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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140多年，在大同建都发展兴盛近百年，其完成国家北方的统一，特别是冯太后与孝文帝共同主持北魏政权时期推行的改革，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创新、国力鼎盛，为后来隋朝统一中国，出现隋唐大繁荣，实现大统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也深刻的影响了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妇女的命运历来是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71页）。现有史料表明冯太后主政时期妇女是有地位、有作为的，透过这个窗口，也可以看到北魏社会改革的活力和发展的辉煌。
一、冯太后主政期间的改革及产生的效果
冯太后又称文明太后，是我国北魏王朝第四代皇帝文成帝的皇后，她两次临朝主政，第一次时间短，实施改革主要在第二次主政期间。名义上孝文帝五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政权或祖孙共同执掌朝政长达20年（公元471年-490年），共创北魏王朝的鼎盛。她励精图治，大胆改革，为北魏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的、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冯太后两次临朝主政的背景
公元四世纪鲜卑族拓跋氏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于公元396年称帝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通过多年征战统一了北部中国，从公元439年之后，逐步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公元456年文成帝立冯为后，但好景不长，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驾崩，太子拓跋弘即位为献文帝，尊冯为太后。车骑大将军乙浑趁乱矫诏杀害多位重臣，自封丞相，专权独断。值此主少国疑，奸臣擅权之际，冯太后凭借机智与胆识，经过短期虚与委蛇，适机除去乙浑，于公元465年临朝听政。公元467年献文帝皇子拓跋宏出生后，冯太后还政，使献文帝得以自行其是，决断朝政。但是随着献文帝执政能力的日益增强，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关系却每况愈下。公元471年，年仅18岁献文帝在冯太后的压力下被迫禅位于5岁的太子拓跋宏。公元476年 冯太后将献文帝鸩杀于平城永安殿，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公元476年-490年）主持国政。
（二）冯太后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政治上主张鲜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大融合，推行汉化政策和制度。倡导鼓励广开言路，直言相谏，实行简政宽刑，废除酷刑；改革官制，不论鲜卑人还是汉人，同一标准，量材使用，重用人才；官吏任用管理推行四步循环法：“自举他举、考核任用、明暗监察、升降奖惩”；清明政治，诏“班俸禄”，整顿吏治，肃贪奖廉，严惩腐败；加强中央集权，重建地方基层机构，实行“三长制”，巩固国家统治。
在经济上施行“均田制”“租调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针对当时土地集中兼并突出，小农经济破产，大批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流亡在外，百姓因争夺土地而发生争斗和无法维持生计而举行武装暴动，进而影响国家税收，引发社会矛盾动摇了北魏政权根基的严重问题。太和元年（公元484-486）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成年男子每人40亩，妇女每人20亩，奴隶和平民一样，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授给桑田，男子二十亩，女子十亩或授麻田男子十亩、女子五亩。农民向官府交租服役。使没有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让流亡者重新安家，农民生产生活稳定，也为国家增加了赋税。这就使原来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地向着先进的经济体制迈进，使北魏统治面貌一新，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史载当时国有九年之粮，户有水旱三年之麦，民户发展为690万户，人口3277余万，超过西晋初年的一倍以上。
在文化上，自觉地不遗余力推进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冯太后和孝文帝在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提出汉化主张的基础上，全面采用汉人的管理模式——文治；禁止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在平定乙浑叛乱之后，令州县建立乡学，让读书之风吹进乡间；放弃鲜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照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服样式；改鲜卑族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单姓；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仪式；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正是这个已被余秋雨先生在理论概括为：“不仅是政治意义上更是生命意义上的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双向同体漩涡互生”的交融模式，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浩荡之气、豪迈之气。从此，中华文化就像骑上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在社会管理方面，主张社会公平，关注民众生活，倡导婚姻自由。在推行改革制定政策的时候顾全大局，坚持公平。如“均田制”“租调制”里规定对残、老、少、寡妇给予照顾。令各地凡从外地逃来的奴隶一律分给土地，鼓励其配对成婚安家落户，并予以坚决保护。根据人口密度不一的实际，施行“狭乡”和“宽乡”政策，增加人口，按先贫后富的原则授给土地；凡发生灾荒的地方，都能得到朝廷的赈恤，令“三长”对前去就食的人一律赡养。灾年停止制作锦绸绫罗，把御府中的十分之八衣服珠宝等分发给镇边官员、鳏夫、寡妇、孤儿、孤独老人、穷人、残疾人。冯太后在太华殿宴请七十岁以上的京邑耆老，每人赏赐一件袍衫，穷者还送棉衣。诏令家中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不从役”，留家中赡养老人。对不听从长辈教育和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冯主政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团结民众，凝聚人心，保障了社会稳定。
