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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是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国家，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之间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存、生生不息的文化思想——“和”。“和”文化本质上就是“复合文化”，因而并非简单的和谐或平衡，而是在和谐中不断产生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在战争、商贸、耕牧杂处等各种交流方式中，互相取长补短，在自我调整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原因之一。大同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正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心。北魏政权建都于大同，是“和”文化得以确认、丰富和发展的显例。
【关键词】大同、“和”文化、地理位置、民族交流、北魏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2)？中原汉族与周边民族为什么最终能够和睦相处，并融合为具有强劲发展潜力的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消灭其他民族，或者周边各民族吃掉汉族？其原因很多，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却始终无人直接论及，那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和”文化，也可以称作复合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及其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以及围绕这两种生产的其他生产活动中，在汉族内部以及汉族与其他民族以各种方式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丰富着“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实践理性哲学(3)，派生出其他种种实践理性的思想情感，使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民族，具有了不断吸收容纳各种“合情合理”的思想，并不断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就像传说中的“息壤”，是一种具有克服自身问题、具有无限增长能力以及不断复壮能力的巨人。即使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和商业产生之后，仍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实践理性思维方式，它产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综合性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生活方式，也在各民族的多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断交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本源，因此，讲到民族交流与融合，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地处中原北部的大同，则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剧烈冲突与深刻融合的交接点——因而也是“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心。
“和”文化的真正内涵
“和”的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从现有的各种思想史、通史和有关的论著中，还没有看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用“和谐”、“平衡”、“中和”、“和平”、“平和”……等等概念来解说或代替“和”的内涵，遍布各种传媒的各种载体。
如果是这样，那么，“和”就不只是中国人独特的发现或发明。西方人讲平衡、和谐也许并不比中国人晚，而且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运用到诸如政治、法律、道德、美学等各个领域，似乎比我们更先进。我们认为，传统中儒家“和”的思想，不止是“和谐”或“平衡”本身，更在于和谐或平衡所产生的新的事物和思想，如果只是讲和谐、平衡，简单地把“和”的效果归结为稳定，没有产生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即不讲发展和有益于人类的变化，是对传统儒家所讲的“和”文化内涵的误解。
“和”作为指导行为的思维方式的提出，最早出于西周后期郑桓公与史伯（周太史）的一段对话：
桓公为司徒，问于史伯……（史伯）对曰：“……今王弃髙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去和而取同。夫和寔(4)生物，同则不继(5)。以它平它谓之和(6)，故能丰长而物归之(7)。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8)。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9)。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10)，和六律以聪耳……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11)，求财于有方(12)。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13)。声一无听(14)，物一无文(15)，味一无果(16)，物一不讲(17)。
简洁地说，周人认为，“和”这种状态能够产生新事物和新思想（和寔生物）。史伯之论涉及到冶炼、卫生、烹饪、音乐、绘画、赋税、政策的制定甚至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说明周人的这种思想是从人类漫长的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婴对“同”与“和”又一次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景）公曰：“唯据(18)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羮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19)，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20)。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21)，君所谓可，而有否焉(22)，臣献其否，以成其可(23)；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24)。’先王之济五味(25)，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主要以烹饪与音乐作比方，说明单一的食物和调味品（“同”），不能产生新的美味；单一的声音不能产生新的动听的音乐；单一的思想也决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使国家走向壮大和康宁之路。其中最为可贵的是两点：一个普遍存在的真理是，任何与其他性质不同的事物，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各种事物的“和”所产生的新的事物，就包含着“和”之前诸种事物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因素，不但没有失去其固有的价值，反而更突出了其存在的价值，此其一；其二，晏婴指出，国君的任何一种想法，都可能存在正确与不正确两个方面的因素，臣下提出反面意见，不是为了否定国君，而是为了确认国君正确的一面，去掉其不正确的一面。没有“否”，“可”不存在；“否”因其昭显“可”的价值而显示着其本身不可替代的价值。被确认的“可”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可”了，他与“否”并存，是在与“否”的联系中产生的新的更稳定、更确切的思想。
