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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宋以来，《关朗易传》多被混淆于《洞极真经》，且多谓《关朗易传》为北宋阮逸、《洞极真经》为北宋杨次公伪托之作，至今学者多不明真相，且有争议。李小成《关朗易学考论》考订今存《关朗易传》残本为关朗所作、《洞极真经》非杨次公所作。至此，长达千年之久的学术疑案有望尘埃落定。(1)本文在李氏文章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进一步考述了《关朗易传》之争的始末，并从北魏政局与《关朗易传》的内容两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关朗易传》出自关朗本人之手。
关键词：关朗；关朗易传；北魏孝文帝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以善筮名。北魏孝文皇帝太和末，为并州府记室。相传朗尝入对平城，与帝言《易》、《老》及王道治术。孝文崩，遂隐居临汾山，讲授《易》、《老》、《春秋》之学，时称“关先生”。(2)关朗其人，史籍记载不详，因《关朗易传》与两宋象数易学有一段著名公案，而屡为历代学者所关注。朱熹虽认为《关朗易传》为伪作，然却采信之，遂改刘牧河图洛书之序。此事后来演变为长达千年之久的《关朗易传》之争，论者各是所是，各非所非，莫衷一是。2005年，《周易研究》第2期刊登李小成博士《关朗易学考论》一文，作者以为，朱熹所据《关朗易传》实为关朗家传之《洞极真经》，而关朗本人著作为《关朗易传》及《筮论》，且《关朗易传》非阮逸伪托之作。《洞极真经》作者佚名，并非宋人杨杰伪托之作，但其为《筮论》之源。今《筮论》已亡佚，而《关朗易传》仅存一半。该文探赜索隐，识断精准，发前人之未发，实对《关朗易传》之争具有终结之功。余读斯文，心有戚戚，故拾遗补缺，期附骥尾。
一、《关朗易传》之争始末
宋代图书之学，有太极、先天、河洛三家。一般认为，三家图书皆传自陈抟。河洛一派，以刘牧为代表。牧著《易数钩隐图》，定河图数为四十五、洛书数为五十五。“朱子与蔡元定始订刘牧之误，而本关朗《易传》与邵子方圆之说，定河图为五十五，洛书为四十五。关朗《易传》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而邵子《观物外篇》云：‘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故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3)对朱子而言，采信《关朗易传》与不采信关朗易传，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所谓是一个问题，是说他既承认《关朗易传》是阮逸伪作，又采信之。朱熹谓：“《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4)按：陈师道（1053-1102年），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元佑初，由苏轼（子瞻）等人推荐为徐州教授，又为太学博士。所著《后山谈丛》卷二曰：“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朱熹又说:“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5)所谓不是一个问题，就在于朱熹本来就形成了既成的对待古籍真伪的态度。其谓袁机仲曰：“熹数日病中，方得紬绎图书卦画二说。初若茫然不知所谓，因复以妄作《启蒙》考之，则见其论之之详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纷纷多说，而余致疑耳。夫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6)又谓：“熹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者依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图，而能以臆度悬断之者也。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书，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验证不差耳。”(7)可见，朱熹虽知陈师道《无己集》载有《关朗易传》为阮逸伪作之说，但按照其“义理不悖而验证不差”的原则采信之。(8)
