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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山西北部地区风灾、旱灾、蝗灾、雹灾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文章讨论清代山西北部地区主要自然灾害的发生特点、规律等问题，对政府及民众防灾、抗灾、减灾等行为进行分析，讨论民众行为方式的调整，为现代抗灾减灾提供一定历史经验。
关键词：清代 旱灾 地震 应对
一、引 言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一个朝代，水旱、雹霜，地震、虫疫等灾害频繁发生。有清一代，太原、阳曲以北的山西北部地区，寒冷干旱，灾害不断，旱涝、蝗灾、雹霜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都给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生活在脆弱环境下的民众，对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及不断发生的天灾，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应对，本文即在探讨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上，分析这些社会应对的方式和影响。
有关灾害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绩斐然，主要以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资料整理为研究特点，而作为其较薄弱的研究环节——灾害与社会的研究，2000年以来也日益受到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成果丰硕(1)，其中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很有启发，如吕卓民教授考量灾害和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1]、王建革教授从生态角度突出蝗灾与社会控制的个案研究[2]等等。对于清代山西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也颇多(2)，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灾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涉及灾害史、荒政、生态史等多个方面，研究范围或涉及山西全省或为具体若干区域，尤其对于某种自然灾害的探讨较为详细，对于政府控制方面用力较勤。但从研究区域来说，有关山西北部地区的研究稍嫌薄弱，对于灾害发生后地方社会的应对方式讨论较少，以及自然灾害对于人类行为方式改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等，关于灾害和应对诸问题尚有讨论空间。文章权且以清代山西北部地区为引，分析其主要自然灾害与社会对应，明了灾害发生特点和规律，探讨政府和民众的防灾、抗灾、减灾行为，其中涉及灾害在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反映。
本文所指的清代山西北部地区，主要指现在行政区划的山西省北部地区，大致包括清代山西冀宁道的岢岚州，雁平道的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忻州、代州、保德州。该地区以起伏缓和的黄土丘陵为主，呈现高原形态，广泛分布有丘陵、平原、山地等地貌类型。该区地跨黄河和海河两大水系，各河流由于地处黄土高原，水源补给主要依赖于降水，降水年际变化大，河流季节性比较强。
二、各类主要灾害特征简述
（一）风灾与沙尘灾害
山西地处中纬度的内陆，属于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地面气温回升迅速，极易形成大风和沙尘暴天气，无霜期短。降水具有年内季节分配不均和降水变率大的特点，形成明显的干湿季气候特点。这样的气候特点使得大风灾害和干旱灾害在山西频繁发生，而北部地区表现则更为明显。北部丘陵山区、五台山、恒山、吕梁山区、忻定盆地北部等地，年大风日数在20天以上，大同、河曲、平鲁、神池、岢岚至原平一带大风日数在35天以上，五台山中台顶达180天[3]。历史文献中关于大风灾害的记录也很多，通常会出现“大风扬沙”、“昼晦”、“大风折木”等关于风灾的描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广灵）大风昼晦”[4]卷1《方域志·灾祥》，同年，“清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未刻，左卫有风自东南来，将南门东巷居民于姓者括起数十丈掷地，骸骨如绵，风向西北而去”[5]卷11《外志·祥异》；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大同）风霾昼晦”[6]卷2《星野·岁时》等等。风灾一般在春季发生较多，冬、夏次之，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广。大风灾害经常折木、伤禾、坏屋，破坏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影响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正是这种气候特征的真实写照。