（三）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对后世影响
1、稳定了北魏的统治，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孝文帝继位后，北魏定都平城已近百年，中原黄河流域已经统一，国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同时又面临着矛盾重重的政治危机：上层集团中皇权与贵族守旧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引发接二连三的宫廷内讧事件；地方政权中汉族豪强“宗主”把持的“坞壁”林立，同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相抗衡；守旧贵族日益同中原汉族的封建体制格格不入，对汉族和各族民众采取歧视和高压政策，由此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文武百官在所属辖区内任意截获官物和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官吏腐败成风；贵族地主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流离失所。这一切，严重影响着北魏王朝的统治和北魏社会的发展。冯太后的改革从吏治、土地制度和地方政权建设等最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清除了北魏社会前进的障碍，从而为北魏王朝的繁荣和加快封建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加速了民族融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基本形成。鲜卑民族汉化改制促成的胡汉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便是在胡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胡汉通婚造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重构而变更面貌的新汉族。民族大融合直接导致了社会大转轨。魏晋南北朝的胡汉民族大融合标志着西汉以来的一元化格局为多元化走向所取代。孕育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由此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铸造中华文明的两大主体民族之一——北方游牧民族全面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历史舞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由此基本定格成型。
3、推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和大融合。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两大主体民族；他们创造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便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两大主源文化。北魏以统一“文轨”、实行“文治”为宗旨，以尊儒崇经为核心，大力提倡礼乐教化，积极兴办学校，选拔重用贤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使得游牧民族文明与汉民族为主的农耕封建体制全面融为一体。北魏王朝在推动和完成本民族拓跋鲜卑汉化的基础上，既用武力荡平了十六国，也同过汉化整合了北方少数民族，从而使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汉化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有力的推动了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统一、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统一、甚至包括西域文化与中土文化的统一，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繁荣和发展。彻底改变了“自晋永嘉之乱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悲惨状况。
北魏建国后，疲于争战武功，无暇顾及文治；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方将偃武修文”，逐步向“文治”过渡；至孝文帝统一“文轨”，实行“文治”的汉化改制全面推行，长期遭受战乱摧残的中原地区文化才得以重新振兴。当时的北魏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一派繁荣，“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冯太后推行的汉化改革承上启下、奠定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基础。《孝文帝的汉化措施与先驱者的贡献》一文作者郭生彩认为：汉文帝改革涉及祖宗、习俗、传统，牵扯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之所以没有引起大的动荡、甚至动乱，是因为北魏历代皇帝在汉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冯太后的改革起到了奠基作用。
4、对后世的影响。冯太后留给她的接班人──北魏孝文帝的是一个政治稳定、军事强大、经济恢复、文化发展的局面和一个上下协调、运转得力的政权。冯太后对北魏的影响，在其孙拓拔宏身上得到发扬光大。拓跋宏迁都洛阳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开放的胸怀，汲取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成分，使鲜卑族及其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融合到一起，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过渡到农耕文明，使北魏的国力达到鼎盛的阶段。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均田制和租调制度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约300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民族大融合、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及大发展为隋唐的大一统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间接促成后来的隋唐盛世，为更高层次上重建大一统的重建铺垫了基石。
