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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盛名而闻名于世的。然而，大同不仅是一座文化名城，更是一个军事重镇。从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定边建置，到公元1949年和平解放，在2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在这里的大小战役战斗多达上千次，像在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白登之战、参合陂之战、土木堡之战等重大战役就有8次之多，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也发生在这里。在大同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充满了血与火的厮杀，闪耀着短兵相接的刀光剑影，留下了深浸着战争硝烟的块块斑痕。翻开大同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战争画卷。可以说，大同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军事史，大同的军事价值，在我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从地理环境上看，大同是祖国的北方锁钥，边陲重地
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战争的胜负，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优劣，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同的军事价值，首先是由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首先，大同地区的地理构成，是一个天然的完整军事区。大同位于山西省北部，地处内外长城之间，大同盆地之中，桑干河、御河两岸，其西北与北部是绵延起伏的阴山和逶迤雄伟的长城，再加上九曲黄河，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东部和南部是太行余支北岳恒山，与俗有北方锁钥之称的紫荆、倒马、飞狐“内三关”摇相呼应；南部则有雁门、平型、偏头“外三关”凭临其险，雁门十八隘直当要冲。在巍峨群山环绕之中，还有采凉山、云门山、寺儿梁山、六棱山、雷公山、七峰山等制高点所支撑，且境内山川纵横，丘陵起伏，沟壑遍布，攻有依托，守有屏蔽，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军事区域。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大同“山环采梁，水抱桑干，长城界其北，雁塞峙其南，西眺朔漠，东瞻白登，屏全晋而拱神京，巍然重镇”。“环宇山川首大同”，“云中自古重三边”，是对大同军事地位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特殊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大同地区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国北部边陲的军事要塞。所以，上千年来，尽管大同的政区多变，大同的军事地位始终不变，一直是历代军事指挥中心。可见，守卫大同，对于稳定全晋、护卫首都、屏障中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大同的特殊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环形攻防作战体系。大同不仅群山环绕，山水相依，而且境内险关林立，要隘雄踞。北面长城一线，有位于天镇县北部新平口、东马市口，阳高县北部的阳和口、长城口，新荣区北部的镇川口、得胜口，左云县北部的宁鲁口，以及右玉县北部的杀虎口等重要关口，都是直接通往内蒙古的重要孔道和军事要道。历史上在抗击匈奴、鲜卑、蒙元、鞑靼等外族入侵的战争中都是首当其冲的，是抵御外族侵略的天然防线。其南部，在连接恒山、雁门山的内长城一线，有俗称飞狐关的马头关、抗同战争中八路军首战告捷的平型关、北宋杨家将浴血战守的雁门关等，是扼控塞外，屏障中原的又一道天然防线。还有遍布在境内的孤山峪口、云冈峪口、煤峪口、唐峪口等大小关隘40余个。同时，在星罗棋布的险关要隘环绕中，是广袤百里的大同瓮地，具有屯兵布阵的较大回旋余地，既便于卡口子、钉钉子的阵地防守作战，又便于纵深配置，穿插迂回，机动歼敌的大兵团作战。在大同盆地中央，还有周长数十里的平坦高地黄花梁，在现代战争中是一个良好的打空降作战地域。大同瓮地周围，不仅有众多险关要隘相援应，而且还有广灵、灵丘、阳高天镇诸多小瓮地相联系。因此，在大同这个山水相依、关隘相峙、纵深交错的地理环境中，攻有依托，防有屏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环形攻防作战体系。
第三，大同的地理还构成了纵横顺畅的军事交通枢纽。交通是经济的命脉，军事交通更是军事行动和战场周旋的重要保证。大同历来重视交通建设，早就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在古代，东有直达张宣京津的东大道和桑干道；南有勾注陉，直达晋府并州；东南有“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旱”直达中原腹地的飞狐道、灵丘道；西有贯通武周川、连结五原的东西大道参合陉；北有通达内蒙古丰镇、集宁直至二连浩特出境俄蒙的丰州道、和林道等。所以，古书又云：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疆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自昔用武地也”。