以上两条专门论“和”与“同”的话题，其中心可以归纳为如下的表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质不同的事物之“和”，以合理的方式联系起来，能够产生新的生命力更强的事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见之“和”，能够产生新的更合理的思想。而同一性质的事物、同一性质的见解，无论有多少，其“总和”，都不会产生新的事物或新的思想。所谓“多元并存，生生不息”，乃是“和”的效果。
那么，“和”就不是一种事物吃掉或消灭另外一种事物，一种思想灭绝其他各种思想——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虽然也有个别的思想家主张“灭佛”，但实际上是各种思想并存互补的，历史证明，凡是多种思想并存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最辉煌的时代(26)，儒家思想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反之，凡是强调单一思想、单一方法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秦王朝就是显例！
当然，“和”也绝不是通常所说的各种事物之间不矛盾、无竞争、相安无事，而是在充分确认各方价值、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各自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的时候，互相取长补短，使各自在调整中把他人、他物之长内化为自己复壮的能力，获得更好地发展。显然，如果只片面地强调没有矛盾的和谐、平和或平衡，而不讲“生物”（即产生新的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和”，而是“同”，那结果是危险的——如果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处于微波不起的状态，没有矛盾，没有竞争，也就永远没有发展和变化，永远无所作为。
从“生物”即发展的角度讲，“和”无论作为哲学思想还是作为方法论，无论作为一种道德胸怀，还是君子人格的表现，都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升华过程——当某一历史时期达到了某种“和”，产生了新的发展局面，必然面对更多的联系及联系方式，需要新的调整，需要更新、更大的“和”的局面出现……中国封建社会和多民族相容共处的局面，正是在“和”的自我调节状态中延续和发展着。其间王朝的更替和各民族间的战争，都是打破僵局，去“同”趋“和”的不可避免的极端方式。
其后，孔子以其思想权威的地位，把“和”纳入儒家的核心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礼的实际应用）最可贵的效果应该是“和”(27)，“和”也是君子自我修养以及君子人格的表现(28)。他认为“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而孟子则归纳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告子》）当然，早期儒家创始人提倡“兴灭”、“继绝”，主要指的是在中原地区对那些弱小的诸侯国实行保护政策，而不是吞并和消灭，其针对点，无疑是要防止个别诸侯势力的扩大，威胁到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但从“和”的角度讲，孔子的根本用意还是为了保存种姓的多样性亦即文化的多样性，以期保持“和”的局面。孟子的观点更为明显——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外部没有反对势力，就不可能有“和”的局面的出现，国家必然灭亡。
对于周边民族，孔子虽然反对中原地区不能“被发左衽(29)”，孟子有华夷之辨(30)，但他们从来没有说到要灭绝四夷的话，不但孔孟，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即使是暴君，也没有说过要灭绝四夷的话。孔子在不如意的时候，还说到“欲居九夷(31)”呢。
从西周后期发现的、到春秋中晚期逐渐清晰成熟的“和”的哲学思想，又称“中和”、“中庸”，有时也直接称为“中”，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和”文化内涵中的题中之义(32)。
经过两汉魏晋的丰富，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又一次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和完善。并反过来促进了多民族“共和”、“共生”、“共荣”的局面，最终形成了“杂而不越”的复合文化。正是这种复合文化，使封建社会稳定地往后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
当然，这种思想成为社会现实，是在唐代，完全成熟的标志，是北宋张载、程、朱创立和发展的理学，从思想上，把儒释道三家融和在一起。到金元之际的郝经才真正地体现了“和”的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众所周知，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最大的“和”，也就是实现最大的民主，最大的自由，最大的包容，最广泛的个体价值的认可，最充分的个性发挥。虽然这种理想就像“绝对自由”一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在以后也未必就能够真正实现，人类只能逐渐接近那个境界，但那毕竟是中华民族以致整个人类为之奋斗的理想，这就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关联。
大同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无论从“大同”地名的变迁看，还是从历来的地方政权区划建制的变化看，“大同”都是以现在的大同市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地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否则就把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简单化了(33)。雍正版《山西通志》卷177《辨证二》引明代尹耕《塞语》曰：“魏畿封东至代（今大同稍偏东北部），则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不与；西至善无（今右玉县城东），则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不与；南极阴馆（今朔州市东南），则限以雁门；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则舍置丰（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魏之畿内，正与今日大同同也。”古人已经把大同当做一个地区来对待了。但尹耕的观念还是局限于北魏的“畿内”，还没有以更广阔的眼光看待“大同文化”所包含的大同地区。
