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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陪都西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本文以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为考察对象，从地理环境、辽金王朝的战略形势，“防宋控夏”的边防作用，对外军事经略和政治、经济统辖等方面探讨西京大同的重要军事地位及其历史作用。而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契丹和女真民族的封建化的历史，是中国中古时代民族融合进程的反映。
关键词：西京大同 辽金王朝 边防 军事经略
大同历史悠久，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春秋时大同为北狄所居，战国时赵在此设雁门郡，汉代于此置平城县，北魏王朝于天兴元年（398年）建都大同，时称平城。太和十七年孝文帝（493年）迁都洛阳后，复名平城县，兼为恒州治。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置云中县和云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云州为云中郡。咸通十年（869年）置大同军节度使。五代时，仍称云中县，为云州治，隶属河东道。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于今大同城置西京，金仍称西京，兼为大同府治。元至元二年（1265年）云中县并入大同县，二十五年（1288年）为大同路治。明洪武五年（1372年）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治，七年（1374年）为大同府治。清仍为大同府治。
目前学术界对于辽金西京大同军事地位的研究还比较少，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杨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1)，陈福来的《辽金西京研究》(2)，唐统天、刘竟的《辽代的西京》(3)，王德忠的《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4)等，孙建民的《燕云十六州与宋初宋辽的军事策略》(5)，韩生存的《西京大同和辽宋边境走私贸易》(6)等文对其也有所提及，本文拟对辽金时期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进行考察，并对其在辽金时代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价。
一、“凭险恃要”——辽金西京大同的地理环境和战略形势
辽金“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7)“有牛皮关、武周山、方山、奚望山、盛乐城、御河、斗鸡台、平城外郭盐场、如浑水、桑干河、纥真山。”(8)其地域主要包括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地区，而核心区域则为今天的山西大同市，所辖地区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势险要。“府（指大同府）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屏藩，自昔用武地也。”(9)其地四面环山，西北部山脉属阴山山脉和吕梁山脉，主要有双山、二朗山、云门山、采凉山等；东南部山脉属太行山脉，主要有恒山、太白山、六棱山等；西南部有洪涛山，南部还有五台山。除了这些高大的山脉外，市区西部有武州山、东北部有马铺山等低山环绕。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横贯全市，形成了周围高、中间低的盆地地形；御河和十里河则从东、西南环绕城区。这些山脉和河流构成为天然的屏障，在军事上很利于守卫。除此自然形胜之外，大同的周围还设有众多的人工防御设施，长城横亘于北部，形成了一道有力的屏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同北部无高山的缺陷；南部既有偏关、宁武、雁门关内三关凭临险要，又有太和、广武等“雁门十八隘”独当要冲。
除了地势险要、关隘众多外，西京大同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说：“大同于京师尤为建瓴之势，朝发白登，暮叩紫荆，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然则左顾范阳，右顾咸阳，燕、秦捷径，皆道出大同也。……谓山西太原、大同皆与京师相表里，防维最重。”(10)由此可见，大同是连接汾河谷地（及关中盆地）、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通枢纽。其地北上可进入蒙古高原，到达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南出雁门关则为晋中汾河谷地，可达太原、运城及西安等地；东出太行山则为华北平原，可至北京、石家庄等重要城市。这种“内跨中原，外联朔漠”的地理交通优势，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基地，在防御上可以凭险恃要，有效抵御北方敌人的进攻；在进攻方面则可北出进击蒙古，南下经略中原。