近代，大道逐渐被扩为公路，后来又修建了铁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大同的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乃至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又处在京包、同蒲铁路交汇点上，还是大秦铁路的起点，这不仅为发展经济和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使战线缩短了距离。大同地处北疆战略前沿，为首都翼侧屏障和全晋门户，东距首都北京380公里，南离省城太原352公里，北达国境线仅460公里。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处于积极防御战略前沿的大同来说，其战略地位更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大同的经济地理地位，也是历代兵家争夺的焦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高手段，一切战争都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在古代，大同作为我国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历来都是外族争夺、掳掠的一个重点目标。匈奴、鲜卑、蒙元等北方部族，数百次侵入大同地区，多以抢掠人畜财物为目的。直至近代，沙俄、同本进犯我国，也都是为了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同本帝国主义侵占大同8年期间，抢掠煤炭达1400多万吨。如今，大同已从古代的两汉名城、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走向百罩煤海、中国煤都、全国煤电重化工能源基地，煤炭储量近300亿吨，年产量达近亿吨，年发电量70多万千瓦，以煤电为龙头的地区生产总值570多亿元。历史文明现代文明相辉耀，大同这颗耀眼的塞上明珠更令世人所瞩目。然而，大同的经济地理地位越显赫，它的军事地位也就更为重要。
二、从军事设施上看，大同是一个森严壁垒、铜墙铁壁的设防地区
由于大同军事地理的重要，历代政治集团都十分重视在大同地区修城筑垒，强边固防。从战国秦汉修筑万里长城，到明代大规模地修城筑垒，直到新中国建国以后大搞国防工程建设，从未间断过。从而使大同地区成为一个紫塞蜿蜒，城堡遍布，攻防兼备，壁垒森严，铜墙铁壁的金城汤地。
(一)长城? 大同长城是建筑最早、建设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的军事设施。早在战国时期，赵肃侯为巩固其国防，白云中以北至代郡修筑了长城，这是大同地区见之于史籍最早的长城，在今广灵、灵丘境内，其遗迹尚能辨识。之后，赵肃侯之子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后，又在大同地区修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使这里成为赵国的边陲要地。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征调民众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早长城，并在长城沿线修筑了连接九原、云中、雁门、代郡、渔阳等重镇而至碣石的驰道。西汉、隋唐各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修建长城。据史载，横垣于广灵南山百余里的长城，就是汉元光五年(前130年)修筑的。左云的汉长城，白张家场乡猪儿洼村起，分南北两支延伸至宁鲁堡，北支长24里，南支长40里，现遗迹尚存。天镇的平远头、新平尔、大营盘一带也有汉魏时期的长城遗迹。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秋，“诏发丁男百万筑长城”也多在大同地区。
明王朝用武力推翻了蒙元政权，收复燕云十六州，蒙元后裔不断对明朝北边进行侵扰。明朝鉴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威胁，倾力加强北部边防建设，大同地区是其建设的重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明朝170余年的统治中几乎没有中断过，其中大规模地修筑有三次：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总督余子俊修筑了东起大同中路至偏头关长城600里；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宣大总督翁万达修筑长城，从阳和至宣府300余里；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总督尚书杨博又请修大同边墙。同时沿长城修建墩台610座，形成了功能完整的明长城。
明长城自居庸关以西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称外长城，南线称内长城。外长城由河北怀安桃沟又分为南北两支。北支经双山转南抵新平堡；南支经平远头、二十墩至新平尔两支会合。再向西南经榆林口、水磨口、镇川口抵宏锡堡又分为南北两支，主体经镇羌、拒墙、拒门、助马、保安诸堡，至徐达窑两支会合后，向西入右玉县，境内全长500里；内长城由河北涞源进入灵丘降峪门，向西跨狼牙山，越檀山岭，经阜平吴王口、灵丘牛帮口、繁峙神堂堡、灵丘平型关、浑源西河口、长城151、凌云151入应县，境内全长350里。内外长城共计850里。大同长城虽经历代战乱沧桑，但这一民族象征依然矗立，尽管有些已是残墙断壁，也失去了它冷兵器时代的特殊功能，但却是大同军事地位的历史见证，在未来战争中仍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二)城堡? 为加强大同地区的防御设施，历代王朝在修筑长城的同时，根据军事需要，也修筑城池和堡寨，以驻兵防守。古代大同地区凡置县、镇的要点，都筑有坚固城堡。