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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媒体不断报道大同市的“造城运动”，称其市长为“造城市长”。其中大同市“一轴双城”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及云冈石窟风景区“山堂水殿”建设工程和大同明清城大规模的复旧工程曾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
造城者，建城也。大同的“造城运动”，是建造两个城，按现任市长耿彦波先生的说法是“大同‘一轴双城’的发展构想——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御东新区，旧的复旧，新的更新。”ⅰ建造的新城，为占地45平方公里的现代化的新城区。这样的新城区，广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以及优美的人居环境，速度非常迅猛。这三年來，御东新城区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声势浩大，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犹如梦幻般地迅速破壳而出，拔地而起。如2008年绿化280万平方米，修路8条，长33公里，2010年将修路43条，长110公里；2008年至2010年投资132亿元，新建保障性住房16万套，800万平方米；医院、学校、商业中心、大剧院、图书馆等一大批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另一个是旧城复旧，拆除近、现代建筑物，疏减旧城人口密度，重修（建）明清旧城内从辽代至明清主要建筑群和明清里坊建筑群，以恢复明清旧城昔日风貌。大同建造新城区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常见的，但是大同要复建明清旧城以“回归明代”，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却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对旧城区最常见的作法是所谓的“旧城改造”，即拆迁旧民居，改建为马路网布、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区。这种拆旧城建新城的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毁掉许多珍贵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如古遗址和古建筑等等。其中不乏有被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列为全国、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这种旧城改造毁坏文化遗址及其环境风貌的作法，在文化遗产比较集中的城市，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古都城市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诱发的文化遗产破坏事件也屡见诸于媒体报端、网络平台。大同市反其道而行之，近三年來在城市建设中，彻底摒弃了“改造旧城建设新城”的建设模式，而是 “一轴双城”，“旧城复旧，新城更新”避开旧城建造新城。这样做，既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加快了大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从而根本上解决了许多同志认为无法解决的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大同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城区范围内保存有历史上北魏的国都平城，辽、金时期的陪都北京城遗址，明清时期大同府城址。城内现存华严寺、九龙壁等辽代至明清古建筑以及辽至明清雕塑、壁画等等，是文物荟萃之地。所以大同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城市建设新观念、新思维，及其做法，无疑是保护大同文化遗产，以达到大同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共存双赢的根本举措。
目前在我国悄然兴起的，以大同“一轴双城”为范例的城市建设新思维、新模式，即避开旧城建新城的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城市建设“大同模式”，既是目前国务院批准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发展规划所要求的，又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先驱者和奠基者郑振铎、梁思成先生等诸多文化遗址保护者，多年來所追求的。正如现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先生所直言的，“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过去为什么总有矛盾？你把发展跟保护放在一起肯定产生矛盾，为什么不分开，非要跟自己过不去呢？”ⅱ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享受的意愿，越來越成为广大人类群体的共同意愿，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也越來越被人们所接受。在当今国际社会，保护文化遗产被“视为保护整个区域文化身份的多元化和持久性的基石”，“视为社会及经济可持续及合理发展的根本”ⅲ。所以我们以为，城市建设“大同模式”所表现的这种观念和思维，完全符合当今国际社会提倡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这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文化等环境因素之间，谋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ⅳ当前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同样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必须全面理解不可偏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也是过去发展、现在发展和未来发展的统一。”ⅴ
由于现任大同市领导集体对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定位，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才能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认真、积极、主动地执行国务院批准的大同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并形成其城市发展的准确定位和清晰目标，这就是要把大同建设成“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強市”。在这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提出了“强化‘一体两翼’，展示古都文化”城市发展思路，即以北魏平城遗址和明清古城为主体，以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为左翼，以国家风景名胜区北岳恒山为右翼的城市建设大结构，在“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进行重点修复，以充分展示古都文化、平城文化、道教佛教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中华大文化”。
（二）
目前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处于消极等待的思想状态：城市建设工程可以避开旧城，不再在旧城建设，但要在旧城历史街区，在文物保护单位内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例如拆除与文化遗产无关的建筑、疏减人口，修缮历史街区，建设遗址公园，等等，则在等待中央财政投入。但是大同市领导集体由于上述城市发展的思路促成了大同市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工作思路。所以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大同城市发展上采取新城建设与旧城保护并举。由此城市建设“大同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把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纳入城市发展的工作日程，而且项目多、投入资金大、起动迅猛，颇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觉。
