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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1982年2月18日发文指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保护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继承悠久的文化遗产，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该文附列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共二十四座，其中第三座为大同，第四座为南京，两城比肩而立。笔者常年生活工作于长江南岸的南京，对于大同这座位于内外长城之间的塞上古城，知之甚少。今年七月，承大同市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会安大钧会长之邀，来此参观学习，感触良多。爰不揣谫陋，谨就南京与大同两座古都的异同，匆草一文以献，敬求方家正之。
（一）
南京与大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位居祖国南方与北陲的两座古都，建都时代相同，时间长短相似。
国务院文件在阐述南京与大同的历史地位时，使用了极其相同的语言：南京，“为东吴、东晋、南朝、明朝等建都的历史名城”；大同，“古称平城，是北魏初期的国都，辽、金陪都”。可证两处均为我国的历史古都。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300多年的分裂为主且呈南北对峙的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立国江南的东吴（222—280年）孙权于公元229年定都建业（南京），使南京从江东的一个“县城”，一跃而为国都。以后东晋王朝（317—420年）和史称南朝的刘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代，相继建都于此。城名建康，前后325年之久，是为“六朝”。这一时期，北方多战乱，江南经济、文化以都城建康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逐渐赶上了中原地区，以“六代豪华”著称于世，是南北朝时期闪耀于长江南岸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与此同时，位于祖国北方内外长城之间的塞上古城大同，也从一座军事城堡和边远地区的县城逐步演进成雄踞北中国的北魏王朝的国都。当时，中原大乱，鲜卑族拓跋部进踞大同一带，建立北魏王朝。据史料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建都平城，历经明元、太武、文成、献文及孝文六朝皇帝，至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九年（495年）迁都洛阳，为时达九十七年之久。北魏王朝在平城大建宫殿、广起苑囿、修建城垣、广建佛寺、开凿石窟，还迁来大量人口以充实京畿，使平城拥有100万以上人口，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与亚、非、欧几十个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是大同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此时南方系六朝时期，公元398年为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后经东晋、刘宋至南齐，公元495年为南齐明帝萧鸾建武二年。也就是说，北魏平城时代相当于六朝的东晋后期并经刘宋至南齐后期三个朝代，可见平城与建康均于南北朝时期被立为国都，时代完全相同。
至于建都的时间，南京在六朝时期共建都325年，此后，经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及中华民国，史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先后建都总计为450余年，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华著名古都之一。而平城，作为南北朝时期北魏都城达9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仍为北都达40年，继续保有重要的地位。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平城沦为废墟。经过隋唐时期的缓慢恢复，至辽、金二代，大同又作为陪都西京二百年之久，大同之名亦始自辽初，为辽、金辖境之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总计，平城作为都城、陪都等的时间亦达400年左右。
（二）
大同和南京两座古都，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认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这里的所谓‘共生’，不仅意味着各民族都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为开发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指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未间断，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相互争战——其实这两者并非绝对不相容，和平时期也存在诸多矛盾冲突，战争时期经济文化交往也没有完全断绝。”（《江苏文史研究》2010年第1期）大同和南京不仅在千百年的和平生活中，更是在南北朝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中，加速了中华各民族之间及汉民族内部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礼俗、服饰、饮食、居住等等，以及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等的广义文化的相互影响、接受和包容。
历来史籍记载，句吴古国（即吴国）是殷末太伯从西北奔江南，与土著荆蛮共同建立的。荆蛮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缔造者，在江南地区建立过吴、越、楚三个称霸一方的王国。南京先属吴，再归越，后入楚，东吴立国之初，江南农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居住在丘陵山区的山越族（应当即是荆蛮后代）仍处于奴隶制初始阶段。孙权连年对山越用兵，强迫他们出山定居，附着于土地，发展农桑，使得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发展。
六朝时期北方中原一带长年战乱，破败衰落，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大批居民为避战乱而南迁，许多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亦纷纷“衣冠南下”。据《晋书》等史籍所载，在北方分割成十六国期间及其前后，中原南迁人口达八分之一，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约九十万之众迁往淮河、长江以南乃至闽粤，把中原文化也带到建康及其所辖州县，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六朝古都南京虽然只控东南半壁河山，在大力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文化教育科技事业亦蓬勃发展，其成就独领风骚，灿烂辉煌。在文字、哲学、宗教、数学、化学、绘画、书法、雕刻与军事学等方面，皆有许多重要进步或重大发明。西欧史学界认为“六朝时期的中国建康（南京）文明，可以和西方古罗马文明相比”。
北魏都城大同则在促进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大同一带的先民们开始是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赵武灵王变法革新实行胡服骑射，开疆拓土，这里成为赵国的地盘，打下了农业定居生活的基础，存在过灿烂的青铜文化。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大乱，此地又为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所盘踞。
