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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初大同为云州，也是大同军节度使所在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辽西京道共辖一府、六州、八县，府即大同府，六州即六个节度州：丰州、云内、奉圣、蔚、应、朔；八县即八个刺史州：弘、德、宁边、归化、可汗（女为）、儒、武、东胜；另有天德军节度使、金肃州、河清军等，这个区域相当于现在雁门关以北，居庸关以西、内蒙古河套以东的广大地区，即今大同、朔州两市及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其辖区范围与北魏平城京畿大体相当。西京大同城广袤二十里，9万8千余户，32万余人，辽代有六帝二后一王，在西京设置斡鲁朵（宫卫），所以辽代的大同城府衙官邸鳞次栉比、富丽堂皇，辽史《百官志》曰：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而边防官大都住在西京。辽于西京置留守司、计司、部总管府等衙，“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辽史·地理志五》），可见其重要性。辽末天祚帝又迁都于此。西京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之一，也是文化教育中心，文人学士达贵显贵荟集于此，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颇有建树，应县佛宫寺、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的建筑雕塑艺术在全国堪称一流。本文试就辽代西京的文化教育发展作一简略的概括和分析。
一、辽代西京的教育机构
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机关为国子监，有的朝代兼为最高学府。辽于西京设国子监，在大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北魏之后，在这一地区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清《山西通志》记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大同府治东南。张起岩《崇文堂记》云：“云中在辽为陪都，学即辽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辽代文学考》卷下）西京国子监的设立，对于西京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培养了一批人才。西京作为辽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亦由此奠定。
除国立的国子监外，在西京还建有西京学和州学、县学等地方性教育机构。《辽史拾遗》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内、德、弘、蔚、女为、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西京学和州学的设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辽代统治者对于教育事业是极为重视的。辽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强调文治，开科举士，办教育，重编史，重用汉人，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其他地区，州学、县学的设立始于北宋，基本上和辽同时。西京一带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未因归属契丹而滞后，相反却因作为辽的陪都而得到加强，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上述各州外，应州等州也建有州学。《山西通志》载：“应州学旧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同时还建有书院，“龙首书院在应州西南，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建，今儒学即其故址。”
由此可见，辽代西京府、州、县各类教育机构已经齐全，为辽代文化和学术的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还发现一本《蒙求》，这是唐代李翰编撰的一部儿童启蒙教育课本，每句四字，对偶押韵，内容为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这部辽版《蒙求》，框高20.4厘米，版广25.8厘米，白麻纸，蝴蝶装，全册现存7叶页半，每叶20行，每行16字。辽版《蒙求》的发现，使我们可以了解辽代西京地区的启蒙教育。
二、辽代西京为北方文人学士荟萃之地
辽起松漠，以游牧、狩猎为生，太祖耶律阿保机以兵略经方内，有“东征西讨，如拆枯拉朽”的赞誉，而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辽太宗耶律德光入汴京取宋朝图书典章礼器而北还，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宗、圣宗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乎崇儒之美。”（《辽史·文学列传上》）辽原无科举考试制度，辽圣宗始置科举，考试取士，设进士科，分甲乙两种，考试分为乡试（乡贡）、礼部试和廷试（殿试），初开科举只限汉人文士考试，契丹人不得应试。南朝学子优先录取，引得南朝举子纷纷北上。辽代西京涌现出一批文人学士，他们大都科举出身，通经史，善儒学。