就中国的地理环境而言，北纬40°，正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南北的交错地带，也正是多民族矛盾冲突、互相融合的地带。纵观全球北纬40°，惟独山西是独特的——在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汾河谷地通南彻北，南方暖湿季风和北方寒流，都可以沿着汾河河谷畅通无阻地往复流动，太原以南适于农耕，太原以北适于畜牧。比如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讲到他的祖先班壹：“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请注意，这里不是说“马牛羊数千只”，而是“数千群(34)”，说明那时太原以北地区，是畜牧业发达之地。而且匈奴人有号称“楼烦王”者，应该就居住在太原近北的娄烦（今宁武县城附近）。汉初，高祖的军队与匈奴人在离石、晋阳、楼烦等地发动过多次战役(35)。班固的家族乃是纯种的汉族，在楼烦居然也能以畜牧业发达起来。没有足够的草原文化或者畜牧业的经验，那是不可设想的。东汉帝王曾下令开发太原地区旧时的农田水利(36)，说明这一地区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这一切都说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早在秦代以前，就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山西中北部融和起来，而且是成功的融和。
大同地处这个谷地的最北端，她是两种文化的链接点，是两种文化融合的承载地——从这里开始，在这里集中，又从这里传播开来。
我们不妨设想，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也许他们世代记忆着在太原以北那个稳定的生活区域，那里也曾是他们稳定的“家”。这样我们也许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明白，为什么他们多半从大同南下（“犯边”）？
长城可以说是两种文明具体的分界线，看战国和秦代的长城，与北纬40°几乎是重叠的（？）。而明长城，其起点山海关与终点嘉峪关，又恰好都在北纬40°，其总体走向，大体也以北纬40°为中轴线，山西河曲迤东，在40°稍北，河曲迤西，走向西南，再沿草原、沙碛南缘曲折而西北，最后止于嘉峪关。
大同市则处于北纬40°稍北一点点，几乎就在40°的北纬线上，是古代所谓九边、三镇的中心地带。明·章潢论三镇时说：“惟国家并列三镇，雄峙北门，岳并星连，相为犄角……然三镇虽与九边平列，而三镇为尤重……今大计论之，部落涣散，强逼邀求，厚往薄来，久饱优赐，志望无厌，而又姻连土蛮，意窥辽左，平居，敌情之难处，则宣府为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墙，烟火在望，铁骑（驰）骋，顷刻即至，况谙达聚牧，各部皈向，敌情所根，呼吸异态，则大同为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硗瘠，士民贫困，拜甡降人，亲戚潜通，抚臣既逺，人心易摇，况太原、河东，久所垂涎，万一有变，内外合发，则山西为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37)。”依章潢之“三点”论看，大同在三镇中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应该只着眼于大同市，而是以大同市为中心的地区。那么，无论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还是古代大同与其他两镇的关系看，以大同市为中心的大同地区，与古代所谓“山西三关”（雁门、宁武、偏头）的联系更为紧密，“大同”与“山西”应该是一个总体概念。不但如此，从大同所容纳的文化信息而言，与秦代的云中郡即今之陕北、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北魏道武帝既把都城从云中迁移到平城(38)，也就自然地把云中文化带到了平城。这应该就是唐代把平城改称云中的深层文化原因。
其中讲到“姻连土蛮”、“亲戚潜通”，说明至少到明代，汉族与北方民族、北方民族之间互相通婚，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各民族间的融合已经渗透到血缘亲族的关系之中，而不仅仅是表层的交往。许多家族长期定居在这里，并且经常往来。
显而易见，大同与南部内地的关系，也就是北方草原地区进入南部内地（古代所谓“腹里”）最方便的开阔口。明成化间，廵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所奏《议军务事》说：“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头关接界去处止，东西地远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可据应。”也就是说，在六百多里广阔的地面上，无险可守。这对于北方马上民族南下而言，是最好的突破口。只要从这里进入内地，再往南，就可以进入汾河流域谷地，一路南驰，甚至可直取上党，更不要说晋南了(39)。倘若南下不利，则退路自然也是畅通无阻的。比较其他地区，河曲迤西，一是黄河为阻，二是沟壑纵横，马上驰骋极为不利；而河北则河流、沼泽密布，只有沿太行山东麓一线稍为通畅，这对于马上民族而言，可谓“进退失据”。从东汉以前北方民族南下的实际情况看，只有从山西北部南下，才可能最顺利地直抵上党、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等地。
纵观历史，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北方民族之间最经常、最令人厌恶的交流方式，就是战争。这是为什么？
从全球地理气候变化的角度讲，每到北半球气候变冷的时期，应该就是我国北方草原北线南移的时期，也就是草场萎缩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民族必然逐水草而南移。这是气候迫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企图进入中原的根本原因。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公元前903年和897年，长江两次结冰，紧接着就是大旱，这是西周期晚的周孝王时期；到秦代和西汉时期，气候变暖；而整个东汉时期，气候比西汉寒冷；魏晋时期较为暖和，南北朝时期，气候再度变冷；隋唐时期，气候变暖，北宋又开始变冷，南宋更甚；从14世纪到19世纪，是我国比以前较为寒冷的500年，但清初是最寒冷的(40)。虽然竺可桢先生没有说到寒冷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系，但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寒冷期与我国古代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记载，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每一次寒冷期的到来，都是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
史有记载的第一次寒冷期是周懿王、孝王时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41)。’”
第二次寒冷期是东汉。据我的粗略统计，光是《后汉书》帝王本纪所载，从光武帝建武十年起，到灵帝中平三年（公元34年——186年），152年间，北方游牧民族“犯北部边境”（因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所以不计犯辽西边境的次数），共计51次。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冦边”军事行动。鲜卑或鲜卑联合其它部族南下，以攻击山西北部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共三十次。至于小的骚扰不计其数，如灵帝时，蔡邕被流放到朔方郡五原安阳县(42)，上书云：“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盐池县。其时鲜卑连犯云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絶。”又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縁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43)。”
第三次寒冷期是南北朝。这一时期，北方民族不止是南下，而是要占领中原地区，以致西晋王朝放弃北方，被迫南迁至长江以南。而整个长江以北，陷入北方各民族间长期争夺的动乱之中，即以东晋317年算起，到隋文帝统一北方的581年止，也有260多年！
