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平城时代前期，道武帝拓跋珪崛起，他率领拓跋鲜卑部族东征西战，打下了一片天地。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从此开启了平城与周边地域贸易的新篇章。
一、贡赐贸易
平城时代最初与周边地域的商品往来活动仅仅局限于贡赐贸易，贡使到平城献方物的同时，也带来了胡商做一些短暂的贸易活动，而北魏朝廷的纳贡便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占了很大比重。从天兴402年---太和493年间，中西亚国家和周边邻邦来北魏的贡赐贸易相当频繁。有历史记载的就有180多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百十个，贡献地方物产五花八门，大宗商品有马匹、骆驼、牦牛；有玉珠、象牙等各种奇珍异宝；武器有楛矢石砮；其他珍贵物品有白黑貂裘、盐枕等等。有的特殊地方物品还被史书详细记录下来，如：太武帝太延二年（433年），南宋遣使至北魏，贡献驯象一头；太武帝延和三年（434年）二月，初四日，柔然国王吴提遣其兄秃鹿傀率百余人至北魏，献马二千匹。魏文成帝和平六年（465年）四月，破洛那国遣使至北魏，贡献汗血宝马；普岚国遣使至北魏，贡献宝剑；和平年间，高昌国派使臣进献地方物产宝珠、象牙、白黑貂裘、名马、盐枕；太和二年（478年）七月，龟兹国派使臣至北魏，贡献优良骆驼七十匹，九月，再次复遣使至北魏，贡献优良马匹、骆驼及各种珍宝；太和三年（475年）四月，吐谷浑国贡献给北魏牦牛五十头。太和初，勿吉国贡马五百匹。基于朝贡而言，大体分为这么几种情况：其一，对于那些处于弱势的国家和地区，朝贡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正如《魏书·百济传》中写道：“九夷之国，世居海外，道畅则奉藩，惠戢则保境，故羁縻著于前典，楛贡旷于岁时。”面对日益迅猛强大的北魏，为了自我保护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两大政权均遣使称臣，甚至接受封号。“羁縻前典”“惠戢保境”，是弱小势力自我保护的本目的，因而岁时朝贡也就成了重要的外交手段。高句丽国（辽宁、吉林、朝鲜一带）是史料记载中献贡物最多的国家。在太武帝时，高句丽王不仅派遣使者至北魏进献地方物产，同时还向南宋贡物。高句丽每年定期向北魏献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除此之外，还要进贡地方物产，一年当中不只一次地要向北魏朝廷进贡。至高祖时，高句丽王“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其二，相对那些实力大的国家和地区，则是要通过贡使贸易寻求政治利益上的平衡。如当时的南宋，与北魏力量相当，有历史记载的就有20次。像柔然、北燕、北凉等国家都是迫于北魏的强大攻势，遣使朝贡。436年底，北凉王沮渠牧健遣使向北魏朝贡，次年，不仅遣使向北魏朝贡，还向刘宋贡方物。北凉通过与北魏的经济交往，还促成了政治联姻。433年，沮渠牧健迎娶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之后遣宋繇到平城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当时的北凉已经统治了河西走廊，频繁向北魏献殷勤，其政治意图很明了，就是避免与大国发生战争，为割据自保而创造条件。其三，随着北魏政治威望越来越高，都城平城经济日渐繁荣，边远地区的许多国家仰慕北魏的声望，纷纷前来朝圣魏都平城。东北部的契丹国，从太平真君年间起，“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北魏国家富强，魏都平城繁华，都给契丹使臣留下了深刻印象。归国后，契丹使臣大肆炫耀他在魏都平城的经历，引得众臣歆慕。这番话在东北各部落之间传播开来，酋长们都把魏都平城看作是天府，莫不思服，各以其名马和兽皮纷纷入献，遂求为常。
然而在道武帝拓跋珪初期，尽管朝廷中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多次上书建议“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却被道武帝借“经营中原，未遐及于四表”为由给否决了，将传递和平的贡使挡在了魏都平城之外。实际上无暇顾及是托词，不屑交往才是实情，从侧面反映了道武帝的对外政策，既而“西戎之贡不至”。这项建议被搁置后，历太世宗、太武帝初，一直不被采纳，北魏与周边邻邦仍处于征战厮杀的胶着状态，那些本想示好的西域各国转身投入南宋的怀抱。据史载，泰常七年（公元422年），正当太武帝拓跋焘受封为泰平王，拜相国，加大将军，十一月，“亲统六军出镇塞上”之时，西域就有三十六国向南宋称臣，并遣使贡献地方物产。此后近十年间，在史书中很少见到魏都平城与外邦商贸往来的记录，这期间拓跋焘指挥鲜卑军队叱诧北疆，着手实施开疆拓土的战略计划。被征服的邻国使臣纷沓平城，中断的贡使贸易再次开启。首先打破僵局的是位于阴山一带的吐谷浑国。北魏当时急于统一北方，还没有制定向阴山一带进攻的计划，吐谷浑贡使者的到来，对于避免两国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做出了暗示，这对硝烟还没散去的魏都平城百姓来讲无疑是个福音。
