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明娟）

摘要：先秦时期，由主都和陪都、圣都和俗都等构成完善的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都城体系，各都城的政治地位并不平等，并且其地位在不断变化。晋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都城体系对春秋战国时期各政权的都城体系有较大影响。晋的都城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晋都有唐和绛（即翼，翼、绛本是同地异名）；第二个阶段，曲沃由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演变为晋新政权的圣都、陪都，绛一直为俗都、主都；第三个阶段，新田为晋的主都，曲沃的圣都地位明显下降，绛丧失了都城地位。
关键词：晋国 翼 绛 曲沃 新田

一

    都城体系研究是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明显存在着同一政权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现象，作者称之为“多都并存”现象。先秦时期是多都并存现象的滥觞时期。具备不同政治地位及功能的多座都城同时存在就构成都城体系。目前学术界对于都城体系的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显示出不同的都城地位与政治地位，主要有：
    （一）主都与陪都 
    主都（或首都）是指国家最高政治机关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1)，一个王朝或政权在某一时期占首要地位的都城。为防止概念混乱，本论文把处于首要地位的都城统称为主都，若偶尔有其他称呼，皆系引用自原作者。
    陪都：旧时在首都以外另设的辅助性都城。陪都是国家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设有较高级别的政治机关，但不是主要政治中心。相对与主都而言，陪都处于辅助地位。与“陪都”概念相似的有副都、辅都、别都等称呼。为防止概念混乱，本文把处于辅助地位的都城统称为“陪都”，若偶尔有其他称呼，皆系引用自原作者。
    还有一个概念，“行都”或“行在”，指临时性的都城，意味着都城不固定，主要从作为都城的时间长短的角度考虑。如，赵宋王朝南渡后，以杭州为行都或行在，“暂图少安”。《宋史·黄裳传》有：“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当据便利之势，不可不定行都。”当然，有的行都是实际意义上的长期的政治中心，如上例中的杭州。但是，从概念上讲，行都是指临时意义的都城。因此，在研究中如果遇到文献资料称呼的“行都”，笔者会首先确定此行都是长期的政治中心还是临时性都城，而临时性都城的行都概念不在本论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当然，都城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主都和陪都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尤其是随着政治形势、经济文化发展、对外策略转移等情况的变化，都城地位也会发生转变。有些主都会沦为陪都，而有些陪都会上升为主都。
    （二）圣都与俗都 
    关于圣都问题，张光直有总结性论述：
    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象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为主要的因素。(2)
    可以说，“圣都”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发迹之地，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三代时期，圣都承担着国家主要的祭祀功能，圣都的“祭仪上的崇高地位”，是其在国家都城体系能够占据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
    因此，笔者研究认为，圣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圣都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而这个“宗教意义”可能是祭天、祭神之地，也可能是有先王陵墓、宗庙等，不管怎样，从考古发掘上，我们可以找到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礼制建筑；二、圣都是先王发迹之地，或是对一个政权或王朝有较大意义的发迹之所，虽然可能不是最早的都城，但必须对政权或王朝有重要意义，是其发迹的转折之地。可以说，圣都是特殊的都城。
    俗都：是与圣都相对应的都城，指普通的平常的都城。它虽然也是举行日常祭仪之所在，却胡子要是帝王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
    先秦时期是中国多都制度的萌芽形成期，受国家政治与社会形态发展水平的影响，其多都制度表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存在一种特殊的多都形式，即“圣都”与“俗都”并存。
    圣都与俗都的关系，具有复杂的主都和陪都的关系。如果一个都城在开始的时候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具有主都的地位，有宗庙等祭祀设施，又是一个政权迅速强大时期的都城，随着政权势力的增加以及疆域的扩大或者是对外策略的转移，政治中心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时政权内部就会出现至少两个都城。较早的都城是具有宗教意义的陪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则成为一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大部分情况下，较早的都城由于是发迹之地、是宗庙祭祀场所，是陪都，也是圣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是主都，也是俗都。但也有例外，如果俗都建都时间较短、俗都迁移较频繁、俗都职能较为简单（只有军事职能）的时候，圣都有可能为一个政权的主都。
    以上各组概念所显示的都城地位是相对的，有陪都才能显示出主都地位的重要，同样，圣都与俗都也是相对的。