第四次寒冷期是北宋中期到南宋的寒冷期，这段历史也正是金族、蒙古族连续南下的时期。
第五次寒冷期是明末满族入主中原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
政治家往往把“夷狄交侵”看作是中原帝王失德的表现，不能说不是个重要因素，但是，寒冷的气候，尤其是寒冷又往往与干旱相连(44)，大大缩小了草原的面积，必然迫使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民族南下——生存永远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正如金代末年文学家李俊民在《讀五代史》诗中所说：“中原山嶽河分斷，塞上牛羊草引來(45)。”诗的题目好像是说五代，但实际上是指他所直接面对的蒙元大军南下，金王朝灭亡的时局。李俊民是山西泽州（今晋城）人，他的感受是极其直接和现实的。
如果从商代“高宗伐鬼方”算起，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以北纬40°为中轴线的东西数千里的广阔地区内，随着草原北线的南北移动，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连绵不断，而大同地区（包括整个山西北部）则是那个移动摆幅震动最剧烈的地区。
我们再看北魏都城的变化历程：北魏始祖力微本居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后迁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其后，部族分化为三：其子禄官（昭皇帝）自以一部迁居上谷北，其孙猗?（桓皇帝）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其孙（穆皇帝）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桓、昭死后，猗卢统一三部，统一后第六年（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城盛乐为北都，故平城为南都，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东晋建武元年，贺傉筑城于东木根山（今？），徙都之。昭成皇帝什翼犍三年春（东晋咸康元年），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道武帝时，还建河南宫，多次“幸赤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46)”。把这些地名连缀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大同所聚集的文化地域是多么复杂而广泛，她无可置疑地就是多种文化的聚集地。
毫无疑问，无论从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即从生活必需品的获取，还是从政治生活的需要，大同都始终处于备受南北关注的焦点，当然也就必然成为两种文化融和的中心，而对“和”的认同与深化，无疑是两种文化融合的重点。
“和”文化的交流及传播中心
必须注意的是，在我们讨论“和”文化的时候，反复强调“生物”作为“和”文化的核心内涵；反复强调重视、尊重性质不同的事物在“和”的状态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小到不同的家族、家庭、个人，以致一草一木，“天生万物，必有其用”，乃是万古不变的法则。因而“和”文化或者复合文化在用于国际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要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其他物，不以自己的喜好为转移而决定去取——只要他人、他物的存在或行为、思想不构成对自己或社会的威胁和伤害，就必须充分地予以尊重，这才是“和”的前提。没有这种尊重，就失去了“和”的依据。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这种精神的可贵体现——连草木都是人类的同类，作为周边地区的民族，难道不应该以同胞对待吗？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张载才发出作为文化传承者所应该承担的最高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7)。”“和寔生物”、“和气生财”，两种表述，前者少有人懂，后者尽人皆知。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圣人学习老百姓的经验，还是老百姓把圣人的哲理通俗化了。总之，上自圣人，下到百姓，这是中国人一致的思维方式，一致的胸怀，一致的风度，一致的境界。
大同地区之所以具有交流和传播“和”文化中心的资格，就因为她一直是中原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共有的重要都会，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聚集和扩散、传播的中心。到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所建王朝的首都，大同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北魏在建立王朝的过程中，从征服其他民族到治理这个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和”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
从公元308年刘渊称帝到581年隋文帝统一北方的270多年间，按传统观念讲，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当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却发现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绚丽的一段历史篇章，尽管那段历史充满了血腥。但是痛苦换来的是民族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我吃掉你，或者你消灭我，而是从血与火的争斗中真正地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每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在特定的生存地理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逐渐形成和凝定的，因而都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只有多元并存，才能生生不息。
从传说中大禹对有苗的干戚之舞(48)，到司马相如申明的汉帝国对夷狄的羁縻政策(49)，无疑都是历代中央政府民族政策中“和”文化的体现。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听崔玄伯讲《汉书》，说到娄敬劝汉高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匈奴王的时候，道武帝“善之，嗟叹者良久”，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赞叹，并因此制定了公主只能嫁给“宾附之国”的政策(50)。原其根本，都是对各民族各有长处的认识(51)，而东汉政府对待北方民族的政策更是后来历届中原王朝的榜样(52)……
道武帝的思想绝非心血来潮或者是权益之计，乃是从鲜卑族长期的转战、迁徙、壮大过程中，特别是与中原民族以各种形式的交流中的得出的深切体会。
北魏之所以在北方逐渐强大起来，是鲜卑族已有的武功与中原儒家文化的中和。早在三国魏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其始祖力微就派遣他的儿子沙漠汗去曹魏“观风俗”，沙漠汗在中原学习了十六年，几乎完全汉化了，以致他回来的时候，力微的部下“诸部大人”一致拒绝他：“太子风采装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终于杀害了他(53)。可见那时候鲜卑族对中原文化是多么恐惧。这个事件离道武帝即位的登国元年（公元386年）125年。
