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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对北魏国都平城和洛阳城的城址、佛教寺院、石窟寺、帝陵和贵族官吏墓葬的建造形制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对比，清楚地表明两个城址的共性和差异性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加深了对两个北魏国都的城址建设面貌、佛教文化和墓葬文化的认识。同时透过这些可以看出，两座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际化都会的出现，始终是和开明政治家的改革、民族的大融合和接受世界先进文化分不开的。
关键词：宫城、内城、外郭城、三城制国都、佛教寺院、佛塔、永宁寺、石窟寺、雕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永固陵、长陵、景陵、墓冢、陵园、贵族官吏墓、墓葬形制、随葬品。
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魏国政权，是由北方鲜卑族建立的，他的晚期国都先在山西大同的平城，后来又迁到河南的洛阳城。而且这两座北魏的都城，时间前后衔接，因此两者关系密切，对比起来进行研究更能看出两者的共同性和发展变化。下面从两者的城市建设规划的布局、佛教寺院和石窟寺的兴建和葬俗与墓葬的形制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格局
平城自398年至495年为北魏都城。天兴元年（398），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天兴二年（399）迁都”（《水经注·漯水》）于平城。至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孝文帝）迁都洛阳，建都96年。北魏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城区及其附近。平城是在汉代平城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有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宫城建于天兴二年（399）。宫城内有宫殿楼堂30多座，苑囿池亭9处[1]。历年在大同城北和车站一带发现北魏捺印花纹的灰黑色陶片、大瓦和“宝贵万岁”、“忠贤贵永”瓦当，车站东北排列整齐的覆盆形石础[2]。2003年在大同市中心地带发现了北魏大型的夯土台基，东西长44．4米，南北宽31．5米，厚1．7至2．5米[3]。这些表明市北部区域就是平城的宫城所在范围。在北关玄冬桥之北陈庄附近白马城村以南等地，见有残墙遗迹，此当属于宫城之北墙所在；内城，即天赐三年（406）拓跋圭扩建平城时所建。它是由市、里组成，面积“方二十里”（约5平方公里）。内城套于宫城之外的南部，其北垣在白马城、安家小村、尚皇庄一带。这里曾发现有断续的夯土墙遗存，残高5．2米，底宽约12米，夯土层厚8～20厘米。内城的东、西、南墙垣现在还没有发现。内城是以中原都邑为蓝本，模拟对象为宫苑在北，市里在南的邺城。内城的北部即宫城的北西两面设苑，东建太子宫，东南和南部有三层浮图、皇舅寺、永宁七级浮图。内城主要是作驻札卫军之用；外郭城套于内城之外，大部绕于内城之南。泰常七年（422）拓跋嗣（明元帝）又“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魏书·太宗记》）。与内城一样，“悉筑为坊”。外郭城的城墙至今未能发现，根据《水经注》绘制的平城图，只见有方形的宫城和郭城，而未见内城。这里的外郭城大体呈南北长方形，东城墙在今大同市区东如浑水以东不远，西城墙在今大同市区西枝津水以西不远，郭城内的方里和附郭近郊是安置拓跋皇室、亲密帝族、熏旧诸姓、各族官僚和各地大商贾。大同东南郊出有雕刻精致的石砚、银碗、鎏金高足铜杯以及成批的鎏金铜具，还发现有排成一列方形础石的建筑遗址，应是平城南部外郭城内的一处贵族宅第遗址。太和十五年（491），“经始明堂”（《魏书·高祖纪》）。明堂遗址位于北魏郭城南部，1995年进行了勘探和部分发掘，知道其外部为一巨大的水渠，水渠外缘直径289～294米，水渠宽18～23米。水渠内侧岸边四面分别有长29、宽16．2米的凸字形夯土台基；环形渠内陆地中央地表下有一厚2米边长42米的正方形夯土台[4]。
北魏洛阳城是是公元494年至536年间的北魏国都。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拓跋宏（孝文）“诏司空穆亮、将作董迩缮洛阳宫室。明年（494）而徙都之”（《魏书·天象志》）。太和十九年（495）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魏书·高祖纪》）。北魏洛阳城城址，在今洛阳老城的东北，是在东汉、魏晋的洛阳城基础上改建和扩建而成，其建筑格局和大同平城大体一致，但是其规模更大，功能更为齐全。北魏洛阳城亦可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三城之外都见有城墙，位置大小都十分清淅。