朱熹以后，易学史遂形成尊朱子一派的河洛学、尊刘牧一派的河洛学、反河洛学三派。据徐芹庭《易图源流》，宋代朱子一派的著作，主要有朱子蔡元定《易学启蒙》定案、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王柏的河图洛书说、蔡沉《洪范皇极内篇》等。刘牧一派的河洛学，主要有王湜的易图书、朱震《汉上易图》、程大昌《易原》、朱元升《三易备遗》、苏嘉庆的河图九宫法、章俊卿的河图洛书之数、郑樵《河图洛书辨》等。就《朱子文集》致袁机仲三通书信看，在朱子在世之时，袁氏即对朱子河洛之说持批评意见。尊朱子一派的著作，皆重《关朗易传》。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谓：“‘河图’之文，按扬子云所述，具天地五十有五，生成之数，中虚五与十而为九位焉。关子明则云，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其意谓伏羲当太古洪荒之初，肇见‘河图’四象，仰观俯察，订乾坤奇偶之九画，以作先天之易卦。故经卦分左右而为画者，皆自九始。今见于邵子‘先天初经图’，谓乾坤纵而六子横者是也。此后，三派皆有流传，而降至清代，则另有新说。”又谓：“‘洛书’之文按箕子所陈，备天地五十有五，隐显之数，中虚五而六极附九五福为九位焉。关子明云，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意谓文王当中古忧患之余，谛玩‘洛书’之八象，反覆参稽，取乾坤奇偶之九画，而作后天之《周易》。故经卦分上下而为画者，亦自九始。今见于邵子‘后天演卦图’，谓震、兑横而六卦纵者是也。”(9)盖税氏以关朗、邵子、朱熹之河洛为一系。尊刘牧一派的学者，大都反对或不言《关朗易传》。朱元升《三易备遗》谓：“刘长民（牧）谓‘河图’、‘洛书’俱出于伏羲之世，九为‘河图’，十为‘洛书’，而蔡季通（元定）疑其非是，援关子明之说，指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未免数自数，象自象矣。惟即夫子《说卦》二章之辞，循八卦之象，契‘图’九‘书’十之数，然后数与象合，象与数合，而《说卦》二章之辞悉与象数合。信长民之说，为不诬云。”(10)
元代，胡一桂作《周易启蒙翼传》，亦尊朱子河洛之说。其书载有《洞极真经》一节，为辨证《关朗易传》与《洞极真经》不同之关键史料。其谓：“《洞极真经》，莫知作者，而元魏关朗子明之所传次也。虽无预于《易》，然《叙本论》述圣人本河图以画卦、朱子《启蒙》之所援证。其为极也……亦犹近世蔡氏《皇极内篇》演洛书之数至于九九八十一也。其为书也，生传一，资传二，育传三，论上四，论下五，子明自为之序。”(11)其载关朗《洞极真经》序曰：“朗，业儒，蓄书积数世矣。自六代祖渊会鼎革之乱，徙家于汾河，所藏之书散佚几尽，其秘而存者惟《洞极真经》而已。”(12)《洞极真经》有《序本论》一篇，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尽其画，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谓乎？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右后”。(13)据此，则朱熹所谓河图洛书之数出自《洞极真经》。查今本《关朗易传》共十一篇，其中并无朱熹所引之文，则朱熹所引《关朗易传》并非今本《关朗易传》。李小成以为，世人谓朱熹图书之书引自《关朗易传》，而实际出自《洞极真经》，乃是将《关朗易传》十一篇与《洞极真经》十一篇混淆为一，皆坐不读书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故。因此，朱熹所谓《关朗易传》即《洞极真经》之讹传。而《洞极真经》为关朗家传。(14)
又，因中唐赵蕤注亦无《洞极真经》，则见唐代就不存在今本《关朗易传》与《洞极真经》合编之可能。至于《关朗易传》残缺之本，则阙疑。若果残缺，则自中唐起。
明代，方以智（孔炤）作《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其卷四《关子明传约》，所引内容与今本《关朗易传》相同，可证明代《关朗易传》也与今本相同。
清初，王夫之《续通鉴论》论儒者“孤行无待”之统，曾提及关朗等河西守道自珍之儒，语无不敬。其曰：“河西之儒，虽文行相辅，为天下后世所宗主者亦鲜；而矩薙不失，传习不发，自以为道崇，而不随其国以荣落。……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无孤立之势，拓拔焘礼聘殷勤，而诸儒始东。阚骃、刘昞、索敞师表人伦，为北方所矜式，然而势屈时违，祗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拔，取大官、执大政者。呜呼！亦伟矣哉！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定隋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15)
