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平城的建设，从内容上，外城、宫城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建设内容，这些建设逐渐形成了北魏平城作为都城的基本框架。从时间顺序上，经历了道武帝时期、明元帝太武帝时期。道武帝时期是确立京师的初创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大的规划，但还是基本维持在汉平城的范围内，并在其中建造了皇宫―西宫。明元帝、太武帝时期是建设大都城的高峰时期，不仅筑造了外郭城，而且将汉平城规划为内城或称中城，并在其中集中划分营造西宫、东宫、西宫也称作了宫城。
一、道武帝确立京师的初创时期
（一）平城的建设：
道武帝时期，平城的建设属于初创。《魏书·帝纪二·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北魏初期的平城建设是在战国、汉代平城县的规模上进行改建的(1)。这一范围即是今操场城以及向南至明代府城北墙中段一带，已被众多的考古发现所不断证实。如历年的调查，以及2004年平城考古队第二小组在操场成北墙、西墙的解剖，发现同时用平底圆形金属夯具（直径约4.5厘米左右，深0.1-0.2l厘米）和圜底石夯具，夯打出的较薄的夯层（7-13厘米）。这一做法及夯土特征，在柳航里明堂遗址和北郊上皇庄至白登山西侧一线约9公里长北魏苑墙的做法完全一致。特别是近年在操场城发现了分布较广、堆积较厚的汉代甚至战国时期的文化层，以及出土分丰富的遗物。这些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可以充分证明操场城一带即道武帝时期的北魏平城，这已毋庸质疑。也有些学者怀疑汉平城是否能到达操场城以南，2004年城区购物中心大楼（即现在的“金太阳”大楼），开挖基槽，露出了连续的汉代、北魏文化层堆积，出土的早期陶片中，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姜波先生认为有些陶器如陶釜等甚至可能早于汉代。可见，明代府城以北的城区购物中心大楼东西一线的地区仍是战国平城、汉平城、北魏道武帝时期平城的范围。至于操场城西墙南段的一部分墙体因被明代整体重修，甚至发现了辽代的遗迹，这属于早期的遗迹被晚期的遗迹所打破、叠压现象，符合考古学的叠压埋藏规律，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操场城南部以及向南至明代府城北墙中段之间属于汉代平城县范围的事实。
（二）外城的规划
当时的平城没有外郭城，如《南齐书》记载：“什翼圭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只是开辟了十二个门。道武帝在建设平城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规划，规划和思考范围扩大到了周围几十里的地方。如《魏书·列传第十一·莫含传》“后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鄴、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
一方面，北魏国力的发展，需要更大的都城。模仿鄴、洛、长安城的制度，需要更大空间。另一方面，这时的道武帝，并没有把汉平城这个地方看作是一个比较满意的都城，而是意欲在其它地方寻找更理想的定都之地。如《魏书·帝纪二·太祖纪》记载天兴六年（403年），“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 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这是拓跋鲜卑统治者第二次计划在 南建立新城规划。原因就是汉平城所在的位置原始地貌平地狭小（操场城一带原始地表低于现地表约2米），东面地势为下降的河床，西面是上升约4-5米的台地，台地前缘在平城外西北角折向东北延伸，南面是又降低约3-4米的凹地（原北魏酒家即明代府城北墙一线以南的原始地表陡然低于现地表约4-5米，向南最深达5.6米，与东部河滩接近）。在这样平地狭小、四面地势差异较大的地方很难有理想的扩展空间。
由于这一原因而产生放弃平城、选择黄瓜堆附近再建新都的想法，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313年发生。《魏书·序纪》记载代公拓跋猗卢时，“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 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
第三次是《魏书·太祖纪》记载，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 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这第三次计划于黄瓜堆建立新城的规划，可惜只进行了三十天便最终放弃了。对于这条史料的记载，现在很多学者根据《魏书·莫合传》和《魏书·天象志》的有关记载认为是史料有误。但是不论是《魏书·莫合传》中关于“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的内容，还是《魏书·天象志》中关于“修缮都城的”内容，都与在“ 南建立新城”的规划并不矛盾。即天赐三年时，在平城和 南两地都进行过建立外城的规划，材料准备了很多，但都没有实施成功。若果有一项成功了，就不会有后来明元帝建郭城的行为了。
（三）宫殿的建设：
