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琴）

    公元398年拓拔鲜卑定都平城，开始建立标志拓拔鲜卑趋向文明的第一个城市文化。平城是4—5世纪中国的象征，也是当时中华文明发展的缩影。它是适应鲜卑族王权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不仅是北魏王朝的统治中心，而且也是鲜卑族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平城的形制、布局和建筑都是按鲜卑族心目中的王权主义思想和礼治原则而设计的，直接服务于其统治的需要。其典型特征表现为：以宫城皇城为中心，以王权主义为内涵，以礼制建筑为形式，城市形态简朴和谐。以鲜卑文化为主体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神韵以及平城的魅力在此充分体现。
    “夫在天莫明于日月，在人莫明于礼仪。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风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圣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杀长幼众寡之节，本于人心，会于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谐。”[1]“明礼仪”是北魏统治者定都平城以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从政治活动到日常生活，北魏统治者都要按照礼仪的规范行事。这些礼仪大多都要在固定的场所、按照制度规定的程序进行，所以北魏政府兴建了许多礼制建筑。礼制建筑作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群体，也就成了北魏平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大同古城的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全面展开，北魏时期的大同是专家和学者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平城礼制建筑的建造、地望、形制、变迁、空间分布等问题的研究对大同古城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魏时期的平城距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礼制建筑大都已经湮没，关于文献记载的礼仪空间或寥寥几字或语焉不详。但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既是推动北朝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全面认识平城历史和文化的需要。为了方便表述，笔者兹将礼制建筑定义为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礼仪的种类以《魏书》的记载为准)，有的场所平时亦作它用，也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一、郊祭场所

    北魏平城时期，郊庙祭仪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中心。郊祭即西郊祭天，南郊祀上帝，北郊祭地，“五郊”祀五帝，另外还有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祭仪。郊祀仪式是确立君主即位之合法性、王权之正统性及神圣性的最有效手段，“天子”是这一神圣仪式的中心。“帝”在郊天祭仪中一般指昊天上帝，在宗庙祭仪中则指部落始祖或皇帝祖先。北魏定都平城初期，各项礼制处于逐步确立阶段，郊祭的时间和具体的场所尚处于变化中，但是郊祭的方位和神灵是确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北魏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从土德，数用五”，郊所距京城里数由城门算起，都应该是五的倍数。下面结合上史书记载和相关文献列表说明平城郊祭的位置及祭祀状况。

表1平城郊祭的位置及祭祀状况

1．西郊祭天

    我国古代的帝王笃信秉天意而治万民，故自称“天子”。所谓自古天高意难问，祭天礼仪也就成了最重要的常规祭祀之一，在礼仪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平城时代鲜卑的祭天仪式有两种：一种是西郊祭天，一种是南郊祭上帝，皆为定时祭。西郊祭天礼中的“天”指鲜卑族信仰的天神，虽然不同于汉族信仰的昊天上帝，但是在鲜卑族人的心目中却是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的拓拔鲜卑祀天无定时，到两汉时随事而祀，盛乐时代是有选择性的祀有定时。[3]西郊祭天一般在“夏四月”。西郊祭天，也可祭月。女巫在祭祀中扮演重要角色。孝文帝太和年间西郊祭天旧礼被废除。
  西郊祭天坛的形制如《魏书》所记：“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

2．南郊祭上帝

    北魏平城时期，在南郊的祭祀分为郊祭和圜丘祭祀。祭祀的主神是上帝，兼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等神。祭祀的日期定于正月或冬至。
    南郊祭上帝的地点在平城南十里，《魏书·灵征志下》记载，天兴二年八月，“平城南十里郊，嘉禾一茎九穗，告于宗庙。”[4]南郊郊祭场所的形制和祭神情况，在《魏书》中也有描述：“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 [5]

3．北郊祭地

    北魏平城时期的鲜卑族虽然已定都，但是尚处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对农业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北郊祭地仪式记载较少。《魏书》中较为详细的记载只有一条：（天兴三年）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6]

4．东郊祭日

    《魏书》中关于祀日的记载有两条：“（太祖纪天兴三年春）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 [7]“明年（天兴三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8]东郊，除祀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迎春。