至于胡渭，因欲证宋易空疏及道家之源，故对《关朗易传》有所怀疑。胡渭说：“姚氏曰:世所传关子明《洞极真经》，亦言‘河图洛书’，如刘氏说而两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按唐李鼎祚作《易解》，尽备前世诸儒之说，独无关氏。至本朝阮逸始伪作《洞极经》，见于《后山丛谈》，则关亦不足为证矣(见《周易玩辞)))。”又说：“雷氏《易图通变》曰:杨次公自著《洞极经》，托名于关子明。”又于此段加按语说:“杨杰，字次公，元丰中与范填论乐《洞极经》，果为杰所撰，则又出阮逸之后，恐非。”(16)盖胡渭借姚氏之口，认为《洞极真经》为宋人阮逸伪托关朗所作，并否认杨杰作《洞极真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关氏易传》一卷(内府藏本)，旧题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朗字子明，河东人，蕤字大宾，梓州盐亭人，是书《隋志》、《唐志》不著录，晃公武《读书志》谓:李淑邯郸《图书志》始有之，《中兴书目》亦载其名，云：阮逸诊次刊正。陈师道《后山丛谈》、何蘧《春渚纪闻》及邵博《闻见后录》皆云:阮逸尝以伪撰之稿示苏询，则出自逸手更无疑义。逸与李淑同为神宗时人，故李氏《书目》始有也。《吴莱集》有此书后序，乃据文中子之说，力辩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17)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陈师道《后山丛谈》、何蘧《春渚纪闻》及邵博《闻见后录》认定《关朗易传》为宋代阮逸伪托关朗所为。按：邵博，邵雍子，著有《闻见录》、《闻见后录》。其《见闻后录》谓：“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拟作。逸尝以私稿视苏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辨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世人不难也。予谓：逸后为仇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编纂抵死，岂亦有阴遣耶！”(18)何蘧，宋代人，其著《春渚纪闻》共10卷，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吴莱（1297—1340）元代人，字立夫，本名来凤，浦阳（今浙江浦江）人，门人私谥“渊颖先生”，宋濂曾从其学，著有《渊颖吴先生集》。何、吴之书，于阮逸拟作之事遍查无考。
至于休、歙老儒江永，则尊朱子河洛之说。其《河洛精蕴》谓：“魏太和时，关朗子明述其六代祖渊有《洞极真经》，其《叙本论》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隅者尽其画，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谓乎？按：昔人不知有先天八卦，故惟以后天八卦言之。其比附‘河图’，牵强补凑，非自然之理也。”(19)对比胡一桂书中《洞极经》残篇，则益知李小成之说为确。清代易学名家张惠言，则尊刘牧河洛之说。其《易图条辨》谓：“至长民乃云‘洛书’之九畴，本‘河图’自然之数……其后杨次公自著《洞极经》，托名关子明。《后山丛谈》云：‘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杨杰字次公，元丰中与范缜论乐，其人又在阮逸之后。其《叙本篇》称：‘子曰：……’”。(20)以下所引同《洞极真经·叙本论》，略之。张氏虽学识渊博，却极是慎重。既引《后山丛谈》之讹，其论则略同于胡一桂、江永，以朱子所引《关朗易传》出自《洞极经》。所惜者，张氏以杨次公作《洞极经》，显然未见胡一桂之书。此亦罕读宋明人书之过耳。
当世图书易学大家，于《关朗易传》也在疑似之间。清初毛奇龄宗王学，攻朱子最力，作《河洛原舛篇》，辨河洛之妄，以为阮逸伪作《关朗易传》及《洞极真经》，而朱子取之。郑万耕论毛奇龄攻驳河洛，仅述其说，不做他论。(21)郭彧《易图讲座》略魏晋南北朝隋唐不讲，故不及此争。今见郭彧《续四库提要辨证》，以为《洞极真经》非《关朗易传》，其论与李小成相似，而不如后者详尽。台湾徐芹庭《易图源流》信《关朗易传》为真。其谓：“且关朗《易传》，苏明允见其为阮逸所草定，东坡尝言之（《后山丛谈》），然阮氏亦宋仁宗时人，与邵子时代相近，其敢为是语，殆亦有据，纵使信如胡渭《易图明辨》所言，阮逸阴欲排刘牧，乃传关子明《易传》，而两易河图洛书之名。”(22)惜徐氏只以理断，而无确证。
今李小成之文，探赜索隐，考辨今本《关朗易传》为元魏关朗所作之残本，复据胡一桂《启蒙翼传》所载博辨《洞极真经》作者佚名，且无关杨次公，主干既明，自无庸末学添足。不过，心有戚戚，故先就该文所缺之阮逸、杨次公、赵蕤事迹略作补证。
阮逸其人，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同时。《宋史》无传，惟嘉庆《建宁府志》谓：“阮逸，字天隐，建阳人，仕为镇东军节度推官。景祐初，杭州郑向上其所著《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逸）与瑗俱召赴阙，命同校钟律，分造钟、磐各一口。寻除镇安军掌书记。康定元年，上《钟律制义》并图三卷。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磐，又召瑗、逸，与近臣太常议于秘阁，遂与作乐事。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又有《易诠》及《王制井田图》。”(23)胡一桂《启蒙翼传》亦云：“阮逸作《易诠》六卷，凡三百八十四诠。”(24)又，阮逸曾注《唐李问对》、《文中子中说》。今人李固也认为，阮逸为人固为当世所不齿，然阮逸仅为《李唐问对》作注而已，后竟讹传《李唐问对》为逸所作。(25)宋人颇具怀疑精神，又不似汉唐之学征实。关朗其人无名，于是并疑其著，而记于阮逸。此殆其由也。