可以这么说，冯太后的改革积极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冯太后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女政治家。其改革的重要性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
二、冯太后主政改革对北魏妇女的影响
冯太后主政的改革，使北魏经济社会得以繁荣发展，这其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北魏经济社会发展，民族融合又为妇女的生存发展，提高社会地位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一）“均田制”“租调制”的实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妇女地位。北魏建立之时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使北魏逐步走向了定居农业经济的行列，因此，征收赋税就成为此时的当务之急，而对妇女受田则又扩大了赋税的征收范围。因此，可以认为妇女受田规定的确立是北魏社会发展、扩大税源的客观要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得北魏政权做出了向妇女授田的规定。特别对改嫁的寡妇不仅授给妇田，而且还免征课税。均田制的推行使北魏妇女在家庭中拥有土地，也就是说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而这些财产又是受国家保护的，因而她们在家庭中是拥有一定地位的。这种对妇女受田的制度确保了妇女在经济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以租调形式与朝廷建立起了隶属关系。同时，由于她们拥有土地，可以一部分农产品交给国家，一部分供给自身生存需要，使她们能够自给自足不再成为男人的附庸。
此时期的妇女,上自皇后,下至女奴,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生产活动,尤其是平民妇女和女奴,她们是社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当时妇女从事的劳动主要是养蚕与纺织。《魏书?太宗纪》载:“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又《颜氏家训?治家》谓:“河北妇人,织组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北魏时期的纺织业很发达,如灵太后执政时,“赐百官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少者百余匹,多者二百匹”。纺织产品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而如此丰富的纺织品主要是由广大妇女生产出来的。
当时的女奴,无论是宫廷女奴,还是王公贵族的私人女奴,也大都从事社会生产。《南齐书?魏虏传》载,北魏后宫“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羊马,种菜逐利”。当时社会上有“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之谚。可见,她们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关于北朝时期鲜卑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情况,还可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如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上游新巴尔虎旗的扎赉诺尔,发掘了一批早期拓跋鲜卑的古墓,其中女人墓与男人墓在墓室形制与随葬品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女人墓同样随葬有环首铁刀、骨镞、铁镞、弓和马衔,这表明他们生前同男子一样从事着牧猎等。正由于妇女能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因而她们在经济领域中便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种经济上的独立也使她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成为可能。
（二）处于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过度时期的北魏，当时思想解放，社会开放，为实行改革和提高妇女地位提供了社会基础。鲜卑族多年征战其社会结构具有军事化性质，进入中原后，虽然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但民族精神犹存，他们把人性自然、思想解放与鲜卑族尊重母权习俗相结合，女子当家，女人当政作为社会常态，妇女豪爽、泼辣、强悍之性格成为社会主流。男女地位基本平等，体现在国家实行的政策给予了制度保障。妇女不仅在生活上自给自足，还可结社、祭典自由、崇尚习武。
在反映北朝社会生活的一些乐府诗歌中，也能看到鲜卑妇女从军的现象，如《木兰诗》，描写的就是北方妇女替父从军作战的事情，这在汉族的诗词中是不可能有的，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这种现象在北朝确实存在，并且有可能为数不少。《魏书·杨大眼列传》记载：“大眼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至于攻陈游猎之际，大眼令妻潘戎装，或齐镳战场，或并驱林壑。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时指之谓人曰：‘此潘将军也。’”可见，北魏鲜卑妇女不仅能够从军作战，并且可以和男子一样指挥战斗，这也可以视为是《木兰诗》的佐证。《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走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这个李雍容的形象就是一个鲜明实例。此外，《魏书·列女传·苟金龙妻刘氏传》也有类似记载：“苟金龙妻刘氏……世宗时，金龙为梓潼太守，郡带关城戍主。萧衍遣众攻围，值金龙疾病，不堪部分，众甚危惧。刘遂率厉城民，修理战具，一夜悉成。会益州刺史傅竖眼将至，贼乃退散。竖眼叹异，具状奏闻，世宗嘉之。”从中可以看出刘氏代夫指挥作战镇定自若，并且顺利地渡过了难关，受到统治者的嘉奖。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地区女子未嫁就被三从四德捆绑，出嫁后又有七出之条跟着，根本不可能有尚武情况的产生。