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早在秦汉时代已经形成。赵襄子灭代的“代道”（自今天的太原北行，经忻州、原平，登越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北侧东行，过山阴、应县入大同浑源、广灵境，到达河北蔚县）、燕赵间的重要通道井陉道、秦汉时代连接晋北与河北的飞狐道（由河北中部，走倒马关、涞源，北上岔道，穿越飞狐口，直抵蔚县代王城再入大同灵丘）、秦始皇巡北边的驰道（大约即今天东起山海关、秦始岛，经丰润、平谷、通县、北京、昌平、延庆、怀来、宣化、怀安（或阳原）、大同、左云、右玉、和林格尔、土默特右旗，到包头；南折过黄河，经东胜、榆林、延安、铜川，到达咸阳的道路）几条重要交通干线都在大同交汇，从而形成了大同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交通枢纽体系。到北魏时，又修灵丘道（莎泉道），往东南下太行；筑河西猎道，朝西南达吕梁；以及平城北面出塞路线的增多，遂形成了今日大同地区道路交通的整体格局。(11)
这种地理环境和交通枢纽地位决定了西京大同军事战略要地的地位，所谓“石晋归其地于契丹，宋不能复固有，遂基靖康之爨。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故明都燕，以郡为肩背之地，镇守攸重。……盖府据天下之脊，自昔用武地也。”(12)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南下经略中原时，都要占据大同地区，以此为前进的基地。例如，金宋战争期间，金设左副元帅府设于西京，其下置云中枢密院。西京成为当时金朝的两大军事、政治中心之一，对此金人梁襄曾评价道：“大同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亡辽虽小，止以得云，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13)。而1218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金兴定二年，南宋嘉定十一年）蒙古灭金也是取道西京大同，“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14)。这也是辽金政权重视大同地区并设为西京陪都的重要原因。
二、“防宋控夏”——西京大同的边防作用
大同作为辽金陪都西京，其军事地位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防御西夏与北宋（金代则以防御西夏和鞑靼为主）。“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临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15)这些大国和强国中以北宋和西夏的实力最强、威胁最大。辽朝的周边形势，决定了西京大同的重要军事防御地位。西京道内的天德军、云内州、东胜州直接和西夏接壤；而应州、蔚州、朔州等州县则直接与北宋接连。
西夏党项初附于宋，统和四年（986年）亦附于辽，但李元昊叛宋自立后，不仅与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时也与辽不断发生冲突。元昊屡屡策动双方边境辽一侧的党项等部落叛辽归夏，如“（重熙）十三年夏四月已酉，党项等部叛附夏国，……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五月壬戌朔，李元昊来援叛党”(16)等。对此，辽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据《辽史》卷19《兴宗本纪二》记载，兴宗于当年（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五月戊辰，诏征诸道兵会西南边以讨元昊”，亲率10万大军发动了对西夏的大规模战争，史称“河曲之战”。最终元昊“上表谢罪”，西夏虽然表面上臣服，实际上已经成为辽西部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辽兴宗于同年（1044年）“十一月，改云州为西京”(17)，并于十二月驾临了这个建立伊始的新都城。辽与西夏的矛盾成为设立西京大同府的直接原因之一。辽统治者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因此在官员设置上“西京多边防官”(18)，而且“非亲王不得主之”(19)。史载辽朝于西京道置西南两招讨司、西京兵马都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上西京诸司，控制西夏”(20)。可见，在当时西京地位的至关重要性。辽重熙十八年﹙公元1049年﹚夏，辽兴宗再次亲征西夏，夏兵屡次失败后，被迫向辽求降称臣。此后终辽之世，西夏对辽一直处于守势。由此可知西京大同府在控制西夏的军事防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控夏”之外，“防宋”也是西京大同府所发挥的重要军事作用。虽然自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的军事冲突已渐趋缓和，但云州地区处于西夏、宋、辽三国的交界处。随着宋夏之间军事矛盾的升级，北宋政府不仅在宋夏边境地区大量陈兵，同时为了防范辽夏联合攻宋，亦加强了河北边境的防御，引起了辽的警惕。《辽史》记载：“（重熙）十年十二月丙子朔，……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21)。北宋范仲淹针对当时局势，提出了防辽“七事”和“河北五事”等方案，其中包括“密议经略”、“屯兵”、“选将”、“教战”直至“密定讨伐之谋”(22)。