杨次公，与东坡同时，有《居士传》。《传》谓：“杨次公，名杰，生于无不州，自号曰‘无为子’。元丰中官太常，初好禅宗，历参诸老宿不契，”“次公尝著《辅道集》专扬佛教，苏子瞻为之序。”(26)佛教居士作传，乃偏于杨杰信佛事迹，而杨杰传世之《无为集》，其中则多见道教痕迹。其卷首《归来堂赋》序曰：“碧虚子陈景元，字太初。初入道，为右街录，赐号真靖，主中太一宫，屡请归庐山，朝廷不从。大丞相舒公因真靖自言而题之云：‘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难堪比，庐山归去来。无为子杨杰，盖碧虚子之友也。”(27)陈景元，师张无梦，张无梦师陈抟，乃陈抟嫡系再传弟子，北宋内丹道教重要人物之一。此亦可见杨次公亦如东坡，为三教合一之杂家，固不必单一佛教居士为言。次公既景元好友，又好道教，可想见其丹道造诣足以著作道书。然元胡一桂早有《洞极真经》作者传承不明之记录，白纸黑字，则宋人杨次公伪托之说不攻自破。胡渭云：“杨杰，字次公，元丰中与范填论乐《洞极经》，果为杰所撰，则又出阮逸之后，恐非。” (28)李小成一改胡渭疑问之说为定说，其见极其卓确。
今本《关朗易传》为大唐赵蕤注并序。《正史》无赵蕤传。今人蒋志据赵蕤《长短经》序并《唐史·艺文志》、《北梦琐言》、《盐亭县志》及《赵氏族谱》，对赵蕤事迹颇有考索。今据蒋氏之文，复参考他书，概述赵蕤生平如右：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号东岩子，四川梓州盐亭人，(29)生活于中唐时期。博学鈐韬，长于经世，著《长短经》，注《关朗易传》，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又，李白曾入蜀向蕤习纵横家术，且今存太白《送赵云卿》、《淮南卧病抒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可证李白、赵蕤关系密切。当时蜀籍达者尝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荐赵蕤于玄宗，上征召而蕤不就，故有“赵征君”之称。(30)今观《关朗易传》多言乱世鼎革之术，而赵蕤好经世，故蕤注《关朗易传》当可信。而蕤所注与今本同。假如《关朗易传》为残本，则中唐已阙其半。
二、《关朗易传》与北魏政局
今本《关朗易传》为关子明所著之残本，中唐天水赵蕤注本。其内容包括：目录、赵蕤序及关朗传、正文三部分。正文目录为：卜百年义第一、统言易义第二、大衍义第三、乾坤之策义第四、盈虚义第五、闔闢义第六、理性义第七、时变义第八、动静义第九、神义第十、杂义第十一，共十一篇。
今《关朗传》有多种传本，而以赵蕤注本、《文中子》附《录关子明事》为详。然二传多所乖舛，故裁汰其冗，择其故事，而编为关朗小传：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沉乡里，不求宦达。太和末，王通之先、并州刺史王虬奏署子明为州府记室，后荐子明于孝文皇帝。帝诏见之，子明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以慈俭为本，饰之以行政礼乐。帝嘉叹，谓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于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既而平日引见，际暮而出，圣眷日隆。因是，虬与子明成《疑筮论》数十篇，即今《易传》是也。会帝有乌九之役，子明遂与王虬出镇并州。帝谓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俄而，孝文皇帝崩。虬归洛，逾年而卒，子明遂不仕，居临汾山，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
上述小传，虽去其夸浮，仍多不实。如谓孝文虽嘉赞子明为管、乐，却不见用之如诸葛，而终其身，其最高官职乃州府记室小职，殊不合情理，何得谓“平日引见，际暮而出”？乃益见其杜撰自高之词。若进一步去伪存真，则关朗实有其人，亦河内高士，学贯儒道，孜孜以求经世，惜孝文驾崩，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终不得见用耳。
关朗本人强烈的经世意识，也体现在《关朗易传》之内。若考诸《北魏书》及今本《关朗易传》，则此种特点尤为明显。
1、占算吉凶
