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大同作为北魏的首都，历时了近一个世纪，并逐渐发展成为近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是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不仅留下了云冈石窟、平城遗址和方山永固陵等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且为我们的城市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抓紧平城遗址研究的同时，为配合基本建设在大同市周围发现并发掘北魏墓葬近两千座，墓葬集中分布于御河以东和城南，时间大致从315年拓跋猗卢被西晋封为代公，鲜卑人已控制并长期居住在大同地区，一直到迁都洛阳后的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平城被烧为灰烬，持续达二百多年。墓葬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釉陶出土数量很少，在随葬器物中所占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因而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本文拟从釉陶的产生和发展，对大同地区北魏墓葬出土的釉陶进行粗浅的探讨，如能起到繁荣北魏平城文化，丰富平城文化研究内容的作用，自觉不胜欣慰。
    釉陶俗称低温铅釉陶，我国的釉陶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中期出现，流传到国外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釉陶器。据国内的考古资料，西汉武帝时期的釉陶，以粘土作胎，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基本助熔剂，主要呈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呈现翠绿色，铁呈现出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釉面光泽平滑。开始时只施绿、褐黄等单色釉，到王莽时期出现同时施黄、绿、酱红、褐色等复色釉。东汉是釉陶最发达的时期，生产的大多数为明器，种类有仿照日常用品烧的鼎、炉、尊、盒、灯、桌、井、灶等，当时烧制大型器物水平已很高，多仿照城堡、院落、亭台、楼阁等建筑物，惟妙惟肖，夸张巧妙，低温绿釉往往因受潮而泛有铅的氧化物质，呈现如金属般亮光的银色斑片，富有特色。东汉以后因战乱和魏晋推行的薄葬政策，使原本不作为实用器的釉陶生产一度衰落，十六国时期出土的釉陶数量极少，北魏时期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经济得到了进一步恢复，手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高，釉陶生产有所增加。这一时期的釉陶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一反两汉浑厚凝重的绿色釉彩，而以清新淡雅的面貌出现，更以式样简洁，色泽朴素大方见长，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釉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北魏平城时期釉陶的特点和风格。
    北魏王朝是由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迁都平城就在大同地区聚居近一个世纪，虽然发现这一时期墓葬数量不多，但出土的陶器与拓拔鲜卑遗址或墓葬出土的陶器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随葬器物开始零星出现了釉陶器，器物表面施釉不均，光泽较弱，但器形与当地的陶器如出一炉，表明这些釉陶是鲜卑族陶工学习汉人的技术在当地生产的。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逐渐恢复，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往平城，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釉陶数量有所增多，制作水平较以前有了提高，器物表面施釉均匀，光泽度较好，由于受多种民族文化成分影响，反映在器型上是多种式样共存。太武帝后期至太和年间，随着黄河流域统一，各民族发生相互融合和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平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和艺术水平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釉陶的某些种类、型式数量减少或完全消失，形成一种平城时期特有的文化风格，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质地好，器型制作水平高，花纹装饰风格也最多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自然由盛减缓，并逐渐转衰，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釉陶数量有所减少，釉陶的生产虽然由手工成型转变为轮制成型，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成品质量要求却降低了，较为随意。
    釉陶是我国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内胎呈砖红色，釉药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铅，故称“铅釉”，烧成温度约为摄氏800度左右，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由于釉陶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或变质，只存在于墓葬中而很少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明器。这一时期大同地区北魏墓葬出土的釉陶种类较多，主要有壶、罐、尊、人物俑、动物俑和庖厨模型等，