虽然其目的主要是防御辽的进攻，但这些活动自然对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在大同设立陪都西京并屯驻重兵，可同时起到夏宋兼防的目的。在此地储备军需、屯驻军队，一方面可以起到加强边防力量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则具有军事威慑的意义。西京设立后自然引起了北宋的警惕，庆历六年（辽重熙十五年，1046年）宋使包拯使辽，看到辽大兴土木修建西京，加强西部边防，便报告说：“（契丹）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召集军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23)。而作为辽统治重心之一的幽州地区，也需要云州作为西面的屏障保护其安全，两者互相倚靠，可以达到巩固西、南方边界的双重功效。而大同的军事保卫作用，在幽州成为首都后更为突出，这也是金代大同继续作为陪都西京，明代则成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原因。
金朝取代辽之后，继续将大同作为西京陪都和控制西夏的军事基地。据《金史》卷73《宗雄传》：“西京既降复叛，时粮饷垂尽，议欲罢攻。宗雄曰：‘西京，都会也，若委而去之，则降者离心，辽之余党与夏人得以窥伺矣。’”，可见金朝对作为西京大同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视。西夏曾是辽的盟友和姻亲，关系密切。在辽朝即将灭亡时，西夏仍然对天祚帝提供军事援助，夏元德四年（1122年），西夏国主“乾顺遣兵五千为援”(24)，并请天祚帝到西夏避难，继续接受辽的册封，承认辽的宗主国地位。金朝则通过给予土地（金将下寨以北、阴山以南、邪剌吐禄泺以西之地赠与西夏，条件是与辽朝断绝关系）和军事威胁等手段，迫使西夏于天会二年（1124）向金称藩，但西夏“乃始惧兵威，继贪土地，渐易初心，顿忘旧好”(25)，于夏元德七年（1125年）三月夺取了原属辽的天德、云内两军和武州河东八馆之地。而这一地区是控制蒙古高原与西域东西交通的战略要地。金朝则派大将兀室率数万骑，“阳为出猎，掩至天德，逼逐夏人”(26)，对西夏发动突然袭击，夺取河东之地，西夏“惧不敢违”(27)。因此，金继承了辽西京大同府的军事防御职能，在西京路设立了西南路招讨司、都总管府等机构和七处节镇(28)。此后金西京大同对西夏产生了重要的军事威慑作用，例如金天会十年（1132）金准备攻取四川而聚兵西京大同，另西夏非常恐慌，“夏人闻云中聚兵，以为攻己，举国屯境上，以备其来”(29)。不过，随着金朝领土扩展至淮河流域，西京大同地区已经远离宋金边界，因此已不具备辽代时“防宋”的作用而以“控夏”为主。
三、“内制外拓”——西京大同的强化统治与军事经略作用
西京大同军事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内制外拓”(30)，即达到对内统治与对外扩张的双重目的。辽朝西京大同府是西京路的统治中心，是辽境西部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金朝上承辽制设立西京大同府，也考虑到此地原有的经济基础。辽金王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内制”实际上既包括对汉族的统治也包括对其辖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如祖卜、党项等民族的统治。
幽云地区是辽境内最重要的汉人聚居地，虽然早在五代后晋时便沦为辽的属地，但作为中原王朝的“遗民”，这些地区的百姓对中原的宋王朝还是有相当感情的。而契丹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统治文化上比自己先进的汉人时，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宋初两次收复燕云的北伐，给辽统治者以极大震动。虽然“澶渊之盟”后双方关系缓和，但宋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复燕云”的企图。早在辽太宗接受后晋所奉的“幽云十六州”时，便于“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升幽州为南京”(31)，在最重要的汉人聚集地设立陪都，可以加强对南境的控制。而与幽州并立的军事重镇云州，由于当时西部的相对平静，以及经济和人口发展水平较为逊色等原因，并未引起辽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但到了兴宗时期，随着辽夏关系的恶化，以及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等原因，使统治者感到了加强西境统治的重要性，因此设立西京陪都并屯驻军队，以此加强对原有汉族臣民的控制。
除了汉族外，位于云州西部的一些臣属部族如祖卜、乌古等也划归西京道管辖，受到西京大同府的节制，根据《辽史》及宋人记载，辽代的“阻卜”即鞑靼各部(32)，分布在西京道和西夏之北，辽于其地设西南路招讨司（西南面都招讨司）、西南面安抚使司等机构(33)加以控制。
由于统治者的压迫，辽时阻卜、乌古、敌烈等部时常叛乱(34)，其中以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爆发的阻卜诸部长磨古斯叛乱规模最大。直到寿昌六年（1100年）才擒获并斩杀磨古斯，大规模的叛乱始告平息。为了防范与镇压草原诸部，辽王朝在其地设有西北路招讨司等机构（隶属东京道）加以管辖，但东京偏处东南，距离尚远。而云州相比其他四京，则最接近这一地区。因此在此设立西京也有控制臣属部族的考虑。其它几京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如建中京控制奚族，建东京管理渤海遗民等。(35)
