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进而统一北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至深。平城及其京畿所在的大同盆地是内蒙古高原与山西高原的接合地，因盆地周边有多处山口，形成天然关隘，而为古代游牧族进入中原之通道，战略地位异常重要。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等游牧民族纷纷入塞南下，大同盆地是各民族南下中原之枢纽，鲜卑拓跋部经过力微、猗卢、什翼犍等几代首领的努力，向大同盆地进军，奠定了北魏建都平城的基础。到十六国后期北魏建立，拓跋珪利用该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击败周边诸多政权，由此南下中原，建都平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
关键词：鲜卑拓跋部、北魏、平城、大同盆地、战略地位
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经过几轮冲击，由大漠南北进入长城脚下的大同盆地，并选择战略要地平城（今山西大同）建都，继而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很快统一北方，中国历史进入北朝时代。北魏建都平城及其统一北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鲜卑统治者建都平城后，最大限度地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经过孝文帝改革，完成了由一个游牧族政权向农耕文明国家的转变。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及其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开始，经过秦、两汉，到魏、晋，属于创立时期；第二阶段从北魏开始，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时期臻于完备，属于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五代十国开始，经过宋、辽、金、元，到明、清结束，属于衰落时期。因此，北魏建都平城及其在封建国家制度方面的建设，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轨迹上的重要坐标。那么，北魏政权为何选择平城为都？北魏建都平城后，为何能很快统一北方，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有所建树？这是十六国时期平城及其大同盆地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大同盆地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接合地与过渡带，政治地理位置异常重要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看到，北纬40度线上分布着山海关、秦皇岛、北京、居庸关、大同、嘉峪关、玉门关、酒泉、敦煌等著名关隘和古都城市，且正好与万里长城东、西段走向上下重合，大致平行。此乃中国古代塞北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最北分界线。（1）大同盆地位于内外长城之间，北纬40度从中穿越，是上述两大文明区域的过渡地带。此地属于内蒙古与山西两大高原的接合地，因盆地周边群山环绕，多处山口，形成天然关隘，而为古代游牧族进入中原之重要通道,战略地理位置异常重要。春秋以前戎狄族在此游牧，春秋末叶，北狄族在勾注（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北建代国，后被赵襄子攻灭。战国时期大同盆地为赵国北部边陲要地，其北为东胡、林胡、楼烦游牧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东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在大同盆地及其周边“置云中、雁门、代郡”。（2）战国后期北方匈奴族崛起，并不时南下攻掠，该地遂为赵国抗击匈奴之前哨阵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大同盆地及周边地置雁门郡，并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以备胡，其中大同以西的武周塞即是其中之一段。（3）秦末战乱，匈奴乘机入塞南下，进入大同盆地。西汉建立，在盆地内设平城县，汉高祖刘邦为备匈奴，派韩王信驻守马邑（今山西朔州）。后韩王信降匈奴，引匈奴南下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自率军反击匈奴，追其至平城附近，被匈奴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马铺山），后用计突围。战国直到两汉，大同盆地始终为游牧民族南下攻掠和汉族王朝北上反击的军事战略区域，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异常显赫。
二、力微建立早期国家，占据大同盆地并确立了问鼎中原的战略目标
东汉后期至魏、晋、十六国，中原战乱，北方游牧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南迁，入居塞内，建立政权，大同盆地的政治地理优势更加显现。其中鲜卑拓跋部利用该地的战略地位，建都平城，完成了统一北方，入主中原的伟大业绩。
鲜卑拓跋部原属东胡一支，世居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是一个弱小的游猎民族。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公元一世纪南迁大泽（呼伦湖），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成为当时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公元258年，大酋长拓跋力微率20万部众南下阴山，迁至定襄郡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此为都城，建立早期国家。早在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魏忙于中原逐鹿，已将陉岭（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北尽相弃废，（4）大同盆地成为北方入塞民族游牧的地区。