二、圜丘、方泽

    中国古代信奉“天圆地方”的学说，所以祭天坛成圆形，即圜丘，祭地坛成方形，又称方泽。平城时期，圜丘在平城南郊，有的学者认为南郊郊所即圜丘。《魏书》记载，“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 [9]“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10]虽然在魏书中有早于太和年间在南郊圜丘祭上帝的记载，但是，圜丘在北魏平城早期是否存在，却值得商榷。《魏书·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二年十月，帝亲筑圜丘于南郊”、“（十有三年）闰月甲子，帝观筑圜丘于南郊”。史料反映出，平城圜丘、方泽是分别位于南郊和北郊的两处祭祀场所，可能有别于处于两方的郊祭场所。
    另外，北魏平城时期，圜丘的祭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当皇帝遇到大事时常到圜丘祭祀，以显示对事件的处理是受命于天。“ (武定二年冬十月)庚子，车驾有事于圜丘。”[11] “(太和)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驾有事于圜丘。”[12]

三、祭祖之所：祖庙

    在北魏统治者看来，如果祭天、祭地活动能够在形式上展示拓拔鲜卑“受命于天”的神秘血统的话，那么祭祖活动则是以帝王的亲历亲为彰显其“亲亲”之意。祭祖是以人子的身份向逝去的父、祖表达应有的敬意。所谓“百善孝为先”，以帝王之尊垂范天下更能维系社会基层组织——家庭的稳定，祭祖就成了平城时代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
    祭祖活动的主要空间是祖庙，《魏书·礼志一》记载，“明年（太宗永兴四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后二年，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用正、冬、腊、九月，牲用马、牛各一，太祖亲祀。”由此可知，平城时期皇家的祖庙有两处：一是白登郊庙；二是宫中太庙。
    北魏初期还没有确定比较固定的祖先祭祀制度：存在于二分、二至及腊日举行祭祀的五次祭祖之制；有在正、冬、腊、九月举行祭祀的四次祭祖之制；也有在一年一次祭祖之制。祭祖时皇帝常亲临。白登山郊庙除了祭祀祖先之外，还有祈雨的功用。

四、迎气之地：五精帝兆

    五郊迎气是与节气密切相关的礼俗。五郊指的是东、南、西、北、中五个地理方位，在不同方位迎不同的节气，并有相应的颜色与之搭配。五郊迎气中又以迎春礼最为重要。迎春礼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影响也非常深远。有关迎春的礼制构想始于先秦，实践于东汉。北魏平城时期的迎春礼与五郊迎气皆为有司主持，所选祭祀的日期与汉族王朝礼仪相仿。
    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13]
    （十有六年三月）乙亥，车驾初迎气南郊，自此为常。[14]
    从上述文献来看可以看出，平城迎春之外的迎气活动并未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故祭祀活动见诸史书的寥寥无几。诸坛之位置、形制，史籍中涉及的也颇为简略，迎气之地“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

五、朝仪所在：西宫

    《魏书》中关于西宫的记载有：“天赐元年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筑西宫。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天赐六年）夏四月乙未，宴群臣于西宫，使各献直言。”“（永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亥，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二月丁亥，大飨于西宫，赐附国大、渠帅朝岁首者缯帛金罽各有差。”“（神瑞八年）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神瑞八年）十有一月己巳，帝崩于西宫，时年三十二。”“（天赐六年八月）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命民大酺三日。”等。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代西宫的建设经历了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两位皇帝约26 年( 398—424 年)，到太武帝即位时，已具备了相当规模，功能基本完备。“西宫”，是皇帝办公居住的场所，也是皇帝召开会议、朝会万国、宴请群臣的场所。

六、平城明堂

    明堂源于上古，成于三代，秦汉以后成为都城中十分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明”字，为日、月二字的合体，既代表了日、月二神，也表示了对日、月的崇拜。“堂”字的本意，为土筑的坛台，即“祭坛”。明堂“作为上古中国宇宙观和社会结构的物化象征形式,其形制依据相应身份地位而隆杀,透过模式化的礼仪叙事建构了可以复制和表述的有意义的文化空间,并借助复制和移植反复重现宇宙起源和领土的合法性占有。” [15]明堂是北魏定都平城后建设的最后一批礼制建筑。自拓跋珪建国的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到孝文帝的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恰好是100年。“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16]孝文帝下诏建设明堂的意义不言而喻，恢复明堂礼，证明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是鲜卑礼仪汉化的重要举措。在李冲主持下，明堂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冬落成。太和十六年春正月，开始发挥其功用。至太和十九年(495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明堂作为都城礼制性建筑的作用走向终结。宣武帝元恪正始初年（504），平城明堂己是“事移礼变，所存无几”。
    《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 [17] 从文献资料来看，北魏平城明堂规模宏大、装饰繁复，实际上是集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的巨型建筑群。
    从明堂建成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仅仅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明堂的功用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18]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是平城明堂的主要功用。《魏书·礼志四》：“(太和十五年)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时运流速，奄及缟制，复不得哀哭于明堂，后当亲拜山陵，写泄哀慕。”此后十一月第一次在这座新建的明堂里举行袷祭，《魏书·礼志上》：“(太和十五年十一月)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再过二个月，举行明堂大飨礼，《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己未，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此后在太和十六年九月又举行明堂礼。《魏书·尉元传》：“(太和十六年)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髙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按照汉魏两晋礼制的传统，“养三老五更、国老庶老”的地方应该是太学讲堂或者辟雍礼殿。敬养三老五更证实了平城明堂中有辟雍礼殿。