道武帝是个胸怀开阔的君主，他称帝的皇始元年（396年），立即学习中原职官编制，“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其中“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对于一个尚武的民族而言，更是大胆的改革。天興元年（398年）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元伯总而裁之。”这些措施，可以说从深层即文化的角度全方位地采用了中原儒家管理国家的理念。为了强化儒家文化，天兴二年三月甲子，“初令《五经》羣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八月辛亥，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这是从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的角度，接受儒家思想。
“三年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夏四月，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尧舜是儒家崇拜并奉为最高典范的帝王。
“十有二月乙未，诏曰：‘……《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絶。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雅言，絶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复诏曰：“……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亷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絶，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对中原历史经验（王朝更迭兴衰）的总结。
“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冬十二月辛亥，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这是对儒家经典的整理——是摘要性的类编(54)。
这一系列文化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简直是“一年一个新台阶”。他的儿子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继续他的事业，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措施(55)。其文化造诣，也超越前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56)。”请注意最后一句“兼資文武”，就是说，他的《新集》不只是采集历代儒家之论，还有关于国家武备方面的资料，更突出了“文武之道”的“中和”思想。
此后，又经过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两代帝王的努力，进一步普及儒家文化，深化吏治改革，选拔人才(57)，文化改革日渐深入。而“和”的文化意识也逐渐浓厚(58)。《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太平真君二年三月辛亥，封蠕蠕郁久闾乞列归为朔方王，沮渠万年为张掖王。”这是典型的怀柔政策，也是学习中原王朝对待“夷狄”的态度。
四年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诏曰：“朕顺时畋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旣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勑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赉。”所谓“乖不合围之义”，来自一个久远的传说，并为历代儒家所尊奉。按《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紀·異用》载：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髙者髙，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这是古人主张仁爱及于鸟兽的范例。本质上是反对掠夺式的田猎行为，是人类最早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规范——这一行为被采入儒家经典《礼记·王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后世儒生注解《礼记》以及儒家其他经典著作，只要有机会无不引成汤这个例子(59)。汉·贾谊《新书》卷六《礼》篇推而广之：“不合围，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莫不多。”从这里出发，古人总结出“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性兼情感的秩序，是人与人的社会整体的“和”之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和”之关系。这是一个泛及宇宙万物的最高的“和”的秩序。
到髙祖孝文皇帝元宏(60)，是北魏王朝兴盛的高峰，这位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61)。”他的儒家文化修养不但是北魏诸帝中最高的，在历代王朝帝王中也属少有，因而也是对儒家文化理解最深刻、施行最彻底的一位帝王。孝文帝在位期间，发布的一系列政令，都是“和”文化的体现：如考官、肃贪(62)、宽刑(63)、均田(64)之政，访民疾苦、选拔人才之教(65)。
承明元年以后的几次诏书，尤其显示了孝文帝对“和”文化的向往：如承明元年十月诏曰：“朕纂承皇极，照临万方。思阐遐风，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讳之音，野无自蔽之响，畴咨帝载，询及刍荛。自今已后，羣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
太和三年八月壬申，诏羣臣直言尽规，靡有所隐。
八年八月甲辰，诏曰：“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致治；王务至繁，非博采无以兴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虚己以求过，明恕以思咎。是以谏鼓置于尧世，谤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逹，庶类咸熙。朕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每布遐风，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听人各尽规，以补其阙。中旨虽宣，允称者少。故变时法，远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书。宽猛未允，人或异议。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谏者无因自达，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将亲览，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
九年九月壬寅，诏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惧。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至于案文审狱，思闻已过。自今羣官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俾朕之过彰于逺近(66)。”