二

    以春秋晋国都城体系为例，其都城体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叔虞封唐开始到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第二个阶段是从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开始到晋景公迁都新田止；第三个阶段从晋景公迁都新田开始至晋亡。每个阶段的都城体系均有不同都城构成，且其都城地位也有很大变化。    （一）翼、绛与唐的关系——第一阶段的都城体系
    晋国是在古唐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西周建立之后，古唐国因参与管叔、蔡叔发动的武装叛乱而被周公派兵消灭，为了加强对这一带的统治，周成王把其弟叔虞分封于唐，这就是《史记·晋世家》中“叔虞封唐”的记载。当然，叔虞封唐并不是一段儿童戏语，而是在特定形势下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目的的重大举措。因此，叔虞封唐时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成王赐给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帮助他组织了新的政权。叔虞死后，燮父袭位，把唐国改为晋国。见于记载的晋国都城有唐、翼、绛等。
    1、文献中翼、绛与唐关系的梳理 
    《左传》、《史记》、《毛诗·唐谱》均有关于晋翼、绛等都的记载。其中《史记》“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左传》记载较为详细。

表：《左传》对于晋都的记载(3)

表：《史记》对于晋都的记载(4)

    东汉郑玄在《毛诗·唐谱》中记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父改为晋侯，……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晋平阳焉。……其（釐侯）孙穆侯又徙于绛云。”(5)在晋侯燮父之后，晋历经了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献侯、穆侯，其中，成侯、厉侯、靖侯、釐侯、献侯为曲沃五侯，曾都曲沃，至穆侯时迁都于绛。
    班固《汉书·地理志》有：“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6)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晋国的都城，按时间先后来排列，为：唐、晋阳、曲沃、翼、绛、新田（即新绛，因其出现时间已到春秋中晚期，故此节不论述。）若上述文献记载无误，且唐、翼、绛等都均为异地异名，则西周时期晋国都城的演变应是如下顺序：
    ①叔虞封唐（《史记·晋世家》记载）；
    ②燮父迁晋阳（《汉书·地理志》记载）；
    ③成侯迁曲沃（《毛诗·唐谱》记载）；
    ④穆侯迁到绛（《毛诗·唐谱》记载）；
    ⑤穆侯之后、昭侯之前，再迁回翼（史籍无载，《史记·晋世家》载昭侯时期已经都翼）；
    ⑥献公城绛（《左传·庄公二十六年》、《史记·晋世家》等均有记载）。
    这显然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考虑到同地异名的问题（当然还有异地同名的问题，不过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近代学者开始梳理这一团乱麻。首先，班固所谓的晋阳在太原一带，西周初年，此地有一个“古唐戎”，然而此“唐”非彼“唐”，这已为学者证实。(7)从地望上来说，古唐国包括今翼城、曲沃、绛县、侯马一带，上述其他都城的地望也均在晋南一带，没有道理燮父的政治中心晋阳远远离开古唐国的中心地带。因此，《汉书·地理志》的这条记载大部分学者均不采用。删去上述②之后，再看西周时期晋国都城演变的顺序。有学者认为翼即是唐(8)，这样，从①到③的顺序可以解释了，④、⑤、⑥也可以说得通。但是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若翼与绛不是一地，则晋献公“城绛”应为迁绛，但根据《史记》、《左传》的相关记载，献公即位后并没有迁都的迹象；再则春秋后期厉公被栾书杀死，“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9)，其时晋国已迁都新田，厉公显然是被葬在不久前才废弃的旧都“绛”。还有学者认为翼、绛同地异名(10)，则上述之④、⑤、⑥无从解释。无论唐、翼、绛三者如何解释，似乎都有解不开的混乱。整理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以上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方面。
    另外，在梳理晋都的过程中，《史记》、《左传》的记载可以互相佐证，然而郑玄的《毛诗·唐谱》似乎无据可依，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一样，是一条孤证。
    （二）考古发掘中的晋国国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西省和北京大学的考古专家在山西翼城、曲沃、绛县和闻喜等地做了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找到了几处大型的西周时期的聚落遗址，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考古资料。
    以曲沃县曲村镇为中心的天马——曲村晋国遗址规模非常大，这是一处西周乃至春秋早期的晋文化遗址，总面积大致有16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的全国最大的西周遗址之一。在这个遗址上发现大量晋国器物以及殷王康丁时的宗庙祭器——“帚（上有宝盖）孽方鼎”。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了西周时期八代晋侯和国君夫人的17座大墓。很显然，就这个遗址的规模而论，非晋国都城莫属。(11)
    天马——曲村遗址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这个遗址在西周初期就已兴起，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却又陡然衰歇下来。我们知道侯马晋国遗址（即新田遗址）开始兴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才逐渐衰歇下来。从这两处晋国遗址的衰歇交替情况，可以看出其首尾相继的关系。如果说后者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即新绛，则天马——曲村遗址自然就为寻找晋国在西周时期、春秋中晚期前的都城——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天马——曲村遗址出土有战国至秦的“降亭”陶文，可见，这里在当时曾名“降”。
