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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佛教徒后来尊称悉达多·乔达摩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的扶持人，佛教开始广为传播。其后不久，西域诸国就有不少皈依佛教。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正是经过西域这条线路。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汉朝统治者派出使臣蔡小音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兰二人，以白马驮载佛教及释迦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并专门修建一座寺院，名曰白马寺。由此说明东汉初年佛教正式加入中国。当时人们对佛教建设有更多的认识，只是作为神仙方术家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信仰的不多，影响的甚少。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传入中国。佛教的典籍也被大量翻译。北魏末年，全境内所建寺院达三万余所，人数“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佛教的空前盛行，窥见一斑。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特别是北朝时期形成了高潮，为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顶峰期，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兴旺，与当时的社会原因密不可分。此时，民族关系十分尖锐，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南北分庭抗礼，相互对峙，封建割据引发的战乱连绵不断，豪强地主实力不断膨胀，他们封山占泽，兼并土地，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处在极度混乱之中。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民众为了寻求精神上的避世与解脱，极为追寻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化的脱俗境界。统治者为了控制其统治地位，迫切需要利用精神武器来涣散人民反抗意志。此时佛教本身具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及其诠释思想、理论的教义日益突显。佛教宣扬“神不灭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幸福。有的教拜提出“人皆可成佛”、“顿悟成佛”的说法，对隔世的幸福作出许诺，似乎人人都能如愿，符合了众生寻求心灵慰藉的愿望，佛教宣扬的佛法正好适应这一要求。上层统治者为了禁固民众的思想，也需要这种宗教来帮忙，南朝宋文帝曾经说：佛教广大无边，是最高的真理，可以开通人们的心灵，如果普天下的百姓都皈依佛法，“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一语道破了封建统治者所以看中佛教，以致佛教急剧发展的原因，从而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
佛教“以像设教”，传教弘法者为了争取广大的众生，采取适应中国的民俗，与社会的结合等形式，充分发挥中国古代匠师们的聪明智慧，创造出许多立体生动的雕塑和五彩缤纷的壁画。这些雕塑和壁画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对当时社会有所折射。对佛教中人物的刻画，既不违背佛教造像的仪轨，又符合当时社会统治者的意图，同时为了博取广大信徒的心理，在造像上使神人性化，即将宗教偶像赋以世俗人的形象，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使信徒在心理上感到亲切。就佛像而言，寺院、庙宇之中供奉佛像以供人瞻仰膜拜是佛教徒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佛造像的制作工艺从目前已知的遗留实物分析，有石质、木质、铜质、铁质、泥塑、织绣等，他们往往鎏金，贴漆或加彩。不同的历史时期，制作工艺也取决于统治者的喜好和国力强弱以及文化的要求等因素，也最终决定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佛造像制作的主流手法。
南北朝统治者的扶持、提倡，使得寺院的兴建、石窟寺的开凿风靡一时，佛教场所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北朝盛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大举营造石窟的同时，信徒们为了单独供养及移运的便利，除了制作为数众多的金属（包括小型金像）铸像、木雕和纻漆像以外，在石窟雕像的形响下，还盛行石雕造像碑以及个体的石造像。所有这些都是信徒们为了祈福禳祸，还愿消灾所造，这些造像多安置在一些寺院或佛堂之中。
二
河南新郑南北朝时期为北朝历代所治，为苑陵县。据相关资料统计，当时境内寺院多处主要有三堂寺、石洞寺、观音寺、垣涧寺等。现出土发现石刻造像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为研究佛教文化及佛教发展史、美术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1、都邑主丁思善造石佛像碑
