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  王杰瑜）

    大同市，古代为云中地，北邻大漠，南卫中原，历来为华夷互争之区。明朝奠鼎北京，为了抵御蒙古贵族的侵扰，保卫京都，从永乐年间开始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在北边长城沿线逐渐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大同镇呈建瓴之势，居北京上游，是护卫京师和山西极其重要的国防屏障，故成为明朝着力打造的重要军镇之一。征调军士，屯垦土地，修边筑堡，最终将大同镇打造成“凡为边有九，其最重而称要害者，莫如宣与大”(1)。大同镇的建设确为保卫明王朝国防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设大同镇所采取的军政措施却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大同镇建设

    明初，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皆创立卫所，派兵驻守(2)。洪武四年（1371年）在今左云县白羊城设置了大同都卫，八年（1375年）将其更名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并将驻地徙于大同府。然而都司卫所不是战时组织，卫所军士也是世居一地，且耕且守，况各都卫既互不统属，又无统兵之权，因此战时就由朝廷临时差遣元勋宿将“统兵力征，以安中国”(3)。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4)，应当说是大同镇设立的开始。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政府任命都督朱荣充总兵官，镇守大同，节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备御军兵(5)，大同镇正式形成。
    大同镇自建立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军政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修边墙，筑堡寨，谨烽燧。 
    “镇戍莫急于边墙”，边墙是北防建设中的主要物质手段。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大同筑边是比较早的。洪武四年（1371年），大同卫都指挥使耿忠，请求明政府调动蔚县、忻州、崞县三地民众与当地驻军共同修筑此地长城，是本区修筑边墙的开始。之后随着明蒙关系的变化，明政府不断地修筑这里的长城和堡寨。1449年“土木之变”后，烽火四起，敌警吃紧，成化年间，大同巡抚余子俊，采用延绥镇筑边之法，组织军丁民众修筑这里的边墙和墩台。嘉靖年间，明蒙激烈对抗，修筑与反修筑长城的斗争不断，明军所修长城不断遭到蒙古军队的破坏，与此同时，靠一两道长城墙体防御蒙古铁骑显得单薄，于是在1524年，大同巡抚张文锦在大同城北九十里外，开始修筑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等五堡，构筑更加坚固的城防，但因严峻苛刻，引发兵变，边墙、堡寨的修筑暂时进入低潮。十八年后，因虏患不断，马首所向镇城，必经此地，故宣大总督毛伯温，又大兴土木，开始修筑长城与堡寨。1539年，修筑了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镇河等五堡，万历的时候称之为“内五堡”。1546年至1547年，宣大总督周尚义会同大同巡抚詹荣，以为大同无险可据，于是组织军民修筑长城，西起丫角山，东至李信屯，延袤五百余里，敌台数百座。1548年，翁万达就任宣大总督，督促军民又修筑了镇羌、得胜、拒门等六堡，万历的时候称为“外五堡”。“隆庆和议”，明蒙互开马市，着手修筑了马市堡城。万历年间，对各堡城墙用砖包砌，至此，本区的长城修筑进入高潮。据罗哲文先生的研究，大同镇所辖边墙东起镇口台，西抵丫角山，全长647里。这个数字只是按线型计算的长度，事实上有的地段的边墙，一方面是修了毁，毁了修，反复几次，再者则是纵深修筑几道边墙。因此边墙长度远在此数之上。为了增加边墙的防御性，每隔两箭之地还要修筑敌台（楼）一座(6)，万历七年（1579年）二月明神宗曾命筑大同镇敌台1028座(7)。
    “守边要务，莫先堡寨。”(8)城堡是北防防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语曰：百人守堡，千人不能攻，其势便也。”(9)明代，每镇守总兵分辖若干路，由副将或参将驻守，路下辖若干城堡，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的堡又分辖周围数量不等的小堡，史书把前者称之为官堡，后者曰民堡(10)。这些小堡其目的在使那些住在乡村的军民得到有效的组织，据顺治《云中郡志》载：大同镇边堡24座，乡堡677座(11)。这些都是有可考的，实际上堡寨数量要远大于此。
    墩台也是明代北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墩台“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联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12)明代将长城设防推向极至，墩台建筑在数量与质量也史无前例。在明代，墩台按分布地可分为边墩和腹里墩，按其用途可分为烟墩和火墩，另外还有由戚继光创立的堞楼（又称空心砖楼）。边墩，每二里设墩一座，守墩兵丁兵一般为十五人左右，有的多达三十多人(13)。为了达到自给，政府会从荒地中“拨给沙田四、五十亩，耕种养瞻，专司瞭望。”(14)烽火台原本是利用烟气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但边墩不仅是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临战时它将成为明军最小的战斗单元，没有战事的和平时期则可能又成为明军中的最小生产单元。比之边墩，腹里墩的设置要疏一些，守军一般为三到五人，主要以边防军情边距离远一般驻军为，承担的军事任务较边墩要简单一些。据成化《山西通志》的记载，成化时大同镇沿边有827个边墩和813个火路墩(15)。至万历时有墩台1459座(16)。
    2．屯集军户，垦殖土地
    军镇建设首先是屯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马，据文献记载，永乐年间，大同镇原额135778员名，万历初年现额85311员名(17)。虽然中间发生变化，但大同镇的军人大多数情况下维持在八万人以上。见下表。

