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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学者们在各类主题中探讨了北魏孝文帝的服制改革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但很少涉及服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仅是说禁鲜卑服为汉服，本文就孝文帝服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作一分析，来探讨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及其意义。敬请方家指正。
关于北魏服饰改革的历史，文献记载从天兴元年（398）开始，道武帝拓跋珪 “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1）天兴“六年（403），又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2）即明确按等级制冠服，虽试图引用中原周汉古礼旧制，但“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还是“未能皆得旧制”。（3）太武帝拓跋焘时，忙于“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4）《南齐书》卷57《魏虏传》记：“佛狸（拓跋焘小名）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孝文帝太和年间，才“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5）虽“方考故实，正定前谬”，但“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6）
北魏的冠服制度在文献资料中仅有寥寥几句记载，而且不涉及制度的具体形式，只有孝文帝太和年间才略有表述。太和六年（482）“十一月，孝文帝将亲祀七庙，命“有司具仪法，依古制备牲牢、器服及乐章；自是四时常祀皆举之”。（7）太和十年（486）“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会，始服衮冕”。（8）同年“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法服即依古制而作的祭服与朝服。又“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组绶”。（9）据《魏书》卷91《蒋少游传》记：“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由此说来，其制酝酿于太和五年（481），至太和十年冕服、朝服、公服已备。
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己未朔，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山陵而还宫。庚申，帝亲省齐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圜丘，帝衮冕剑舄，侍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帝感慕，乐悬而不作。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衮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10）同年十二月“癸巳，颁赐刺史已下衣冠”。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11）这样北魏王朝的冠服制度已初备华夏之仪型。但仍“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12）孝文帝改革的不仅有祭服，还有朝服、平民的常服。我们依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对各种服制的具体形式分析如下。
一、改制后的祭服
北魏的冕服于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而且后宫也有绶。《魏书》卷13《皇后列传》记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受帝宠幸，“泰常五年（420）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后加谥焉。葬云中金陵。”但文献既不详说，考古也没有发现图像资料。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帝后礼佛图(图1)，据载是孝文帝与文昭皇后的供养像，他们所著的服饰是改制后的冕服，为我们研究北魏孝文改制后的冠服制度提供了参考，从图像上可以看皇帝所著衮冕与汉晋文献所记载相似，孝文帝冕綖前低后高，前后均有垂旒，冕板下的冠似皮弁或委貌冠，綖上横贯天河带,下垂至腹前成弧状。所著冕服对襟广袖，曲领中衣，腰束宽带，下裳有宽褶，腹前垂下两条绶，前系韨（即蔽膝），足蹬笏头履。因是石雕，衮服之色及服上的十二章纹饰不清。但冕服所附的韨、带、绶及舄等均具备，显得雍荣华贵，气质高雅，与唐代阎立本所绘之帝王像相似。大臣则头戴笼冠，身着褒衣博带式广袖衣，腰束大带，前系韨，足蹬笏头履，应该是北魏孝文改制后的朝服。
拜山陵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
黑介帻，属拜陵之服。帻最初是类将发髻包裹起来使之不覆盖脸的头巾。唐颜师古注：“帻者，韬发之巾，所以整嫧发也。常在冠下，或单着之。”蔡邕《独断》卷下：“帻，古者卑贱执事不戴冠者之所服。” 帻巾覆在顶上，平顶者称“平上帻”，后部高起部分呈介字形屋顶状的称为“介帻”，西汉时将帻纳于冠下，常与进贤冠配合使用，在额前加立一个帽圈，名为“颜题”，延伸至脑后的颜题开口处的两端向上翘起呈三角状，称“耳”，前部有梁，为文儒之冠。晋时冠耳急剧增高，梁逐渐消失。北魏的进贤冠演变成前低后高，后部耳已呈双弧形冠翼。冠翼前方环抱一圆角方形的帻，帻下部横穿一小孔，用以贯笄。所以，我以为北魏史书上所说的黑介帻，有可能与进贤冠外形近似（图2）。?