重视吉凶，是《关朗易传》第一义。朗精于易，善占算，而其《易传》第一篇即《卜百年义》。《卜百年义第一》曰：“同州刺史王彦问于关子曰：‘夫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道，百世可知。彦不佞，愿假先生之筮一决之。’关子曰：‘占算幽微，至诚一虑，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既而揲蓍布卦，得夬之革。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耳。从今甲申二十四年戊申，天下当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柄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也。”(31)赵蕤注曰：“魏宣武正始元年甲申，至十二年乙未而崩。明帝立，跨十二年，戊申亦薨。此大运再传也。蕃臣尔朱荣举兵投灵太后而专魏政，此世伏其强，祸始宫掖也。言用之以道者，二端之义。”占算，本为《周易》本义。朱子谓《易》本卜筮之书，洵为确论。物有定数，事有成法，裁成辅相，避凶化吉。《易》言吉凶悔吝无咎，此之谓也。何以避化？《易》谓：一者崇德；二者尚变。是故先秦两汉之《易》，或言占，或言德，或占算兼德行，未尝讳言占算。《卜百年义第一》盖记关朗隐居临汾山后所占北魏政局之运势，虽语词夸浮，貌似后人假造，但既言定数，又称人谋道德，亦合《周易》重视吉凶占算之古义。
又，《统言易第二》曰：“乾坤，其易之门也。易变动乎乾坤之中也。天动也，阳也，刚也，配地则变；地静也，阴也，柔也，顺天而行。行而变，变而通，此所谓《易》。孔子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言《易》始于动静，终于吉凶。圣人所以前知而行其道也。”郑玄《易赞》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易。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变，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曰：易之门户也。夫乾，确然示人易也；夫坤，确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不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从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张设布列，不易者也。”(32)对比郑氏《易赞》与关朗《统言易》，则突出乾坤、变化、动静、刚柔无所不同。不同者，《统言易》一不言简易、不易；二多言吉凶；三强调前知，所以强调前知者，以《易》为占算之术，而可以避凶趋吉。《中庸》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后儒不贵前知，惟主德行，殊失《周易》本义。又，《大衍义第三》、《乾坤之策义第四》、《盈虚义第五》，皆言吉凶占算、避凶趋吉之数理。
若究诸北魏历史，则《卜百年义第一》、《统言易第二》诸篇同一精神，都很重视吉凶。这当然是关朗易传的主旨，但也可以看做是现实社会的曲折映象。如果翻开《魏书》，天灾、动乱、起义、官员贪污、宫廷秽乱、外寇入侵比比皆是，虽孝文皇帝圣明比于文、武，亦无可如何。例如，天灾：太和元年三月，诏曰：“朕政治多阙，灾眚屡兴。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太和十五年十五年“自正月不雨”。例如，贪腐：太和二年十一月诏曰：“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例如，动乱、外寇：太和五年二月庚戌，“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南征诸将击破萧道成游击将军桓康于淮阳。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冯熙击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将，俘获三万余口送京师。”(33)重视占算吉凶，固然合乎易理，但无疑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2、变通革新
《卜百年义第一》言占得卦象为夬之革。郑注云：“夬，扬于王庭。夬，决也。阳气浸长至于五。五，尊位也，而阴先之，是犹圣人积德以说天下，以渐消去小人受命为天子，故谓之夬，扬越也。五□体乾，乾为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阴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恶上闻于圣人之朝，故曰夬，扬于王庭也。”(34)郑注云：“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35)《卜百年义第一》卜得夬之革，故谓北魏数将分裂，而亦在人为。《闔闢义第六》谓：“闢变而闔，闔变而闢。往通则来，来通则往。故一闔一闢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赵蕤注曰：“凡言变，则不亨矣。盖易穷则变，合久则开，开久则和，通用长久之道焉。故变则通，通则久，此之谓也。”《时变义第八》曰：“卦以存时,爻以示变。时系乎天，变由乎人。”“作《易》者，乘时效变之谓乎？”《动静义第九》曰：“物不能自神，神之者人也。”“人皆天地之灵，五行之秀也。灵全秀淳则为君子，灵秀不具则为小人。千人一灵，万人一秀。故曰：君子之道鲜矣。然鼓之舞之，尽在其神焉。”“圣人有六动，动不失乎时中。中也者，易之六用，动静之适也。”《周易》以变化为最高智慧之一，固言《易》者必言变化之道，而时势不同，所言不同。孝文之世，内忧外患，复有南北华夷种群文化矛盾，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改革乃为孝文政治生涯最重要之事业。而《关朗易传》十一篇，其中有三篇专言变化之道，其它各篇也有涉及。其言“时系乎天，变由乎人”，首揭天人相与、尽人合天之道，十分强调人的主动变革精神，认为《易》的精神就是“乘时效变”，学《易》，就是抓住时机，变革图存。又认为，在变革中，自然会遇到阻力和反对派，在上者务必保持中和之德，不要与小人为敌，而要善于鼓动小人，且要有意识地主动与小人为伍，“鼓之舞之”，才能顺利达到改革的目标。