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占据大同盆地，依托其战略位地，作为南下中原的桥头堡。当时大同盆地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于：北依阴山山脉，可以控制大漠南北，坚守蒙古大草原；东越恒山、太行山，经灵丘、飞狐道达幽州、冀州，可以占据华北大平原；南过雁门关直达并州、河东，从而进入中原腹地；东北过张家口，可达辽东，进而深入白山黑水；西北通河套平原穿越河西走廊，可达西域、中亚；西南逾吕梁山脉，跨黄河天堑入关中平原，可控制巴、蜀。一言以蔽之，大同盆地是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入塞南下的捷径与跳板，是其进取中原、经略四方的战略枢纽。拓跋鲜卑建都盛乐，乘势占据大同盆地后，总结以前匈奴等游牧民族仇视汉族，抄掠边民造成各民族百姓涂炭的教训，确立了通好南夏的战略长计，（5）实际上这是拓跋鲜卑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国家过渡的一种表现。
力微为了向中原王朝学习先进的封建制度，将其子沙漠汗派往曹魏都城洛阳访问，并长住六年之久。由此双方使者，通过大同盆地，相互往来，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司马炎建晋，沙漠汗在西晋使者的护送下回到盛乐。此后不久，沙漠汗再次访晋，归来途中，被西晋扣留于并州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两年后沙漠汗北归，力微派人前往大同盆地南缘的阴馆（今山西朔州东夏官城）迎接。在此地沙漠汗展示用弹射鸟的绝世奇功，遭拓跋部保守派诸部大人猜忌，被杀害于塞南归途中。力微年岁已高，遭此打击，心力交瘁，当年病死于盛乐。他制定的以大同盆地战略地位为依托，问鼎中原的战略方针被后世拓跋鲜卑首领所继承。
三、拓跋猗卢南都平城，奠定北魏建都平城的政治地理基础
西晋“八王之乱”，政权衰落，匈奴后裔刘渊乘机起兵，占据并州大部及河西、上党、河东地。拓跋部首领猗卢利用两次助晋机会，经晋并州刺史刘琨推荐，被西晋王朝封为大单于，代公。猗卢看准了大同盆地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刘琨为了依靠拓跋部力量攻伐刘渊，“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于是猗卢得到了“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的广大地盘。“乃徙十万家以充之”。（6）鲜卑拓跋势力再次进入大同盆地，并将统治中心南移，在此建都立邑。公元313年，猗卢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他还“登上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今桑干河）之阳的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7）
猗卢在位的第八年，西晋正式封其为代王，占据代、常山二郡之地，实力大增，开始按照中原王朝政体设置官属，制定法律，进一步向封建国家过渡。猗卢“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踌躇满志，积极准备逐鹿中原。但不久猗卢因内乱被杀，代政权再度衰落。猗卢虽然未遂其志，但他进居大同盆地，南都平城，建立代国，奠定了以后北魏建都平城的政治地理基础。
四、什翼健拓地桑干川，加强了平城及大同盆地的战略地位
公元338年，具有文韬武略的什翼犍于大同盆地的繁畤（今山西浑源）之北即代王位。汉族名士燕凤、许谦等，执掌政要，参决国事。代政权“始置百官，分掌知职”，“余官杂号，多同于晋室”，（8）封建化程度逐渐加深。什翼犍率军二征高车，三讨刘卫辰，外拓疆域，国势再振。为实现逐鹿中原的战略目标，什翼犍召集拓跋各部首领于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准备定都大同盆地之灅源川，在其地筑城郭，起宫室。会议意见不一，最后采纳太后“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的建议（9），什翼犍暂时放弃了建都大同盆地的打算，但进取中原的决心始终未泯。
冉魏灭后赵，什翼健认为“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决心“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什翼健听从了部下建议，暂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此后，什翼健多次东巡，至于桑乾川，考察代地，（10）可见大同盆地始终为其经营的重点地区。
五、淝水之战后中国北方政权格局变化，决定了北魏建都平城
淝水之战后，中国北方的政权统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刚刚建立的北魏政权周围，北有游牧强族高车、柔然；西有世仇刘卫辰、刘库仁；南有西燕、东有后燕。大同盆地再次成为诸多势力争夺的战略区域。
首先和北魏在大同盆地展开角逐的是西燕政权。西燕是淝水之战后由鲜卑慕容部在关中的流民组建的政权，在向东迁徙中定都长子（今山西长子）。西燕为了开拓北边，封拓跋珪叔父拓跋窟咄为新兴太守，带兵进犯北魏南境的大同盆地。拓跋窟咄是前代王什翼犍之少子，代亡后，苻坚迁之于长安，西燕建立后，归随西燕东迁。拓跋窟咄的北进，引起北魏内部恐慌，部分首领策划活捉拓跋珪以应窟咄。事泄，拓跋珪将主谋五人诛杀，余者赦免，同时派人向慕容垂求救。北魏后燕联军在高柳（今山西阳高西北）大败拓跋窟咄。窟咄逃奔刘卫辰，被刘杀死（11）。北魏南部威胁解除。
继而对北魏形成威胁的是独孤鲜卑刘显铁佛匈奴刘卫辰。先是前秦灭代，苻坚“分代民为二部”，黄河以东属独孤鲜卑刘库仁，河西则属于铁佛匈奴刘卫辰（12）。385年8月，独孤部发生内乱，刘库仁的儿子刘显取得政权，“地广兵强，雄于北方”（13）。刘显和拓跋珪有世仇，为与拓跋珪争夺大同盆地，他将部族从善无（山西右玉县）撤到马邑（山西朔州）（14）。联合后燕进攻刘显，在马邑西山和弥泽（今山西朔县南）两次消灭刘显军队。刘显逃往西燕，不知所终。北魏终于在大同盆地站稳脚跟