宫城：在整个洛阳城的中北部位，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矩形，四周筑墙，南北墙宽约660米，东西墙各长约1400米[5]。宫城内有建始、显阳、太极等十余座宫殿建筑和中央朝廷办公的衙署。其中太极正殿在宫城的前部，与宫城正南门对直，其基址南北宽60米，东西长100米，地下保存的夯筑地基厚达6米以上。宫城北有470米×170米的大型夯土台；宫城有东、南、西三门。其中南面的正门—阊阖门址保存完整，为带双阙楼台城门。城门楼台基在宫墙缺口内侧，东西长44．5米，南北宽24．4米，台基前后各设有3个坡道以贯穿城门。台基上有排列完整的40个柱础或柱坑组成的殿堂式门楼建筑柱网，还有3个门道，中间2个间隔墙和两侧2个墩台的遗迹，门道各宽4．7～4．8米。城门楼前的双阙基址规模宏大，左右对称分布。均作曲尺形，各29平方米，两阙之间的南北长37米，东西宽41．5米[6]。
内城：是在原魏晋洛阳城的基础上建设起来，在宫城外的四周，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古称“九六城”。经考古测量，城墙宽约14～30米不等，西垣长约为4290米，北垣长约3700米，东垣长约3785米，南垣长约2460米。整个城围约14公里[7]。据北魏杨玄之《洛阳伽兰记》记载，东汉以来的12城门，除开阳门外，都在魏晋或北魏时改了名。并且北魏时在西墙的北端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因此城门增加为13个。由于南宫的废弃，和个别城门的改变，所以城内的街道也有许多变化。考古发现，城墙上见有城门阙口10处。其中东城墙上北段的建春门遗址整体略呈长方形，南北长30米，东西宽（进深）约12．5为一门三洞的形制[8]。城内共见东西横道四条，南北纵道四条。在大城的中部有一条宽约40米的东西大街，这是洛阳城中最宽的横街，它东通东阳门，西通西阳门。在此横街之南正中偏西有北对阊阖门的南出铜驼街，是北魏洛阳城最宽的街，宽达41至42米。大城内除宫城外，还有宫城东侧置太仓、官署和苑囿籍田机构。西侧原为西晋的后市，北魏废为佛寺。内城南部铜驼街的左右两侧布置有左尉府、右尉府、司徒府、太尉府、国子学、匠作曹、昭玄曹、宗正寺、护军府等中央衙署，还有太庙、太社的祭祀地方。在此街北端西侧有熙平元年（516）皇室修建的永宁寺；内城北部有西游园和华林园。
外郭城：景明二年（501）九月丁酉，宏子恪（宣武帝）“发畿内饥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二坊”（《魏书·世宗纪》）。外郭城在内城的东、西、北三面。它北依邙山，南通伊洛，东至七里桥，西至张方桥。“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洛阳伽蓝记》卷五）。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馆、四夷里，南北亦为二十里。经考古勘探，外郭城的北、西、东三面的城垣巳经找到，其南城垣因洛水改道迄今尚未发现。北城垣遗迹在内城北墙以北850米的邙山南坡最高处，仅发现长1300米一段。其中西段残存高度约2米，宽约13米，墙外3米还有一条并行的壕沟痕迹，宽约12．5米，深约3．3米；宽6米；西城垣遗迹位于内城西墙以西3500～4250米的长分桥东侧，残长约4400米，宽7～12米；东城垣遗迹位于内城东墙以东3500米处，残长1800米，宽8～13米。此外，在郭城墙上探到出入的大道口三处[9]。
外郭城内、内城外主要为居民居住的里坊区、市肆作坊区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其中元魏由平城迁洛，大量的鲜卑皇室宗族，均居住在西城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十五里的寿丘里。南面的四夷里就是居住南朝、北夷、东夷及西域来洛的商人和外来的附化之民。外郭城内在人口密集的西、东、南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商业区。大市在西城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周回八里”，是为居住在这里的皇族宗室和富人的贸易商业区；小市在城东孝义里，“里三千余家”，是以鱼肉为主的商业市；四通市在洛河永桥南，是外交公寓区的一个商业区，是洛阳城的国际贸易市场。以上三市都位于宫城之南，完全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面朝后市”的传统。
手工业作坊都集中在大市的周围：大市东的通商、达货二里内的居民，“尽皆工匠，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大市南的调音、乐律二里之内居民，皆是吹管、吹笛、弹奏、弹唱的艺人；大市西的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大市北的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丧车）为事”；