《辽代文学考》卷下载：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开贡举，岁放进士二三人及第。……汉人由进士至大官者甚众，辽代西京人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见于记载的有孟唐牧、边贯道、宁鉴、虞仲文、康公弼、苏京和魏鉴等，在寥寥可数的有史可稽的汉人进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可见，辽代西京可谓人才济济。
孟唐牧，字尧臣，云中（今大同）人，初业儒术，擢进士第，官至太子洗马。
边贯道，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人，为辽道宗大安年间状元，他是西京地区历史上的首位状元。孙子元勋，迁云中（今大同市）。金天会十年（1132年）中进士，官至河间路转运使；元勋弟元鼎、元恕，俱有诗名，时号‘三边’。（《中州集》卷二）元鼎字德举，“资禀疏俊，诗文有高意，时辈少及。”天德三年（1151年）及进士第，荐供翰林应奉，出为邢州幕官，后遭诬陷，免去官职，遂淡泊仕途，专工诗学，消遥自娱。
宁鉴（1058—1104），字诲之，朔州鄯阳（今山西朔州）人。父宁的，涿州固安人，明经（经义进土）登第，终于朔州鄯阳县主簿。宁的娶陇西李氏，生子宁鉴。宁鉴形貌奇伟，“望君之形与色，虽千万人杂处，摽然见其君子。况得味辞气，伺动属音，宁不心醉神悦”（ 《宁鉴墓志铭》，《全辽史》卷十）。初举进士，与同辈吟《风雪夜纵酒诗》，宁鉴独有“天下馁寒弃我意”之句，人以其比前秦王猛，虽“虱在布衣，其志亦远矣”（同上）。官著作郎、顺州军判官、平州掌书记，枢事院试验。以母老不便远离，除朔州观察判官，回家乡照顾老母。改授敦睦弘义延昌宫判官、加太子洗马。他上的奏折深得道宗器重，改授西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丞。命出未拜，特降旨任枢密院令史、加尚书户部郎中。乾统二年（1102年）冬，宁鉴奉命出使宋朝，不辱使命，因功升为蔚州忠顺军节度副使。他勤于政事，执法严明，到任不数月，蔚州民“无贵贱贫富，皆以为神明常在屋隅间，出入动息，不敢枝梧。其人心畏服如此”（同上）。乾统四年（1104年）春，以疾终于官署，年四十七。宁鉴妻高氏（1061—1109年），为广陵人太子洗马高冲女，封本县君。高氏“温惠贞苦，抚诸孤，有母道”（同上）。乾统九年（1109年）春，高氏去世，年四十九。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虞仲文为其撰墓志铭，今存。在序文中叙述了与宁鉴的情谊，是研究辽代文学的珍贵资料。宁鉴夫妇生有三子：长曰□孙，举进士；次曰福惠，左班祗侯；季曰郑九，亦中进士。宁氏一家竟出进士四人，这在辽代是十分罕见的，反映了辽代西京一带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局面。
虞仲文（1069—1123），字质夫，武州宁远（今山西五寨县北）人，四岁即能作诗，有《雪花诗》传世，被视为神童。中进士，累任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三迁至太常少卿。后除中书舍人，拜枢密院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保大二年（1122年），金军攻陷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天祚帝逃亡西京大同。三月，金军西进，天祚帝自鸳鸯泺亡保阴山。辽秦晋国王耶律淳（捏里）在燕京自立为帝，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即历史上短命的北辽政权。天祚帝仍以西京大同为行都。天锡帝以虞中文为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同年六月，天锡帝死，德妃萧氏称制，立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为帝，德妃为皇太后。十二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军攻破居庸关，德妃于古北口遁走，逃奔天德军，见天祚帝。辽都监高六等送书给金太祖，暗中投敌叛变。完颜阿骨打攻至燕京城下，虞仲文等人犹不知。金太祖驻跸燕京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等奉表降。金太祖让其皆复旧职，左企弓守太傅、中书令，虞仲文为枢密使、侍中、秦国公，曹勇义以旧官守司空，康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陈国公。金置枢密院于广宁府（今辽宁北镇）。保大三年（1123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人到广宁赴任，路经平州（今河北卢龙），驻守平州的金国南京留守张觉，叛金投宋，将左企弓、虞仲文等四人拘捕，缢杀于滦河西。虞仲文时年五十五岁。金朝谥文正，海陵王天会七年（1129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1150年），改赠特进，濮国公。另据《图绘宝鉴》卷四载：“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定（当作宁）远人。善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官至平章，封秦国公。”虞仲文也是辽末的一位艺术大家。
康公弼（？——1123）字伯迪，应州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初为宁远令，监平州钱帛库，因岁歉收，人民困蔽，上奏朝廷，减免赋税，深得民心，老百姓为其立生祠。农民起义军侯概攻陷川州，派人护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金史·康公弼传》）金天铺七年（1123）与虞仲文等一同被害，金谥忠肃。天会七年，赠侍中。正隆二年，改赠特进，道国公。
苏京，云中天成（今山西天镇）人，辽代进士，为西京留守，金将宗翰（粘罕）兵至西京，苏京出降。以子苏保衡属宗翰。苏京去世后，宗翰举荐保衡入朝做官，赐进士出身，历任工部尚书、太常卿、礼部尚书，仕至参加政事、右丞。
魏鉴，广陵（今山西广灵）人，辽进士。
李正臣，应州（今朔州应县）人，辽进士。
