊照明灯具, 抑或石门顶实后操作者从此出去。工匠通过细心设计和制作, 石椁不但继承了汉代木结构厅堂建筑的传统手法, 又少许掺杂了一些鲜卑早期住宅的特殊内容。
10、石椁的形状稳健﹑比例精美，在此基础上，又综合应用了雕刻、绘画、文字三种形式的装饰，有铺首、动物、花卉、铭记、乐舞图等内容，达到了结构与装饰的有机结合。?
石椁制作的程序是：先设计整体方案，开采毛坯石料，再雕刻单体构件，然后进行榫卯组合，最后进行上彩涂色。石椁使用的主要工具是：铁凿，铁锤、铁锉、铁钎和一些必不可少的附属工具。尽管石椁制作难度较大，但设计合理，制作精致，比例完美，宏伟壮观、并且集圆雕、浮雕、线刻为一体，比较直观形象地表现了古代建筑物的形制特征和建筑技术, 是此一时期匠师们在单体石刻艺术方面的经典之作。
（二）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载：“什翼珪（道武帝）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太武帝）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又云：“自佛狸至万民（献文帝），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水。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魇）胜。”这段文字尽管比较客观地记载了北魏定都平城时期早期的建筑状况，但也无法排除南朝对“索虏”的贬抑之意。
拓跋鲜卑族是兴起于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的游牧民族，经过几次大的迁徙，定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逐渐形成以农耕为主，游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尽管道武帝拓跋珪屡次下令“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但改变拓跋鲜卑族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非易事。事实上，从事畜牧业的人仍然需要逐水草而居，随时可以移动迁徙的房屋——毡帐也没有突然完全消失, 师院墓群中M2随葬物中的两件毡帐模型就很说明问题。太和时期北魏定都中土已近百年，随葬品中仍保留游牧民族生活所习用的毡帐正是这些进入中原的统治者早年房屋住宅的记录。
《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巨著，作者郦道元是北魏朝廷的一名官员。其中的《漯水篇》不仅详细地叙述了平城地区水流的发源和流向，而且生动地描述和客观地记载了流经地区的山陵关塞、城市宫殿、苑囿寺观、名胜冢墓等有关的历史遗迹。《魏书》专著也有一些关于平城建设，石窟开凿，甲第林立，馆宇崇丽等建筑方面的记载, 迁徙至平城的能工巧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承明元年（476年），文明冯太后再度临朝称制。翌年改元太和，当时正值政治改革方兴未艾，平城建设和云冈石窟的开凿如火如荼。与改制革新并进，平城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与扩建，并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方山永固陵，建设了圆丘、明堂等大型礼制建筑, 平城甲第豪宅也相竞而起。寺院建筑达100余所，其中，武州山石窟寺、方山思远寺、平城内的永宁寺、皇舅寺等皆具规模。迁洛前，首都平城筑造了一批批规模宏伟的建筑，使原本很荒凉的小城逐渐变成了气势壮观的国际性大都市，太和初年正处在这个建设高峰期的前期阶段。宋氏石椁证实，不迟于太和初年（477年），平城建筑已经达到了中原传统建筑的先进水平，类似宋绍祖这样的达官显贵所居住的厅堂建筑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1995年和1996年相继发掘了大同市南郊柳航里住宅小区附近的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的重要礼制建筑——明堂辟雍遗址[4]。根据钻探和发掘，遗址的平面布局呈圆形，占地近百亩，直径达到290米。主体建筑明堂位于遗址中央，现存为一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3米。外围是圜形水沟即辟雍，周长约900米，宽6-16米，深1.4米左右，两侧用砂石块垒砌，圆形水沟内侧设东、南、西、北四门与中央建筑相对应。
2003年3月，在大同市操场城街发掘了一处北魏建筑遗址[5],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4.4﹑南北宽31.8米，夯土台基前后共设斜坡踏道三条，夯土台的厚度约2米，系一北魏大型建筑的夯土台基。出土遗物以北魏磨光筒瓦和板瓦为主，最大的板瓦长81、宽50-60、厚28厘米，出土的瓦当有莲花、兽面、佛像等图案，兽面瓦当与明堂辟雍遗址出土均为同一模型所制。
以上两处建筑遗址规模宏伟壮观﹑构件硕大精美，表现了孝文帝拓跋宏和文明冯太后的革新精神与雄浑气势，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北魏定都平城时期建筑业的兴旺和发达，说明了此时的平城与“土著居处”已有天壤之别。
我们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塔身现在台北博物馆，塔刹现在朔州崇福寺）也可对当时的建筑窥见一斑[6]。该塔通高1．97米，塔上雕饰仿木结构斗栱、屋顶、瓦垄、椽子、屋顶龛等，为中国早期佛塔之典型，是首屈一指的国宝。石塔起造于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完成於皇兴三年（469年），他以一介宫内阉官发願造此巨塔，说明当时建筑技术的高超和普及。
云冈石窟中在1、2、12、39等窟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立面形式。前廊有八角列柱、栌斗上承横向额枋一道，额枋上设置一斗三升和人字拱，栱上又设置横向檐枋一道，上承雕刻出瓦垅和椽子的屋顶。它既有写实性的斗拱纹饰，也有雕刻为兽形、兽面状艺术化的斗拱，可见斗拱在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方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斗三升斗拱形式，虽然是汉代以来木构架建筑形式的真实写照，但在北魏定都平城时期也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宋氏石椁同时印证了这一点。北魏时期的石窟雕刻、棺板漆画、砖砌门楼以及土刻房屋模型也有众多的屋宇形状，但它只能表现其建筑的外部特征，而M5仿木的梁架却表现了内部结构的比例和形状，这在其它的遗迹中是无法寻觅的。
宋氏石椁构件繁多、时代确切、结构清晰、造型优美，而且是科学发掘，它为研究北魏定都平城时期( 398-494年)的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以及社会生活提供了直观的形象资料，并做了十分精彩的展示诠释, 它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崭新的一页，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注 释：
[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
[2]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3] 李裕群等编著《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北魏明堂辟雍遗址南门发掘简报》第112页。
[5] 王银田、张庆捷、刘俊喜〈大同市区发掘大型建筑遗址北魏平城宫殿渐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03年12月17日。
[6] 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物》1980年第1期。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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