1985～1990年，在北魏西郭城大市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北魏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下房基、窖穴、灰坑和烧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建筑砖瓦和瓦当残件，还发现较多的北朝瓷器和几件仿波斯萨珊朝玻璃器的釉陶器[10]。这些反映出北魏洛阳大市商贸经济的活动情况，说明北魏用着商品的陶瓷手工业产品，不仅有一般的陶瓷器，而且又增加了仿国外制作的釉陶器。进而反映出北魏洛阳城陶瓷手工业的发达和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
二、佛教寺院和石窟寺的建造
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除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筞外，又大量提倡汉人信仰的佛教，在都城的内外，兴建大量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寺。早在平城时期，拓跋统治集团为了“国祚永康”，就在平城内外大肆兴建佛教建筑。《魏书释老志》云，“太和元年（477）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两千余人”。其中重要的有文成帝继位后兴建的五级大寺，这里有兴光元年（454）为太祖以下五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铸释迦立像5身，各长一丈五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杨守敬《水经注》中记载，北魏平城大城内宫城东有三层浮图，宫城南有皇舅寺五级浮图和永宁七级浮图。三级佛图建于献文帝皇兴年间（467～470），“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丽”；皇舅寺是冯太后的兄长冯熙所建；永宁寺建于天安二年（467），“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另外，当时平城内还有天宫寺，寺内造有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魏书·释老志》）。在大同北方山永固陵南800米处有一座思远佛寺。遗址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由平台、佛塔、佛殿、僧房等组成。平台分为两层，均作长方形。下层外的平台南北长87．8米，东西宽57．4米。佛塔建在第二平台的南中部，塔基呈正方形，南北残长12．05米，东西残长12．2米；塔基四周有殿堂式回廊20间，每面阔15米，进深6米；佛殿位于第二层平台的北部，面阔7间、进深2间，东西长21米，南北6米[11]。这种塔院佛寺与墓园相结合一起，进一步反映出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的盛行兴旺。
位于平城西约十五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边的云冈石窟，从和平初（460）起至太和十八年（494）三十多年时间内，共建石窟50余个，小龛1000余个，造像近50000余躯。文成帝兴安元年（452）造石像令如帝身。和平初年（460），帝室任昙曜为沙门统，奉以师礼，并由他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建石窟5所，镌建佛像各一。这就是最早的由北魏朝廷出资所建的“昙曜五窟”。五窟规模巨大，其“石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丈，可受三千余人……”（《续高僧传·昙曜传》）。此即相传为太祖以下五帝各凿一像的遗迹。云冈石窟“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窟龛，均属北魏时期所建，
云冈窟龛形制，可分为三型，一是作马蹄形平面，穹窿顶，仿印度草庐式石窟。作此型窟的早期昙曜五窟，主像以结跏趺坐三世佛为主，还有释迦和交脚弥勒菩萨，外壁雕千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中主要位置。19窟主像高达16．8米；二是平面长方形，作有带前室的双窟。有的窟中立塔柱，窟顶多雕平綦，塔龛可分为二层、三层、五层，左右对称，均作仿木结构窟檐形。龛内造像题材多样，大像减少，出现了世俗供养人行列。主像为三世佛，有释迦和佛装交脚弥勒；中期各级官吏所建5、7、8、9、10等窟，多作此种类型；三是平面方形，平顶，单室，有塔洞、千佛窟、四壁三龛和四壁重龛的中小窟等四种。云冈第三期中小窟多作此型，窟顶多饰以团莲、蛟龙或飞天，窟内造像除释迦佛、交脚菩萨外，释迦多宝并坐增多，世俗男女供养人分列龛下。