沈漳（1090—1149年），字之达，奉圣州永兴人，学进士业。天辅六年（1122年），金太祖袭天祚帝于鸳鸯泺，郡守弃城而遁，众无所属，奉圣州鞠监李师夔与沈密谋出降。金太祖以师夔领节度，以沈漳为副，授太常少卿，迁鸿胪卿。丁母忧，起复山西路都转运副使，加卫尉卿。拜左谏议大夫，知潞州事，改同知太原尹，加尚书礼部侍郎。转尚书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阳尹，迁利涉军节度使，为东京路都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1149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从其任礼部侍郎等经历来看，沈漳也应为进士出身。辽代西京进士见于史籍者尚有多人，人才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辽在经营西京大同时，特别注重人才，礼贤下士。做的最好的要算辽圣宗耶律隆绪。据《契丹国志》载，每当南朝使节入国，辽圣宗准要先看宋朝的《登科记》，查问科第年月及科第名次，给予赏赐，笼络人心，有愿入辽做官者，授之以官，倍加重用。这一“策反”工作的结果，使宋朝进士“挈家来归者有十七人之多。”
辽代有位重学选才的宰相张俭，就是辽圣宗礼贤下士慧眼识才而得以提拔重用的。张俭原籍宛平人，辽统和十四年（996）以头名进士调云州做幕官。统和十六年（998）九月，辽圣宗来云州狩猎，按照贯例，圣驾所到之处，地方官要进贡地方特产或珍奇宝物。云州节度使晋见辽圣宗时说：“臣境无他产，惟幕辽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辽圣宗马上召见张俭，见其容止朴野，不修边服，但问及国事，张俭侃侃而谈，一口气向圣宗陈述了30多条治国良策，辽圣宗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授以重任，先后担任武定军节度使、大同军节度使，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张俭践历清华，为人刚正，敢于直谏，深得圣宗皇帝信任。辽圣宗病危时，令他辅佐太子。景福元年（1031）辽兴宗即位，拜张俭为太师、中书令，加尚父，后又封陈王。在相位30多年，功著两朝，时称贤相。
为了广招贤才，重熙五年（1036年）张俭劝兴宗去贡院亲自会试进士，发现人才，此后，皇帝亲临贡院会试，成为辽的一项重要制度，张俭也成为辽代选贤任能的有功重臣。不少经世治国之才得到重用，人才有用武之地。为契丹注重文治，加速契丹政权的封建化起了重要作用。
以文学出身而见于史籍的还有邢抱朴、邢抱质兄弟。邢抱朴（？—1004）为应州（今山西应县）人，父邢简，辽穆宗时任刑部郎中。母陈氏，涉通经义，能吟诗作赋，人称女秀才。邢简夫妇共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书，后二子抱朴、抱质皆成名，位至宰相。统和十二年（994）陈氏卒，赠为鲁国夫人，刻石以表真行。邢抱朴好学博古。景宗保宁初（969年），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986年）宋辽雁北大战后，宋军撤退，辽主命邢抱朴赴应州安抚州民，回朝后升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承旨。抱朴与室日方 同修实录，统和九年（991）正月书成，史称《统和实录》，共二十卷。辽统和十二年（994），拜参知政事，得枢密使韩德让推荐，圣宗皇帝令他巡视全国各地，考察民情，对地方官可全权升迁罢免。他不徇私情，秉公处理，受到朝野一致赞誉。两次奉命决南京滞狱，人无冤者。统和二十年（1002），改南院枢密使，卒赠侍中。邢抱质历官大同军节度使、云州管内宣谕诏抚使等职，官至侍中。一门二相，时人荣之。抱朴、抱质兄弟皆以儒术闻名当世。
陈昭衮，小字王九，云州（今大同）人，工译鞮，勇而善射。官至敦睦宫太保、归义军节度使、同知上京留守，西南面招讨都监，是一位精通契丹文字的官员。
三、辽代西京的文学艺术
辽代留下的文学作品极少。宣懿（懿德）皇后（1040—1075）是辽当之无愧的真正诗人。这位悲剧人物，受耶律乙辛一伙诬陷致死。其《咏史诗》和《绝命词》都是饱含血泪之作。她被诬与伶官赵惟一有私，“将剖心兮自陈”，但昏君辽道宗偏信乙辛一伙而不醒悟。“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引自王鼎《樊椒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5齐鲁书社1966年版）。她希望有一天能重见天日，令诬陷她的婢女单登等人无地自容。她之所以有这样徒劳无益的幻想，是因为不忍心丢弃子女，离不开左右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们。她的诗反映了一个终日为国家命运和前途担忧的皇后面临昏君和奸臣陷害时的悲愤和无奈。
据《辽史》记载，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萧惠之女。她“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辽史·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是一位能诗、善谈、通音律的才女。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兴宗长子耶律洪基“慕后贤淑，纳为妃”（《辽史拾遗·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二十四年（1055），兴宗崩，耶律洪基即位，庙号道宗，改元清宁，立萧观音为懿德皇后。太康元年（1075年），皇后为奸相耶律乙辛等人所谋害，时年三十六岁。萧观音是现存作品最多的辽代作家之一，其诗文词藻高雅，意趣深远，后人评价甚高，充分反映了辽代文学的杰出成就。