筑城最早的史料见于秦汉，秦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征调民众修筑长城的同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并修筑了马邑城。西汉在今大同古城村一带建平城，东汉末年平城毁于兵火。晋建兴元年(313年)，拓跋猗卢“修秦汉旧平城为南都”。北魏在大同建都后，即在原城基础上扩建成由宫城、外城、郭城组成的宏大都城。天赐三年(405年)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泰常七年(422年)秋九月，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罩”。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唐云中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为辽之陪都，在云州城基上修建大同城，城围20里，四周布有敌楼、棚檐，建四门，东日迎春，南日朝阳，西日定西，北日拱极。到了明代，更为重视城堡建设。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徐达在辽金云中土城旧址“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大同城，周围13里，高4丈2尺，内砌夯土，外包青砖。城垣四面共建有城楼、角楼、敌楼64座，窝棚96座。设四门，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明景泰年间(1450～1457)巡抚年富于城北筑小城，周6里，高3丈。天顺年间(1457～1464)，巡抚韩雍续筑东小城、南小城，各周五里。至此形成了大同东、南、北关之外的三个
小城。除大同城外，早在唐开元年间还修筑了浑源城，明代大规模修筑城池，又先后修筑了广灵、灵丘、阳和、天成、左卫、右卫等县城十多座。
在修筑城池的同时，沿长城一线的重要村镇，还修筑了大批堡寨。据王士奇《三云筹俎考》载，仅明嘉靖十五年至四十五年(1536～1566)30年间，在大同北部沿长城一线增建48堡，隆庆后续建6堡，加上以前所建，共有城堡583座，形成了30里一小堡，60里一大堡的配置格局。另据姚宾主编的《大同史论精选》记载，明代还在大同地区修筑了大批土堡，“仅土堡一项，属成化至正德年间修筑的即有802座”。“到嘉靖末年，整个大同地区的边防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镇城为核心，以周围各州县及卫所城池为羽翼，拥有上千座屯堡和一千数百里的边墙以及数千座墩台的完整的北部边防重镇”。
(三)烽糇? 与长城和城堡相呼应的是烽糇，俗称烽火台，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通信设施。早在商周时期就建已有烽火台，随着秦汉我国北部长城的大量修筑，烽火台也不断重修和新建，尤其到了明代，更是二里一墩、五里一台，形成了完整的军事报警体系。据清《云中郡志》载，分布在大同地区的烽糇共有1328座，于现大同境内的926座。其中大边(即外长城)以内墩台50座，二边(即内长城)以外接火墩台38座，边墩48座，腹罩接火墩台38座，各州县接火墩台22座，冲边各堡墩台718座，添没腹里墩台12座。烽火台多呈方形，底宽12米，顶宽8米，高10米。多建于弯曲转折之高地，彼此相望，遥相呼应，遇有军情，白天放烟，夜晚举火，以烟火为信号，从边关传于内地，达于京城。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和通信手段的现代化，烽糇虽已失去其重要的军事价值，但作为大同古代军事设施仍可见一斑。
(四)近现代防御工事? 明清以后，随着冷兵器向热兵器的演进，军事设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现代战争的工事、碉堡、坑道、地道、战壕乃至机场等现代军事设施应孕而生。20世纪30年代，驻大同晋军在左云五路山修筑了部分碉堡，在三屯、汉圪塔、赵火烧一带挖战壕20余里，在七峰山、电子山都有战壕遗迹。天镇陆家窑、将军庙一带山区修有作战坑道30多条，总长达1500余米。
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北部边防建设，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大同军民响应毛泽东主席“要准备打仗”号召，贯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方针，在沿北部一线和南部恒山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军事设施建设，开凿了大批永久性国防工事，并本着长期守备的精神，做到粮弹水设施配套，走打吃住藏功能齐全。连接坑道修有战壕、交通壕和前沿工事，在便于敌坦克、装甲车机动的道路和地段修有多道削壁和防坦克壕，形成了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与此同时，在广大城镇和乡村，大搞群众性的“战斗城”、“战斗村”建设，至1970年原雁北、大同地区共挖地道292万米。另外，大同作为全国重点人防城市之一，十分重视人民防空建设，历年共建设人防工程近35万平方米，且组织指挥、通信警报等完善配套，形成了完整的人民防空体系。
三、从屯兵驻军上看，大同历代屯重兵派良将镇守
早在战国时期，大同地区即已是屯守要地，赵武灵王进行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将疆域扩展到西至云中、九原，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之一。赵国名将李牧“常居代郡、雁门，以备匈奴”。李牧在这里训练了包括骑士1．3万人、勇士5万人、射士10万人的强大军队。
秦代屯田兵实行“移民实边”的亦兵亦民制度，在大同地区屯驻大量军队。汉初，雁门郡在平城(今大同)设东部都尉治所，代郡在高柳(今阳高)设西部都尉治所，由都府(武职)辅佐郡守掌管兵马，驻守边防，抵御匈奴。刘邦曾先后封其弟喜及其子如意为代王，镇守平城。之后，魏尚、李广驻守于此。汉武帝开辟河西之后，匈奴军民纷纷归附，汉置归民于陇西、北地、云中(今大同)、渔阳等地为五属国，助汉守边。