云冈石窟造像特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右肩半披、半身袒裸的犍陀罗式，另类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早期的昙曜五窟中的20窟属第一类，其余所有窟龛造像，基本上属于第二类。11窟的五佛和13窟的七佛以及5窟后室的菩萨立像等，最为明显。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洛阳城比平城的佛教信仰更为兴盛。在北魏洛阳城内外兴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通鉴·梁纪》神龟元年（518）下载，北魏迁洛即安排了洛阳城内“置僧尼寺各一，孝文之后，由于管理佛教事务的沙门带头破坏禁令，于是洛阳城内“寺俞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洛阳伽蓝记》载，其最多时达到1367所，到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时，洛阳仍有421所。可见洛阳佛寺之多大大超过了旧都平城。此外，该书还记载北魏洛阳城内的有名寺院70所，其中有孝文帝所立闲居寺、石窟寺（龙门古阳洞）、报德寺，宣武帝所立灵岩寺（龙门宾阳洞）、永明寺和瑶光寺，灵太后所立永宁寺、太上公寺，广平王所立平等寺和大觉寺。这里的永明寺是专门居住外国僧人的寺院。《资治通鉴》载，“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东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立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北魏洛阳城内，大批外国僧人的入住，充分反映出中西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数十年来洛阳地下保存的佛教遗迹，特别是经过钻探和发掘的寺院遗址永宁寺，证实了北魏时期佛教兴盛的事实，同时可以看出当时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特点。该寺位于宫城南门西南约1公里处。寺院四周有墙，平面长方形，南北约305米，东西约215米，周长1060米。围墙四面每面各开一门，从发掘中得知，西门略呈凸字形，南北长24～30米，东西宽约18．2米，为一座带有大型夯土台基建筑[12]。寺院北中部建有殿堂，南中部尚存有方形塔基一所，高出地面5米许。塔基平面呈方形，有上下两层，下层基座东西长101米，南北宽约98米，夯土版筑，厚达2．5米以上。在下层台基的中心部位，筑有上层夯土台基，其四面用青石垒砌包边，高2．2米，长宽均38．2米。其上发现124个方形柱础，分为五圈排列。在四圈木柱以内，筑有一座土坯垒砌的实心方柱体，长宽均20米，残高3．6米，在其东、南、西三面壁上，各保存着五座弧形的佛龛。塔基中出土了石雕、瓦、瓦当等建筑材料，还有与佛教有关的泥塑，特别是从壁上剥落的小型影塑，出土约300余件，包括有菩萨、比丘以及文吏、武将及男女佳从等。塑工精湛，手法细腻，为北魏陶塑中的精品[13]。
另外京南关口的伊阙，即现在的洛阳龙门石窟。这里尚保存有北魏开凿的洞窟23座，其中10米以上的大型窟6座，深5米左右的中大型窟5座；深2．5米以上的中型窟5座；深2．5米以下的小型窟7座[14]。其中最早的是龙门石窟的古阳洞，为北魏正始二年（505）以前所造。为一座大型的纵长方形的敞口洞窟，正壁一佛二菩萨，主像即为孝文帝之“丽迹”，南北两壁列龛多为迁洛后不久北魏宗室显贵所雕凿，龛内主像是交脚弥勒，两侧各立一胁侍菩萨。最大的是北魏皇室驱使八十万以上民工，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营造、历时十二年才部分完工的“宾阳三洞”。巳完工的宾阳中洞平面呈马蹄形，正壁作椭圆形，中前部接近方形，穹窿顶，上刻莲花、飞天；三壁各造大像一铺。这种马蹄形窟龙门还有宾阳南、北洞和火烧洞，此当是仿云冈16～19号椭圆形大型洞窟而成。另外龙门皇甫公窟、唐字洞等的门外，都有仿木屋形的建筑，有屋脊、鸱尾、檐椽，这当是受到云冈石窟窟内大龛的仿木屋形发展而来。但是，龙门石窟却和云冈石窟更增加了三种新形的殿堂式石窟，即三壁三龛式、三壁起坛式的方形窟和正壁起坛式的横方形窟。
龙门石窟造像和云冈石窟一样，包括了两种类型的造像。第一类一肩袒裸的以古阳洞造像为代表，该洞内的佛像左肩臂披复袈裟，斜向右胁下，右肩半披，左半身袒裸；顶层太和十九年（495），丘穆亮夫人造像龛，弥勒和胁侍像为左肩披巾，斜向右侧身，供养人有穿窄袖长袄者；第二类“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在古阳洞北壁第一龛中巳经出现，而宾阳中洞的造像则是这类造像的典型。佛像眉目清秀，嘴角上翘，作出含有微笑的神情。菩萨像亦双肩披巾，交于腹间，并随帔巾饰以璎珞，其面部表情与佛像相同。由此可见，这两类造像，不论是右肩半披、半身袒裸，或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均早巳在云冈石窟中出现，说明龙门石窟造像，是云冈石窟的继续。