该造像碑通高100厘米，宽47厘米，厚15厘米。1989年7月1日新郑县薛店乡枣岗村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都邑主丁思善造石佛像碑时代东魏，青石质，碑额六螭首，正面自上而下有三组造像左右两边各有三组造像，背面是造像者的题名题记。正面下部为造像主龛，拱形龛楣，龛正中为释迦说法像，佛左右各立四个弟子及一菩萨和一金刚；莲花佛座下为一，其外各有一护法狮子；主龛上中央有一佛龛，龛顶呈起脊式屋顶状，下分四龛，龛内各有一佛，龛上有菩提树，佛左右每边一菩萨，有背光。两边菩萨左右对称，两边各有一背光菩萨，其后每边各有四个弟子；正面上部为一菩萨、二弟子，佛结跏趺坐，有舟形背光，二弟子各有圆形背光，其下为卷云纹。左侧立壁上有三组造像，下组为供养人造像，右侧二人平头髻，左手端于胸前。左侧一人高发髻，双手垂直。中组为四个供养人像，自右而左，第一人戴冠双手合什于胸前，表情谦恭，第二人深目高鼻，阔面，无冠，注目直视；第三人探首向第一人，左手提袍于胸前；第四人在第三人后，也探首向第一人。上组二个飞天造像，均为高发髻，裸上身。右侧也有上中下三组，下组为羯鼓造像，拱形龛内二人，高发髻，上身赤裸，双手均拿一桶形鼓，曲身侧目，相对而鼓；中组是一佛二胁侍，佛有发髻，桃形背光，佛座下两侧各立一护法狮；上组为地藏菩萨，并排两拱形龛，中间有一明柱相隔，每龛内有一地藏菩萨，均为平头，双手抱于胸前，端坐，侧目而视。碑背面为题记，题记自上而下三排人名，“都邑主、都唯那、邑子口正中”等130个字刻铭（字迹多漫漶不清）。
2、天保三年刘绍安合家造石佛像碑
该造像碑横长方形，通高29厘米，长47厘米，厚10厘米。1964年7月新郑县小乔乡罗垌水库溢洪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天保三年刘绍安合家造石佛像碑时代为北齐天保三年（552年），青石质，正中有一佛龛，拱形龛楣，其上为莲瓣形浮雕。本尊为释迦说法像，平肉髻，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座下为覆莲，两胁侍菩萨，头戴宝冠，身着长裙，披帛下垂交于腹，于圆形覆莲座上，圆形背光。正面除佛龛外满刻题记．“唯大齐天保三年（552年）三月中，乡豪都督刘子瑞，领军人向迳州城打吴贼，路中见浮图（指佛祖），遂发洪愿，使军人平安至舍，造三级浮屠一区。今得成就，中有石像一区，威仪具足，金容丽妙，与日月齐光。仰愿皇祚兴隆，四海宁晏，身命延长，无诸患吉，存亡眷属，咸同兹福。又愿边地众生，俱登彼岸。父刘绍安、兄刘马翼、弟刘伏宝、弟刘蛮虏、弟刘景明、弟刘陆虎。”
3、天保十年刘绍安造石佛像碑
该造像碑通高61厘米，宽25厘米，厚93厘米。1964年7月新郑县小乔乡罗垌水库溢洪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天保十年刘绍安造石佛像碑时代为北齐天保十年（559年），青石质，碑额有六条螭龙相盘，昂首分别在左右两侧。正中有一圭形龛。龛上饰火焰纹，佛像为阿弥陀佛禅静坐。碑身为一大龛，龛楣作拱形，拱上为莲瓣形，龛内为释迦说法佛像，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座下为覆莲，佛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两肩敷褡，内穿僧祗，圆形项光．中为一朵莲花。项光背刻莲花瓣形，边饰火焰纹。两侧为弟子，身着袈裟。龛门两两胁侍菩萨分立两侧，背依龛门，立于圆形覆莲座上，头戴宝冠，身着长裙．披帛从双肩下垂交于腹，上折搭于肘。像外各有一比丘，身着袈裟，头戴尖帽，袖手立于圆形覆莲座上，比丘后有一组菩提树。主佛座下有摩尼宝珠，珠两侧各一比丘坐于地，向外各有一只护法狮子。碑阴上部中题额“像主刘绍安刊石记愿”，九字。碑阴右边竖刻题记“大齐天保十年（公元559年）九月十一日造。”
4、天统二年刘绍安造石佛像
该造像碑通高37厘米，背光宽11.5厘米。1964年7月新郑县小乔乡罗垌水库溢洪道出土。现藏新郑市博物馆。天统二年刘绍安造石佛像时代为北齐天统二年青石质，为一尊立像，佛面目慈祥，圆项光，头戴华冠，有项饰，着长裙，裙带下垂至两腿间，中打蝴蝶结，帔帛交于腹再下垂折搭于肘。佛跣足立于圆形覆莲座上，其下为长方墩，墩正面题记云“清信士佛弟子刘绍安侍佛时，妻宛侍佛时，妻高侍佛时”。墩右侧题记“吴益兰侍佛时”。左侧题记“天统二年（公元566年）七月十六日造石像一区”。
5、天统三年宝进造石佛像
该造像碑通高80厘米，身高64厘米。1986年4月8日新郑县车站乡文化站征集。现藏新郑市博物馆。天统三年宝进造石佛像时代为北齐天统三年（567年），有佛身与方形座两部分组成。佛为立式造像，佛跣足，体修长，平肉髻，面孔丰满，高鼻通额，眼微睁，眉细长微弯，嘴角、鼻部棱角分明，形态端庄慈祥。佛内着僧祗，外披袈裟，敞开后垂于脚踝，右手扬掌前伸，掌心向外，手指向上，立掌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翻背下垂掌心向外，手指向下施愿印。两腿并立于圆形莲花宝座上。方座前、左、右铭54字：“天统三年（公元567年）岁次丁亥二月壬寅口十一日王子比丘宝进敬造石像一区上为师僧父母，现存眷属国，王帝主法界有刑咸同斯庆俱时成仫。”
6、天统四年刘陆造石佛像
该造像碑高28厘米，背宽17厘米，厚9厘米，1964年7月新郑县小乔乡罗垌水库溢洪道出土。现藏新郑市博物馆。天统四年刘陆石佛像时代为北齐天统四年（568）年青石质，为一莲瓣形大背光本尊释迦说法像，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有僧祗，结跏跌坐于长方座上。两胁侍菩萨头戴宝冠，身穿长裙，披帛跣足立于座上。左者在腹部穿环下垂又折上搭于肘，右者于腹部打结下垂折上搭于肘。佛座前，中间有一摩尼宝珠，两侧各有一只护法狮子。背光阴题记：“天统（甲）午年七月十五日，佛弟子刘陆造石像一区，愿使夫妻眷属长命延康，无诸病，吉愿从心。”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周铮先生考。
新郑在南北朝时已属北朝势利范围，佛教兴盛窥见一般。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曾载：新郑县观音寺曾有北齐河清三年毛义造像的出土，结合上述造佛造像的出土地点，由此证明，此时期新郑区域内已有多座寺院。上述六区正造像的对比，可以大致了解到东魏到北齐时代的造像艺术，前期作品（天宝年间）和后期的作品（天统年间）有着不同之处，北朝晚期的造像形象由丰满的面相逐渐趋向消瘦。可以说，到天统年间这种消瘦的风格已基本定型。
六区造像碑题记中的书法也颇有价值。早期造像碑铭书法方劲雄奇,胸器,齐茁如削比划笔画中坚挺拔、丰厚健捷，有着浓厚的魏碑碑体特色。天统以后的造像碑铭记给人的特点是们们，兼有魏碑余风。笔画消瘦而圆滑，有骨有肉，给人以优美舒适之感。这些变化是南北朝魏笔向唐代楷书演变过渡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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