北魏拓跋硅迁都平城后，这里为畿内之地，在平城按阜城的四方(东、西、南、北)、四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设八部大夫，统率平城外围的八部兵，其常备军以骑兵为主，包括步兵和相当数量的水军，总兵力约60万人。
隋朝沿用北周府兵制，州设总管负责该地域的全部军事。全国设52总管州，其中雁门郡置代州总管府，定襄郡置云州总管府，善阳置朔州总管府。唐承隋制，在全国十道诸州设军府，每府800"--"1200人。边防部队大者为军，小者为守捉。?? 在雁北地区，朔州为大同军(后改为神武军)，蔚州为横野军，阳高为清塞军，天镇为天成军，右玉为靖边军，云中郡(治今大同)为守捉城。沙陀人李克用曾为云中郡守捉，常备军7700人，马1200匹。天宝元年(742年)，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军及云中守捉，共5．5万余人。大中十三年(859年)，大同军治所移至云州(今大同)，领云、朔、蔚三州。成通十一年(870年)，置大同道防御使。乾符五年(878年)升为大同节度使。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置大同彰国军都总管。
在辽代，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后，雁门关外尽属辽地。辽设五京，大同称西京，为辽之陪都。辽国军队分为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属国军、五京乡丁，仅五京乡丁就有110．73万人。金时，大同为西京路，置西京路大同都总管府，统辖置朔州的顺义军节度使，置蔚州的忠顺军节度使，置应州的彰国军节度使。大定五年(1165年)设招讨使以镇边陲，西北路招讨使司置应州，西南路招讨使司置恒州。后更置西京留守司使，总管北路兵马。元代，大同地区驻军属隆盛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领钦崇、阿速护军3693人，辖千户所11个，各所统军500人。大德四年(1300年)于西京黄花岭屯军垦田。
明代的军事体制实行卫所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地位重要的城镇设卫，孤立要点设千户所或百户所。卫置兵5600人，千户所1200人，百户所112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徙治大同府，辖大同前卫、大同后卫、大同中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镇朔卫、定边卫、玉林卫、云州卫、威远卫、平鲁卫、阳和卫、高山卫、天成卫、镇虏卫、宜德卫、东胜卫等17个卫，另3个守御千户所，总兵力为87782人，马31785匹，占全国总兵力的十二分之一。永乐七年(1409年)大同镇下辖4道：阳和道驻阳和城，驻军15062人；分巡冀北道驻大同城，驻军33647人；大同左卫道驻左卫城，驻军22708人；分守冀北道驻朔州城，驻军11907人。大同镇共计驻军83141人，仍然为全国驻军最多的地区之一。
? 清代，大同继续驻守相当数量的军队。顺治六年(1649年)大同设操守。康熙十一年(1672年)改设大同镇总兵，辖本镇镇标中、左、右三营，及分散驻守的1协、24营(路)，共有兵丁7739人，马2409匹，分别驻守在大同府镇标中营451人、镇标左营498人、镇标右营489人及新平路、浑源营、天成营、阳和营、得胜堡、助马路、灵丘营。到清末，针对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在大同也增设了兵力。同治年间(1862～1874年)招募勇营称镇标亲军，共200余人。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选编练军，大同镇标练军有兵夫1851人，马1029匹。
民国时期，大同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驻军繁多，但不稳定。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大同地区驻扎的正规军主要有阎锡山的晋军(后改为晋绥军)，并随着阎锡山多次扩军，大同晋军不断增多。民国元年(1912年)，阎锡山就任山西都督后，将山西的军队暂编为第1师，任命孔庚为师长，其一个步兵营驻防大同。民国3年(1914年)，阎锡山将第1师改编为第13、第14混成旅，第13混成旅驻防大同，旅长孔庚兼晋北镇守使。民国16年(1927年)4月，为准备晋奉战争，阎锡山又将晋军改编为晋绥军，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左路军为商震的第1军、张阴梧的第7军和骑兵第2、第3两个师，及冯鹏翥的炮兵第1、第3、第7团，全部集结于大同地区。同时驻大同的还有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骑兵训练所950余人。民国21年(1932年)，阎锡山派孙楚在大同组建晋察绥边防司令部。民国25年(1936年)7月，同军侵入华北后，阎锡山在晋绥加紧布防，调马延守旅和赵承绶部孙长胜骑兵师两个团驻防左云、灵丘、广灵一带。