    另外，与天马——曲沃遗址相离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苇沟——北寿城遗址，在今山西翼城县城西北约1公里处，发现了包括龙山、二里头、西周早期以及东周的文化遗存，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12)苇沟——北寿城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似有中断迹象，西周中期到东周间可能废弃过，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关于西周时期晋都的探讨 
    自东汉以来，学者多认为晋都几迁，尤其是郑玄《毛诗·唐谱》言之凿凿，后世学者多从其说。然而，时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献而论文献，必须结合考古资料以检验其是非。郑玄认为晋穆侯曾迁都于绛，目前已不能明了其根据。但是，在天马——曲沃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穆侯墓，还发现有穆侯以前的厉侯墓及厉侯之前的诸晋侯墓以及穆侯之后的文侯墓，可见，穆侯应无迁都之举措。郑玄又称晋成侯曾迁都曲沃，可能是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立论，然而，晋成侯及其父武侯之墓均在天马——曲沃遗址中，可见，成侯也不曾迁都。因此，在关于晋都的探讨中，我们不再采用《汉书·地理志》和《毛诗·唐谱》的记载。
    因此，关于晋国都城的演变不仅要考虑同地异名和都城同时并存的问题，还要结合考古资料进行分析。
    从考古发掘上来看，苇沟——北寿城遗址从龙山时期至西周中期连续使用的，它位于现在的翼城县，是古唐国的中心区域，且距离苇沟不远处有以南唐、北唐、东唐命名的自然村落，因此，有学者认为“古唐国的都城可能就是‘翼’”。(13)作者认为，苇沟——北寿城遗址应为古唐国的都城，但是，其名称是否叫“翼”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了。
    天马——曲村遗址是哪一座晋都？一种意见认为，此处是晋国始封的唐地，即“翼”(14)；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叔虞封唐之后，晋国的都城“绛”，是西周从叔虞开始11代晋侯的国都。(15)
    从与晋国国都有关的早期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唐”为古唐国的政治中心，其发展在叔虞封唐之前，而苇沟——北寿城遗址的时间比较符合，因此，作者认为，这座遗址就是古唐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叔虞封唐之“唐”。天马——曲村遗址不是叔虞所封的唐地，而是叔虞封唐之后建造的晋都，名“翼”或“绛”，翼绛同地异名。其理由如下：第一，文献没有从翼迁都于绛或从绛迁都于翼的记载，如，《史记》、《左传》记载晋献公之前晋都名“翼”，献公城绛之后“都绛”，并未涉及迁都的记载；另外，春秋后期厉公被栾书杀死，“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16)，其时晋国已迁都新田，厉公显然是被葬在不久前才废弃的旧都绛，若非“翼”“绛”同地异名则无法解释。第二，杜预集解对《左传》所载之“翼”解释是：“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而对“绛”解释为：“绛，晋所都也，在今平阳绛邑县”。从这两条集解来看，至少杜预是认为翼、绛是同地异名的。第三，从考古发掘来看，天马——曲村遗址从西周初期就已兴起，说明这座都城从晋国初期就开始建造使用，这一时期文献记载多用“翼”；发展到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是它的繁盛时期，这与献公命士蒍“城绛，以深其宫”(17)的记载相吻合；天马——曲村遗址中间没有断层或政治中心迁移的迹象，则说明翼绛同地异名，可能早期称“翼”，中晚期称“绛”。第四，考古发现的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规模比曲村遗址要小得多，从龙山时期至西周中期连续使用，但是从西周中期至东周之间有突然中断的迹象。其中断层与曲村遗址的繁荣期恰好吻合，暗示着二者之间相互衔接的关系。第五，上述第四点提到两个遗址之间的衔接关系，与河南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关系（偃师商城是商人在夏的统治中心附近建立的，而郑州商城是商前期的主要都城）相对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叔虞封唐之后在“唐”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可能同时着手修建更大规模的“绛”亦名“翼”，当绛建成之后，政治中心就从唐迁至绛了，唐作为旧都可能仍存在了一段时期，到西周中期之后被废弃。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浍水中下游，翼城位于太岳山下的高地上，是浍水上游，交通不便，随着晋国疆土的扩大，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平坦开阔的浍水下游，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翼与绛是同地异名，唐与绛在一定时期内是同时并存的关系，唐在晋建国初期为主都，以后随着绛政治地位的提高，唐的地位逐渐下降成为陪都，而绛则由陪都地位上升至主都。
    （二）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曲沃与绛的关系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从曲沃桓叔、曲沃庄公到曲沃武公，经过三代六十七年的经营，曲沃以小宗身份对抗晋之大宗，终于列为晋侯，曲沃武公成为晋武公。此后晋的都城有两个：绛和曲沃。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弃绛迁新田，晋的都城体系发生了变化。绛和曲沃的关系应该是圣都与俗都的关系，绛为晋的主要都城，是行政和军事中心，是俗都；曲沃是晋的陪都，是宗教祭祀中心，是圣都。
    曲沃是晋武公一支的发迹之地，同时又是先祖宗庙及武宫所在，晋君及一些高级臣僚常到曲沃进行政治和宗教活动，因此，根据上文对“圣都”概念的分析，曲沃应是晋的圣都。
    1、曲沃是晋武公一支的发迹之地
    西周晚期、春秋初期晋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政权，绛是晋中央政权的都城，曲沃是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
晋昭侯于公元前745年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号桓叔，成为晋之强宗。昭侯七年，晋大夫潘夫弑昭侯而立桓叔，晋人攻桓叔，桓叔败还曲沃，晋人立孝侯。从此，曲沃与绛公开决裂。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三代六十七年的经营，相继杀掉了晋昭侯、孝侯、哀侯、鄂侯、小子侯、晋侯缗，终于列为晋侯。