    多数器物造型经历了由粗糙到精致，由简单到复杂，器形由瘦长大底到丰满适中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要求。施釉方面改变了两汉以来一成不变的莹润悦目绿色釉，采用色彩丰富的釉色，有施酱、褐、绿、黄、黑等单色釉，或施酱黄、酱褐、黄褐、黑褐等复合釉，使得北魏釉陶系列呈现出五色斑斓的效果。釉陶装饰纹样和陶器基本一致，既有鲜卑早期文化中即已存在的暗纹、水波纹，又有接受中原和西域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忍冬纹、方格纹、弦纹，还出现了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莲花纹样贴塑等新形式，表明北魏平城时期由于各民族大融合，文化具有了更广泛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釉陶绝大部分为泥质红陶胎，没有掺和料，是利用本地的普通易熔黏土作为制胎原料，坯体成型大多采用泥条盘筑或泥条圈筑法，有小部分采用快轮拉坯的方法成型，后利用素拍子进行拍打整形，或对坯体进行慢轮修整，多数釉陶局部留有细密轮纹。釉陶施釉的方法均为涂釉，部位是器物全身外表和口沿或颈不内壁，有半数器物外底也涂釉。釉陶烧制时，器物的下底都以三角形或四角形支垫作为隔离层，防止烧制过程中釉料熔化后器底与窑床或垫板之间出现粘连现象，出土的大部分釉陶的外底留有三个或四个支钉疤痕，有少量器物出现釉面粘连的情况。以前认为北魏釉陶均是一次烧成，市博物馆编写电焊器材厂北魏墓葬发掘报告时，请专家对出土陶器进行可制作工艺研究，首次发现北魏时期的釉陶采用二次烧成法。专家发现一些釉陶素烧后钙质结核将腹下部一处胎壁蹦落，形成凹坑状疤痕，然后在素胎外及凹坑状疤痕之内涂釉，进行釉烧，烧成的釉陶质地坚硬，光泽度良好，相当美观，达到最佳效果。北魏釉陶的二次烧成法对后世釉陶的烧制工艺居于深远的影响。
    在大同地区周围，除方山永固陵以外，司马金龙墓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北魏时期墓葬，单个墓葬出土釉陶也最多，共387件。种类主要有武士俑、鸡冠帽骑马俑、甲骑具装骑马俑、男俑、胡俑、女俑、女乐俑、镇墓兽以及马、牛、羊猪、狗、鸡、骆驼等动物模型。从陶质和釉色看，大体分两批，一批为泥质红褐陶胎，施青绿釉，泛黄或泛黑色，还有一部分因受潮而泛有铅的氧化物质，呈现如金属般亮光的泛银色斑片，与汉代出土的绿釉陶很相似（图一）。一批为泥质黄褐陶胎，施黄褐釉。大部分釉陶俑类烧成以后，在脸和手上再涂白粉作装饰，一部分在服饰和铠甲上画有红、白、黑色等纹样（图二、三）。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北魏时期还没有掌握复色釉烧制技术，不得已在烧好的釉陶表面，利用彩绘的方法对俑类细部进行装饰，来满足当初设计的要求。
    七里村变电站北魏墓群出土的釉陶数量不多，器物以壶、罐、尊等日用器皿为主。莲花纹罐，直口稍外敞，广肩，圆腹下收，小平底，肩、腹部施弦纹，领与肩交接处贴塑一圈莲花纹，通体施黄褐釉（图四）。黑釉罐，盘口，短粗颈，圆肩，鼓腹，平底，颈、肩、腹饰弦纹，通体施黑釉，釉色明亮，光彩照人（图五）。忍冬纹罐，盘口，颈稍长，弧腹，平底，颈、腹处饰两圈忍冬纹，通体施黄褐釉（图六）。釉陶尊，器型分器身和器盖两部分。器身直口外侈，方唇，圆肩，鼓腹，圈足。颈、肩、腹部饰弦纹，肩部堆塑菱形、月牙形和桃形图案，图案内施淡绿釉，外饰联珠纹，肩部装设一鋬，相对应处有一孔。器盖形状为直壁三足尊，表面饰弦纹和水波纹，内穿五孔，有子母口与器身扣合，通体施黄褐釉（图七）。这批釉陶虽然经历1500多年，在墓中受到水土和各种矿物质沁蚀，但陶质依然十分坚硬，器物表面釉施均匀，平整光滑，釉色清新淡雅、清澈透明，玻璃质感较强，可以说是北魏时期大同地区釉陶的精品。
    二电厂北魏墓群发现的一座墓葬出土釉陶约30件，分布于该墓葬的东侧室，没有盗扰痕迹，基本保持了原状，随葬品以釉陶俑、庖厨模型以及猪、羊、狗生肖俑等，组成了一幅充满浓郁封建庄园生活气息的画卷。执釜釉陶俑，施黑褐色釉，头发梳成高髻，戴阴刻十字形包巾，垂裙至肩，交领右衽曳地长裙，左手高举至鼻同高，右手自然下垂于腹部，右手执釜置于灶上，该执釜俑出土时位于灶左侧，双手弯曲作执釜状（图八）。持箕釉陶俑，施黑褐色釉，头发梳成高髻，戴阴刻十字形包巾，右衽曳地长裙，双手自然下垂置于大腿上执一簸箕，形状同现在农家所用竹蔑编制的使用簸箕模样基本一致，后部为自然圆形，口部较敞。该执箕俑出土时位于陶磨旁，应为收拾磨好粮食之用。正在劳作，塑造了谷物加工磨面的场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图九）。釉陶灶，施酱色釉，灶体平面呈长方形，前有山字形挡火墙，挡火墙前有一拱形灶门，灶面有一火眼倾斜放置一圆形甑，灶后部有一斜插的圆筒状烟囱。甑施黑褐色釉，口沿外翻，弧形深腹，圜形底，底部有穿孔。模制后粘接成型，灶体一边椭圆形，一边为方形。前有矮火墙，作成阶梯状，下面有方形灶口，灶体后端有小烟囱，灶面无火眼，直接粘附一陶釜（图十）。釉陶仓，外部满施酱色釉，整体呈卵形，上部有一小圆口，弧肩，深腹，下部为一支座，平面为圆形，以三条圆柱形腿支撑，仓体表面饰七圈水波纹，间距不很规则，应是烧制前很随意地刻划上去的，水波纹样在鲜卑早期文化中即已存在，而陶仓一直是中原地区流行的随葬品，应是民族融合和交流的产物（图十一）。     釉陶作为我国陶器制作中产生的新品种，上承商周原始瓷器的施釉技术，下启唐宋三彩器瑰丽多姿、变幻莫测的装饰，在中国古代陶瓷群芳谱中独树一帜。釉陶自西汉中期至东汉已被大量生产于我国北方的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使用铜作为着色剂的绿釉陶为主，到了北魏时期，开始广泛使用酱、褐、黄、黑等单色釉，或施酱黄、酱褐、黄褐、黑褐等复合釉，使得北魏釉陶系列呈现出五色斑斓的效果，从一个侧面为后来唐三彩等多色釉陶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北魏时期是我国低温铅釉陶发展的重要转型期，首次发现的二次烧成法是一项技术创新，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制陶技术史上的一项空白，对后世釉陶的烧制工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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