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是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又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最近几年，这座城市在经济腾飞、社会演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城市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城市居民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市民对大同的文化关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与磅礴。细细思量，这种城市精神的成长与培育，得益于正确的文化策略。
历史无法重复，也不接受假设，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只能在历史留给我们的基点上起步
大同这个地方，二百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两千三百年前始建城。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的白登之战，使汉平城声名大振；公元398年，北魏鲜卑帝王在平城建都，近百年间成为中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中心，领尽了一代风流；此后的六镇起义，又将这个曾经炫赫的城市变成了废墟；到辽、金时代又升为西京。清代《云中志书序》曰：“其地甲于诸边，万山环拱，形胜已极天西。有明洪武七年始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山西 布政司，置 四州、七县，增设城堡，规制壮丽，远胜前朝”；然而，清初，由于多尔衮的屠城，“城邑萧然，边方惨澹，非复昔年三云气象，环顾而兴慨者久之”；江山代谢，落花无情，历史烟云竟是这样的扑朔迷离；当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大同终于奏响了发展史上的新的旋律。它成为新中国的煤炭能源基地，支持祖国的工业崛起；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世界，才发现这座古城，发展与停滞互见，文明与愚昧交织，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呼啸而来的工业化浪潮，把规整的里坊挤压得支离破碎；灿若星汉的古迹、古建被淹没在“水泥森林”之中；使古城大同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对城墙的蚕食（剥砖、取土、填平护城河盖房起屋），使它遍体鳞伤。假如再不抢救，这个充满沧桑的古城，连同蕴含着的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就会丧失殆尽，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古城，认识和保护珍贵的历史遗产，并在这个基点上起步，确实是个严峻而艰深的课题，也促使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推行城建新政，制定“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名城保护、新区建设、旧城改造，经过近几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快速地提升了城市的整体水平，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让久居大同的人都觉得大同不但变了，而且变得有章有法，开始呈现出一个新大同的城市风貌和城市文化。
近三年的巨大变化，能够感到大同城市文化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一个植根历史、尊重传统、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的城市和它的文化形象正在形成
我们知道，城市作为人们互相联系、聚集，聚居的产物，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可以这样说，近代文明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是在城市中发展的，“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499页）。城市对于文化，既体现为辐射作用、推动作用，同时又具有吸引作用、消纳作用，因此，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地方，而文化的发展又必然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对文化的这种认识及深刻把握，也只是最近几年、十几年的事情。1951年，梁思成先生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之间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重点是城市而不是文物，据此，梁思成先生主张保护旧城，另建新区。他意识到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历史遗产保护的矛盾，已经找到并提出了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到新世纪的头十年，北京西边的大同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复兴工程，才创造性地应用了梁思成先生所倡导的原则，使梁先生倍感孤独的心得以安慰——“一轴双城，分开发展”构成了大同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街区；延续古城的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挥地域风俗 、戏曲、工艺品等传统文化，让其作为一个整体去见证历史。