孝文之世即改革创制之世，易服制、变语言、迁都、均田等等，皆前人未有之巨业，不要说拓跋氏来自北方落后之边地，这些事就是汉人皇帝做起来也未必能够，然而孝文能之，亦不世之雄主也。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诏曰：‘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为均田。太和八年“六月丁卯，诏曰：“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此为租庸调制。太和十七年“冬十月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十八年正月“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闰月癸亥，次句注陉南，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甲戌，谒永固陵。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此为借神祗之力鼓动、从事迁都之政治动员。同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此为变更语言风俗，进一步汉化。凡此种种改革及其具体举措，可谓与《关朗易传》若合符节，盖朗之思想实为北魏改革措施之投射。
3、情为恶
《理性义第七》是《关朗易传》最有特色的一篇之一。其论曰：“性命之理，……盖乎一性也。有生有命，有命有性。有性有情。”以生说命，以命说性，以性说情，先秦之说已开其端。《左传》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36)《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37)关朗《理性义第七》以生言性，殆近于先秦儒家之说。同时，它又说：“情者，天之邪气，人之乱行也。邪胜正，乱胜治，则情胜性。去邪、远乱、制情，则元命立。元者，众性之长、群阳之尊，天人之理也。穷极此二者，则知生死之说，性命之理得矣。”儒家论情，有性情一体之一派。郭店楚简开篇即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38)此派儒家之谓性，乃天命之性，不以情为恶为邪。《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自知知，然后好恶行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此大乱之道也。”(39)老子曰：“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0)此派儒家大概受道家影响，将天理与人欲对立，主张节制人欲。以情为邪气，则宋儒始大张其说，而《理性义第七》则继《乐记》而先宋儒。
《理性义第七》以情为邪恶，亦非无由。孝文皇帝，雄才大略，仁孝至爱，而其所遇多舛。孝文母文成文明冯太后一代英豪，然亦有秽乱内宫之失。史载：“王叡，字洛诚，自云太原晋阳人也。”“叡少传父业，而姿貌伟丽。”“文明太后临朝，叡因缘见幸，超迁给事中。俄而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于是内参机密，外豫政事，爱宠日隆，朝士慑惮焉。”“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赠彩，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车载往，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41)所幸叡虽受宠却颇具德才，太后虽循私情但处事公正，亦无碍国运。《魏书》又记载孝文幽皇后“始以疾归，颇有失德之闻。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高祖闻而骇愕，未之全信而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导。”(42)对幽后的失德，孝文皇帝当然很恼怒，经几番密审后，废而养之。孝文崩，遗诏后自裁。不肯，强之，乃含椒而尽。此亦因泛滥私情而生的人间惨剧。北魏宫廷，此事甚多。作为臣民之智者，关朗当有耳闻，此盖其以情为邪气的社会因素。
以上可见，《关朗易传》之立意，乃与北魏社会现实甚相契合。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学。以此核之前后时代，则少有符合者，此亦为《关朗易传》作于北魏中晚期之一证据。