婚姻自主，女性追求爱情直率，干脆利落、大胆。北魏鲜卑妇女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她们对爱情会进行大胆的追求，《北史·高车传》记载：“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北魏妇女对于这位勇猛过人的倍侯十分崇拜，并把他设定为自己理想的伴侣，而且敢于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正是北魏鲜卑妇女豁达、直爽性格的鲜明写照。贵人、嫔妃、宫女可以出宫嫁人，或由朝廷赏赐贫穷娶不到妻子的人等。《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九年八月)庚申，诏曰：“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北魏孝文帝的这道诏书以法令的形式给与了北魏妇女离婚的权利，这与儒家从一而终的观念是相悖的，是北魏鲜卑妇女地位较高的表现，由于拥有法律上的保护，北魏社会中这种妇女再嫁、寡妇再嫁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北魏思想束缚少，开放程度高。正如毛泽东在1975年6月18日与北大教授芦狄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也正是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思想大解放的风气，催生了冯太后主政的改革，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地位提高、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冯太后改革成功得益于北魏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鲜卑妇女较高的经济地位又决定了她们在家庭、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较高的。
据《颜氏家训治家》载,北朝鲜卑的风俗是女性主持门户并处理一家的对外事务。妇女们穿戴精美的服装和贵重的首饰,乘车外出交往,或为儿子走后门求官,或为丈夫打官司申冤。因此,家庭的开支大都用在妇女的衣饰和交际方面。倘或经济拮据,丈夫和儿子不免衣着寒酸地蹲在家中少出门了。《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条:“准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这反映了鲜卑妇女“持门户”的地位并未因丈夫亡故而削弱。
冯太后在执政期间,对外与柔然、高丽、吐谷浑等国家结好;同时又以武力抗击南齐萧道成集团的干扰。对内则主持了太和改革,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灵太后于宣武帝死后也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朝政达十多年。不仅如此,在她们俩人之前的惠太后窦氏和昭太后常氏,也曾干预过北魏朝政。公元439年太武帝率兵攻打北凉时,柔然主吴提乘机来侵犯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留守平城的侍中穆寿主张退避,惠太后则力主抵抗,穆寿只好依从惠太后的意见,从而使平城避免了一场劫难。此事反映出惠太后对于北魏朝政的干预力是很大的。昭太后的权势比惠太后更大。她在临朝听政期间,借文成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干预北魏政治长达九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势炙手可热的太后并非皇帝的嫡母,惠太后乃太武帝的保姆,昭太后则是文成帝的乳母。保姆和乳母能干预政治,这在历代王朝中是不多见的。如果说中原王朝中也不乏后妃干政的例子，那么北魏就可以称之为习俗了。
在北魏王朝中几乎每一位皇太后都不同程度地干预过国家政治。这主要是由于鲜卑族封建化中，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观念还没有根深蒂固，以及鲜卑族贵母贱父传统的影响，使得女主天下不会遇到中原汉族那么大的阻力，甚至她们临朝称制都不会有很大的异议，这些都说明北魏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这种母权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唐朝，从而使唐代妇女地位较日后各朝代要高出很多。
（四）冯太后的个性、能力、魄力，助推改革成功，留下女政治家的丰姿。冯太后主政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从客观上讲是抓住了历史机遇，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从主观上讲与冯太后的个性、能力、魄力紧密相关。人生的跌宕起伏，生活磨砺了她独特的性格。冯的祖父曾经创立了北燕国，后被北魏第四位皇帝灭掉，其父臣服于北魏又受谋反案牵连被杀。她当女奴、受欺侮、有幸被姑姑解救入宫，又耳濡目染宫廷斗争。她从小在家有条件接受教育，又在姑母的精心安排和谆谆教诲下，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加之她过目不忘的天分，熟读完四书五经，诗歌赋吟无所不能，她聪明刻苦上进，令后宫人惊异。她的经历、学识、才华转变为后来主政时的雄才大略。皇帝去世后，面对熊熊火焰，公众场合殉夫。危难时刻勇于担当，国仇家恨交织一起，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国家，大刀阔斧地对朝政进行改革。她以长远的政治眼光，悉心教育培养孝文帝，对于国家的当前国情与未来蓝图高瞻远瞩去设计，使北魏由一个掠夺的游牧民族国家改革成为文明的国度。她作为当政者能以身作则，体恤下民，服天下。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身患重病，病床上对孝文帝说，生前始终为国家为百姓着想，没做任何亏心事，死后也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百姓，所以我的丧事务必从简办理。她一生“盛行俭素，不好华饰”，勤俭出名。北魏是少数民族政权，而冯是汉人，她在掌权过程中，不滥用权力一再嗜杀，而是积极的将权力用在刀刃上，名查暗访、微服私访，发现贪官坚决除掉，对政令懈怠、执行不力、不服从管理者毫不手软。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为了切实贯彻俸禄制，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纠举食禄之外的犯赃者。太和八年九月间，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40余人。经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大收敛。冯太后体察百姓，深得民心，对孝文帝言传身教，孝文帝也把她作为学习的标准。她主政让上下钦服，天下归顺。正是由于她的静气、善思、果敢善断、智慧隐忍、借机行事、勇于担当、大丈夫气魄等特有的性格成就了她的一生。