深衣，是一种上衣与下裳相连的服装，战国时始流行。上衣的右襟续长绕至背后，形成曲裾状，来掩饰不完善的内衣。即所谓的“续衽钩边”。至东汉时深衣逐渐为直裾的袍和更为宽大的襜褕所取代。北魏孝文改制后的深衣不过采用其连衣裳之制，多做成交领广袖，衣长及足，曲领中衣，领部大且突出，下裳有宽褶，束宽带，领、袖、襟、裾等部位均有宽阔的缘，有时下裳有密褶的流苏式边饰，前佩绶，后戴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图3）。且曲领中单有绣，《魏书》卷45《裴骏附弟安祖传》记安祖“后夜忽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著绣衣曲领，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问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见放，故来谢德。’闻者异焉。后高祖幸长安，至河东，存访故老。安祖朝于蒲坂，高祖与语甚悦，仍拜安邑令。”
二、朝服与男子常服的改革
据上述文献记载，孝文帝朝服头戴通天冠，身著绛纱袍。如同汉魏制。大同文明皇太后冯氏方山永固陵的孝文帝陪葬墓万年堂左侧石门扉上残留一浅浮雕的武士像（图4），武士头戴艺术化的通天冠？冠前有圭形珰，这是太和初年的图像，武士何以戴饰珰的通天冠，有待于研究。
后妃冠服，史籍中记载很有限，孝文帝太和年间，才“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13）《魏书》卷94《阉官传张宗之》记：“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入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赉。”可见后宫冠服纳入了南朝的因素。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帝后礼佛图中文昭皇后及身后的贵族妇女们，她们身材修长，头戴莲花高冠或梳高髻，身着广袖交领衣，下穿长裙，足蹬高头履。侍女的衣饰也相同，只是头梳双髻（图5）。与史书所载南朝后妃宫服的衤属衣有区别。
关于百官朝服，太和改制前，百官多着袴褶胡服。之后，“着朱衣，有玉珮、大小组绶”。据史料记载：
《资治通鉴·晋纪》卷第110记道武帝于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己丑，魏王基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可见朝中亦戴帽。
《太平御览》卷695引《北彊记》曰：“虏主南郊，著皇斑褶、绣袴。”
《资治通鉴·齐纪》卷第137记太和十四年（491），“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袴褶行事，谓之小岁；丙戌，诏罢之”。说明冬季朝贺大典时群臣穿袴褶上朝庆典。《南齐书》卷57《魏虏传》也记：“季冬朝贺，典无成文，以袴褶事非礼敬之谓，若置寒朝服，徒成烦浊，自今罢小岁贺，岁初一贺。”
《魏书》卷55《尉元传》记太和十六年，“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
《魏书》卷55《游明根传》：“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资治通鉴·齐纪》卷第141记“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而已。及朝臣皆变衣冠，硃衣满坐，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
从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百官朝服的简单变化，迁都平城前百官辫发，平城时期孝文太和改制前百官朝服以头戴帽、身着袴褶为主，且无冠带。当时平城内附及强迁的人民属多个民族，不可能均着袴褶，也应有其他服饰，包括汉服，“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景况直到太和年间。太和改制后的朝服，冠有玄冠、委貌冠等，服有青纱单衣、锦袍，素衣、硃衣等，有玉佩及绶。个别特例仍着胡服。考古图像资料中还有笼冠、小冠、进贤冠（见前述黑介帻）等。
古代帽的创制比冠冕早。鲜卑族的冠帽在建都平城时期经过了一个辫发、帽、冠的过程。《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说“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又《南齐书》卷57《魏虏传》记太子拓跋询不满其父孝文帝拓跋宏的南迁汉化政策，“宏初徙都，询意不乐，思归桑乾。宏制衣冠与之，询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解发乃解开发髻，编成发辫，着左衽鲜卑服。编发也正如南朝史书中所的“索头虏”、“索虏”。索，大绳子。索头即头发辫成绳样，如同胡三省所解释道：“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是一条发辫还是多条发辫，可惜这样的形象资料还不见于考古发现。