除龙门石窟之外，在洛阳附近还有巩县大力山、渑池鸿庆寺、偃师水泉、新安西沃、孟县万佛山、孟津谢庄、宜阳虎头寺、嵩县铺沟等八处石窟。其洞窟形制和造像特征，大体与龙门石窟相同。其中巩县石窟中的五个大型窟，均作方形平面，除第5窟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綦，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这是龙门石窟中没有见到的，它与云冈石窟中二期的方形造像窟基本相同。
三、葬俗与墓葬的型制
北魏都城平城和洛阳城，都属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两地的人口都达数十万以上，因此两座都城的附近都分布着较多的墓葬。
大同平城北面方山上发现了北魏的皇陵。拓跋宏（孝文）于太和十四年（490）葬其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于方山上，即俗呼祁皇坟的永固陵。陵园自“太和五年（481）起作，八年（484）而成”（《北史·后妃·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陵园规模宏大，南北长4000米，东西平均宽1000米。陵区内建有冯氏墓冢和地下墓室、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墓冢和虚宫、陪葬墓冢、大型祭祀建筑和思远佛寺等。高大的冯氏墓冢（永固陵），在墓园最高处，坐北朝南，基底作方形，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24米，上部作圆形，自基底至冢顶现存高度为22．87米。地下墓室砖筑，建于墓冢的中心，南向，砖建，由甬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全长23．5米。主室弧方形，向上内收成四角攒尖顶。南北长6．4米，东西宽6．83米，高7．3米。此墓过去屡遭盗窃破坏，因此随葬遗物被劫一空。在清理时，只发现一些室内残存的石俑、陶罐、铜镞、铁矛、铜簪、骨笄和玻璃小环、丝织品残片等[15]；在冢东北约800米，有约60米见方、现存高度约13米的另一大冢，即拓跋宏豫营的虚宫“万年堂”。虚宫的墓室结构和冯氏陵墓相同，但是规模略小。前室及墓道均在盗墓时被毁坏，墓中未见有随葬遗物的出土；此虚宫之北，尚有较小的两处陪葬墓冢；冯氏墓园最南600米处现存一平面长方形的建筑遗址，分布有柱础和砖瓦等建筑材料，还有原树碑用的龟形石座，此当是用着祭祀的建筑遗存；这处遗址前约200米处，又有一座围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这当是一座与墓园相结合的佛教寺院遗址。
二十世纪后半叶在大同市南郊、东郊和东南郊先后发现了北魏墓近600座，其中东郊御河东两、三公里范围内，发现了4座有纪年的北魏皇室贵族和官吏墓。这些墓都为南北向的砖室墓，均是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底一般为斜坡状，墓室多为单室，个别为两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呈弧线形，向上收成四角攒尖顶。如肆朔燕三州剌史平城镇将元淑墓[16]，位于大同市区东南的东王村，规模最大。地面有呈方形的墓冢，南北长79米，东西宽63米，残高3．7米。墓道长22．75米，宽2．4米；墓室东西宽6．75米，南北长5．70米，高7米；幽州剌史敦煌公宋绍祖墓[17]，位于大同东曹家楼村，斜坡墓道特别，带两个过洞和两全天井，长16．51米。墓中随葬陶俑等170余件；冀州剌史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18]，位于大同市区东南石家寨村西南，是一座带有前后室的大型砖室墓。主室（后室）长6．12米，宽6．01米，高5米。该墓随葬品最为丰富，除了日用生活器皿以外，出土了陶（或釉陶）俑和动物模型400件。种类有武士、镇墓兽、侍从、仪仗、女伎乐和高鼻多髭的胡人等，还有骆驼和马、牛、羊、狗、猪、鸡等家畜家禽等，可以看出平城期的北魏贵族墓，其型制和随葬品种类，与同时的南方地区以及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较高的统治阶级的墓葬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牲畜成群存在，推测这有可能是平城时期北魏上层统治集团还保存一部分畜牧经济的反映。墓中陶俑多身穿“褒衣博带”式服饰、漆屏风和棺板漆画中的烈女、孝子等内容，都属于传统式的汉文化，这是鲜卑族与汉族相互影响交流融合的结果；位于大同东南沙岭的破多罗（鲜卑别种）太夫人之子墓[19]，墓主官至太子宾客平西将军，葬于正始元年（504）。墓室不太大，随葬品不多，但是墓室整个侧面和甬道侧面均发现有内容丰富的壁画。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墓室南壁上的宴会图，这里有汉式瓦葺木构住宅和蒙古包移动式住宅同时并存的场景，反映了墓主人生活的富裕和鲜卑族与汉族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