读了这些诏书，令人惊讶不已，其中至少用了十几个典故，用得那么圆熟，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古人所赞美的最高级的用典；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要求与前文所引晏婴关于“和”的那段光照千古的大论，是多么一致！这不就是帝王求“和”的具体表现(67)吗？
作者还要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此时孝文帝还没有迁都洛阳(68)，首都仍然在平城。
到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北魏政权不仅仅是接受，而是在全面地推广儒家的“和”文化，在实际行动中，全面地中落实“和”文化。请注意，这时北魏政权的中心正是在平城，还没有迁都洛阳。那么，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平城，也就是大同，是不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她是“和”文化在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交流中心呢？是不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的中介呢？
孝文帝的儿子（世宗宣武帝）、孙子（肃宗孝明帝）继续着他的事业(69)，而孝明帝对待蠕蠕（柔然）的态度尤其堪称民族或国家之间“和”的榜样。蠕蠕族一向是北魏的劲敌，屡屡进犯。正光元年，蠕蠕内讧，阿那瓌投奔北魏，请求援助他“回国”。这是北魏消灭蠕蠕的最好时机，朝臣意见不一，孝明帝还是答应了阿那瓌的请求：
正光元年十有一月己亥，诏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裔，邻通上国，百有余载。自神鼎南底，累纪于兹。虔贡虽违，边燧静息。凭心象魏，潜欵弥纯。今其主阿那瓌，属离时难，邦分亲析，万里远驰，庇命有道。悲同申、伍，忠孝足矜。方存兴灭之师，以隆继絶之举。宜且优以宾礼，期之立功，疏爵胙土，大启河岳，可封朔方郡开国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戸。赐以衣冕，加以轺车，禄恤仪卫，同乎戚蕃。”十有二月壬子，诏曰：“蠕蠕王阿那瓌，遭离宼祸，远来投庇。邦分众析，犹无定主，而永怀北风，思还绥集。启诉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败，自古通典。可差国使及彼前后三介，与阿那瓌相随，并勑怀朔都督，简鋭骑二千，躬自率护，送达境首。令观机招纳，若彼侯迎，宜锡筐篚车马之属，务使优隆礼饯而返。如不容受，任听还阙。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70)。”
这件事最近的结果是，阿那瓌得势，正光四年，因饥饿，阿那瓌又“入塞寇抄”。但孝昌元年，他率众讨平了破六韩拔陵的反叛，孝明帝“宣劳班赐有差”，而阿那瓌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齐献武王。史称“自此塞外无尘矣(71)”。
可以说，在民族关系中运用“和”文化处理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关系、制定相应政策的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毫无愧色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
小 结
在以大同为中心，北至阴山，南至长江，西到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东到辽西，这一广阔的土地上，在北魏政权实际行使管理权力的地面上，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的意识形态，其交流、传播并被广泛的认同，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北魏才一度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统一了北方，同时也开创了北方农牧民族与中原民族交替一统中国、治理中国的先河。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再次提醒读者：“和”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质不同的事物，以一定的方式联系起来，才可以“生物”。一旦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失去了“和”的前提。一个王朝的兴起以“和”，当一个王朝衰败到完全失去了她原有的性质之时，想“和”而不可得，其灭亡不是因为她不想“和”，而是因为她不能“和”——她已经失去了“和”的条件。
(1)作者李世俭，1936年生于山西太原，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李蹊，1942年生于辽宁本溪，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2)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学术界有西周封建论，秦代封建论，西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我们认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西周封建论。
(3)李泽厚先生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实践理性哲学”，见《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9月，该书多次提到儒家思想作为“实践理性精神”、“实践理性哲学”的内涵及意义。
(4)按，寔字，一般作“实”，但两字在“实在”、“事实”、“果实”的意义上是相通的，而寔字作近指代词“是”字讲的时候，不与“实”字通。从这句话以及整段话的文意看，应该是“寔”字。这句话是说，“和”这种状态，会产生一种新的事物。
(5)韦昭注：“阴阳和而万物生。同，同气也。”“同气”相当于今言“性质相同”。
(6)韦昭注：“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也。”
(7)韦昭注：“土气和而物生之，国家和而民附之。”
(8)韦昭注：“禆。益也、同者，谓若以水益水，尽乃弃之，无所成也。”
(9)韦昭注：“杂，合也。成百物，谓若铸冶、煎烹之属。”
(10)韦昭注：“刚，强也。”
(11)韦昭注：“同则不继。”
(12)韦昭注：“使各以其方贿来，方之所无，则不贡也。”
(13)韦昭注：“工，官也。讲，校也。多，众也。物，事也。”
(14)韦昭注：“五声杂，然后可听也。”
(15)韦昭注：“五色杂，然后成文也。”
(16)韦昭注：“五味合，然后可食。果，美也。”
(17)韦昭注：“讲，论校也。”按，校同较。按这段话见《国语》卷十六《郑语》，商务印书馆1934年刊宋明道本186页。
(18)文中所谈到的“据”，是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
(19)杜预注：“燀，炊也。” 燀音chǎn.。按，羹，先亲古文中多指带汁的肉，与今言“汤”不同。
(20)杜预注：“济，益也。泄，减也。”
(21)杜预注：“亦如羮。”
(22)杜预注：“否，不可也。”
(23)杜预注：“献君之否，以成君可。”
(24)杜预注：“《诗》颂殷中宗，言中宗能与贤者和齐可否，其政如羮。敬戒且平和，羮备五味。异于大羮。”按，中宗即汤的曾孙大戊，《诗经·商颂·烈祖》序曰：“《烈祖》，祀中宗也。”郑玄笺云：“中宗，殷王大戊，汤之曾孙也。有桑穀之异，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表显之，号为中宗。”所谓“桑穀之异”，指桑穀同体共生。传说桑穀同体共生于朝廷之上，大戊忧惧，問伊陟，伊陟认为是国家政治有缺失，要请大戊修德，大戊听从他的建议，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见《毛诗》孔颖达《正义》。
(25)杜预注：“济，成也。”
(26)秦代以法治国，灭绝百家，迅速灭亡。汉初以黄老治国，但儒、法并行。武帝之后，虽儒家独尊，但并没有废弃其他思想，《汉书·元帝纪》载：（元帝）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韩愈因反佛而被流放到潮阳。汉唐无疑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
