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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笔者有幸去山西大同市参观考察，重点了解大同市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措施；通过与大同市相关领导同志的交流，分享了他们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理念和看法，获益颇多，故将参观、走访时的一些感受和看法粗略整理，以便与相关同仁更好地交流。顺便指出的是，为方便行文，本文中的文化遗产是指物质文化遗产。
困境与迷茫：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选择
作为中国文博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笔者对中国文化遗存的现实处境以及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困境感触颇深。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对待像古城遗址这样的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如意大利、埃及、土耳其等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由于受到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上述国家在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的利用方面显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罗马素有永恒之城的美称。在其“历史中心区”，不仅有古罗马时代的城墙、驿道、神殿、输水道、凯旋门、角斗场等宏伟建筑，以及大片的古罗马广场废墟和随处可见的残墙断垣，更有自文艺复兴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房屋和铺以石块路面的狭窄街道。其一砖一石都承载着久远的文明，凝聚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置身其间，人们会感受到历史的延续和时代的变迁，慨叹意大利人民对文物古迹的高度尊重和精心呵护。在意大利全国8000多个市镇中，类似罗马这样的“法定历史中心区”，共有900个。其中，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锡耶纳、维罗纳、斯普莱托等等城市的“历史中心区”，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具有不同历史风貌的“中心区”，成功地使“传统”与“现代”在全球化的滚滚红尘中和谐共存，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意大利还形成了全民参与的全方位的综合文物保护模式。比如，位于米兰圣玛丽亚教堂里的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修复就是由意大利奥利维蒂计算机公司赞助的。在利用世界遗产方面，建于公元1世纪的维罗纳歌剧院阿雷纳露天剧场至今保存完好，能容纳2.5万名观众。在每年6月至8月举行的维罗纳歌剧节中，人们可以欣赏到一代歌王帕瓦罗蒂、多明戈等的演唱。在这里，辉煌灿烂的意大利音乐文化每年吸引着五六十万的游客。从1997年开始，意大利政府在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文化与遗产周”活动，所有国家级文化和自然遗产免费对外开放，包括意大利所有的国家博物馆、艺术画廊、考古博物馆、文物古迹、著名别墅以及一些著名的建筑。意大利文化遗产部每年在此期间还举办如音乐会、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数百项与文化、历史有关的活动，帮助年轻人增加历史知识，培养艺术修养（参见卢娟：《意大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见“文化发展”网站）。
然而中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要面对两个现实：
第一，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值得保护和存留的有形或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计其数，数量甚为丰富，牵扯面甚广。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尚未中断的文明，深厚的文化遗产成为几千年中华人文精神得以延续、传承的重要载体，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的层面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历史积淀深厚、文化遗产丰硕也是当代中国在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国情之一。
第二，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加、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使得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空前地凸显出来。据笔者观察，多数情况下是文化遗产给经济发展“让路”，在二者的博奕中，代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量往往力不从心，处于劣势的地位。古城的保护更是如此，中国城市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夏商周为雏形阶段，战国秦汉为初期阶段，三国至隋唐五代为发展阶段，北宋至清朝则为完善阶段；民国至今也应为一个新的时期，笔者至今还尚未想出给这个阶段冠以什么名称，但这一阶段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传统古城基本走向终结，并没有像欧洲一样现代城市植根于古代城市的土壤之中，而是将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古代城市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以致今天像北京这样的古都难以寻觅到多少古代皇家都城的遗迹或影子了，遑论一些其他的地方城市了（当然也有个别情况，如大同市）。位于六盘山北麓的“丝路重镇”固原古城，原为内外两重青砖包砌，非常坚固雄浑壮观；但是在70年代初被一位将军下令拆除，到90年代当人们看到山西的平遥古城因旅游而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时，不禁感叹：我们宁南山区干旱少雨，农业不行，又无工业，如果固原古城没有被拆除，如今整合为旅游资源，这将产生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啊！可惜，历史文化遗产这种资源是不能再生的！这位将军当年是开国功臣，但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上是罪人！在新修的县志上人们也沉重地记上了这一笔！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下，毁坏古城、破坏文物遗址的例子不绝于各种新闻报道。就在笔者写作该文期间，有媒体报道安徽泗县近千年的释迦古寺被曝因开发地产遭破坏，原址通过竞价拍卖，成当地“地王”。令人扼腕叹息！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推行为何如此困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是认识上的或者说理念上的问题。我们对文物、遗址还停留在“老古董”的基础上，看不到它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尤其将这种思想渗透在行政管理中，问题就会很严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笔者认为以后还会不断遇到各种麻烦；