始光元年（424年），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后，来自北方实力强大的柔然一直觊觎北魏，借机大举攻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边民，攻陷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儿西北），魏都平城上下震动。拓跋焘率军北伐，耗时近十年才解除了柔然的威胁，怖威北逃，再不敢南下。延和三年（公元434年）二月，柔然王派其兄至北魏献马匹二千。十月，再次派使臣来北魏进献物产。第二年，二月，继续朝贡。试图以朝贡的形式表示臣服和和解。
太武帝拓跋焘实施开疆拓土的战略方针，历经几年初见成效。对周边地区征战的气势锐不可当，各国纷纷遣使献物产，以求生存。从太延元年（435年）起至太延五年（439年），先后有近20个诸国来到魏都平城，各自贡献地方物产。贡使的到来，让拓跋焘清楚地看到与西域通商的重要性。公元439年，准备攻打北凉。出兵前夕，特下诏令：“知朝廷志在怀远，故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罪四也。”太武帝把河西地区商旅通畅视为“志在怀远”，借以加强北魏与西域的联系。北魏平定凉州后，北方宣告统一，河西地区纳入北魏版图，打通了北魏与西域、中西亚国家贸易往来的几条重要通道，即被史学界称之为的“丝绸之路”。
这时期，最大规模的朝贡活动被史书详细记载下来，太延三年（437年）三月，十八日，有九诸国贡使齐聚平城，接受北魏朝廷的礼遇。他们是：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疏勒、乌孙、粟特、渴槃陀、鄯善诸国。值得一提的是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锡尔河下游、咸海沿岸一带）贡使来自中亚，这个民族擅长经商，粟特商胡很早就与河西地区有商贸往来活动，公元439年，太武帝出兵北凉，姑臧城破，大量粟特商胡被俘就是例证。这次粟特人随其他使臣来到魏都平城，又为他们的商贸活动找到了一个巨大市场。
西域九国前来朝拜，起初太武帝并不打算报使答之，认为招之无用。逐步统一后的北方需要一个巩固安定的大环境，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交往问题凸显出来，被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再度提出来。据史载：“有司奏九国不惮遐险，远贡方物，当与其进，安可豫抑后来，乃从之。”于是拓跋焘下令：“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魏书.食货志》）从此打开了北魏遣使通西域的新局面。
随着北魏对外政策的改变，单一的贡使贸易特征被打破，逐步由单纯的纳贡转向平等地回赠。太武帝神鹿四年（431年）吐谷浑王慕璝将所俘夏国君主赫连定送交北魏，北魏封慕璝为西秦王，次年西秦王提出扩张领土增加财物的要求，被朝议给否决，太武帝最终决定“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非一匹而已”。显祖时期，值百济国（今朝鲜半岛西南部）贡使返程，显祖因其僻远，冒险朝献，礼遇优厚。遣北魏使者邵安与其使一同回去。并下诏旨说，“所献锦布海物虽不悉达，明卿至心。今赐杂物如别。”并诏达高句丽国派人沿路护送这些使臣。太和十七年（493年）一月，十四日，孝文帝下诏：如今边远地区的国家都来朝廷进献，他们的使臣不久要回去，可优厚地赐给他们车旗衣马。武兴、宕昌两国，各赐锦缯纩一千匹；吐谷浑赐八百，邓至国赐三百匹。这个诏书明确地记载了北魏回赠各国物品的数量，说明两国之间存在着物物交换的贸易关系。
北魏统一北方后，道路通畅，胡商大量涌入魏都平城，朝贡贸易的特征被取代，进而趋向多元贸易，呈现出新的特征。
二、官商贸易
从拓跋圭迁都平城起，历经几代帝王，通过战争大量往平城迁徙人口，到太和年间平城人口陡增至70—100万。四方外籍人口的集居，各种手工业者的集中，汇聚了大量不同的生产信息，各种产品的产出，经商意识的复苏，都为平城的商贸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继西域九国遣使来献后，北魏朝廷派遣官员王思生、许纲等西使，过河西出流沙后，却被柔然劫持，竟不达。北魏接受前次教训，派出军队护卫，由遣散骑郎董琬、高明等带着“多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洎其返程时，“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