抗同战争初期，大同地区处于抗击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的前哨阵地，为抗击同军进攻，阎锡山的国民军和八路军第115、第120师等先后云集大同地区。“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于8月15日下达抗日战争总动员令，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晋绥两省为第二战区，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部队。阎锡山加紧调动兵力，部署“大同会战”。调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第35军大部驻守在得胜口至大同一带；李服膺的第61军驻守天镇、阳高一带；第6集团军孙楚的第33军第73师驻守广灵；杨爱源的第34军一部驻防浑源、东井集问；王靖国的第19军共9个团驻大同一带；中央军第17军两个师驻防灵丘。同时，八路军第115、第120师东渡黄河，挺进雁北，驻防灵丘、恒山地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派楚溪春率骑兵第4师3000余人进占大同，并收编日军残余、汉奸部队和伪矿警队组成山西省防第5军，辖第13、第14、第15师驻防大同。同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骑兵两个师，第十二战区先遣军司令长官孙兰峰率第1集团军3个师、3个旅，分别进驻大同北关、白马城、水泊寺、卧虎湾一带；第101补训旅驻口泉、平旺地区。至1949年初大同和平解放前夕，驻大同城的国民党守军仍有1．7万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大同地区仍有众多人民解放军部队驻防。建国初期，最早进驻大同的是总后大同汽车学校。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参加抗美援朝回国的一些部队陆续进驻大同地区，并先后在大同地区组建军事院校、空军、海军和农垦部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同地区已有包括陆、海、空、装甲、后方勤务等多兵种驻军部队。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面对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的严重局面，中央军委进一步加强大同方向的兵力配置，在原有驻军的基础上，又增驻了野战军军级单位，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又改编为集团军。建国以后，大同地区驻军最多时达到两个军6个师。至20世纪术，先后有包括陆、海、空军部队、装甲兵部队、工程兵部队、后方勤务部队、农垦部队、预备役部队以及院校、驻同军事代表机构等7个军级单位、20多个师级单位、80多个团级单位驻防大同地区。驻军单位之多，兵种之全是罕见的。可见，即使长期和平建设时期，大同仍然是重要的屯兵重地。
四、从历代战争实践看，大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大同因其军事地位之重要，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历史上，在大同地区发生过上千次战争，或就地厮杀，或出兵远征，或拼死坚守，在大同这个战争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战争活剧。屡次战争实践表明，大同不仅是一个屯兵重地，而且是屏障三晋的前沿阵地，平定北疆的出兵营地，稳定中原、护卫首都的要冲之地。
(一)大同是御敌固边、屏障内地的前沿阵地。大同地处我国北部边陲，为山西门户，自然也是御敌固边首当其冲的前沿阵地。纵观大同的战争史，历代从大同方向进犯之敌，多为北方游牧部族和奴隶主统治集团，像商周时期的“多方”(土方、羌方、鬼方)，战国、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明清时期的蒙古鞑靼等，其战争目的一是抢掠财物，二是拓展领地，扩张势力范围。他们进犯的首要目标就是大同地区，有的深入边境饱掠而去，有的攻占大同作为跳板继续南犯。为了阻止外族的进犯和掳掠，大同军民利用特有的地理优势，依托遍布的险关要隘和城堡，进行防守作战，或以镇要点、卡口子，阻敌进犯，迫敌退回，“御敌于国门之外”；或以阵前厮杀，浴血奋战，将敌消灭在阵地前。宋辽雁门关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至景德元年(979-1004年)，在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中，以“杨家将”为主力的北宋军队，依托雁门关长期抗击辽军，保卫了北宋江山。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近代战争中，大同这一前沿阵地都发挥了御敌固边，屏障内地的重要作用。我国坚持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坚守大同防御前沿更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战争规模将更大，战争进程大大加快，坚守大同防御前沿，不仅是重要的歼敌战场，而且通过前沿作战，大量消耗和疲惫敌人，迟滞敌人进攻，阻敌长驱直入，争取准备时间，掩护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实施战略展开，在战争全局上更具有战略意义。
(二)大同是消除边患，平定北疆的出兵营地。为了消除边患，稳定边境，使国家长治久安，历代不仅注重坚守大同前沿，而且多次从大同出兵，远程作战，彻底歼灭进犯之敌。这种以大同地区为营地，出兵远征的作战早在商周时期即已丌始。掘史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3世纪的商周时期，周王商朝多次对西北游牧部族“多方”进行远征，经过武丁攻鬼方羌方之战、商震攻鬼方之战、周康王攻鬼方之战、周宣王对周边部族之战等多次大规模作战，平定了北方，解除了边患，保证了边疆的安定和中原的稳定。战国时期，生活在我国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匈奴，不断向内地侵扰，大同地区是当时匈奴侵扰的一个主要方向，大同地区即成为中原与匈奴征战的主要战场。赵国名将李牧长期驻守雁门、代郡，不仅训练了大批能征善战的军队，而且多次率军北击匈奴，屡败东胡（今内蒙古南部一带)，降服林胡t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运用示弱骄敌、伺机歼敌战策，大败匈奴，歼敌十余万骑，使匈奴十余年不敢犯边。秦统一后，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北逐匈奴700余里，收复被匈奴侵占的河南t今河套地区)九原、云中各郡，安定了北部边境。