沙尘暴在我国主要发生在东经110°～117°、北纬38°以北的广大地区，而晋北高原正处其间，右玉、河曲、神池等地为沙尘天气高发区。古文献关于沙尘灾害有“昼晦”、“大风扬沙”、“雨土”、“飞沙走石”等详细的记载来描述不同的沙尘灾害等级。如忻州，嘉庆十五年（年），“正月，地震有声，五月，大风拔木”[7]卷39《灾祥》，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大风，天赤昼晦”[7]卷39《灾祥》；道光六年（年），“三月，（崞县）大风昼晦，瘟疫流行”[8]卷8《志餘·变异》；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大同大风飞沙，白昼如夜。闰三月二十一日，左云大风飞沙，白昼如夜，城内居民张灯，自辰至未风转，天飞黄沙，夏瘟疫”[3]第770页。等等。大风和沙尘又不能截然分开，往往并发成灾，这与该区域植被覆盖差，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都有相关。
（二）旱灾与蝗灾
旱灾是山西北部地区主要的气象灾害。旱灾的频繁发生与气候特征密不可分。降水是最重要的气候要素之一，晋北平均年降水量集中在400～500mm，降水量年内季节分配不均和降水变率大也是该区旱灾发生的主要原因。据笔者研究[9]，清代晋北地区共发生轻度旱灾33次，中度旱灾35次，大旱灾20次，特大旱灾5次，旱灾等级整体略呈上升趋势；整个清代，晋北地区共发生旱灾93次，平均每2.88年发生一次旱灾。从地域分布上看，大同盆地及晋西北保德、河曲等地旱灾发生较为频繁。清代山西北部地区旱灾持续时间长、灾情重，旱灾引起的次生灾害较严重，常伴有饥、疫、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如保德、河曲从嘉庆十五年（1810）至嘉庆十九年（1814）连年大旱、饥，雨泽衍期，秋收歉薄等等，又如康熙十八年（1679）、十九年（1680）大同府旱饥连年等。而大旱灾、特大旱灾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影响就更为严重。“光绪三年（1877），夏旱秋霜，五谷不登，怀地山村较甚，斗粟市钱千余，人食草实树皮，死亡甚众，县侯陈鸿翥详请赈。……灵丘米价昂贵。朔州大旱，饿死者盈途。……岢岚谷不成实，米价昂贵，斗米三千余。……夏，崞县旱，秋霜杀禾，大饥。……”[3]第91页。等等的记载就突出反映了清光绪三、四年“丁戊奇荒”的惨烈景象。
旱灾和蝗灾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干旱缺水为蝗虫的快速繁殖、短期爆发等都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时间上讲，1640至1659年，1820至1839年等时段，晋北地区蝗灾发生比较严重。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其中以六七月为最多。经统计，清代晋北地区秋蝗12次，春夏蝗10次，秋蝗发生次数高于夏蝗发生次数。从蝗灾持续时间上看，每次都会持续数月，夏秋蝗可能会连续发生，尤其数月干旱不雨的情况下，蝗灾持续时间也较长。如清顺治四年至五年，即1647－1648年间所发生的一次蝗灾，灾情严重，大同、广灵、阳高、左云、河曲、定襄等多个地区发生蝗灾。“清顺治四年，七月，飞蝗，顺治五年，蝗子炽盛”[4]卷1《方域志·灾祥》；“清顺治四年，蝗蝻，四月内自西北入境，食禾殆尽，五六七年稍减”[10]卷5《祥异》；“清顺治四年七月初七日（1647年8月7日），午后，飞蝗从东南窖头口来，遮天蔽日，坠地寸许，所落处苗稼皆尽，至次年五月间，遗种复生，无翅，麦穗颇伤”[11]卷7《灾祥志》，等等。晋北地区的蝗虫，多由境外地区飞来，或来自蒙古，或来自直隶，一旦进入，持续时间又较长，且蝗虫属于暴食性的害虫，所到之处，不仅吃光农牧作物，更是连人、畜、衣、物等也不放过，给当地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三）雹灾与霜冻灾害