表1：明大同镇军马额数表  单位：名/军；匹/马骡

    除军人以外，还有稳定的军户。在洪武初年，卫所军士赴卫所，携妻子同往就已成为定制。此后，对于军卫中未娶之男子，政府多采用鼓励婚姻的政策，“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聚；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送去完聚。”(18)按照明制，正统时大同镇辖区内有14卫、7个千户所，按每一军人领有两名家属计算，则有260400人。沿边一带撤消的白登、天成、平地和宣宁等4县，“假定每县平均人口也是1.3万人，就有民籍人口5.2万余。若其中2万人迁入军卫，被军卫带管的民籍人口只有3.2万左右。”(19)这样大同镇的军户人口约计292400名。到正统以后，边镇驻军的数量严重缺额，开始大量实行招募。因此正统以后以边镇军人的额数与卫所的户数之间已经失去了进行数理推理的可能性。但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山西行都司的屯田数为四万多顷的事实说明(20)，这个时期卫所的军户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以户均四口计算，大同镇的军户人数有39万多人，若计算在其它地区所募军人为大同镇军人总数的15%，大同地区军户的口数有40多万。
    与军事性人口膨胀迅速相关联，大片民田或荒地变为屯田成为这一时期本区域的一大特点。“国家边费甚大，欲省转运之劳，莫若兴屯田。”(21)山西行都司从明初实行屯垦始，就很见成效。洪武八年（1376年），中书省臣奏大同都卫屯田2649顷，岁民栗豆99240石(22)。二十五年（1393年）八月，明太祖命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到太原、平阳等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为一军”，“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23)二十七年（1395年）下令“山西大同慰朔、雁门诸卫止留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24)二十八年（1396年）四月，敕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官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25)。明太宗时尽管不少卫所内徙，但卫所屯田仍然很盛。永乐九年（1411年），大同镇守总兵就因“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十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求多留军士操练以备边防，太宗于是命“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作用于耕且守，以为定制。”(26)正统六年（1441年），因边境宁谧，宜广屯田，于是增大同、宣府二边屯军6700余人(27)。正统八年（1443年），修复了沿边墩堑，拨军分地屯种(28)。大同地方的屯田在正统前一直十分兴盛。但随着边外卫所不断内徙，屯田随之减少了，到正统时为屯田额数为15830顷(29)。嘉靖四十年（1561年），行都司屯田数为46933顷79亩（见表3-1-3）。万历六年（1578年）到十年（1582年），贾应元主持了大同府及行都司土亩的清丈，《明神宗实录》记载了此次清丈的结果：“屯地实在四万七千八百一十一顷四亩有零，实征粮一十五万一千九十九石；比旧各增三分之一。”(30)《万历会计录》也对这次清丈进行了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贾应元册报屯田28590顷34亩、牛具地12996顷29亩、功臣地1698顷23亩、养廉地822顷58亩、赏功地72顷70亩，合计44222顷(31)。