北魏在太和改制之前，官吏是没有俸禄的，将士尚可通过战事得到班赏，可朝廷中多数官员的生活却得不到保障。尽管朝廷也时不时地发一些钱，周济他们的生活，但对于一个官员家庭也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官员们自谋出路，自上而下涉足商界，从事经商便成为普遍现象。据史载，太武帝末年，太子晃经营私田，饲养鸡犬，贩卖于集市，以取其利。他在辅国期间，曾下令发展畜牧、农耕，令说：《周书》上言：鼓励农民从事农耕，以供献粮食；鼓励圃丁多种树，以贡献草木；鼓励工匠从事制作，以贡献器物；鼓励商人，从事集市贸易，以贡献钱财；鼓励牧民从事畜牧业，以贡献鸟兽；鼓励妇女从事纺织，以贡献布帛。按其制有司令境内之民，使有牛之家，以人力、牛力相交换，按不同情况分配土地，务使竭力农耕。在他看来，以畜牧农耕带动各行各业，促进国家经济大发展。有了商品的积蓄，才能有繁荣的商业。北魏政府还对商业贸易给予一定优惠政策，“不设科禁，买卖任情”。国家政权对中西贸易的鼓励和扶持，为魏都平城的商贸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又为各族商人在平城进行物流通商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那么，官商盛行下的平城，民商的境遇会如何？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二月，初二日，北魏孝文帝下诏广开言路。诏书说：朕如今颁布俸禄制，删改刑法，担心此中有不周到公允的地方。命百司卿士和工商吏民，各自上书，尽其所言，不要有所隐瞒。太和十一年（48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孝文帝下诏，将宫中所藏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等物的一多半拿出来，分给百官、京城百姓、工商仆隶、戍边战士。从这两则记载中可见出官方认可商人的存在，说明他们在下层社会中亦有一定地位。此外，民商隶属于官府，通过商业买卖活动以供官员之用。官商和胡商贩客直接进行商品买卖交易，是有着先于民商的便利条件。民商不仅受官府盘剥，还受官商挤兑，尽管这样，在商贸大潮的刺激下，民商逐什一之利，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推动着魏都平城民间商贾贸易的向前发展。
这时期前来平城的商人已不限于西域地区，随着“丝绸之路”东延，来自中西亚国家的使臣和商人纷沓平城。有远逾葱岭西的波斯帝国（今伊朗），印度河流域的西天竺、罽宾国和中亚的粟特等众多国家。繁荣的中西贸易在魏都平城红红火火上演。每天都能见到服饰各异，语言各音，皮肤各色的商胡贩客，活跃在平城的各个集市市场。远道而来的各种奇珍商货，源源不断地东来，流入平城寻常百姓家。在市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看到公元386---534年间，就有来自中西亚的物品。有碗、小瓶、壶、半球形泡饰等玻璃器；有不同时期带头像的波斯银币；还有狩猎纹鎏金银盘、葡萄童子纹高足鎏金金铜杯等，甚至还展有扁桃胡壳。这些物品被当做随葬品，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中外商贸交往是何等的发达。太和八年（484年），北魏实行官员俸禄制。六月，二十六日，孝文帝下诏，百官实行俸禄制。诏书说：自周代以来，朝廷就设官颁禄，一直到魏晋仍是如此。只是近年来中原战乱，这个制度遂被破坏，现在要效法旧时典章，实行官员俸禄制。要罢掉商人这个环节，每户增收帛三匹，谷二石九斗，作为官司俸禄之用，另外再征二匹帛兼商用。许多官员因有了固定收入，也就逐渐退出商界。
随着魏都平城商贸的发展，大批的中外商贾汇聚此地，政府通过征收商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是在商贸交易中缺少货币流通环节，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魏都平城时代的商贸活动一直以物物交换的形态存在，百姓以谷帛为市。比如，当时任徐州刺史的薛虎子上书朝廷：北魏镇守边镇的士兵以绢为资，并带在身上自用。薛虎子建议用这些绢买耕牛，进行军事屯田，这样既可戍边，又可解决士兵衣食。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说明当时北魏的货币职能多以绢布承担。相反，由于以布帛为币，就免不了把布帛撕裂造成巨大浪费。当时一位贵族大臣还发牢骚说：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货币经济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北魏政府面前。直到公元495年，北魏迁都洛阳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不管在平城时代商贸经济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商业贸易作为联系中外的纽带，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魏都平城社会经济的大发展，魏都平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成为公元五世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国际大都市。
(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