雹灾是山西仅次于旱灾的第二大灾害。冰雹是从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以冰球或冰块的形态降落到地面的固态降水。一般出现范围小，时间短，但是来势猛、强度大，通常伴有雷雨大风。成灾的冰雹主要发生在6～8月，作物正值抽穗开花至灌浆成熟期，如果遭遇冰雹的袭击，往往就不能恢复生长，导致颗粒无收，严重时危及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而山西北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常多发雹灾，6月集中在恒山、五台山、五寨、宁武等地，7、8月雁北北部地区多发冰雹。定襄县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七月十五日，大雨雹，管庄、中小霍等处树无绿叶，野无青草，一望如冬景”[11]卷7《灾祥志》；保德州，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夏六月，吕家峁晴天雨冰块三，大如间屋，是岁霜杀禾，四十七年六月，雨雹，大如拳，贾家梁、墕墩梁、天桥子等处树无完枝，种植俱尽”[12]卷3《风土·祥异》；广灵县，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雨雹”[4]卷1《方域·灾祥》；定襄县，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七月，大雨雹，西乡一带尤甚，打禾黍殆尽，民大饥”[13]卷1《星野志·祥异》，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六日冰雹大降，禾伤，风声如雷，拔树折碑，伤禽鸟甚众”[13]卷1《星野志·祥异》，崞县，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二十二日，雨雹，铜川乡雹积厚与墙齐”[8] 卷8《志餘·灾荒》等等。冰雹小如谷粒，大如鸡子，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打击。
霜冻是指春末和秋初农作物生长期间，由于冷空气入侵影响，使土壤表面或植物表面的温度急剧下降到0℃以下，导致作物受害或死亡的一种低温灾害。春季最后一次霜冻发生越晚，受灾越重，秋季霜冻越早，受灾越重。晋北地区高寒干旱，风高霜早，一般在9月中旬至下旬就会出现霜冻。文献中关于霜灾的记录也很丰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应州、大同、怀仁、山阴、灵丘、丰镇各属早霜，秋禾披灾”[14]卷25《祥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保德）霜旱降，菜豆多萎”[12]卷3《风土·祥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阳高）大旱，七月陨霜”[15]卷5《祥异》，等等。霜灾伤苗、杀稼，导致农作物歉收，饥馑成灾。霜冻灾害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危害也很大。
（四）水灾与震灾
洪涝灾害是对山西危害较大的一种气象灾害。短时间内大量降雨或上时间阴雨连绵，都会产生水灾。短期内大量降雨，雨水来不及渗入地下，迅速积聚，容易导致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冲毁农田、房屋，淹死人畜；长期阴雨，土壤水分过度饱和，农作物被浸泡受损等，产生涝灾，洪涝灾害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危害极大。山西北部地区地貌类型多样，年降水量分布不均，虽然暴雨次数不多，但局地性洪涝灾害也时有发生。洪涝灾害不仅与降水量密不可分，与地形、土质等生态要素也密切相关。黄河是山、陕天然分界线，北部的河曲、保德、偏关等地为晋冀蒙交界地带，汾河、桑干河及滹沱河的上游均在北部地区，坡陡流急，冲刷严重，呈下切现象。几条河流的洪涝灾害自古就有记载。如保德州的记载，“康熙三年大水，张家滩漂没民居，冯家川等处亦披水患；三十七年六月，大雨，城圮数十丈，低田多没”[12]卷3《风土·祥异》；平鲁县，雍正四年（1726年），“夏六月，平鲁县大雨，山水暴涨，城西詹家窑漂没民舍”[5]卷11《祥异》；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河水溢，（河曲县）侯家口、许家口灾，坏边墙数十丈”[10]卷5《祥异》等等。“披水歉收”、“屋宇尽坍”、“栖无所”等记录也显示了洪涝灾害的危害性。滹沱河水灾的记载也较多。顺治七年（1650年），“滹沱河水溢，将西营小羊房村北关等地淤浸，民皆流离”[11]卷7《灾祥志》，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台县滹沱河发洪水，河南岸从覃上至张家庄一带，稻田全部水淹，压砂数尺，变为砂滩。洪涝灾害对于沿河民众的生产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