表：曲沃与绛的对立

    曲沃三代六十七年志在夺取晋政权，几次三番有活动，但均被阻。前几次是因为“国人”的阻碍，后则由于周王的干涉。曲沃政权屡败屡战，每次在侵绛不成，则退保曲沃。因此，可以说，曲沃是这个割据政权不可或缺的政治中心，更是晋国新政权的发迹之地。这种情形也导致后来晋的新政权对曲沃的重视。
    曲沃与绛的关系，和《左传》记载的鲁隐公元年时郑都与京的关系相似，《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只不过郑国的京邑小于郑都，而晋之曲沃大于晋都(18)。曲沃本是晋之小宗的封地，因为“桓叔……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19)，成为晋境内的一个割据政权。由于曲沃的城邑规模较大，对于晋的新政权来说也比较重要，因此，晋献公在灭掉“桓庄之族”的第二年，任命士蒍为大司空，大肆扩建绛都，广益旧宫，以压曲沃。同时在曲沃建造宗庙，不再将曲沃封赐亲属和臣下。
    2、曲沃是重要的祭祀场所
    经过六十七年的刻意经营，曲沃的“先祖宗庙”数目迅速增加，至少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应是葬在曲沃的，因为以当时曲沃与晋对立的情况，二人不可能葬在绛的晋公墓之中或是其他地方。晋武公（曲沃武公）之庙武宫是否也在曲沃呢？笔者认为武宫的地望应在曲沃，理由有三：第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重耳“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明确指出武宫的地望就在曲沃。第二，曲沃是晋武公的根据地。从桓叔、庄伯、武公三代几次击翼不成即退守曲沃来看，曲沃是割据政权不可或缺的根据地，是最后的退路，因此，曲沃在武公即献公父子心目当中，其被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武公至绛后次年即卒，绛的反曲沃势力不可能迅速被清除一空，在这种情况下，武公卒后不会安葬在翼，只能归葬曲沃。而庙是与墓连在一起的。献公时期有“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的记载，以武宫的被重视程度理当包括在“先祖宗庙”之中。第三，晋文公卒后，殡于曲沃(20)。而文献又没有晋公殡于绛的记载，因此，晋武公及其以后晋之诸公，可能皆归葬曲沃。
    曲沃既是宗庙所在，又是武宫所在，因此成为晋的新政权重要的祭祀之地，凸现出曲沃的宗教祭祀功能。首先，晋君或太子每年至少要到曲沃一次，举行“烝”礼。(21)如，《国语》记载晋献公在到武宫举行烝礼时，“称病不与，使奚齐莅事”(22)。周代制度：每年冬祭宗庙谓之“烝”，国君在则亲往，不在则太子代行。也就是说，如果献公病重，应由太子申生代替国君主持烝礼，奚齐以献公庶子的身份代行烝礼的做法，毫无疑问会引起朝臣及太子申生的猜疑。其次，从下表来看，非正常顺序即位的国君，要到曲沃进行朝祭活动。如晋文公重耳被秦师送回晋国要“朝于武宫”；公元前607年，赵穿袭杀晋灵公，执政的赵盾从周迎回公子黑臀即位为成公，也要先“朝于武宫”。甚至晋国晚期的悼公、平公——二君皆为前君被杀后按照非正常顺序即位，也要到曲沃拜祭。第三，如上所述，晋武公及其以后的晋君，可能接归葬曲沃，这也能显示曲沃重要的宗教地位。
    3、曲沃是除绛之外的重要政治舞台
    在晋武公终于实现代晋大志以后，在曲沃即位，“始都晋国”，同时武公的纪年仍是“与曲沃通年”，说明晋武公虽然是以绛（上文中的“晋国”）为都，但是曲沃仍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晋国的政治核心在绛，曲沃是除绛之外的重要政治舞台。