结语：交融与嬗变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义之邦。《诗经·豳风·伐柯》唐孔颕达《疏》：“言有礼君子，恕以治国，……周公观其以礼治国，则复笾豆礼器，有践然行列而次序矣。……故王肃云：我所见之子，能以礼治国。”当然，以礼治国不仅仅一个理想，而且是一个传统，是许多有作为的君王努力躬行的实践，是中国古代社会运作的基本制度，也就是“礼制”。礼制建筑是礼仪的空间载体。平城礼制建筑的兴建是北魏王朝实力的展现也是鲜卑礼仪汉化的要求。这些礼制建筑的兴废大致能够体现鲜卑礼仪的汉化历程。仔细追寻礼仪空间中帝王的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礼仪的演化轨迹。
    第一，北魏初期礼仪制度在参照汉族政权有关礼仪制度的同时，在更多方面仍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政治生活习惯。《魏书》中记载（天赐二年）“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19]从中可以看出，刚刚步入平城文化阶段的鲜卑人虽然模仿中原汉族的文化制度建立了国家，在形式上具有了汉化的特征，但从根本上看，他们依然处于由未开化阶段向文明开化演进的过程，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停留在游牧时期的原始阶段。祭天时仍沿用西向祭祀传统。祭祀对象为原始的鲜卑天神形象。西郊祭天礼中，祀神颇多，没有形成至高神。女巫主祭、绕坛骑驰的鲜卑族原始祭祀仪式仍然存在。这说明平城初期的礼仪呈现胡汉杂糅的状态，而且保守因素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说，鲜卑式的思想和情感，汉族式的礼仪制度是北魏初期平城礼仪的鲜明特色。
    第二，鲜卑统治者并不是在定都平城以后就立即兴建各种礼制建筑，完善了相应的礼仪,平城礼仪空间的构建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而且，在北魏初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汉化与反汉化两股力量彼消此长，汉化的进程有时甚至会中断，鲜卑族原有诸多习俗得以恢复。例如，北魏初期皇帝宗庙祭祖仪式中就保留了自秦汉以来汉族皇族祭祖中逐渐废弃不行的立“尸”习俗。但是，从礼仪的发展趋势来看，抛弃旧俗，吸纳先进文化，是鲜卑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至孝文帝时期鲜卑贵族以中原汉族文化的延续者、复兴者乃至创造者自居的自信心得到极度张扬。
    第三，明堂的兴建是平城礼仪汉化的重要标志，明堂礼的实施标志着平城礼仪基本完成了漫长的嬗变过程。鲜卑礼仪毕竟是野蛮时代的原始礼仪，其生命力达到一定的限度，就无法再维持下去。正因为这样，太和六年，孝文帝依据儒家礼经有关记载及汉、魏以来有关制度，大幅度地删削宗庙祭祖礼中原有鲜卑族习俗，改革宗庙祭祖礼仪。“于是群官议曰:‘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展牲牢之具，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制可”。“（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太和十三年至十六年，孝文帝又陆续对宗庙大祭、时祭礼仪进行改革，勇于抛弃以往先儒成说，变更以往成制。太和十八年，“罢西郊祭天”，北魏王朝完全改用历代汉族王朝的祭天仪式。这场与汉族文化融合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从深层的文化结构层改变了鲜卑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影响了平城文化。北魏平城时代的鲜卑，在推动鲜卑原始的部落文化进入文明的境界的同时，又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中华民族文化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注释：

[1]《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2]张焯：《平城营建始末》，《沧桑》1995年第1期.
[3]《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4]《魏书》，志第十八，灵征志下.
[5]《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6]《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7]《魏书》，帝纪第二.
[8]《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9]《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10]《魏书》，志第十四，乐五.
[11]《魏书·序纪》。
[12]《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13]《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14]《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15]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的源流》，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魏书·李冲传》
[17]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漯水》
[18]《魏书·李谧传》

[19]《魏书》，志第十，礼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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