最初几年甚至只有城里的宫殿，没有宫，更没有形成宫城。到了天赐元年（404年），才有了第一座宫―西宫。如天赐元年（404年），“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筑西宫。十有一月，上幸西宫”。道武帝时以天文殿为正殿，位于西宫。天文殿周围有其它殿堂配置，如天华殿、西昭阳殿、紫极殿、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等。，有了西宫，相应地应当还有东宫。另外，作为一种补充，平城外围也建设一些行宫，如建筑了 南宫、北宫、犲山宫等，《魏书·太祖纪》记载，“（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 南宫”，天赐四年（407年）“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八月，幸犲山宫”。殷宪先生认为天赐元年所筑的西宫是在城外西苑的行宫(2)。即很可能在平城外西面也有一座与南、北行宫对应的行宫。
总之道武帝时期的平城建设规模，是在战国、汉代故平城的基础上，拥有一道外城垣，周长约汉代的八里。城内初期没有宫，天赐年间，才有了以西宫为主的宫室建筑。
二、明元帝、太武帝建设大都城的极盛时期
明元帝和太武帝时期，进行了对平城的大规模的建设。形成了平城最大框架和最基本的格局。
（一）、郭城的建设：明元、太武帝时期，对于平城最大的建设工程，莫过于外郭城的建设。郭城始建于泰常七年（422年）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随后一年多时间，明元帝驾崩。工程很可能延续到了太武帝时期。
对于明元帝、太武帝时期的平城状况，《南齐书》和《水经注》两部书里记载得较为详细。
《南齐书·魏虏传》：“什翼圭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凉州、和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
根据《水经注》关于入浑东水“其水自北苑南出，历经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的记载分析，郭城是跨如浑水而建的。当年如浑水东岸台地较宽，非现在可比，上面有很多建筑。
郭城四周的情况，根据《南齐书》及《水经注》的记载，西郭之内有如浑西水（人工引水渠），郭外有郊天坛。南郭外，太武帝时期还没有记载，迁洛之后为明堂、圆丘（孝文帝时所筑）及大片的园田池塘等，南郭墙以内与宫城之间，是大片的城内居住坊区。东郭附近城内，有大道坛庙，太武帝时期还没有筑河两岸的石坝。北郭附近是蓬台等，郭外是后来建有虎圈、宁先宫的北苑等。北郭墙在以上两个文献中虽然都未提及，但应该有。
值得提到的是北墙的北面远处还有一道北苑墙。建于筑郭城之前的泰常六年（421年）。那时来自北面的防务功能可能由北苑墙来提前承担。北苑墙位于白登山西侧如浑东、西二水分流处。《水经注》“如浑水由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一水南经白登西。”位置正在今城北安家小村至马家小村一线。此墙建于泰常六年（421年）三月，《魏书·太宗纪》“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实地调查，从西山边上皇庄起始，向东经安家小村南、马家小村东南、直至泉头寺村北的马辅山（即白登山）西侧山脚下，共约9公里长，均有断续的一些土墙，墙北均有较深的壕堑。军事防御功能很强。这一道墙，也可以作为北郭墙外围的另一道屏障。
平城郭城“周回三十二里”。东西、南北距离大约各八里宽。现存的明代府城西墙内侧早期墙体的向北延长线，与御河东岸古城村西墙的北魏夯土墙之间的东西垂直距离大约3.74公里。按陈梦家先生推算，北周1里约合今442.41米。”(3)3.8公里合北周8.45里。与北魏平城外郭墙边长约8里的数很接近。即古城村西墙、明代府城西墙内侧的早期墙体和可能是北魏的东、西郭墙。《读史方舆纪要》引《城邑考》云：“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廓，南北宛然。”
据2001年大同市考古所在城南变电站工地发掘北魏墓时出土一块太和八年（484年）秦州刺史杨众度的墓铭砖，刻写“葬于平城南十里”的内容(4)。此地点距明代府城南墙约4.77公里（合北周10.78里），距南关中段约4.14公里（合北周9.4里）。两个地点都比较接近。因此平城的南郭墙应该在今明代府城南墙一线或南关中点一线。因为南关中点一线向东过河，在河东岸上，曾有一段断东西向长约10米的与古城村西部的北魏墙夯筑形式一致（用圜底夯具）的土墙，附近地表采集有北魏方格纹印陶片等，因此暂时可作为南郭墙东段的参考点(5)。目前，有殷宪和张志忠两位先生倾向于南郭墙在明代府城南墙一线(6)。
《南齐书》写到：平城“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北魏7里按北周1里约合今442.41米计算，约为3100米。今古城村西北侧北魏墙北端向东北约距马铺山山脚下约为3000多米。即古城村西北魏墙北端可作为平城郭城东北角的参考点。(7)
（二）内城、宫城的建设与划定：