萧观音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为太祖淳钦皇后弟阿古只六世孙，圣宗钦哀皇后侄女，兴宗仁懿皇后与她是叔伯姐妹。父亲萧惠历任朔州顺义军节度使，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北枢密使等职，封韩王，为兴宗朝名相。母亲为皇族耶律氏，萧惠故居在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东），这里是辽王朝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萧观音以其过人才华，被同样喜欢文学、通音律、善书画的王储耶律洪基选为王妃，两年后又被立为皇后。清宁四年（1058）生下皇子濬，更得道宗欢心，有专房之宠。“后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及长，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因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后婉顺善承上意，复诗歌词，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尤是爱幸遂倾后宫”。（《辽史·后妃列传》）道宗母仁懿皇后萧挞里，为钦哀皇后弟萧孝穆之长女。萧孝穆与萧观音之父萧惠俱为钦哀皇后之弟，因此，二人应为兄弟。萧挞里与萧观音既是婆媳又是姊妹，而萧观音为道宗耶律洪基姨母，道宗则为萧观音的外甥。因辽代王族与后族通婚，不限尊卑，所以仁懿皇后与懿德皇后虽为姐妹，也可成为婆媳。
又据《契丹国志·后妃传》载：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为应州人，据此，则萧孝穆为应州人，萧惠也应如此。根据近年在山西朔州发现的辽杭芳园碑考证，今朔州马邑附近的西影寺为杭芳园旧址，原为萧惠祖宅，萧观音幼年即生活在这里。辽代前期这里为寰州治所，属应州彰国军节度使管辖。据此可以推断，辽初后族萧氏中的一支已定居于应朔一带。《辽史·阿古只传》载：“神册初元，讨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诸郡县，又下之，败周德威军。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纪其职。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瓷窑镇。太祖西征，悉委以南面边事。”大约从这时起，阿古只家族便在应州一带定居下来。萧孝穆与萧惠均曾拜官北府宰相。
根据近年对应县木塔的研究，证明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也即萧观音立为皇后的次年。木塔正反两面的三位女供养人画像，分别为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应县木塔当为辽代皇后家族的祖庙。1974年发现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震惊了世界，使人们对辽代文化成就有了新的认识，有力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低估辽代文化成就的传统偏见。《蒙求》和《契丹藏》的发现，证明辽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先进的，并不落后于宋朝。皇后萧观音应是该塔的倡建者之一，并提供了大力资助，这又为朔州马邑为其故里作了佐证。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了一批辽代俗文学写本，其中有一部分讲经文、变文、俗曲等，不论内容、形式，都与唐代寺院的俗讲基本无大差异，有说有唱，与后来的弹词相类似。这一发现，为辽代俗文学研究填补了空白。
辽代的绘画艺术也不逊于前朝。契丹王公贵族中有许多人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辽兴宗时期，有耶律防，善画人物肖像，是一位有名的宫廷画师。东丹王耶律倍（及李赞华）与其子辽世宗兀欲俱善丹青，是画鹿的高手，耶律倍的画与历代名家传世之作一起入藏北宋秘阁。曾任辽西京留守的虞仲文善画人马、墨竹，是辽末一位艺术大家。
1986年在大同西南新添堡村发掘了一座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大同军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合葬墓，保存较完好，墓室周壁有彩绘壁画，有文臣、侍女像14个，人物姿态不同，表情各异，面容浑圆，衣饰舒展适体，线条流畅，技法成熟，栩栩如生，是辽代绘画艺术的精品。从整体来看，保存了唐代绘画艺术的风格。此外在大同东郊东王庄、北门卧虎湾、城西南纸箱厂均发掘出辽代壁画墓，是研究辽代西京绘画艺术的珍贵史料。
辽代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采药图》，纸本设色，画一人手执药锄和灵芝，背负药篮采药归来的形象，用笔粗细一律，是似用绘制壁画的工具画成，与一股用毛笔在纸、绢上作画的笔法不同。应是当地民间画家的作品。此外，在释迦塔中发现的辽藏《妙法莲花经》前的扉画页，“所画山水、宫室的风格、笔法都和北宋的作品近似。（傅熹年《北宋辽金绘画艺术》中国美术全集）。表明辽朝民间绘画艺术深受北宋绘画的影响。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辽文化的巨大影响
辽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辽建国之初，尚武轻文，但对中原传统文化很重视，魏源《古微堂外集·四》曰：辽起塞外，宜乎不识汉文，而首立孔子庙，太祖即亲临祭奠。到辽太宗时，疆域扩展到河北、山西北部，开始大量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辽代上层统治阶级羡慕中原文明，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刻印颁行汉文典籍，并将一些著作译成契丹文字供学习、鉴赏。《辽史·文学列传序》曰：“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据说秦汉以来帝王的法物尽收于辽，尤其是传国玉玺，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宋仁宗遣使至辽，曾见辽帝传国玉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孙平仲《珩璜新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代统治者用历代帝王法物装扮自己的统治，目的就是要证明它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代表‘正统’，“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东坡应诏集》卷5《策断》）这种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圣宗皇帝哀册》，《全辽文》第141页）。可见汉文化对辽代文化的深远影响。