盘踞河西的铁佛匈奴刘卫辰时北魏政权的又一强敌，北魏消灭刘显势力后，紧接着对刘卫辰展开强烈攻势。公元391年拓跋珪在铁岐山(今内蒙古阴山之北)南大破刘卫辰部，乘胜追击，自五原郡金津(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强渡黄河，直逼铁佛匈奴都城代来城(今内蒙古东胜县西)。刘卫辰、直力堤父子弃城逃走。拓跋珪遣将追至木根山(今内蒙古五原西)，俘直力鞮，刘卫辰被部下所杀。
鲜卑慕容部所建的后燕政权是十六国时期强大政权，因和拓跋部世为婚姻，所以和北魏联盟，征讨其他各部。随着北魏国力的逐渐强大，欲谋独立，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终于在大同盆地被缘的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岱海）爆发一场大战“参合陂之战”，北魏一举歼灭后燕主力。从此后燕日渐衰落，北魏势力更加强大。
参合陂之战后，拓跋珪乘胜分两路向后燕发动进攻，一路由拓跋珪亲自率军出大同盆地南部的马邑（今山西朔州），逾勾注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攻取战略重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而后东向出井陉（今山西平定娘子关），围攻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州）；另一路由大将封真率军，由大同盆地东南的灵丘道出飞狐口，攻占后燕军事要地幽州（今北京）。其后两路大军合围中山，后燕政权灭亡。
拓跋珪南下攻取晋阳，平定并州后，在占领区“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拓跋珪还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15）随后，将此制度推广到整个新拓区域，北魏政权封建化程度大大加强。
先是拓跋珪“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但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大同盆地的战略重要性至关全局，最后改变主意，决定北还。在北归的路上，拓跋珪积极为建都平城做准备。“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
公元398年七月，拓跋珪正式建都平城，在其地“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定律令，申科禁；造浑仪，考天象”；“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修建太庙，“迁神元、平文、昭成、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16）这样在平城建立起了一整套类是与中原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17）
六、简短的结论
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在大同盆地的活动以及建都平城的艰难历程，是伴随着本民族由狩猎、游牧经济向畜牧、农耕经济的转化而进行的，体现在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则是一个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国家的转化过程。拓跋部前代领袖力微、猗卢、什翼健等都曾利用大同盆地的战略地位，意欲学习南夏，逐鹿中原，但都壮志未酬。究其原因，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形式仅停留在狩猎和游牧方面；二是内部鲜卑大人思想保守，不愿改变固有生活模式，反对向中原王朝学习先进文化制度；三是拓跋内部统治制度尚未健全，各部大人各行其是，内乱纷争；四是大同盆地当时也只是游牧区域，农业经济还未开始，还不具备建立都城的经济基础条件；五是十六国前期，中原地区虽然战乱割据，但前赵、后赵、冉魏、前秦、前燕诸政权实力较强，拓跋代力量相对较弱，不足与之抗争。
十六国后期，淝水之战兴起的各政权统治地盘相对较小，相互之间竞相攻击，给新建立的北魏以及其有利的时机。而此时拓跋部经过一段前秦统治与奴役，内部更加团结，尤其是首领拓跋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进封建化进程，大同盆地的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快速发展，北魏实力大增。在此基础上，拓跋珪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对周边的政权各个击破，经参合被一战，取得了灭亡后燕的决定性胜利，最后分兵进击，很快占据了整个黄河流域。这样大同盆地由战略前沿变成了战略后方。北魏政权要经略中原，其统治中心必须迁移，拓跋部前辈建都平城的愿望终于实现。至于建都平城后的经济发展，军事开拓乃至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有待于以后的拓跋焘、拓跋宏等后辈来完成。
参考文献
（1）史念海先生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以龙门——碣石一线为我国古代农牧分界线，但此界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胡汉政权的兴衰而南北移动。此处指我国古代农牧区域的最北界线。
（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姚宾主编：《名城大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19月版。
（4）《晋书》卷14《地理志》。
（5）杜士铎：《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8月版。
（6）（9）《魏书》卷1《序纪》。
（7）《晋书》卷1《魏本纪》。
（8）《魏书》卷113《官氏志》。
（10）《魏书》卷13《皇后传》。
（11）《魏书》卷15《窟咄传》。
（12）《资治通鉴》卷104。
（13）《资治通鉴》卷107。
（14）《魏书》卷23《刘库仁传》
（15）（16）《魏书》卷2《太祖本纪》。
（1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康玉庆，太原大学旅游系主任，教授，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古都学会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