表：晋武公至晋景公时期到曲沃的政治人物及其行为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曲沃的政治人物主要是晋君、太子、重臣，曲沃的都城地位主要表现为宗教祭祀上的崇高地位，除申生在曲沃经营的八年时间，从晋惠公开始，文献提及曲沃都是因为埋葬国君太子及朝拜武宫，这些都属于宗教祭祀的行为。
    曲沃的政治地位还表现在对曲沃的称呼上。晋惠公元年有“下国”的说法，“下国”与“上国”相对，即位列第二的国都，也就是陪都。《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认为：“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其中，“都城”是指曲沃，曲沃有先君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则“都城”是指由先君宗庙的城。
    但是曲沃的政治地位并不能与绛相提并论，献公十二年，以“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为由，“使太子申生居曲沃”。但“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P1641）献公十六年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也认定：“大子不得立矣。”这就说明曲沃不是晋的政治中心，其政治地位并不重要，申生居于曲沃，只能表明他已远离晋的政治核心。
    （三）新田与绛、曲沃的关系
    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晋人谋去故绛”(23)，迁于新田(24)。晋都于此，直至灭亡。1957年在山西省侯马西北牛村附近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古城遗址，它位于汾河和浍河汇合处的三角洲上，南望绛山，北眺吕梁，城南有大规模的青铜铸造作坊遗址(25)，附近北西庄有烧制陶器的遗址(26)，西南的虒祁村有大片古代建筑废毁后留下的瓦砾，根据遗址地层和出土器物形制，它显然是晋国都城新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进一步弄清了晋都新田的基本布局，其宫城、外城、重要建筑、民居、手工业作坊及宗庙、祭祀遗址、墓地等都历历在目。
    晋景公迁都新田完全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需要。从政治方面来说，晋灵公（前620年——前607年在位）被赵穿杀死于桃园之后，晋国公室与世卿贵族以及世卿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此起彼伏，不绝如缕，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将佐不和。绛的私家势力盘根错节，不易动摇，只有迁都才能摆脱私家势力的纠缠。从军事方面来说，晋迁新田时，正是晋国霸业处于低潮时期。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晋师败北，楚国开始号令诸候、齐也趁机摆脱了晋的控制、赤狄诸部蠢蠢欲动。因此，必须对内、外采取一系列措施，才能重整霸业，而迁都新田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迁都新田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春秋中期的经济方式主要是农业，则土地是建立都城的首要条件，新田附近的土地条件很好，正如《左传·成公六年》“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流其恶”。正如《晋湿隰考》所论述的，由于气候的原因，使得新田在春秋中晚期成为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27)，迁都新田，可以进一步开发新土地，增强晋的经济实力。
晋迁新田之后，其都城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田成为晋的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其主都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而绛既是私家势力盘踞、景公亟欲离开的都城，则景公离开之后，晋的国君不可能再回到这里，因此，绛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故都绛埋葬了被大夫所杀的晋厉公(28)，又在晋悼公时期改称为县(29)，除此之外文献上再无记载，这时的绛应该已经废弃了。
    曲沃因为是宗庙所在，尤其是武宫所在，仍被朝见（如下表）。但可以看出，曲沃的圣都地位已明显下降：景公之后晋有九公，到曲沃朝拜的只有悼公和平公。而在平公八年，栾逞在齐国的支持之下，控制曲沃之后企图攻击都城新田，晋国君臣在得知曲沃被控制之后并无惊慌失措的表现，栾逞的叛乱迅速平息。这也说明曲沃的政治地位在降低。