地震灾害是一种猝不及防、破坏惨烈的自然灾害，它的突发性和强破坏力给人类社会在精神、心理上造成的恐慌和不安也是其他自然灾害所不能比拟的。晋北处于山西地震带，是我国大陆地区的一条强震活动带，它由一系列断陷盆地组成，是一个独特的地嵌系地震带，其北北东向斜贯华北块体的中部，既是鄂尔多斯块体的东部和南部边界，又和河北平原地震带通过东西向、北西向构造带密切联系。经统计，就地震发生的区域而言，主要集中于大同—朔州—保德州，繁峙—忻州等这两大区域内。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强震，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如1683年的原平地震，破坏程度较为严重。清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初五（1683年11月22日），崞县“未时，地大震，初西北声若震雷，黄尘遍野，树梢几至委地，毁坏民房，人多压死，神山、三泉、原平、大阳等处尤甚，地且迸裂或出水或出黑沙，人皆露处，屋虽存不时摇动，至十月中乃定，是冬天气颇燠”[16]卷5《祥异》，定襄县“未时，地大震，其声如雷，平地绝裂，涌水或出黄黑沙，县治前旌善申明亭俱倒，四面城楼垛口尽裂，村疃屋垣塌倒，压死人千余、畜类无数，而横山及原平等处尤甚，……是冬大震，后时或动摇，每日夜数十次，五六年内或一日数次，或数日一次，渐复其常”[11] 卷7《灾祥志》，左云和朔州出现申时地震的记载，马邑、保德、忻州、代州等都有地大震，坏庐舍的记载。按《中国地震目录》该次地震属7级地震，震中烈度9度，震中在原平附近，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多处有感。[17]地震灾害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据崞县南魏家庄重修龙王庙碑记：“黄尘黑气，天降一时之灾危；山崩城裂，地改千年之世界。忻、代二州、定襄、五台及我县邑五处同灾，而独我邑为首重者。嗟乎！万室塌毁，生者少有一二求安，老幼□死者难计亿万之数，岂非几百年未闻之灾异耶！合村人等无可居住，移立新村，然称得草屋之有安。”[18]“清·崞县南魏家庄重修龙王庙碑”，第405页。
三、社会应对概况
（一）政府赈灾
灾情发生后，政府会有一定的赈灾措施来缓解灾情。自然灾害的发生本身不是单一的，而它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尤其是大范围内的灾害，处理的好坏往往与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否相联系的，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清政府也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来应对灾害的发生。清代的救灾制度，也就是荒政，包括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集流亡等十二个方面，若按照救灾的基本程序主要就包括报灾勘灾和临灾救助。而救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蠲免、赈济和工赈。蠲免是指得到皇帝同意后，国家将应向人民征收的赋税减少以至免除；赈济则是将银、米直接发给灾民，以帮助他们维持生命，渡过难关；工赈也是经常施行的赈济方式，是指在灾年由官府出资兴办工程，日给银米，以招募灾民。基于所见资料，山西北部地区旱灾发生后，政府大致也是遵循这一制度赈灾。较常见的是蠲免和赈济。
（康熙）十九年秋，大同属又饥，麦谷尽枯，平远卫大风雹，田禾伤尽，巡抚穆借帑金二十万两赈济，题请江南例捐纳补库。二十年春，大同属又饥，特遣大臣同巡抚分行赈济并蠲免本年钱粮房税等项，仍移京师例于大同捐米，民赖以苏，逃亡者渐归故土。平远卫，春，瘟疫作，地未耕种，夏，田苗自发，即上年雹伤之种，秋岁大稔，人庆天赐。[5] 卷11《祥异》
（乾隆）十年，大同所属各州县旱，秋禾披灾，奉旨抚恤，復分别加赈两月或一月有差，十一年，怀仁、应州、山阴雹，奉旨蠲缓本年地丁钱粮，十二年，应浑大三州县披水，奉旨蠲缓钱粮，十五年夏四月，府属旱，详奉蠲缓，秋无霜，晚禾成，十六年，山阴雹，详奉蠲缓，……[14]卷25《祥异》
嘉庆十六年（1811年）山西巡抚成宁十一月十八日（1812年1月2日）奏：山西省保德等州县，前因秋收歉薄，业经奏请借粜。……地处省南之潞城县三井等三十二村，万泉县乌苏等九村，除被雹、被水外，其余秋收尚俱丰稔。其省北被旱、被霜之保德、代州、岢岚、兴县、岚县、静乐等六州县及河曲、五寨等县各村庄已蒙圣恩借粜仓谷，并将下半年钱粮米豆缓至十七年麦后、秋后征收。[19] 第371页。
以工代赈也是较为普遍的赈灾方式。乾隆十年（1745年）山西北部大旱，主要涉及代州、大同府以及朔平府的大部分州县，夏雨衍期，秋禾被灾，大旱。在对被灾州县新旧钱粮蠲缓之后，认为：“该州县地处边疆，城垣自宜修整，若以工代赈，地方民生，均有裨益。查应州、大同、山阴、灵丘、阳高、天镇、朔州、马邑等八州县城垣，均应修葺。饬令各州县，务于四月初旬同时兴举，该道府稽查，催儹完竣。庶灾地穷黎，糊口有资，边方城郭，乘时修葺巩固。”[20]卷264据天镇县志载，其时天镇县知县方凤领帑银二万七千两修理县城，以工代赈。