道武帝定都大同以后，从北方各地向大同盆地迁徙了大量的人口，仅道武帝时期就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和羯、氐、羌、罽宾、高车、高丽、匈奴、柔然等其他游牧部族，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来的汉族和汉化较早的各农耕民族，使得大同一带进入空前的发展和建设阶段。
史学界一致认为：北魏王朝建都平城以后，加速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大融合就发生在这里。从北魏到清朝，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宗教狂热时代，作为南朝国都的南京和北魏王朝国都的大同，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的宗教中心。
南京是我国古代江南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东汉末年，东吴大帝孙权于赤乌十年（247年）为西天竺沙门康僧会造建初寺，为南京的第一座佛教寺庙，至今已有1763年。一千七百多年来，中国佛教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在南京发生，许多高僧大德曾在南京住锡，精研佛学，弘扬佛法；南京是我国最重要的翻译佛经中心，三国时期是全国翻译佛经最多的城市；南京还是我国佛教的学术中心，我国佛教界大小乘的主要学派多与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三论宗”创立于南京栖霞山，禅宗的牛头宗和法眼宗分别创立于南京的牛首山和清凉山；天台宗的智顗大师是在南京最早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的“华严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尤其是梁武帝以佛教为“国教”，建康佛寺猛增至700多所，“穷极宏丽，僧民十余万，资产丰沃”，梁武帝自己还四次“舍身出家”，然后群臣用亿万钱将其赎回，故有“菩萨皇帝”之称。始建于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年）的栖霞寺，位于南京城东北22．5公里处。建寺不久，即在寺后开凿一个大石窟，正中无量寿佛坐佛高三丈二尺五寸，两侧的观音和大势至菩萨高达三丈。此后齐、梁两代皇族、官僚纷纷出资在寺后山崖开凿佛像，共有294个佛龛，515尊佛像，号称“千佛崖”。雕刻圆润细巧、秀丽典雅，与北朝的云冈、龙门石窟遥相比美。东晋、南朝建康佛教文化的最大特点是集建寺、造塔、译经、造像和绘制壁画于一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写出了南朝佛寺之盛，
与南京一样，作为北魏王朝国都的大同，亦成为北中国名副其实的佛都。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太和年间的平城是“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而“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之多，可见北朝佛教之盛。高僧昙曜于兴安二年（453年）在城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开凿石窟。据《水经注·漯水》载：当时“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现存主要洞窟45个，此外还有小龛1100多个，大小造像51000余尊。“云冈石窟”已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
辽、金二代信佛之风殊盛，至今留下了华严寺、善化寺等巨刹。现存华严寺内的金建大雄宝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面积约1473．5平方米，为国内巨大佛殿之一。气势雄浑的大同辽金建筑和其中精美的辽塑和大型重楼式壁藏均为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极高的稀世之珍，举世瞩目。
（四）
在参观考察古都平城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大同与南京不仅在作为古都、民族融合之都和佛都这三个方面基本相同，而且两座古都的文化底蕴均十分深厚，现存文物古迹甚多，且保存较好。
国务院在公布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时，介绍大同“有公元453至495年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古建筑很多，如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等”。在介绍南京时称其“素有虎踞龙盘之称。文物古迹很多，有石头城、南朝陵墓、石刻和明孝陵、明故宫遗址、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中山陵等”。
《中国都城辞典》一书在介绍南京等古都的同时，亦对大同的建都、人口、特产、城池、规划、史迹、园林、宫殿、寺庙、陵园等有关古代都城的重要元素作了详尽的介绍。
一般地说，中国的古都文化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宫廷文化，即宫殿、衙署及皇家陵寝；第二块是精英文化，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住宅、成果，可以让人们研究每一座城市某个朝代的另一方面；第三个，也是古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市井文化、民俗文化、体现广大人群的生产、生活状况的物质遗存，如民居、寺庙、祠堂、道路、井泉等。
据史籍记载，平城在这方面与其他古城相比，毫不逊色。北魏平城的城垣有三道，宫城、中城及外郭；宫城分东、西两宫；太庙在皇宫南面的左侧，右侧为社稷坛；城的东部建北魏最高学府——太学。王公贵族的府邸多建于皇宫南面附近；一般民居住宅和手工业、商业区则集中在城南。道武帝迁都平城的第二年，即在城北建鹿苑，后来又将城东、城西大片土地圈为禁苑，形成了京城的北苑、东苑、西苑；位于北部的北苑是北魏王室主要的礼佛场所；郭城内建有坊，坊内筑巷，以安置居民。此外，市北25公里的方山上建有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山环水绕，肃穆壮观，是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陵墓和佛寺结合在一起的建筑形式及布局特点，对后世亦有明显影响。
这次在参观大同市容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除云冈石窟、华严寺、九龙壁及永固陵等重要古迹基本保存外，始建于北魏初期，至今犹存的明代大同城墙的夯土墙仍巍然屹立；城圈之内大小十字街的里坊或城市街道布局亦基本保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的古城风貌。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大同市的领导十分重视古都的保护与修复工程，制订规划，全力实施，以传承历史文脉，复兴文化名城。我们殷切地期望大同在保护与修复古都名城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多地保存这一塞上古城的历史风貌、风物特产、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等。我们相信，大同市领导在保护与修复古都名城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一种既有利于城市建设，又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子、新模式。
最后，我们想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大同作为我国历史上被列为主流王朝之一的北魏王朝的都城，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第一个都城，其古都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即使被称为大古都，也堪称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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