西汉初年，国库空虚，无力与匈奴争锋，故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和防御战略。武帝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权稳定，并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开始对匈奴远征反击。白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刘彻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各个歼敌的战略，以大骑兵集团，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连续出击等战法，多次出兵远征匈奴。元光二年（前133年)，进行马邑诱击战；元光六年（129年)，武帝分四路大军于关市下袭击匈奴，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轻骑将军公孙贺出云中。从公元前128年至119年，进行六次出击，其中三次都是从大同出兵的。第一次是元光元年冬至翌年秋t前129～128年)，将军卫青将3万骑出大同救雁门，李息率军出代援渔阳。第二次是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大同，击败右贤王和左贤王部，第三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精骑5万出定襄、代郡，大败匈奴单于、左贤王，并猛烈穷追，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登临瀚海而还。经过六次反击作战，先后收复河南、漠南、漠北、云代，迫使匈奴远徙大漠以北。此后六七十年间，大同边境呈现出“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和平景气。
清初，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漠西厄鲁特蒙古中的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沙俄勾结，发动叛乱，向正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漠北喀尔克蒙古(今蒙古)发起进攻，噶尔丹叛军在沙俄支持下，一直打到距北京700里的乌兰布通(今赤峰)。清圣祖康熙亲自提兵，出大同，越沙漠，击败噶尔丹部，平定了叛乱，解除了外患。
(三)大同是护卫首都，稳定中原的要冲之地。纵观大同的历史，大同历代发生的重大战争，许多都与首都的安危、国家的存亡和中原的治乱息息相关。秦汉之际，大同就是匈奴入侵中原的必经之路；鲜卑族拓跋魏迁都平城，使大同成为向中原发展的基地；隋唐时期，突厥族的进犯也把大同作为重点之一；唐术，自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宋朝因未能收复大同一带，“遂基靖康之衅”。其后，契丹亡辽、女真(金)灭元、蒙元灭金，“皆先下大同”，因而，“燕京不能复固矣”。尤其是发生在明朝中期的“土木之变”更显示了坚守大同对屏蔽京师的战略意义。明正德年间，蒙古瓦刺部崛起，不断出兵攻扰明边。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师也先发兵四路大举攻明。也先亲率精锐攻大同，企图引诱明军西进，寻机歼灭，其余三路直取北京。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但由于大同一直未破，大同总兵郭登率部出击瓦刺军，在栲栳山、猫儿庄连连取胜，终以大同犄角之势不失，发挥了屏障师京的作用，享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明末李白成率起义军自西安北上，破宁武关后攻取大同，在大同休整后继续东向，以建瓴之势进兵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抗同战争初期，侵华同军以重兵向华北进攻，分两路进犯山西，其北路沿平绥线直取大同。中国军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立即调整部署，组织大同会战。但因防守天镇、阳高一带的李服膺6l军阵地被同军攻破，接着聚乐主阵地失守，阎锡山放弃大同，退守雁门以南，日军长驱直入，很快攻入山西腹地。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充分证明了坚守大同要塞的极端重要性。
人类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21世纪，在大同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平取代了战争，打仗转变为建设，阴云弥漫的战争硝烟早已消散，两军厮杀的刀光剑影也已渐渐远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和太平盛世。但是，没有永久的战争，也不会有永久的和平，战争与和平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大同作为我国北方军事重镇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变。从长期战争历程中走过来的古城大同，永远肩负着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首都北京的神圣使命。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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