第二是短视与长远的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长时段的，定下来的东西一般不能动，朝令夕改则是大忌。我们的一些同志为了短期的利益所以就放弃对文化遗产的长效投入；
第三是保护与经济建设的问题，或者说花钱与挣钱的问题。笔者见到另一种情况是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把文化遗产单纯地看成“摇钱树”或者挣钱的工具。以上三种情况都能找到许多现实例子，这里就不列举了。考察完大同市的情况后，笔者觉得他们在上述三方面的问题上把握地比较到位，在中国的城市建设规划中是比较少见的。
“大同模式”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启迪与借鉴
今年夏天，笔者有机会考察大同市，深感大同市在对古城保护与开发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很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借鉴和学习。今年7月29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考察了华严寺广场建设工程、善化寺建设工程、东城墙修复工程、云冈石窟景区开发整治工程工地，对当地用文化铸造城市灵魂、提升旅游品位、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做法予以肯定。大同市既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保护，又在保护中顾及城市及区域发展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大同模式”。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认识到位，理念先行
大同市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品质上讲，都可以拿出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古迹。尤其是北魏时期将大同作为首都，至此大同一跃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历史地位获得了迅速地提升。谭其骧先生曾经写过《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现在的山西，在全国、在华北都不过是一个一般的省份，并不突出。但是在历史上，曾经有好几次，山西在全国，至少在黄河流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其重要性有过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占据近半个中国的较大政权，显然为山西在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增添了不寻常的砝码。
面对这样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大同人将其作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还是新的发展机遇。通过笔者的短暂观察和体会，认为大同人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非常到位的。大同人没有把历史文化遗产当作包袱，而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文化遗产问题。笔者在大同市考察期间发现市区及周边的文物古迹均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作为一个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的内陆地区，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是不容易的。当然，保护并不意味着将文化遗产束之高阁，藏之闺房。这对于极个别的古迹也许是可行的，但若要总体上进行如此保护，恐怕在发达国家亦有一定难度。这就引导出如何利用文化遗产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地方对文化遗产的利用问题上存在着乱开发、一哄而上的情况，随意改变遗迹文物的属性及内涵。就笔者所见，大同尚有一个科学的规划，这一点后面还要谈。笔者理解大同人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就是“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以及现实环境下，这种思路是可行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念与认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同的理念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大同市将投入500亿，进行古城的修复。这个数字与国内其他城市比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然而与一些国外城市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在文物保护投入方面的差距。例如日本修复平城京斥资达200亿美圆（约1400亿人民币）。又如，2000年日本平均每个县考古开支24亿日圆，全国47个县共1130亿日圆（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左右）。意大利的世界文化遗产拥有量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排名第一。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意大利政府近年来平均每年的遗产保护经费约为40——4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左右）。法国文化部属下有两个有关遗产的管理局——博物馆事业管理局和建筑与文化遗产管理局，2003年仅建筑与文化遗产管理局的预算就达到51.1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8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支出的保护经费则比中央政府还要多出将近20％。而在我国，包括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全部投入，平均每年的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约在25亿人民币左右。从地方来看，上海每年约1亿左右，大部分省市平均每年还不到1亿元，少的只有1——2千万（参见高蒙河搜狐博客：《我国有多少文物家底？》）。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与一些国家在文化遗产的投入、理念以及重视程度上尚有不少的差距，尤其是政府对文物保护的投入与重视程度与我国文物大国、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大同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改变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被动的局面树立了典范。