此外，在大同西、南郊亦发现一些出土了珍贵文物的北魏官吏墓中，在大同的西郊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封和突墓，墓主官至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剌史，葬于正始元年（504），出土了一件狩猎纹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20]。另在大同南郊轴承厂工地北魏墓中出土了鎏金錾花银碗和玻璃碗[21]，经鉴定确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器皿，进一步证实了北魏平城时期，与西域波斯等国的友好往来关系。
洛阳北魏时期的墓葬和大同平城一样，都作了统一的规划。对北魏皇室帝陵均安排在北魏洛阳城附近的西北的邙山之上。据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记载和考古调查得知：洛阳瀍河两侧的北邙山域是北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这个大墓区既包括了帝陵，又包括了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其他内入的余部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18]。
北魏帝陵都分布在瀍河西邙山上最高处的地方，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后陵在官庄之东[19]，宣武帝景陵在冢头村之东，孝明帝定陵在西山岭头村南。孝庄帝静陵在上砦村南[24]。四陵左右毗连。北魏洛阳城帝陵的安排，大约还是承袭了平城时期金陵的制度。因为这些帝陵都在一处，所以见到有的墓志共称之为“西陵”、“金陵”、“金山”；
2004洛阳考古工作者对长陵进一步作了调查和钻探，发现了与大同永固陵相同的，同时都建有陵园[25]。该陵园虽比永固陵要小，但建筑的更加完善，四周构筑有夯土垣墙，垣墙外围挖建壕沟。平面近方形，东西长443米，南北宽390米。垣墙宽2～3．8米，厚0．1～1．6米。四周垣墙正中各开设陵门，现巳发现西门和三门道牌坊式南门。陵园内有两座陵寝，应属异穴合葬。孝文帝陵（大冢）位于中轴线偏北部，夯筑结构特殊，封土外侧下叠压一条环形夯土沟。地面陵冢不是方形而作圆形，径45米，高约35米。墓冢前出现有排列大型武士石雕的神道。在陵冢南侧21米处有两个对称的石礅，为石雕基座。再向南46米有两个长条形竖穴方坑。墓道、石墩、方坑在一条轴线上，此应为原神道位置。文昭皇后陵（小冢）位于孝文帝陵的西北约有106米处，亦作圆形，小于长陵陵冢，径35米，高23米。封土的南侧没有发现神道遗迹。陵园内发现建筑基址三处，在孝文帝陵东南90米处有一处，在文昭皇后陵东南60米处有2处。在南垣内侧中部沿墙垣方向亦有一组建筑堆积。前三者同平城永固陵一样，可能与祭祀有关，后者当与陵园的安全防卫有关。
北魏宣武帝景陵，位于市北郊冢头村之东，距孝文帝长陵5公里。地面和长陵有以黄土夯筑而成的平顶圆形墓冢，直径105—110米，现存高度24米。这与平城永固陵接近。景陵的陵冢前亦有神道，在墓冢南10米处墓道延长线的西侧，发现一躯头部残缺的石刻武士像，石像残高2?89米。但是，景陵地面四周至今未见陵垣和建筑遗迹。景陵的地下墓葬和平城永固陵形制基相同，规模接近，均是覆盖在高大墓冢之下，为坐北朝南的大型砖室墓，由墓道、前后甬道、两堵砖墙、石墓门、墓室五部分组成，全长54．8米。墓道底呈斜坡状，水平长度为40．6米，上口宽2．85米，北端最深处上距地面6．35米；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中部稍向外弧，南北长6．73米，东西宽6．92米。墓顶四角攒尖，高9．36米。墓室东半摆放随葬品，西半停放灵柩的石棺床。景陵和永固陵规模虽然很大，但墓内装饰都很俭朴，均未见有华丽的壁画，未见随葬豪华的奢侈品和各类陶俑。景陵因严重被盗掘，墓中随葬品绝大部分都被盗掘者窃去。所余下的可以复原的器物有45件，大多属于实用的生活器皿，主要有青瓷盘口壶、鸡首壶、唾盂、钵等，有陶碗、罐、盆、钵、杯、盞托、圆盒和方形四足砚等[26]。
在洛阳勘测和发掘的北魏帝陵之外，还在北魏帝王陵墓的周围出土有北魏墓志300余方，从对墓主籍贯、姓名和卒葬地的记载看，大批鲜卑贵族的姓改为了元姓，其姓名与汉人没有两样，他们从代北迁入，定居洛阳，成为洛阳籍人，并且死后又都葬在洛阳。这充分证实了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和姓氏改革的成功效果。