表3-1-3山西行都司（大同镇）屯田数额表  单位：顷

    资料来源：正德《大同府志》卷5《武备屯田附》；嘉靖《山西通志》卷28《武备》中《屯田》。

二、大同镇建设影响下的生态环境

    明代大同镇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大同、朔州两市，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和广昌两县。人口约518万，面积29544平方公里。这个区域在地形上属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界面性地带，气候上是我国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的生态脆弱带。大同镇建设所采取的军政措施而引发的人口变动、土地利用和资源的过渡消耗等对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很大。
    首先森林锐减。由于人类的不当活动，在辽金元时期，这个地区的森林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在明初不少地方的森林尚属可观。明初，“山西沿边一带，树木最多，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比如栉”(32)。应州“茹越山，壁列如屏，所谓南山之麓，林木深秀，内多幽境。”(33)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34)朔州洪涛山“蜿蜒苍翠如列屏”，浑源恒山“山回路转，古榆数千百章，葳蕤蓊茂，最大者名双离树，株可蔽牛，而苍枝连理。…松桧插汉”(35)。自明中叶以后，沿边一带的森林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毁。
    大同镇的镇守总兵以及所领八万多官兵俱驻扎于此，因此兴建各级官员的官署和大量军士的营房都要砍取边山木材。为了保证建筑用材需要，大同镇军队中就曾有采木旗军的建制(36)。嘉靖年间，宣大总督翟鹏准许大同镇于北楼口山内采伐大小木头万余株。后经山西巡抚与兵部会议停止。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同总兵周尚文又呈文，申请于僻山及山南地方采取。雁门兵备道刘玺认为：“雁门东西十八隘口，多系通贼要路，山木禁例，始自国朝”，故建议新任宣大总督翁万达，请其移文周尚文，将所应用木材数目计算好，不必令该镇军人砍伐，而委派大同府所属官员一员，带领民夫，会同北楼口游击，查勘偏僻非蒙古可通行之处，入山砍伐，按数报缴至官，游击于木材上用印烙记。此时，大同镇再派军士前来搬运，不准携带刀斧之类工具，由关口出入，逐一计算。翁万达看后奏陈：“山西、大同两镇，相为唇齿，一于禁，则不便于大同，一于不禁，则不便于山西。法不宜偏，事当有处。山场袤阔，树木丛多，若系紧要路口者，存之以捍虏，僻远无碍者，取之以济用，则适所以相资而非所以相病也。”故建议“将合用木值，就于北楼口等山无碍去处及时砍伐，敢有混斫盗斫紧要应禁树木者，照例问罪。以后凡遇起盖军营，一体查酌施行，不必烦琐奏渎。”(37)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同总兵又以修盖营房，移文于北楼口采山木，山西巡抚葛缙闻知此事，乃上奏制止(38)。兴建对木材需求量的增大，引起木价上涨，因此在成化以后，“大同、宣府窥利之徒，专贩伐木”(39)，出现了一大批“以林木为世家”的木材巨商，因此这一地区的森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毁。
    明政府为了解决沿边驻军的供给，大兴屯田。其中不少耕地是随着屯堡向前延伸，沿长城一线的许多地方，过去是毫无人烟的地区，而今不少土地被辟为农田。这种锄山为田的作法，对森林的破坏更大，更彻底。明政府对边山紧要地方虽有严禁樵采之令，却没有开山辟地营田之禁，所以豪官权势之家往往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40)。“晋北山区除盗砍林木的问题之外，大约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出现百姓于禁山垦田之事，对于原生树木同样造成危害”(41)。正德年间，提督山西三关都御史陈天祥奏云：“雁门、宁武、偏头关，旧有山隘峻险，以扼北虏。近因势豪伐木，居民开垦山坡，渐成通衢。”(42)同年又奏：“各边关禁例，砍伐林木者治罪，而未有开垦山场之禁，以故奸豪往往垦田立庄，道路日辟，关险寖夷，较之伐木，为患尤甚，乞一体重治。”(43)锄山为田，不论乔木灌丛一齐清除，对植被破坏更大。显然在太行山以西的大同镇禁山上，百姓垦田的踪迹并未消失。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山西巡抚任吕坤曾云：山西沿边一带，“犯法亡命、避役奸民，据深山为固巢，以林木为世产，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又大同州县居民，日夜锯木解板，沿边守备操防，不惟不能禁约，且所斧锯等钱，通同卖放。彼百家成聚，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44)