第二、领导支持，执行有力
这次通过对大同市的考察，感受到大同市领导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之大。大同市能把城墙完整地保存到今天，这在中国城市当中是不多见的，显然与领导的积极倡导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对大同市领导干部抵制破坏古城文物的事迹略有耳闻。一位同志告诉我一位文化局的干部为了保护鼓楼不被拆迁竟然睡在鼓楼上面，以性命相博才使得鼓楼得以保留下来。这样的事例听后令我甚为感动。置身于中国这样的具体的“国情”当中，某种程度上讲“成也官员，败也官员”，在文物保护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各级官员是最终的决策者，定夺者，拍板者。大同市周边的古迹能保护的这样到位，未伤及古城筋骨，这与大同领导同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理念是分不开的。笔者还注意到，早在1998年，大同市就出台了《关于保护大同古城的决议》；2000年3月2日大同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又通过《大同古城保护管理条例》。有了这些政策法规，再加上领导认识到位，为大同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赢得了先决条件。当然，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同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方面的建章立制，而且将这些字面上的东西落实到实处。我们知道，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形形色色，甚至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许多地方也制定了文物保护法规及地方性条例，但由于执行难便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大同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城墙及护城河的修复、大华严寺建筑群历史风貌的恢复，75平方公里新区的开建以及传统工艺的继承，这些事例无不彰显了大同市各级领导对待文化遗产问题的很强的执行力。
大同是中国众多古城中的幸运儿，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由于疏于对文物保护的管理或者在认识上难以达成共识而造成破坏文物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今年大理市国道214线上关至五里桥公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公路建设部门和施工方擅自施工，在南北城墙分别开挖了6米、8米的施工便道，穿过大理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龙首关遗址，造成龙首关南北两道城墙夯土墙体损坏约30米。虽然事件被媒体暴光后当地政府对相关领导进行处罚，但作为不能再生的文物资源无法恢复其原貌了。苏州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修建干将路，将千年古城拦腰截断，以致苏州失去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机会。重庆渝中区两江汇流之处的朝天门码头曾经是一个令人非常难忘的文化景观，因为城市的建设和建设广场的需要，这个朝天门码头非常遗憾地被拆掉了。由此可以看出领导决策时的视野和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的分量。
第三、科学规划，新旧两利
就笔者考察所见以及参阅相关文献，个人认为大同市对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注重整体性：在划定大同古城的保护范围时，将北魏、辽金、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存遗址的因素考虑进去，并且尽可能囊括进去。此外，将下皇庄至白马城一线的北魏北苑墙及其周边、火车站北魏遗址及其周边、方山永固陵及其周边、云冈石窟及其周边等区域列入北魏平城遗存遗址保护范围。这样，大同古城的保护不是针对一砖一墙的问题，而是将大同古城及其周边古迹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与开发，制定并实施这样的规划实属不易。另外，笔者了解到在现在大同古城保护范围之外建造面积可观的新城，这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思路，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证明梁先生的想法是正确的。笔者也注意到，大同市长耿彦波同志曾经提出梁思成先生关于 “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城市规划理念，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与经验。据城市研究专家说，五十年前北京作为皇家宫城，保留有2700多个胡同；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方案没有被采用，50年后被破坏到仅剩下600多个胡同时，北京在城市规划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才又回到了当年的梁陈方案上来！今天大同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实践证明，没有执行梁思成先生的规划路线导致中国许多古城遭受无法恢复的破坏，北京就是明显的例子。大同市能以梁思成先生的保护思路为指导，历史必将证明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笔者曾经注意到，大同市领导曾多次提到以梁思成先生的城市规划理念来指导大同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并且在实践中较为完整地遵循了梁思成先生的“新旧两城”的规划理念，应该说大同市是履行这一理念的第一座中国城市。虽然当下一些中国城市纷纷圈地建立新区，但不是出于保护旧城的目的，要么为人口膨胀不得已而为之，要么受到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大同建立新区则是处于保护旧城的目的。此其特点一也；大同是用五十年前的理念来指导今天的城市规划。说到这一点令人感慨万千。五十年中，有多少古城毁于建筑机械的轰鸣声中？！五十年中，是否有人真正思考与总结过我们在城市建设中的得与失？！时至今天，笔者不知道中国尚有多少像大同这样未伤筋骨，保存完整的大型古城资源？！大同无疑成为五十年前一位建筑学家规划理念的一支“绝唱”。此其特点二也；其三，大同古城的保护理念显然受到当前国际交往、国际接轨的影响，尤其是近些年来我们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过程中对遗产价值与态度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具有世界性。同时，大同保护古城及文化遗产的实践也与当前文化大繁荣、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政策引导有一定关联，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其次是突出代表性。笔者了解到大同市将重点修复的项目是各历史时期具有标志性、特殊性、代表性的构筑物和建筑物。如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等；辽金时期的华严寺、善化寺等；元明清时期的关帝庙、府文庙、历史街区、古城墙、代王府等；近现代时期的赵承绶府邸、首善医院等。首先划定保护区，然后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重点遗址进行修复，为文化遗产的开发打下基础。
