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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是拓跋氏部族从草原文化过度到农业文化的象征，它的规格和当时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样，是“稍偕华丽，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这对企图将两种不同文化混合后的形态，作一次彻底调整与重组的孝文帝来说，的确是一种有形的阻碍。
孝文帝亲政后，继承了太后的遗志，重用汉族人士，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面推行汉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籍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又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太乐宫，依据儒家六经，制定音律。太和十六年，又颁布五品诏和新律令，从而为实行全盘汉化来铺平道路。
孝文帝除了开展一系列汉化运动外，同时也在进行对平城的改建工作。《魏书》卷七《高祖记》（下）载：“太和十二年（488年）七月，起经文殿，经武殿。润十年，观乐园丘于南郊。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十四年四月，经始明堂、太庙。十月，明堂、太庙成。十一月，迁七庙神主于太庙。十六年二月移居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十月，太极殿成。十七年春正月，飨百僚于太极殿。”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孝文帝在平城大兴土木，并在改建过程中，利用一连串的有关礼仪、祭祀等问题的讨论与决定，有意通过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扩建，来促进政体意识形态的转变，将平成转变成一座典型的中原文化模式的都城。但这最终只能成为其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当年的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就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满足经济的高速发展；地理位置偏远也不利于北魏政权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加之北方保守势力对他所作改革的阻挠亦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南迁。那时的河北邺城曾被孝文帝视为迁都的第一选择对象，因为首先当时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在河北，所谓“国之资储唯在河北”，是粮食和绢布的主产地，仅冀、定二州的民调绢一年便在三十万匹以上，负担了北魏王朝主要财政的支出；再从军事战略的价值考虑，邺城既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西塞”之优势，又有黄河作屏障；而从政治方面来说，邺城曾是后赵、前燕的都城，又是北魏的陪都。但是到最终孝文帝却放弃邺城，选择了洛阳作为他新的都城。这主要是因为洛阳具备比平城更为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传统，更有利于实现孝文帝的政治抱负、改革理想。
为保证迁都的顺利进行，孝文帝除了争取到一部分北方年轻一代新生势力与中原士族的支持和拥护外，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声称要大举伐齐，以计划在南伐的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然而却遭到以元丕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魏书》（卷十四）《元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都，改官制，禁绝旧言，皆所不愿……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亦犹常服列在坐，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保守势力们认为拓跋氏部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地区，完全是靠那种“马背上讨生活”的草原习惯和他们的战斗方式相一致，如果改变生活方式，那么强悍善战的性格也会随之消失，不仅不能够统治汉族，反而会被汉人同化；至于迁都，一旦脱离自己的文化中心南迁，拓跋氏氏族会不服水土，最终自取灭亡，所以坚决反对改革和迁都。为了摆脱这股旧势力的钳制，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于是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于九月底抵达洛阳。
当时正值深秋，阴雨连绵。孝文帝先是冒雨巡视洛阳故宫旧址，眼前呈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他感慨的对侍臣说，荒毁成这个样子，实感痛心。《魏书》（卷七）《高祖记》（下）<太和十七年九月>条下：“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阳桥，幸太学观石经。冬十月，幸金镛城，徵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将董爵，经始洛阳。”在洛阳稍事休息后，又诏令六军继续南进。群臣们经长途行军跋涉，疲惫不堪，都不愿冒雨继续前进，纷纷跪于御马之前，磕头泣谏，请停南伐。孝文帝大怒道：“儒生，屡误大计。如果就此班师，怎能垂名千载！若不南迁，即当迁都于此。”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意南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兴得相从，不敢提出异议。这样，孝文帝利用南伐途径实为迁都的目的得以实现。《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有这段记载：“从自发都至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孝文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而卿等儒生，屡误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孝文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而动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怀，今之君子，宁独有怀，……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迁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
定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一面下诏令李冲、穆亮、董爵等共同营建洛阳，一面命任城王澄赴平城，传达他定都洛阳的旨意，并说服保守势力。随后，又率众北巡，后暂居邺城行宫。任城王澄到平城后顺利完成了说服使命。孝文帝得到奏诏，非常高兴。《魏书·任城王澄传》载：“太祖大悦，曰‘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随后，孝文帝公开表示迁都之意，同时宣布解除以南伐为幌子的军事行动。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一月，孝文帝回到洛阳，采纳了中书侍郎韩显宗的奏章，为早日完成洛都的营缮工程，不再巡视中山，并且对平城官宦富室，竞起第宅，以豪华相尚的现象，设立制度，加以节制。二月，孝文帝至平城，临太极殿，引见留守百官大议迁都。《魏书·高祖记》：“十八年春正月,朝群臣于邺宫。戊辰，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阳西宫。二月乙丑，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壬寅，车驾北巡。闰（二）月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壬辰，帝临太极殿，论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随后宣布诏令，部分迁都洛阳。
从太和十七年九月“定迁都之计”，到次年三月，在太极殿公开“论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前后经历了七个月的时间。孝文帝风尘仆仆奔走在外，驾不北返，直到获取北方保守势力对于迁都的保证后，这才回到平城。可以想象，北方保守派潜在势力的雄厚，以及他们对孝文帝迁都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使孝文帝既定的迁都计划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但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人源源不断的涌入内地，洛阳已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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