“文化自觉”是文化策略的前提条件。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首先来源于决策层的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他又说：“文化自觉”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有了文化自觉，才不会小视历史文化，也不会拒绝以任何先进文化的眼光，看待并接受传统学术资源，以中国的古建筑来说，它揭示的是人类成长、社会演变的发展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曾对我们以及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些国家至今仍保留着带有标致性的历史性建筑。大肆拆除古建筑并不是现代化，楼越建越高、越建越多也并不是现代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复兴，必得具有文化自觉的视点。
历史眼光是文化策略的支撑之点。决策者具备的历史眼光，就是能从历史遗存中，识得文化价值，识得历史 美感。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所著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古代社会》上册，33页）。他说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就是文化的积累，而识得文化载体又需要掌握历史文化，例如城墙，如同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一样，是唤醒人们记忆的核心符号，它所蕴含的历史知识也许是宏大的（如拓跋鲜卑的筑城运动、徐达建城、多尔衮屠城、贺龙将军围城等等）；也许是琐细的（如市民往城墙上运土石筑堡抗击日寇；九月九日，市民结队登高；大城楼里举办的清唱等等），但如果缺乏对这些细节的了解，就不可奢谈珍惜历史古迹，正如《华盛顿宪章》所言：“这些文化财产无论其等级多低，均构成人们的记忆”。反过来讲，只有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者才能尊重历史，据《此身常放闲处》一书介绍，2007年，耿彦波同志来大同任市长前，曾在晋中创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两个样板：一个是已然闻名的“王家大院”，另一个是规模更大的“常家庄园”，它成了晋商的文化博物馆。来到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是找到用武之地了。2009年，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同城市发展就是按照乐居城市的目标来规划布局的。御河的这一边是历史文化名城，御河的那一边是自然山水园林城市。在我们城市的大容器里，装的是两大景观，一个是历史文化景观，一个是现代园林景观，现在，这两种景观已初见端倪，“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古老的大同正在巨变中悄然崛起。
科学态度是文化策略的灵魂要素。在古城修复中，免不了恢复若干庙宇，恢复庙绝非是倡导迷信，我们是无神论者，与封建迷信水火不容。一个古城，不可能没有庙宇，从信仰层面而言，大同古 城的家庭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然而，求财、求福、求运、求安的泛神论信仰，又充溢着多数家庭，他们拜儒家圣贤、释家菩萨、道家神仙，民间诸神如玉帝、关帝、福星、寿星、禄星、土地、财神、宅神、牛王、马王、和合二圣、招财童子、利市仙官，以及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总之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主宰，无所不拜，又无所不信。这些神祗的安歇之处，就是各类庙宇。据清代胡文烨撰的《云中郡志》记载，光是云中郡城内就有庙宇二十九座，这还不包括佛塔、南堂寺、柳巷寺、石窟十寺等著名庙宇。此外，还有清真寺、天主堂、基督教在大同地区的长期渗透，共同影响着市民生活。当然，市民并不是被动地信奉者，而是按照自身的理解，灵活地利用这些在社会制度中已经获得了一定合法性的宗教场所来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大同人民特定时日还举行庙会，在悦神的同时，融入了私密化诉求，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世俗之举。大同自然条件严酷，居住环境险恶，战争、灾难、疾病，甚至变故的折磨，他们便会习惯地从民间信仰的逻辑世界里寻求解答（并有着一套破解仪式与术语系统）。科学的态度，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民间信仰及其信仰的载体——庙宇。它们是一幢幢建筑物，最能反映中国的古建风格，也是这个古城中最具张力的建筑元素，它也能激活一个城市的记忆。例如文庙及书院等建筑，就可以为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原来是一脉相承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还在延续。从而也让参观者体会到文化是一种感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品味，甚至是一种身份，而其中不少“老大同”当然会带着本土文化的经验积淀，去解读、品味、评价这些复建物的文化价值。“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这就是一个城市可以经久不散的生动气韵。