(27)《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后世一般引用《论语》中的正面思想，都归于孔子之论。
(28)《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9)《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熹注曰：“被，皮寄反。衽，而审反。O霸与伯同，长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无也。衽，衣衿也。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
(30)《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31)《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32)对于古代奉为圭臬的《十三经》与“和”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和”的载体是“礼”。我们认为《周礼》有三大系统或者说三大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三大关系无不以“和”为中心。《周官》规划官制，与天、地、春、夏、秋、冬相对应，说明人应该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而行，要“则天法地”，典型地体现了农耕文明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仪礼》讲各种礼仪的细节行为规范；《礼记》是对礼的内涵的阐释，包括丰富的哲学、美学思想，而不仅仅是道德、人伦的说教。“和”在运用到各种关系的时候，其表现是“仁”、“义”、“智”、“信”，最后落实到人的社会行为规范“礼”上。其余十部经典著作或从哲学的角度，或从三大关系的角度提炼概括“和”的内涵及作用（《周易》、《论语》、《孟子》、《孝经》），或从历史事实对“和”的兴衰予以总结或咏叹（《尚书》、《春秋》“三传”、《诗经》），《尔雅》则以“正名”界定经传词语的内涵，使人正确理解经典的意义。
(33)详见雍正版《山西通志》“沿革”诸卷。
(34)按“群”的具体数量不可知。《史記》卷四《周本紀》：“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正義》引曹大家云：“羣、衆、粲，皆多之名也。”假如按每群三头算，“数千”，按最少三千算，那也是上万了。
(35)有关资料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赵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韩王信卢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
(36)《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元初二年二月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漑公私田畴。” 李贤注曰：“《前书音义》曰：‘羙田曰畴。’”这里所说的“太原”，当然不是指今天的太原市，而是太原郡，包括现在的晋中地区直到山西北部，包括今天的大同（？）。
(37)见明·章潢所著《图书编》卷四十五，《三镇形势总说》。
(38)详见《魏书·道武帝纪》，《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辨证二》引《通典》：“秦云中郡，今云中单于府是也。后魏道武自云中徙都平城，即此云中。”
(39)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五月，“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40)详见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唐晓峰、黄义军编《历史地理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40页。
(41)《汉书》卷六十四《匈奴传》。竺可桢先生依据《竹书纪年》定为周孝王时期，班固定为懿王时期，大体应该是一致的——懿王乃孝王之父，只在位十六年（见《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而《皇王大纪》则认为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孝王在位十五年，父子两代不过五十年）。司马迁认为“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见（《史记·周本纪》），但没有说到猃狁南下之事）。按气候大致50年一变的说法，父子两代相去不远，而班固是从帝王失德的角度讲的。
(42)《后汉书·蔡邕传》原注：“即西安阳悬也。故城在今胜州银城县。”（今之？）
(43)详见《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
(44)竺可桢先生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到这个问题了。还可以看《魏书》帝王本纪，屡载春、夏大旱、帝王亲自率领百官祈雨而不可得的事迹。
(45)见《山右丛书》本李俊民《庄靖集》卷二。金末李俊民有金、元两代北方民族南下的大经历，全诗兼从政治与地理、气候、物产两方面说兴亡，较一般儒生更切实。
(46)以上材料并见《魏书》卷一《序纪》、卷二《太祖纪》。
(47)《张子全书》卷一《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全书》卷十四《近思録拾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
(48)《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
(49)详见《史记》一百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葢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絶而已。”“羁縻”，忧今言“联络”、“维持”。
(50)《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玄伯讲《汉书》，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是以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虽名族美彦，不得尚焉。”厘降，犹言“下嫁”，语出《尚书》，原指帝尧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舜，后世专指中原帝王之女（公主）嫁给附属国国王。
(51)（梁）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决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见《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类似的议论而后多有，此不具举，然宋章如愚編《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四所言更为全面：“茍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这是主张吸收周边民族长处，从而使中原强大的“和”的可贵思想。
(52)《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和元年，护羌校尉马续代为度辽将军。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率三千余骑寇西河（今离石地区），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吏。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縁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单于本不豫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单于休利立。十三年，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死。”陈龟以蛮横的方式处理与这场叛乱不相干的匈奴单于，因而招致后来匈奴对汉王朝的不信任，陈龟被处死。