对于北魏平城期间最令人疑惑的宫城建设，莫过于明元帝泰常八年“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的建设了。明元帝从开始宣布扩建西宫周回二十里后，一个多月就驾崩了。这一工程是否最终完成是一个问题。若完成后是朝什么方向进行了扩展，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先假设：这一工程最终完工。那么根据平城当时的地貌条件，宫城计划向外扩张到周回二十里的规模之前，四面地形都不理想。向东、北、西三面扩展都还会受到河流、郭城外缘范围的限制，向南则不受后两种因素的影响。于是便向南扩展，将汉平城的南部地带进行扩张围建，形成现在明代府城侧内侧墙的范围，南北二城相连便形成了周回接近二十里的一个西宫。于是东宫应该对应地建在城东即今御河东岸一带，而且远离城中心，所以才“备置屯卫”《魏书·世祖纪》，所以才能够很方便地去“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直至最后，太武帝因误会而杀掉太子晃，废除东宫，也停止了对二十里大西宫的称谓，使其成为郭城内唯一的内城。这种规划，是在平城郭城内划分出西宫、东宫。
这样推理得出的结论，显然与《南齐书》和《水经注》描写情形不符合，站在这两部文献记载的角度，不能成立。
《水经注》和《南齐书》对平城的描述是比较概括但也是客观的。《水经注》写的是迁洛以后平城的最晚形态，在叙述如浑西水时写道“其水又南，屈经平城县故城南。《史记》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记音义》曰‘在于雁门，即此县矣’”。然后接着叙述城内的宫殿分布。可见在《水经注》中，汉平城县故城内即包含着北魏平城旧宫城。此外从汉平城向南至南郭墙之间，与如浑东、西两条水所经过情形都是一样的，没有见有关其它宫城的记载。
再从《南齐书》的描述顺序看当时的情况：先述平城、再述宫城，后述郭城。首先，平城、宫城在北面。其次“截平城西为宫城”，是在汉平城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平城和宫城是两个概念，平城内的西宫是宫城，而平城则是内城或中城(8)。在《水经注》和《南齐书》的描述中，由于宫城和平城是相连的，所以凡是宫城之南也即指汉平城之南，凡是汉平城之南也即是宫城之南。而且在许多当时人们留下的记载，二者经常是不分开的。这给研究者造成了一些模糊。其三，将汉平城截为东、西两宫，但从东宫“亦开四门”的记述中可知西宫也开四门。那么在二者之间应当有空地。其四，平城、宫城南面是郭城中最广阔的地方：“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汉平城以南的地方郭城内，再没有其它所谓“宫城”，《水经注》记载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明元帝泰常八年“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的建设规划，并没有在平城内实施。很多学者也认为没能实施。明元帝的规划在太武帝时期执行的结果是：将汉平城规划成了内城，将汉平城西部划出一大部分作为了西宫即宫城。同时，太武帝时修筑了东宫。
但是，面对操场城南面的明代府城内侧的早期墙体(9)，该如何解释？那些很规整的里坊格局应该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明代府城西墙的内侧夹墙，是北魏平城的西郭墙，南墙的内侧夹墙或许再靠南一些，是北魏平城南郭墙的位置。府城内所有的这些街区，最早是北魏留下的旧格局，是郭城内坊区的一部分，被后代的筑城时所截取而保留下来。
以上推论论多停留在理论推测阶段，还需要得到考古调查方面充分证实和矫正。
(1)战国平城县：参见张庆捷先生《大同操场成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2008年《“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关于操场城出土战国遗物的揭示。汉平城县：见拙作《汉代平城县遗址调查初步》（《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次论文集》）。
(2)殷宪：《北魏平城考述》，《大同今古》2008年3期第14页。认为“在太祖、明元之世所称西宫者，往往指平城宫西之宫，亦即世祖之后宫城内西宫之西的行宫。”即指西苑之行宫。
(3)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1期。
(4) 大同市考古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的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5)此地点现被垃圾所埋，坐标大约为……。2004年4月市考古所误在此地点南约200米的地方解剖了一段明代堡址的西墙，却轻易地作出了这一带不存在早期墙体的判断。
(6)a、张治忠：《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2008年《“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b.殷宪：殷宪：《北魏平城考述》（三），《大同今古》2008年6期第12页。
(7)对《南齐书》的计算里程，这里按距城之东北角的计算法，并没有按照郭城门起始计算。
(8)较早提出汉平城即中城或称内城观点的，参见傅熹年先生《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第二章第一节“平城”的内容。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9)对于明代府城包含的墙体，早些时候调查的是两层，见曹臣明：《平城考古若干调查材料的研究与探讨》（《文物世界》2004年4期）。后来张治忠先生调查认为有三层，见张治忠：《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2008年《“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