金朝初年，“金师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之”(36)，由此可知西京大同在镇抚祖卜诸部中的作用。金初国势尚强，祖卜的威胁并不明显，但金朝统治者已经注意到西京大同在控制少数民族方面的重要军事作用，因此继承辽制在西京路设立西南、西北两大招讨司，负责守边。西京大同正处于汉人与契丹人居住区的结合部，因此在南部置府州县制度以统治汉人；北部则保留契丹族原有的部族、乣军，以招讨司进行统辖。这些措施都反映出金统治者对西京大同的区域政治、军事统辖（即“内控”）作用的重视。
同时，西京大同也是辽金两代经略中原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外拓”的重要价值。首先，从地理方面来看，大同是经略中原的桥头堡，辽西京位于辽夏宋三方交界处，并且嵌入宋夏边境之间。辽西京道南接宋河东路，中以恒山山脉、宁武山为界；西南接西夏，包黄河而深入河套地区。向西为草原戈壁，一马平川，可深入夏境，直抵贺兰山，威胁夏都。南下破雁门关，便可直下河东，若攻破晋阳，宋首都便直接暴露在辽的兵锋之下。北宋末，完颜宗翰请求金太宗勿割山西郡县（主要指西京大同地区）与北宋，称：“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37)，正是看到了西京大同在对外经略方面的重要军事价值。其后金人正是以西京为基地，与自幽州南下的金军东西夹击，攻破开封，灭亡了北宋。所谓“（云州）盖燕代间必争之地也。石晋归其地于契丹，宋不能复有，遂基靖康之爨”(38)。
除此之外，从物质基础即当地的农业及人口方面来说，大同也是辽金军事经略的储备基地。在古代，军事行动离不开坚实的农业基础和众多的人口。大同农业虽不及幽州地区，但也是辽金境内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如开泰六年（1077年）“冬十月，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39)，可知大同及其周围地区所产粮食绝不会很少，存粮也较充足。在人口方面，依《辽史?地理志》(40)的相关记载，西京道有丁三十万二千七百，仅次于南京道（有丁五十万六千），而列辽五京道第二。金代大同地区的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同府有户九万八千四百四十，整个西京路有户四十五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按每户五口计，则有人口200多万(41)。而且金西京路北部分布着官营群牧所十二处，是金朝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充足的人力、粮食和牲畜是保证军事行动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辽金王朝正是借此才得以对外威慑宋朝、防御西夏，对内控制境内少数民族。
四、对西京大同军事地位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西京大同的重要军事地位在地理环境、辽金王朝的战略形势，“防宋控夏”的边防作用，对外军事经略、政治经济统辖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通过分析以上诸因素，我们可以对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及历史作用做以下几点概况：
首先，西京大同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辽金时代发生在大同地区的历次战争证明了大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都不可忽视的战略要地，不论是宋初“复燕云”的北伐，还是金朝对西京大同的反复争夺，都反映了大同的突出军事战略地位。而辽金王朝设立陪都的举动以及此前北魏王朝建都平城（大同），此后明王朝将大同作为九边重镇，都表现出大同对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政权的重要意义。从这一方面来说，大同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的典型地区进行考察研究。
其次，西京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实质上，作为陪都的西京大同，其实际作用并不限于经略和防守等军事意义。纵观辽金西京大同近两百年的历史，其间和平是历史的主流，所以大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非常突出，而辽金王朝选择汉族聚居地的云州大同为西京陪都，这本身反映出契丹和女真少数民族主动学习吸收汉文化、并逐渐封建化的过程。
辽金都是文化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自身的发展，自建立之初便开始大规模引进汉文化，促进自身封建化。辽实行“一国两制”，于中央设南北面官，“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42)。西京大同的建立正是这一国策的重要体现，西京设立后，又配以西京留守司、计司、都总管府、都虞侯司、巡警院、处置司、国子监等管理机构，完善治汉的“汉制”，其中尤以国子监最能反映契丹民族汉化的进程。金政权则继承了辽西京大同的机构建制，并且在教育方面加大吸收汉文化。西京当时是金朝最主要的科考点之一，金王朝在西京等地提倡儒学、开科取士，进一步促进了女真族与汉族的融合。从这一方面来说，辽金西京大同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契丹和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历史，是中国中古时代由民族冲突向民族融合历史大趋势的反映。