二十世纪后半叶又在北魏洛阳城的西北郊和东郊发掘了北魏墓30多座，其中出土有纪年墓志并发表的元氏诸王和官吏墓葬约有10余座。从所发掘的情况看，有部分墓在地面上有墓冢，如城北安驾沟西元绪墓、城北陈凹村元辉墓等[27]。这些墓冢和平城的方形墓冢不同，均作规模不大的圆形。城北海资村东南冀州剌史江阳王元义墓冢直径30米，高20米[28]；老城北瀍河西岸的侍中太师丞相太尉公清河文献王元怿墓冢直径30米，高约15米[29]。墓葬形制和随墓品的组合与平城北魏墓相同或接近。这里规模最大的是元义墓，墓道长30米，宽3米，墓室南北长7．5米，东西宽7米，高9．5米，随葬的陶俑有数百件之多。侍中司徒公定州剌史元邵墓规模小于元义墓，出土了陶俑115件[30]，种类包括有文吏、武士、骑马、伎乐、舞蹈、男女侍从等，还有动物俑马、牛、驴、骆驼、猪等和镇墓兽，日常生活器皿有青瓷罐、青瓷鸡首壶和陶器碗、盘、灯、盒等；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剌史王温墓出土87件[31]，其余如燕州治中从事史侯掌墓[32]、镇远将军射中校尉染华墓[33]等，所出陶俑均在50件以上不等。洛阳部分北魏墓还保留着一些鲜卑文化的因素，如偃师杏园平远将军洛州剌史元睿[34]和宣武帝景陵除墓中遗存的汉文化因素以外，这里的大头小尾的棺木、外表有独特暗纹装饰的陶器和夹砂大口罐、细颈壶、钵的陶器组合等，且具有十分明显的拓跋鲜卑文化的共同特点。此外，在王温墓的东壁残存有较好的壁画内容为夫妇对坐宴饮图，这里所绘的房屋为四坡顶轿形帷屋，前上有屋檐，四隅带立柱，柱下有或以移动的锅形底座。这当是鲜卑游牧民族的帐篷与汉式木结构建筑相结合的居屋。在元邵墓和侯掌墓中出土的高鼻深目、大胡须的武士俑和卷发昆仑奴俑，在王温墓中出土的托腮大胡须坐俑等。这些更反映出北魏洛阳城时期鲜卑等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和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相处的关系。
结 语
通过以上对北魏国都平城和洛阳城三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北魏时期，由于魏孝文帝推行的政治改革，促进了这两座都城传统汉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大融合，充分反映出两者同一性与不同的发展变化。对此可归纳如下：一是汉魏洛阳城和大同平城的城市形制和布局相同，都是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个部分组成。。但是，北魏洛阳城的建设规模更加宏大、功能更加齐全。这里外郭的里坊数量发展到200多个，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大商业市场，商业贸易更为发达，洛阳城内容纳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商人与僧人，成为当时更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汉魏晋两城制都城发展成北魏时期的三城制都城，是我国都城建筑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为后来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设树立了范例；
二是北魏的平城和洛阳城的都城建设，反映出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为先进的建筑文化。同时这里还有兴盛的佛教文化。两座都城均建有由国家出资兴建了许多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寺造像。两者的寺院均以佛塔为中心的殿堂式平面布局，两者石窟寺有的型制和造像相同。但是洛阳城的佛教寺院规模、种类、数量，远远超过云冈，洛阳新出现了模仿地面寺院建筑兴建的三种方形石窟，为云冈石窟所未见。清秀微笑的面容、宽衣褒带的服饰，成为当时佛教造像最为时尚的主流。这对以后石窟寺的建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北齐响堂山石窟的主要样板；
三是平城和洛阳两都城的墓葬，无论是帝王陵或是贵族官吏墓，在埋葬位置的安排或型制规模的大小，都作了统一的规划。帝陵都集中安排在两都城附近的郊外山上，地面都有相当规模的园陵建筑和高大的墓冢。长陵陵园具有明显的中原地区陵寝制度的特点，与平城方山永固陵相比其陵寝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如圆形的封土、方形的陵园平面，四面构筑夯土城垣墙，陵冢前有矗立大型石翁仲的神道。这对后来唐代的陵园建造均具有很大的影响。北魏洛阳城贵族官吏墓和平城贵族官吏墓的形制规模与墓中随墓品亦大致相同，有所不同的是，由于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单一的砖室墓成为唯一的流行葬制，墓中的随葬品，主要为身穿“宽衣博带”汉服的陶俑和以牛车为中心的家畜家禽模型，是对北魏洛阳城内贵族官吏富裕生活的真实写照。
注释：
[1]丁明夷：《平城遗址》，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634～6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2]．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增长11期41页。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操场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4]．王魏田、曹臣明：《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一九九五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3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4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7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3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北魏建春门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9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北魏洛阳外郭城内出土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11]．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4期4～2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8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
[14]．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一卷225～23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3月。
[15]．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
[16]．大同市博物馆王银田：《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8期。
[1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18]．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1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4期。
[20]．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8期1～4页。
[21]、[27]．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22]．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
[2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3期。
[24]．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7期。
[2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文物》2005年7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9期。
[28]．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义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
[29]．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文物》2002年2期。
[30]．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
[3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孟津北陈庄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8期。
[3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西晋、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8期。
[33]．偃师商城博物馆：《洛阳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报告》，《考古》1993年5期。
[3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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