表：晋景公之后到曲沃的政治人物及其行为

    备注：上表中的绛是指新田。

    在曲沃的祭祀地位逐渐降低的同时，新田的祭祀设施进一步完善。《左传·文公二年》有“祀，国之大事也”的记载，而都城的建设顺序，应是“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0)，因此，新田营建伊始，应该就包含了祭祀设施的规划和建造。从考古发掘来看，侯马晋都已经发现9个地点的祭祀遗址群，其中位于牛村古城和太神古城南部有3处，分别是1962年发掘的牛村古城南250米处的祭祀建筑遗址、1991年发掘得台神古城西南6公里处浍河南岸峨嵋岭北麓的西南张祭祀遗址和1996年发掘得台神古城西南1500米处的中条山冶炼厂祭祀遗址，其余6处分别是南西庄、陕西省地质水文二队、山西省第一建筑公司机运站、侯马是煤灰制品厂、秦村西北方的侯马盟书遗址、呈王路宗庙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呈弧线形分布于呈王路庙寝建筑遗址的东北、正东、东南、南、西南一带。从这些遗址的出土文物和盟誓内容可知，其时代为晋文化晚期，公元前453年前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认为，综合分析上述祭祀遗址的位置、时代、规模及晋都新田的城市布局情况，可以看出，“位于牛村古城和台神古城南部的3处祭祀遗址于新田都城的设计祭祀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分布在呈王路庙寝建筑遗址周围的6处祭祀遗址，与文献中的宗庙相吻合，故为祭祀宗庙遗址当无大问题。”(31)而密布于遗址周围的祭祀坑、坑内祭祀内容的不同及多组的打破关系，都说明频繁的祭祀活动延续时间较长。

三

    综上所述，西周到春秋时期晋国都城体系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叔虞封唐开始到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晋有唐和绛两都，唐略早于绛，在西周中期废弃，唐废弃之前可能与绛并存了一段时间，其间，唐的都城地位从主都下降为陪都，绛从陪都上升为主都。从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开始到晋景公迁都新田是晋国都城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曲沃从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演变为晋国新政权的圣都，绛为晋的主都。第三个阶段从晋景公迁都新田开始至晋国灭亡，新田为晋都，旧都绛和圣都曲沃地位明显下降，文献记载少有提及。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

(3)用国号“晋”代表国都的记载不收入。

(4)用国号“晋”代表国都的记载不收入。

(5)《十三经注疏之三·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6)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59年

(7)刘泽民主编：《山西通史·先秦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58页

(8)李伯谦：《论晋国始封地》，《文物》1995年7期

(9)《左传·成公十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0)顾炎武《日知录》卷31，又见《左传杜解补正》卷3；李孟存、常金仓：《唐改国号一解》，《山西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11)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12)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13)刘泽民主编：《山西通史·先秦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61页

(14)李伯谦：《论晋国始封地》，《文物》1995年7期

(15)邹横：《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

(16)《左传·成公十八年》

(17)《左传·庄公二十六年》，《史记·晋世家》

(18)《史记·晋世家》云：“曲沃邑大于翼（绛）。”

(19)《史记·晋世家》

(20)《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

(21)周代制度：每年冬祭宗庙谓之“烝”，国君在则亲往，不在则太子代行。

(22)《国语》卷七“晋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65页

(23)《左传》成公六年

(24)晋景公改新田为绛，又称新绛，在本文中，为表示区别，仍称新田。

(25)张守中《1959年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8—9期；张万钟《东周铸铜陶范的发现》，《人民画报》1962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4年

(26)山西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东周时代烧陶窑址发掘纪要》，《文物》1959年第6期

(27)马保春：《晋汾隰考——兼说晋都新田之名义》，《考古与文物》2006年3期

(28)《左传·成公十八年》

(29)《左传·襄公三十年》

(30)《礼记·曲礼下》

(31)李永敏：《晋都新田的祭祀遗址》，《文物世界》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