总之，辽金西京大同在整个辽金史中均有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和价值，同时它也是少数民族政权都城的一个典范，所以对辽金西京大同的研究不仅对于研究宋辽金史，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都城都具有重要意义。
(1)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陈福来：《辽金西京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
(3)唐统天、刘竟：《辽代的西京》，《中国古都研究》第十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4)王德忠：《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5)孙建民.《燕云十六州与宋初宋辽的军事策略》，《河北学刊》，1989第4期。
(6)韩生存：《西京大同和辽宋边境走私贸易》，《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7)（元）脱脱：《辽史》卷36《兵卫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5页。
(8)（元）脱脱：《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页。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92页。
(1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9《山西一》，第1802页。
(11)参见张焯：《大同古代的交通道路》，收录于《云冈石窟编年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1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第1993页。
(13)《金史》卷96《梁襄传》，第433页。
(14)（明）宋濂：《元史》卷1《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页。
(15)《辽史》卷46《百官志二》，第742页。
(16)《辽史》卷19《兴宗纪二》，第230页。
(17)《辽史》卷19《兴宗纪二》，第231页。
(18)《辽史》卷47《百官志》，第801页。
(19)《辽史》卷41《地理志》，第506页。
(20)《辽史》卷46《百官志》，第748页。
(21)《辽史》卷19《兴宗本纪二》，第226页。
(2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01页。
(23)（宋）包拯著，（宋）张田编：《包拯集》卷9《论契丹事宜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19页。
(24)（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25)（清）吴广成：《西夏书事》，第129页。
(26)（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21页。
(27)（宋）熊克著：《中兴小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9页。
(28)《金史》卷24《地理志上》，第564页。
(29)《续资治通鉴》卷132录《李宗闵上宋高宗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510页。
(30)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历史地理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8—73页。
(31)《辽史》卷5《太宗纪》，第45页。
(32)“阻卜”（鞑靼、达旦）一名是辽金时代对西北边境及蒙古高原诸部族的总称，《辽史》中有“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阻卜札剌部”等等名目。
(33)《辽史》卷46《百官志二》，第747页。
(34)参见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6—468页。
(35)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5—182页。
(36)《辽史》卷69《部族表》，第1121页。
(37)《金史》卷74《宗翰传》，第1696页。
(3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第1992页。
(39)《辽史》卷15《圣宗纪六》，第180页。
(40)《辽史》卷45《地理志五》，第505~515页。
(41)据《金史》卷24《地理志上》，第564-570页。
(42)《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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