三、以史为鉴给我们的启示
冯太后主政北魏时期的改革对后世发展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史学界及各方面专家对这段历史都给予过很高评价，学习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同对我很有启发。笔者虽初涉这段历史，但也深感冯太后主政改革及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对今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是国家改革发展要为妇女提高地位提供条件和机遇，妇女只有参与其中发挥作用才能获得自身解放发展。冯太后与孝文帝主政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通过开垦荒地、男耕女织，男子勤于田垄，女子安于纺织，经济空前发展，仅上缴政府的纺织品，据史载“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魏书》《食货志》）。可见妇女为纺织业做出的显著贡献。冯太后的改革发展需要妇女的参与和贡献，妇女也只有参与改革与发展，才有自给自足的地位，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以适应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国家的改革发展决定了妇女的地位，妇女的参与其中发挥作用会促进改革发展。但是前提是主政者制定的政策、制度能够保障男女平等，还要配套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落实，否则决定与促进的社会关系不会持久平衡，也避免了偏颇和失误。
二是切实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妇女也要努力做到自立自强自重自警。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这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因此，必须大力开展对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男女平等意识的培训。文化主管部门、非政府组织要加强对媒体特别是电子网站等现代媒体性别导向的监督。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积极宣传文明进步的妇女观，抵制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努力克服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形成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对妇女自身也提出要求，比如经济上自食其力，人格上自尊自爱，生活上勤俭持家，敬老爱幼，不贪图享乐，自觉抵制腐败，倡导文明和谐新风等。主动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发挥优势。社会各方面、各级领导也要发挥妇女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关注弱势妇女的发展权利，从长计议国家和民族竞争力增强。农村妇女、欠发达地区妇女、城乡弱势群体妇女，经济、教育、健康、社会参与等状况尚处于偏低的水平。改善她们的生存发展条件，提高她们的发展水平，是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在制定与完善国家、部门和地区计划时，应把妇女发展纳入进去，实行同等条件妇女优先的政策，特别是从改善教育和健康条件人手，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女童和妇女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教育和健康服务网络，使农村妇女、欠发达地区妇女和弱势群体妇女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带动女性整体的发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与孩子成长的关系，将决定着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影响国际竞争最终决定因素决定于中华民族的素质，关心弱势妇女需要从最基本的起点做起，关心她们、帮助她们，从政策法律保障她们，就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就是对未来的负责。
四是努力提高妇女的参政水平必然要求妇女干部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我国妇女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地位提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具体到参与各级领导决策、享有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方面的进步相对小一些，而后者又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更为关键、更带标志性的指标。所以，主要是各级党委政府应在提高妇女参政水平，特别是基层村、居妇女参与决策的比例上加大力度，力争尽快取得明显效果。要在提高妇女就业、教育、健康水平等关键指标上，采取有效措施，尤其是努力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继续缩小男女在资源分享上的差距。其次是参政的各位妇女干部本身要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研究问题，运用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工作，学习了解全球化、信息化、新技术、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的新知识，拓展思路开阔胸襟，勇于担当，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以带动妇女的高层次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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