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拆除与明清旧城不协调的近、现代建筑，建设旧城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在旧城外的四周建设四条大马路，东为御河西路，南为北都路，西为魏都大道，北为平城路，这四条马路与旧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宽度在95米至210米，全部建设成绿地。
2，降低旧城城市功能，疏减旧城人口密度。现大同旧城内有10万人，每平方公里三四万人，按规划人口降低至每平方公里一万人。按计划2008年、2009年城市拆迁1.7万户，2010年拆迁2万户。其措施一是在新城区和在建城区规划860万平方米安置房，搬迁古城内的居民。现已开工建设729万平方米，已有110万平方米住进了搬迁的居民，二是在御东新区新建重点学校、医院、行政中心、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体育中心等公共设施，搬迁古城内优质公共设施，向新城区拉动人口。
3，制订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规划，计划投入地方财政经费500亿元人民币，分期分批地予以实施。据统计，目前已投入财政经费100多亿人民币。实施了以下保护工程：
（1）云冈石窟保护工程。目前投入资金已经完工的有两项工程，一是拆迁了整整5个村庄，形成云冈石窟城市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保护区，恢复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其二是复建了北魏“山堂水殿”建筑群。
（2）明清旧城保护工程。目前己完工的为东城墙、南城墙、大华严寺建筑群、善化寺文殊阁、法华寺、清真寺、关帝庙、帝君庙、文庙、纯阳宫，以及城内里坊民宅修建和里坊地下管道的铺设工程，纳入明后年施工计划的有北城墙、西城墙、代王府、钟楼、四牌楼等明清建筑工程的复建工程。
此外还有北魏明堂建筑的复建工程。
（三）
大同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1，坚持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重点修复，以及保持文化遗产历史环境风貌的原则。以明清旧城保护工程为例。大同市将面积3.28平方公里整座明清旧城全部纳入保护范围，重点修复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清真寺、帝君庙、法华庙、鼓楼、府衙、代王府以及鼓楼东西大街等重点建筑。修复保存较完整的四合院，开辟为民间文化的博物馆和其它公共娱乐场所，拆除城内所有与明清建筑风格不一致现代建筑物，改建为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供市民居住，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气息。在营造旧城历史环境风貌方面，城墙以外？？米以内为绿地，广种树木与草坪；城墙以内除了修复的古建筑外，统统是明清风格的仿古四合院建筑。为了彻底恢复旧城历史风貌，在整治城内原有的道路的同时，统一规划铺设地下排水、供水、供电、供气管道，甚至连路灯照明亦选用中国古代传统装饰。这样做除了保持历史环境外，还能使以后居住在四合院建筑内的市民，享受到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从而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2，坚持文化遗产修复“修旧如旧”的原则。以明清旧城保护工程为例，大同市在古建筑的修复工程，无论是古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还是历史街区、古民居，所有的工程都尽可能做到有历史依据、专家研究论证，工程规划与设计由全国、全省著名古建保护专家，如博熹年、王世仁、崔凯、吴锐等设计；所有的修复工程，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都是严格遵循“传统设计、传统样式、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传统结构、保持原状、修旧如旧”，并体现其所在时代（朝代）的建筑特点和建筑风格。
又如云冈石窟的“山堂水殿”的复建工程，就是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记载“其水又東轉，逕灵崖南，凿石開山，因崖結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锦镜，綴目新眺”，修复在距石窟山体100多米以外的云冈山脚下，且与石窟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尽管当时存在一些争论，但从恢复云冈原有历史建筑，保护云冈石窟的环境风貌来看，效果是好的，积极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大同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不仅修缮现存的古建筑，还复建整个古建筑群，包括现已毁坏不复存在的建筑。这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违背了文物修复的原则。我们以为，大同的复建工作是在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坚持了《雅典宪章》（1933年）和《威尼斯宪章》（1964年）的如下原则：（1）它不是“用现代技术堆彻出来的旧形制”，不是“盲目机械地模仿旧形制”，而是运用“传统设计、传统样式、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传统结构”等传统技术，“修旧如旧”，以恢复古建筑群原有的历史风貌，从而表现了我国古代“独特的思维方式、概念和审美观”；ⅵ（2）缺失部分与原建筑物“保持和谐”，并作出必要的文字说明以区别于原作，“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的见证”；（3）缺失的建筑物的复建不贬低该建筑群“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ⅶ由于严谨的科学态度、选用国内一流的工程设计人员，技术上乘的施工人员，以及严格的施工要求，复建工程并没有予人以“矫揉造作的模仿”而产生“迷茫和困惑”，而是身置其中，徐徐袭来的是浓浓的古韵，感受的是和谐、博爱的艺术之美，以及由此而带來的心灵震撼！现任市长耿彦波对大同的复建工程有着自己的解释：“外国的建筑以单体的雄伟取胜，中国古建筑靠群体取胜，靠无限的视觉空间来体现传统的美。故宫如果就留下个太和殿还叫故宫吗？”ⅷ他以为这种思想和做法源自梁思成先生：“特别值得敬重的是梁思成先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在尊重《威尼斯宪章》古迹保护基本精神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提出了与《威尼斯宪章》古迹修复可识别性原则不同的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这一重大指导原则，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贯穿了中国传统建筑几千年修复的规则。”
大同现任市长耿彦波先生直言不讳地认为，“梁思成先生关于文物整体性保护和‘整旧如旧’的原则，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范例”，“梁思成先生关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城市规划的理念，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和经验”，“大同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修复原则，追根溯源，来自梁思成先生的思想启迪”。“今天大同‘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2008年以来，大同陆续修复了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清真寺、帝君庙、法华寺等十大工程，正在修复南城墙、代王府、府衙、鼓楼东西街，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正在整体修复之中。大同古城完整的传统神韵，将为中国名城保护创造成功的范例。”ⅸ