道武帝于天兴元年（398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北魏帽的名称，有鲜卑帽、大头长裙帽、垂裙皂帽、突骑帽等。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各种形象资料中的北魏人多戴独具特色的鲜卑帽，多黑色，其形制帽顶浑圆，男帽有的软质帽顶下坍于脑后，均有垂裙至肩（图6）。迁洛之后，随着孝文帝的厉治改革，除仪仗俑仍头戴风帽外，北魏妇女撤去帽子，改梳发髻，有双环髻、偏髻、丫髻、螺髻等，有的头戴笼冠（图7）；男子则头戴小冠、笼冠、高冠、，风帽的帽屋已缩至头顶，脑后垂裙上卷束于帽屋周围，有的还显示用方格面料作成（图8）。
鲜卑族男装从考古资料考察，其基本构成是帽、交领或圆领衣、裤、鞋或靴。即常说的裤褶服。也是早期上层贵族的朝服。
袴褶泛称所有上衣（褶）加下裤（袴）的服饰。拓跋鲜卑袴褶形制是交领或圆领窄袖长至膝下的长褶，多直襟，领、袖口、门襟、下摆皆有别色缘，衽有右衽和左衽，以后者居多，下着裤，裤脚、袖口窄小（图9）。王仲犖《北周六典》曰：“胡袍之制，襟交于前，两襟相直，既可掩左，又可掩右。”
迁都洛阳后的袴褶有了一定的变化，衣袖加宽，裤腿也加宽，且在膝盖处用带系扎起来，名“缚裤”。河南出土的陶俑以及石刻上的低级侍臣的袴褶多右衽大袖，也有少数左衽、窄袖，且上衣已变短，下着缚裤，有的外套白裲襠（图10）。
《魏书》卷31《于栗磾传》载于栗磾死后，“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此外，还于太和三年赐源贺“命服”、太和九年赐程骏“朝服一称”（14）等等，所以平城期朝服是否仅是裤褶装的还是另外的样式，不敢妄估。《资治通鉴·齐纪》卷135记太和六年，张敬儿“脱冠貂投地曰：‘此物误我！’”（15）可见头戴冠而且还续貂。
至北齐时复兴鲜卑服已不同于北魏时，帽已多呈小圆状或山字形，身着圆领或交领缺骻长袍，腰束鞢鞢带，足蹬长靿吉莫靴。是在鲜卑衣的基础上参照西域胡服改制而成。
改制后的冠帽有委貌冠，因以黑色丝帛作成，又称“玄冠”。其制把皂色绢帛裁成数片，呈瓜棱形，然后用针线缝合。上锐下广，状如覆杯，用冠缨结之。夏称“毋追”，殷称“章甫”，周称“委貌”，三代异名。皮制则称“皮弁”。
笼冠，目前北魏晚期出土的石窟寺浮雕、陶俑、石刻、壁画等侍臣多头戴笼冠，也有女官也戴笼冠，笼冠平顶，冠面呈长椭圆形，两侧外弧，护住双耳及下面颊部（图11）。笼冠之上附有貂蝉。进入北魏的褚緭在参加北魏元会时看到大臣的服饰时作诗加以讥讽：“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会，緭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仪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16）直到唐初，唐服制重定后笼冠才少见。
小冠，也称“平上帻”。汉时是平顶的，之后巾帻的后部加高，晋时已呈半圆形护翼，前中部有贯笄的孔，体积缩小至头顶（图12）。
青纱单衣与锦袍相对，单衣，纱做，深衣制；绵衣，锦做，袍制。《释名》曰：“单衣，言无里也。”单衣形制也属宽袖博带式的深衣，《急就篇》颜师古注说：“襌衣似深衣而衰大，亦以其无里故呼为襌衣。”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皇帝前有两身手擎宝剑，身穿两当甲的武将，应是武臣的服饰；而身后的人物主像当分别是重要的王公贵臣及皇帝的高级侍臣，头戴笼冠，身着交领广袖衣，腰束宽带。之后戴小冠者地位略低，也着交领广袖衣，属侍臣类。洛阳北魏永宁寺佛寺遗址也出土了多件着褒衣博带式衣的贵族供养人塑像。
作为朝服的附件主要有绶、白笔等。
绶，拓跋鲜卑早在恒帝时就受过晋之印绶，《魏书》卷1《帝纪第一》“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村曾发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还有一件“猗 金”四兽形金佩饰。“猗 ”即“猗 ”，是拓跋鲜卑的一个部落。小坝子滩窖藏所在地恰好与猗 部活动的地域相符。拓跋猗 在晋末帮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北汉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
关于百官的绶，洛阳北魏永宁寺佛寺遗址出土的贵族供养人，其深衣的腰部有一条长带状织物从当胸处折叠后分两端垂下，一端单层，长可过膝，另一端为两层，长才及腹，有可能就是绶；而有的塑像背面宽带下垂一条长带，还有流苏式边饰，疑此带为纷（见图3），《隋志》载后魏之制“有绶则有纷，皆长八尺，广三寸，各随绶色。若朝服则佩绶，公服则佩纷。”