    这种大规模的伐树垦荒行为，严重影响着当时国家的国防安全，不少有识官员便建言献策，要求对此采取措施。如成化末丘睿在《守边固圉之略》中建议道：“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以西，于其近边内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敝，于以限虏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不衍之处，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系民产，官府即于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在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45)2002年11月底，在朔州市城区王化庄村南堡梁发现了《退耕还林》碑(46)。由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景：
    圣旨雁门关钦差整饬雁门□关□□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杨□，为修理关隘□重险以□疆国理事□，蒙钦差提督雁门等关□□抚山西□方□都察院右抚苏御史，铃钦差总督宣大□□□□□□事□兼理粮饷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六部左侍郎翁万达验俱，□兵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礼部尚书赵□等题奉圣旨，雁门、宁武□关、□西□十八隘口□切禁山地垦□还林，□□□民听弃安住，应该征粮，查册处分。禁山事例，责成提调官□来巡视禁缉砍伐林木事宜。□□□□隘口以示□□，每年终将终遣过犯禁军人参劾过官员具奏，各长史司启□和春运□北、应、朔、浑源、山阴、马邑等处。如果禁山，内有征□田备衙大同巡抚衙门查册处分，各府□占地土□山居人悉照□内事理施□等因，蒙此合计刻石，晓□□铨禁约。今后一□人等敢有擅入禁山砍伐林木，耕垦地土，参将、守备、守□等官□便擒解道问发南方烟□。钦差整饬雁门等关，兵备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副使王控□蒙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本道，呈前事踏勘明白，四至分明，本道册□由帖为照。□□□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本道呈前事，差委官崞县汪知县、振武卫千户张朋□踏明本道有卷存证，地上照旧管业。又蒙巡抚山西□察御史姜□□本道呈前事，委代县张同知、千户许印踏明，□立图样，四至分明，东至龙门寺，西至张存，南至山根，北至山根，本道卷按方□□。嘉靖二十八年岁次已酉丁卯辛丑□□□□吉□□□旦。太原左卫所总族陶泰识字张锤□旗贾侃刻石。八岔口振武卫□所千户张裕忠□□振武卫乡□军人□成□□思。
    该碑的内容不仅说明了当时禁伐禁垦的范围，要求四至分明，并有卷存证，也明确了禁伐禁垦的责任人，上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县、千户，层层负责；同时对于违反者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要求每年年终要对违规者上奏朝廷进行处理。圣旨是古代法律中最具法律效率的法令，该谕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沿边地区森林的破坏程度。
    边墙以及部分城堡、墩台多修筑于崇山峻岭或高阜之地，这些地方多为植被较好的地区。无论墙体石筑、土筑还是砖石包砌，都会对经由地的植被形成较大的破坏。尤其是嘉靖以后，不少的墙体均以砖包，且不论筑墙所需要的土方量，就是烧造数量庞大的砖所需要的燃料对周围的林草植被形成的破坏就很大。弘治年间，为了增筑一个广灵城，就命百姓“伐诸山薪，薰取诸野砖”(47)。晋冀沿边192个城堡中，隆庆年间砖包37个，万历年间砖包92个，为了保证需要，明神宗就谕令，宣府、大同以西诸镇“宜令沿边军士倍加采打秋青，樵取柴木，以备饲马烧造之用。”(48)且不说十几万服役劳工炊饭、搭铺、取暖所需的柴薪对森林形成的破坏。
    其次是湿地消失、河流洪浊，土地沙化，大风扬尘。推行屯田，虽然解决了军队的粮饷，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边地的开发，但是这种消极后果在正统以后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怀仁县镇子海，在明初时“周四十五里。中产鲤鱼，大数十斤，有鹅鸭乃哺其间。”(49)后来附近的居民为了扩大湖滨滩地而“因居人次退水渠导流于桑干河”，到了明代嘉靖时，已经缩减为“周三十里”了，万历年间“今水涸鱼竭变为禾黍”(50)，诺大的一个湖泊，经过二百多年已经完全干涸变成了耕地。浑源州城西“神德湖”，辽时尚可观鱼(51)，明初时为一大的沼泽，“浑源川在州西南，……分流至州西北，汇为大泽”(52)，到明中叶后，因浑河分流之水断流，该泽也干涸消失了。大规模的垦殖和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了沙漠化。在“边土沙松，立见糜散”的大同地区(53)，所属“沿边玉林、云川、威远、平虏各镇屯田之处，或变为卤碱，或没为沙碛，或荡为沟壑”(54)。怀仁县不少土地因“河湮砂卤”因此而撂荒(55)，万历年间，怀仁县典史郭子直站在县城高处眺望，只见“隍闾之外，白草芃芃，黄沙漫漫”(56)。天启年间，朔州以西地方“皆沙瘠，岁苦狂霾”，由于大风扬尘，连庄稼也种不成(57)。朔平府“地寒风猛，收获甚薄，居民迁徙不常(58)。过度的垦殖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加速了当地的荒漠化。致使宪宗、孝宗朝以后，“黄沙四塞”“风霾蔽天”的风沙之灾，累见不鲜(59)。