(53)详见《魏书·序纪》。
(54)以上材料并见《魏书》卷二《太祖纪》。
(55)比如“永兴三年春二月戊戌，诏曰：‘衣食足，知荣辱。夫人饥寒切已，唯恐朝夕不济，所急者温饱而已，何暇及于仁义之事乎？王教之多违，盖由于此也。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矣？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余悉出以配鳏民。’”见《魏书》卷三《太宗纪》。
(56)《魏書》卷三《太宗紀》。
(57)如《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载：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余，诏曰：“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大约是规范常用字。始光三年二月，起大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神?三年秋七月己亥，诏曰：“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四年八月壬申，诏曰：“今……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儁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遂征元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延和元年十有二月己丑，诏曰：“朕……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太延元年十有二月甲申，诏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知何从？自今以后……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三年五月己丑诏曰：“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四年六月庚寅诏曰：“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义。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勤恤民隐，至乃侵夺其产，加以残虐非，所以为治也。今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得妄有征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魏书》卷五《高宗纪》载：太安元年三月、四年五月、五年九月连下诏书，究办贪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平二年春正月乙酉的诏书：“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戸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这是对官商勾结，鱼肉百姓所发的禁令。
(58)太延元年（435年）十二月太武帝下诏书：“操持六柄，王者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知何从？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輙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这一诏令其实是从南方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223年）的《禁复私仇诏》学来的：“……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即锋刃之馀，当相亲爱，养老长幼。今以后，有仇怨者，不得相雠，敢有复私仇者，皆族之。”而曹丕的这项命令则是以前代帝王为榜样的：“昔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汉氏二祖下诏，使不得相雠；贾复、寇恂，私相怨憾，至怀手剑之忿，光武召而和之。”（见曹丕同一诏书前语。文载《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可见帝王求“和”，乃是中原文明一脉相承的传统。
(59)见《诗经·鱼丽·毛传》、汉·郑玄注、唐·陆徳明音义、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十二《王制》、宋·方闻一编《大易粹言》卷八、宋·罗泌撰《路史》卷三十五《发挥四》、明·丘浚撰《大学衍义补》卷四十七、明·夏良胜撰《中庸衍义》卷九文等等，不胜枚举。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十更予详加考订。
(60)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61)见《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62)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二年十二月、太和八年十月诏书。
(63)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四年六月诏书。
(64)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太和九年十月诏书。
(65)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承明元年十月、太和七年正月、太和二十九年诏书。
(66)以上资料并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67)关于道武帝以后各位北魏帝王求“和”致盛的表现，更多地在《魏书》各人物传记中，那真是生动具体，启人深思。篇幅所限，今不具举。
(68)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定迁都之计，太和十八年十月从平城迁都洛阳。见《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69)《魏书卷》卷八《世宗纪》：正始三年二月丙辰，诏曰：“昔虞戒面从，昌言屡进。周任谏辅，王阙必箴。朕仰纉鸿基，伏膺寳历，思康庶绩，一日万几。是以侧望忠言，虚求谠直。而良策弗进，规画无闻。岂所谓弼谐元首，匡救不逮者乎？可诏王公已下，其有嘉谋深图，直言忠谏，利国便民，矫时厉俗者，咸令指事陈奏，无或依违。”可谓胸怀不让乃父。
(70)见《魏书》卷九《肃宗纪》。又，关于此类事迹，可谓“史不绝书”，如后汉书卷五十六《种暠传》：（种暠）顺帝末为侍御史……出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职三年……后梁州羗动，以暠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乗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迁使匈奴中郎将。时辽东乌桓反叛，复转辽东太守。乌桓望风率服，迎拜于界上。坐事免归。后司隶校尉举暠贤良方正，不应。征拜议郎，迁南郡太守。入为尚书。会匈奴寇并凉二州，桓帝擢暠为度辽将军。暠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入为大司农。延熹四年，迁司徒。推逹名臣，桥玄、皇甫规等，为称职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
(71)以上诸事详见《魏书》卷103《蠕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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