白笔本是用于记事的笔，插于耳侧，北魏时已发生了变化，如北魏宁懋石室中线刻官员冠上自脑后升起直垂到前额的饰物，末端缚毛，即是由簪笔演变而来的，并成为北朝的特别标志（图13）。
三、常服的改革
所谓“常服”，即一般人日常所穿之服。北魏以迁都洛阳为界分前后两段，前段多着鲜卑服，后段穿含鲜卑成分的汉服。
文献中有关鲜卑服饰也只有零星的记载可参考，据《魏书》卷21上《咸阳王禧传》记太和十九（497）年六月孝文帝回京，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又《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记太和二十三年正月“高祖还洛，引见公卿。高祖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此两条文献点出了平城期鲜卑族的女性服饰，即夏着夹领小袖衣；冬则头戴冠帽、身着小窄袖襦。至于下身，出土的女陶俑和绘画资料上的女性着裙。也称其为袍，《南齐书》卷59《魏虏传》说太子宫时“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襦有长短之分，长襦能垂及膝盖以下，短的可与腰相齐。北魏平城期的考古资料显示，鲜卑女性着长襦衣者多，穿短襦衣的多是表现劳作的妇女。鲜卑女性内著圆领内衣，外著圆领或交领窄袖左衽长襦，襦长至膝下，领、袖、门襟、下摆皆有别色缘，衣略呈直筒形，交领衣的襟有直襟和斜襟两种，以后者居多，下着曳地长裙，裙摆侈宽，多数是间色裙，也有一色百褶裙。衣服质地显厚重（图14）。
迁洛后的妇女随着头梳髻发，而身着左衽或右衽交领宽袖短衫，也有窄袖衫，衫束于裙内，下着长百褶裙，腰部系宽带且提高至胸下部，肩还披有披巾，巾两角系于胸前。也有同男装一样着袴褶服的；戴笼冠者的长裙一侧上撩掖于带内，露出内穿的长裤（图15）。
男服的改革基本就是裤褶的改革。
四、与汉魏服制的异同
孝文帝改革虽以“齐美于殷周”为指导思想托周改制（17），但殷周距北魏毕竟遥远，所以许多制度是准汉家故事。（18）汉明帝永平二年就是依据周代冠服之制，参酌秦制，制定了冕服、珮、绶和朝服等一系列制度。孝文帝的冕服虽未依周代六冕之制，但佩玉著韨系绶、曲领中单等制比汉代（汉之冕服考古资料见于各种画像石，与北魏略不同）更接近周制，而为隋唐因袭。
朝服采用连衣裳之深衣制，因深衣内裤装完备，衣襟不再加长，为直裾样，但衣服相对于汉魏之深衣更为宽大，尤以衣袖，汉时深衣袖子的臂肘之处十分宽大，袖口至肩处形成一个下垂的圆弧，古称为“袂”、“胡”等。但其袖口的袪部明显收小束口，而北魏深衣的袖口仍旧很宽大，袖宽垂至膝下。《礼记·深衣篇》曰：“曲袷如矩以应方”，郑玄注：“古者方领，如今小儿衣领。”汉代小儿形象少见，但战国秦汉的着深衣人物衣领均作交领，而北魏王臣则是典型的曲领拥颈。
五、与南朝服饰的对比
《抱朴子·讥惑篇》云：“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说的就是晋南朝的服饰。北魏中原士族杨元慎曾噀南人陈庆之：“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考古所见晋墓出土男女俑均头戴小冠大髻窄袖小襦大裙，上俭下丰。而《晋书》卷《五行志》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宋书》卷52《周朗传》也说：“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虽衣袖宽博始于东晋末年宋齐之际，流行于梁陈。北魏积六载而成的服制改革制度上依汉家故事，宽博的形式上可能效仿南朝服饰，不过平城时贵族的服饰也早已宽博起来，且北魏晚期衣博带宽已超过南朝，南朝人陈庆之曾叹“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19）
六、孝文服饰改制的影响
从北魏的改革历史可以看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从建国之初就施行汉化，且考古资料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太延元年（435年）的大同沙岭壁画墓的北壁出行图的人物多数着鲜卑装，也有着及地长袍汉服者。墓主人夫妇像衣饰亦显宽博，袖口略收但衣身褶数较多，表明衣饰宽大，就是说太延年间平城的贵族衣装已向褒博的方向发展（图16）。这其中与太武帝及前几代帝王从所征服的各地不断徙民于平城及近畿地区有关，其中以太武帝时期为最多，徙出的地点包括太行山东六州、辽西、凉州、统万城、幽州、长安、南朝、漠南等地。迁来平城的人口包括了汉、高丽、高车、匈奴、柔然、丁零、东部鲜卑等多个民族，各民族人都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包括被重用的汉人不可能完全改穿鲜卑族的服饰，以致胡风国俗，杂相揉乱，而且我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改制时。《魏书》卷24《崔玄伯传》记：“太和初得还。高祖闻其有文学，又问佛经，善谈论，敕以白衣赐褠帻，入听于永乐经武殿”。褠衣即直袖的外衣。汉时地位略低，南北朝时成为盛装，《资治通鉴·宋纪》卷第141记元嘉十五年（439）：“帝数幸次宗学馆，令次宗以巾褠侍讲，资给甚厚。”胡注：“褠、古侯翻，江南人交际以为盛服，盖次于朝服。”