实践证明，善良的愿望不足以保护古城，还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必须有一支专业队伍（专业的规划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介入修复过程）；必须有调查研究的基本功；熟练地掌握与应用古城保护的基本原则（如整旧如旧、就地保护、易地保护、原址重建，等等），才能将大同老城里的祖先留下来的建筑艺术品保存下来，传给子孙后代。
审美意识是文化策略的一把尺度。当我们倡导保护古城风貌时，就涉及到一个决策者的美学修养。你必须知晓建筑物的空间秩序（周边环境及布局），在复兴过程中，必须让建筑与空间、城市与山水之间此呼彼应顾盼有情。为修复华严寺的空间秩序，拆除了拥塞其周边的平庸的建筑物，辟有广场、绿地，这样的布局，就突显了寺院的庄严与宁静，在遭遇了多年的喧宾夺主的侵扰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尊严。
清真寺广场也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传统的建筑群中，很讲究天际线的。高低错落的天际轮廓，才使传统的门楼、老铺门面获得了动感，也使宽窄相间的街道变得幽深辽远。现在看来，在城墙内外拆除了一些跋扈的建筑物，得到专家的好评，也是这个原因。
动态描述是文化策略的正确路径。古建修复中，必须注重揭示传统文化的内在变化。北欧文化学者波第尔曾说：“传统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标准，其一，它是一种转变过程的结果；其二，它的文化来自普通大众，也就是说，传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传递和积累的过程。这一点在住宅的发展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就分明告诫我们，古建保护中，要具有“动态”眼光，发展变化的眼光；换句话说，“动态”是人的活动成果，如果离开了人的活动的积累，那么四合院不过是一堆死气沉沉的砖瓦结构，何谈社会进步？不容忽视的是，住在老城的大同人不可能离弃现代生活中的重大元素，不能缺失城市科技文化，人往高处走，这是天性，想留住人，必须给他们现代生活，通过重建城市建设的伦理，从而达到人、居和谐。
从2008年开始的古城修复，大同变化之大，之快，使久居大同的人惊叹，如果让他们给自己的家乡一个最简洁的评价，大气、漂亮、传统、现代，可能是关键词，它不但变了，而且变得宜居、乐居，最让人信服的是它逸出的历史文化气息，正是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
三年的古城修复保护工程，已经大见成效，它使古都焕发了青春，开始呈现新的城市风貌和城市文化。
可以这样说，经过保护复兴工程，大同的一系列“遗迹”被重新唤醒；到今天，明代城墙中的东城墙、南城墙得到修缮；著名的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的综合整治工程业已完成；其余一系列寺庙修复整治工程也已完成；曾经在大同历史上起着重要标志作用，今天又有迹可寻的遗迹被一一唤醒，包括明代代王府、书院以及北魏时代的明堂修复工程，一经完成，就重新出现在大同的文化版图上；工业遗址公园及煤矿井下游项目使人耳目一新；古城内外的修复工程正一笔笔地勾出一个新大同的轮廓。与此同时，环老城公路的拓宽改造与御东新区的交通网络，又把逐步兴起的新大同紧密编织在一起，在建中的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剧院、学校、医院，共同构成底蕴深厚又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态；2009年开工建设的文瀛湖、御河防渗工程，十里河、口泉河的截污蓄水工程，再加上各种绿化带的出现、公园周边的整治以及环城墙公园的建设，营造出大同新的环境景观；而四处开花的房地产项目（许多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和如影随形地出现的配套设施，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舒适和方便。
现在身处大同古城，可以随处感受到它的古朴气息；目光所及处，多能看到古寺古楼；可以找到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五彩纷呈的踪迹，它的古街古巷、它的雍容华贵、它的盛世新章、让人们经久回味，也给人们许多惊喜。当你徜徉在环城墙公园时，迎面矗立的城墙，像一条极具历史质感的佩带，串起一颗颗时光的珍珠，连缀出一部闪光的历史——这一冷兵器时代里的城市防御体系，如今成为游客了解古代战争的珍贵人文景观；悠闲的园中晨练与城墙隐隐透出的冰冷，形成了剧烈的对比与反差。鼓楼稳稳地立于古城的中轴线上，眺望着步行的人群，置身鼓楼，一边是明清两代的历史沉积，一边又是鼎盛繁荣的现代商业，让人时时产生时空倒错的感觉；大同的精彩就在于每天都是新的，既有历史积淀生发而出的古典气息，又有如火如荼的现代生活，古韵与新声的融合，让大同书写着经典的城市华章。
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绝不是刻意打造的，而是在时间的渗透中，由一个个载体来主宰和宣扬的。正如耿彦波同志在《大同赋》中所言：“中华煤都，再现辉煌。文化名城，古韵新章。”人们不仅看到一个历史底蕴厚重的大同，更愿意看到一个年轻的活力四射的大同。我们分明感到大同城市文化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一个植根历史、尊重传统、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的城市和它的文化形象正在形成。这一新的文化轮廓在新世纪之初被勾勒完成，有着特别的意义，新大同将在这一起点上开始新的飞跃。
(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