(1)郭彧《续四库提要辨证（经部易类）》成文于1998年，文中关于《关朗易传》的观点与李小成有相同处。不过，该文不见期刊网索引，而网上公布时间为2006年5月6日，且相关部分不若李文详实。
(2)（唐）赵蕤：《关子明传》，见赵注《关朗易传》。记室，官名。 东汉置，掌章表、书记、文檄。后世因之，或称记室督、记室参军。《后汉书·百官志一》：“记室令史，主上表章，报书记。”《三国志·魏志·陈琳传》：“ 太祖 并以 琳、 瑀 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 琳、 瑀 所作也。”
(3)（台）徐芹庭：《易图源流》，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241、242页。
(4)（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5)（宋）朱熹：《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一。
(6)（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四《答袁机仲一》。
(7)（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四《答袁机仲三》。
(8)按：唐赵蕤云：“子明《易传》，蕤粗通之，然恨此书亡篇过半，今所得者无能诠次”。今本《关朗易传》即此残本，蕤既曰“此书亡篇过半”，似当知全书目录。惜其不载。后人以《洞极真经》为《关朗易传》，或以《关朗易传》为《洞极真经》，可见二者关系密切。或者蕤所见所阙之一半在宋为《洞极真经》亦未可知。若此，则朱熹所见或为今《关朗易传》与《洞极真经》之合刊本，乃名之曰“关子明易”，而蕤则据残本名之曰“关朗易传”。因关朗易学源自《洞极真经》，以《洞极真经》附于《易传》之后，合称《关子明易》，也未尝不可。朱熹大儒，或不为此粗疏之为。《宋史·艺文》卷二二二记载：“关朗《易传》一卷。”《宋史·艺文志》卷一五八子类儒家记“关朗《洞极元经传》五卷”，宋史为元人所记，则元代《关朗易传》与《洞极真经》已经分离，此与胡一桂所见同。此事到底如何，尚有待高明。
(9)（宋）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河图洛书。
(10)（宋）朱元升：《三易备遗》，连山易卦位合河图。
(11)（元）胡一桂：《启蒙翼传》外编《洞极真经·胡案》。
(12)（元）胡一桂：《启蒙翼传》外编《洞极真经·序》。
(13)（元）胡一桂：《启蒙翼传》外编《洞极真经·叙本论》。
(14)李小成：《关朗易传考论》，《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以下凡引李文，皆略不注。
(15)（清）王夫之：《续通鉴论》。
(16)（清）胡渭：《易图明辨》卷五。
(17)（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经部·易类》。
(18)（宋）邵博：《见闻后录》卷第五。
(19)（清）江永：《河洛精蕴》卷一。
(20)（清）张惠言：《易图条辨·朱子启蒙洛书》。
(21)郑万耕：《毛奇龄对河洛图书的驳斥》，《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22)（台）徐芹庭：《易图源流》，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242页。
(23)嘉庆《建宁府志》卷十八，阮逸。
(24)（元）胡一桂：《启蒙翼传》中。
(25)李固也、王斌：《阮逸伪托〈李卫公问对〉说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26)（宋）王称：《东都事略·乐邦文类》。清彭绍升《居士传》亦有传。
(27)（宋）杨杰：《无为集》卷一，《古律赋》。
(28)（清）胡渭：《易图明辨》卷五。
(29)《关朗易传》首页录赵蕤《序》，署名“天水赵蕤注”。天水，殆其籍贯。
(30)参见蒋志：《唐代蜀学的杰出代表——赵蕤》，《西化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
(31)（唐）赵注《关朗易传》，卜百年义第一。以下从略。
(32)（汉）郑玄：《周易注》。
(33)《北魏书·帝纪第七 ·高祖纪上》。
(34)（汉） 郑玄《周易注》夬卦。
(35)（汉）郑玄《周易注》革卦。
(36)《左传·成公十三年》。
(37)《孟子·告子章句上》。
(38)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39)《礼记·乐记》。
(40)《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41)《魏书》卷九十三，列传恩幸第八十一。
(42)《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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