孝文帝的改制是双向的，并非单纯的汉化，也不是单纯的的改造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是对汉民族服饰制度的改革，也是对少数民族固有传统的改革，为汉民族文化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为隋唐所因袭。从洛阳出土的考古资料看，孝文帝所不满的“夹领小袖“，因既离寒暑，不过是改成了大领宽袖，裤褶依旧流行，上褶变短，下裤略宽，且在膝盖处用带系扎起来，名“缚裤”。是在旧形式上加入新内容，保留了许多胡族的因素，所以隋代裴政评论说：“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主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20）隋唐在服饰方面的胡化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而且鲜卑垂裙帽式还流传于南朝，据《南齐书》卷19《五行志》：“永明中，萧谌开博风帽后裙之制，为破后帽。”《文献通考·物异》记：“齐武帝永明中，百姓忽着破后帽，始自建业，流于四远，贵贱翕然服之。”鲜卑垂裙帽至唐朝时演变成后世独特的男子常服——幞头，这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是我国中古服饰中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的民族形式。 “由于胡服，特别是鲜卑装的强烈影响，我国常服的式样几乎被全盘改造”。（21）
参考文献
（1）《魏书》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魏书》卷108《礼志四》，京，中华书局，1974。
（3）《隋书》卷11《礼仪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3。
（4）《魏书》卷108《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魏书》卷108《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资治通鉴·齐纪》卷136，北京，中华书局，1956。
（7）《资治通鉴·齐纪》卷135，北京，中华书局，1956。
（8）《资治通鉴·齐纪》卷136，北京，中华书局，1956。
（9）《魏书》卷7《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资治通鉴·齐纪》卷137，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魏书》卷7《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魏书》卷108《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魏书》卷108《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魏书》卷31《源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资治通鉴·齐纪》卷135，北京，中华书局，1956。
（16）《南史》卷61《陈伯之传附褚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李书吉《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18）《隋书》卷11《礼仪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范祥雍样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 1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0）《隋书》卷12《礼仪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3。
（21）孙机《从幞头到头巾》，《中国古舆服论丛》，20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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