    参考文献：

    (1)[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发行印刷，1981年。
    (2)《明会典》卷108《兵部》。
    (3)《明太祖实录》卷78。
    (4)《明成祖实录》卷18。
    (5)《明成祖实录》卷156。
    (6)箭即箭所射出的距离，一般为60米，两箭之地就是120米。
    (7)《明神宗实录》卷84。
    (8)《明世宗实录》卷479。
    (9)嘉靖《山西通志》卷27《武备上》。
    (10)万历《太原府志》卷23《艺文》，王道行：《上抚台十二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大同镇据顺治《云中郡志》卷7《武备志》。
    (12)乾隆《宣府镇志》卷10《亭障考》。
    (13)《明太宗实录》卷144，永乐十一年十月初三，记载：“山西缘边烟墩成”，“墩置官军三十六人”可证。
    (14)光绪《天镇县志》卷2《关隘志》。
    (15)成化《山西通志》卷3《烽堠》，山西省史志院校点，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
    (16)[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大同镇总图说》。
    (1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76页，乙表57《明代各镇军马额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8)万历《大明会典》卷155《军政起解》。
    (19)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164页：洪武26年大同府每县的人口平均仅为1.3万人。根据《明史·地理志》，洪武年间在大同北部设立军卫之时，共撤消了白登、天成、平地和宣宁4县，假定每县平均人口也是1.3万人，就有民籍人口5.2万余。若其中2万人迁入军卫，被军卫带管的民籍人口只有3.2万左右。
    (20)《万历会计录》卷24《大同镇》记载：正德四年，巡抚熊伟奏垦孤店以北外一带。五年，大理寺丞杨武清理代王府及功臣、镇压守等官庄田占据地2460顷14亩；牛具地12900顷66亩。到嘉靖十四年，屯地共22280多顷。同年，给事中黄谦奏赏功地1500顷，养廉地840余顷。三十四年，侍郎陈儒清出指挥王灌等占隐地216顷57亩。万历二年，侍郎方逢时通括本镇在共41276顷49亩。
    (21)万历《太原府志》卷19《武备》。
    (22)《明太祖实录》卷96。
    (23)《明太祖实录》卷220。
    (24)《明太祖实录》卷231
    (25)《明太祖实录》卷236。
    (26)《明太宗实录》卷114。
    (27)《明英宗实录》卷77。
    (28)《明英宗实录》卷108。
    (29)[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24《大同镇》。
    (30)《明神宗实录》卷120。
    (31)[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24，《大同镇》。
    (32)[明]陈子龙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16.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
    (33)顺治《云中郡志》卷1知县王日新《新增重修鄂国公庙记》。
    (34)[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50《治国平天下之要?驭夷狄?守边固圉之略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
    (35)[清]胡文烨《云中郡志》卷1杨述程《登恒山记》.
    (36)据《明太宗实录》卷172永乐十四年正月28日条：广灵等县山寇刘子进等135人，在广灵县“夺太白、王家庄驿马，杀大同等卫采木旗军。”的记载，可知当时山西行都司所属卫所的军士中专门设有采木旗军这一兵种。
    (37)翁万达：《翁万达集》卷5《及时修武攘夷安夏以光圣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1992年。
    (38)《明世宗实录》卷469。
    (39)《明经世文编》卷63，马文升：《为禁伐山林以资保障事疏》。
    (40)刘洪升：《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河北学刊》第25卷第5期，2005年8月。
    (41)邱仲麟：《明代长城沿边的森林砍伐与生态变迁》。2005年8月《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2)《明武宗实录》卷121。
    (43)《明武宗实录》卷123。
    (44)《明经世文编》卷416，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
    (45)[明]万表编《皇明经济文录》卷10《兵部》。
    (46)张正明、科大卫：《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第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47)乾隆《广灵县志》卷7《艺文志》。
    (48)《明神宗实录》卷114。
    (49)嘉靖《山西通志》卷5《山川下》：在怀仁县东一十五里，周三十余里。
    (50)万历《怀仁县志》卷上《山川》。
    (51)雍正《山西通志》卷1《山川》。
    (52)正德《大同府志》卷1《山川》。
    (53)《明神宗实录》卷33。
    (54)《明穆宗实录》卷11
    (55)万历《怀仁县志》卷上《土地》。
    (56)万历《怀仁县志》卷下《大明怀仁县新包城碑记》。
    (57)雍正《朔平府志》卷12《艺文志上》，[明]卢时泰《朔州西关外古城水利碑记》。
    (58)雍正《朔平府志·凡例》。
    (59)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