（四）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严重损毁时期，所以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十分严峻。我们认为，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遗产的损毁，则完全是在“城市化”这个社会存在决定下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在国际上，在共同面对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之间存在尖锐的“空间之争”的矛盾中，出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产生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政策、法律与法规。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组织迅速国际化，并出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组织。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亦迅速地被国际社会认同，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组织形成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建议、宣言，为各缔约国或成员国所共同遵守。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先驱者和奠基者郑振铎、梁思成先生等，认真地总结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论，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现今，由于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的思想，正在中国国民中逐渐在形成，逐渐成为国民的共同意愿。同时，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1985年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现代保护运动”。更值得提出的是，文化遗产保护正逐渐纳入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予以科学地保护。从2005年开始，我国中央财政除每年安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经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外，还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当年投入2.5亿元，2006年投入3.8亿元，2007年投入4.2亿元，尔后数年投入的经费要呈数倍增长趋向。ⅹ可以这样认为，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的设立，不仅对直接缓解我国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的矛盾，遏制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破坏，尤其是重要的大型遗址的破坏，具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益，而且更具有象征的意义是，开启了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因此从“被动防御”转入了“主动进攻”的新时代，从而表明了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已经完全为国家领导集体所认识、所接受，并用以指导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使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就开始出现转机，真正走上正确轨道。
如果说中央投入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只是表明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的话，那么近年来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的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大量地方财政资金，实施保护文化遗产工程的行动，则表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已开始被地方领导集体所认识，所接受，并用以指导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
近年来大同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法令在城市建设中保护文化遗产，大同市政府彻底摒弃了改造旧城区来建设新城的城市建设模式，严格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城市规划，一方面避开文化遗产所在的老城区，建设新大同市区，另一方面主动地投入大量地方财政资金，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建设项目之多，拆迁力度之大，施工速度之快，是目前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仅见的。尽管他们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许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完善，但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大胆探索，勇于进取的精神可喜可贺，我们应该为大同市委、市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新观念、新思维和新模式鼓与呼！我们认为，这种新观念、新思维以及新模式——城市建设“大同模式”，若能得到认真地总结、完善和全面推广，正是我国文化遗产在城市化进程中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科学保护的希望所在。正如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先生所说的：“要想切实保护好历史遗产，光有‘有识之士’不行，还得有既掌握决策权，又对保护文化遗产有充分认识的政府官员，我把这样的人称作‘有识之官’，耿彦波就是一个。”XI
这几年来大同的城市发展的鲜明特点，一是避开文化遗产建设新城市，二是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实施保护工程中又坚持了整体保护、修旧如旧、保持历史环境风貌等原则。这些做法也正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所提倡和坚持的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原则。我们如果把大同近年来的城市发展称之为城市建设“大同模式”的话，上述所总结的鲜明特点就是城市建设“大同模式”的精髓所在。我们今天关注、宣传城市建设“大同模式”，正是因为大同城市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文化遗产是可以得到很好地保护，“大同模式”提供了一座城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成功范例。
ⅰ杜光利：《史上最牛市长耿彦波大同造城，铁腕拆迁被指宛如地震》，凤凰网财经2010年5月13日
http://finance.ifeng.com/city/csrwz/20100513/2181221.shtml
ⅱ《造城市长耿彦波》，大众网，2010年3月5日，
http://www.dzwww.com/special/ts/jdf/201003/t20100305_5425940_1.htm
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壮2007年版340页。
ⅳ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总结了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并制定了环境保护的共同原则；1987年联合国秘书处任命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长篇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产生广泛的影响；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人类发展新战略的地位。
ⅴ《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科学发展观？》新华网2004年10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0/20/content_2117137.htm
ⅵ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雅典宪章》（1933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23页
ⅶ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1964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53–54页
ⅷ《造城市长耿彦波》，大众网，2010年3月5日，
http://www.dzwww.com/special/ts/jdf/201003/t20100305_5425940_1.htm
ⅸ耿彦波2010年6月12日在北京纪念梁思成座谈会上的发言
ⅹ叶春：《文物事业：经费的支撑与约束》，《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13日第3版
XI耿彦波 百度百科网http://baike.baidu.com/view/374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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