最后是挖掘内涵性。笔者也注意到大同市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将对相关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进行研究和挖掘，重点是对史前文化、北魏文化、辽金文化、明清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传统工艺、传统戏曲、传统饮食、传统作坊、民风民俗的挖掘整理，最大限度地弘扬大同市历史上形成的古都文化、边塞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多民族融合所蕴含的和谐文化。这个思路是对头的，下面我还要讲一讲这个问题，但具体操作起来恐怕有一些困难。
总体的思路则是以旅游为载体并带动相关的文化产业及其他产业，并努力将之建设成为大同市的支柱产业。“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只要以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笔者认为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在国外有“意大利模式”，在中国有“大同模式”。笔者真的希望大同市能够继续深入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路子。
出路与希望：
在发展与保护的跷跷板中寻求平衡点
大同市在古城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的确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引发了我们一些思考。也就是说文化遗产或者文物的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不相容的，关键是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或者说如何把握中国哲学上的“度”的问题。大同市的工作做得好，就是对其中的“度”把握得比较好。在这里提三点建议，供同仁们参考。
第一、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仅要向后看，也要向前看。
文化遗产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功能？我们除了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求其价值与意义外，也应该看到其未来的状况。文化遗产或者文物是死东西，但人的观念思想和认识水平却是活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样一件文物，二十年前的认识与现在大不一样；同样，二十年后的看法肯定也有变化。我们在制定保护规划时，未必能够准确预料到几十年的状况，但至少要具有这种意识。这样才不至于犯首都北京规划中的失误。
第二、对古代遗址的保护不仅要顾及看得见的部分，更要想到看不见的东西。
从专业的角度讲，任何一件文物，大到大遗址都具有两部分价值，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是载体，看不见的部分是内涵。比如现在北京恢复了不少四合院。四合院是什么？她是代表老北京普通民众的居住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现在北京的四合院基本为大款富贾们居住，门口停着豪华小轿车。其实这种四合院与真正的四合院尚有不少距离。从旅游或者观赏的角度看，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完全不一样，前者靠内涵吸引人，后者靠外表吸引人。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其文化内涵，使参观者能够找到一种感觉，体会到一种文化，品尝到一种韵味。这样才真正发挥了文化遗产的内在功能，也符合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且要做好的确是一件费脑筋的事情。
另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需要了解一座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环境。我们知道有著名的“八水饶长安”的说法，讲是就是今天西安曾经拥有的自然环境。历史上西安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就是在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生成的，并且和谐地镶嵌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时期西安的风貌和状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今昔的自然环境差距很大，虽然今天我们无法将自然恢复到旧时的状态，但这是古城保护与开发中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第三，规划与保护不仅需要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同时也需要世界的眼光。
最后一点想说的就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是必须的。最忌讳弄虚作假，搞出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一点，想必大家都能理解。与此同时，世界的眼光也是必须的。其实国外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很有借鉴意义。看一看国外，尤其像欧洲这些国家地区是怎么搞的，看有什么好的理念与方法。去过欧洲的人自有体会。只有这样，规划与保护才显得长远、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
许成：男，汉族，195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研究员，最早的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获得者。曾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宁夏文物局局长等职。现任宁夏文化厅巡视员，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等职。
杨蕤：男，汉族，1975年生，上海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历史学博士后，现任北方民族大学教授。
二〇一〇年九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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