辽朝统治者的文化修养绝不逊于其他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太宗耶律德光及东丹王兄弟工书能文，勒石能铭，登高能赋，师旅能誓，契丹贵族也多以文雅相尚，其才艺有足称者。每科放进士榜百余人，故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前，而远出元代之上。辽主、后妃及上层贵族多能作汉文诗，尤喜唐代诗文。东丹王耶律倍诗画俱佳，他和其弟耶律德光争夺汗位失势，应后唐明宗之诏投降唐朝，离开故土时，曾立木海上，刻诗以表白所以出走的原因，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以“小山”比其弟德光，而以“大山”自比，这首简洁而寓意深刻的小诗，反映了一个失意的政治家将要背井离乡出走时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东丹王在后唐期间，潜心钻研学问和绘画，唐明宗对其优礼有加，赐姓李赞华。辽兴宗有类似宋徽宗一样的绘画才能，所画鹅、雁，点缀精美，惟妙维肖，送与宋朝，颇受赞赏，精于书法的宋徽宗，曾作飞白书答之。圣宗隆绪、兴宗宗真、道宗洪基皆喜吟诗填词，热心提倡文学，平时朝野常有饮宴赋诗、迭唱相和之活动。上行下效，民间对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这从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也可看得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辽代西京的文化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其表现之一是不仅拥有国子监这一最高学府，而且还拥有西京学、州学和县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表现之二是在辽代西京出现了大批进士，而且其中还有状元，这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之三是这里不仅孕育了像邢抱朴这样卓有成效的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而且还产生了像虞仲文这样的神童，以及“女中才子”萧观音这样的大家，可谓人才辈出。虽然辽代作品传世甚少，但也不乏名篇，如寺公大师《醉义歌》和萧观音的《回心院》，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影响甚至远及海外，特别是辽文学为金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西京大同在辽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辽末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久恋不去，在此与金人展开激烈争夺，直至兵败被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辽代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辽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为金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有金一代，西京始终为我国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涌现出一批享有盛名的文学、史学家，在文坛上处于主流地位。金代首位词赋状元就是西京浑源人刘扌为 ，为一代词学宗师，“雅好成就后进，见其文，辄能断其后中第否，当时名士大夫多出门下，学者至今皆师尊之。”（《归潜志》卷第八）金元之际，刘氏一家共出进士八人，是有名的科举世家。刘扌为曾孙刘从益、玄孙刘祁为金末元初文坛领军人物，对金元文学影响很大。刘扌为 娶浑源雷思之女，雷思亦为进士出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有《易解》一书行于世。雷思子雷渊为金末文坛领袖、孙雷膺仕元至集贤学士，也是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由辽入金的浑源雷、刘两大家族，在金元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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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3]厉鄂，《辽史拾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元好问《中州集》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
[5]《全辽文》陈述辑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
[6]《契丹国志》叶隆礼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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