赈济包括赈谷和赈款以及煮粥施赈。政府在做这些救济工作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会号召当地乡绅出钱出力辅助赈灾，并且通常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二）民众自救
从救灾效果上讲，积极开展灾区自救也是最有效的救灾方式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代州）饥，知州王秉韬设粥厂济贫民，并劝士绅出粟助赈（采访册：州民祁丕昭出粟三十余石赈饥）。[21] 卷12《大事记》
乡绅的救助对于抗灾救灾也起一定作用。如康熙年间请假归田的中书科舍人韞斋霍公，就曾在1689年的马邑旱灾中积极救助，活人无数。其中尤其注重施救方法，更多以救助为目的义行，而非流于形式的邀功之举。
公讳之琯，字玉官，号苍璧，晚号韫斋。……国初，戊子、己丑间，罹蝗灾。公水田稻少获，硙米粜之，视粟价犹减，里人赖以不饥。庚申，云中荒，公挪移赈贷，曲图保全。己巳，旱甚，凋残之地，重以奇凶，家家悬罄。公轸念民艰，忧形于色，乃出粟平价通籴，日晨起立门，计口而给，有求多渔利者则叱去，其极贫垂颠者慨赈之，或米、或糠，或家园之蔓菁菜根，或水磨之团糁油屑，苟可以延养人命者，倾囊以施。其自远而来者，犹恐其枵腹乍饱或伤生，以次呼入，煮糜粥，徐徐啖之，务调护得所，而后即安，所全活殆未可更仆数也。[22] 卷3《艺文志》
广灵县县令郭磊采用家乡之法建立恤族仓，以备荒年。
……丁巳岁，余成进士，解组还里，访族人每不遇，佥曰：“某因岁荒他适矣；某某就食他方矣。”闻而商之，益思仿社仓法行之族中。……广灵虽僻处万山中，其成族者多或数百户，少亦不下数十户。其中贫富相参，苟富者於贫族勿膜外视之，贫者于富者勿为望外之，求仿吾法而行之则恤族，即所以睦族家有储蓄而成阜财之世，久之，既富而谷亦家知仁让而成雍和之俗矣。 [4]卷6《政令》
除此之外，他还号召大家建恤儒仓以救济寒士。所谓寒士，就是受过教育但又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政府注重对寒士的救济，有学者认为既体现了古代荒政的人文关怀，又是封建时代等级观念在荒政中的体现。[23]而对邑令郭磊而言，亲身经历的震撼和同是读书人的共鸣，或许更容易让他实行恤儒的举措，与周孔教恤寒士的救荒思想的出发点基本一致。
余为诸生，时值岁荒，邑侯某散赈村中。余见绅士之贫者匍匐长吏之前，哀乞胥役之侧，或幸怜而得升斗，或遭呵斥而无获，旁观实觉恧然，因思常平义社等仓。国家足食之政详且尽矣，守土者独不可彷此意以恤士子之贫、养士子之气乎？乾隆丁卯出宰广灵，欲遂初心，因差务频仍，公私告匮，未遑也。逮甲戌岁大熟，邑之绅士请劝捐修邑志，书成仍有余财，余恍然曰：“可以成恤儒素志矣。”余捐谷若干，益以修志余财得谷若干，商之，同人无不首肯，遂将此谷另注名为“恤儒仓”，编为条约，并原捐人姓名以所捐多寡为先后附列于左。
不仅讲明建恤儒仓的缘起，更订立了恤儒仓如何运作的规章制度：
仓谷不掌于县主而掌于学师，择生监中端方才干实者分董其事，收放数目亦牒知县主。
收谷出息照社仓之法，出谷催谷门斗供役，每次每人给工食谷一仓石。
领时用连名领子收时互相催交。
荒年不许富者支领，丰年五六月间秋收有望，出陈易新听董事之人与学师商度。
此仓专为寒士而设，若县仓出放时各生照旧借领，原非领此仓者不许再领县仓也。
赌博刁讼有玷行止者不给。
领后死亡贫穷堪怜者免还。[4]卷6《政令》
又如面对地震这种猝不及防的灾害，邑令、乡绅号召民众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以五台县为例，前文所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原平地震，五台县遭到严重破坏。地震之后上任的邑令周氏，看到灾后的惨败景象，便号召乡绅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灾后重建工作。
不谋而应者数百人，鸠材命工，以筑以甃，役夫孔勤，旧废俱兴。严而高者为城，邃而深者为门，女墙差立，楼拱丹青，百工告竣，特两旬余耳。非惟不失昔时之观，且更增新辉矣。[18] 第411页。
康熙二十二年，我台邑之文庙逢震，叠毁拆，过着恻然，莫不各有茂草之叹。邑侯周君始莅兹土，谒庙之日，睹其残裂，大惧斯文之不振，以为台人虑。乃与教谕姚君，各捐己俸，鸠集百工而修理之。邑举人阎襄、贡生曲尔昌，赞理其事而为之募于乡。复择其士之谨厚者陈之美、阎之俊、王元勋、张涵等董其役。一时殿庑、厨库、门廊、坊表，焕然一新焉。[18] 第413页。
台邑廨宇之制，宋元莫考其详。历明，守令两记重修。……康熙癸亥冬，地震，概为倾圮。……邑令周君来宰斯邑，……乃慨然以修葺为己任。然其时百姓遭变，流亡者众，君方务赈给招徕之事，而又不忍骤劳吾民焉。明年春，公稍暇，……乃捐己俸，鸠工市材，令耆民之廉干者董之。竖正厅、幕舍、仪门若干架，饰之以黝垩，绘之以文彩，规模制度视昔为加。肇工于甲子四月，落成于八月。董其事者因请记其事，勒石以垂不朽。……君讳三进，字天骧，淮安之山阳人。[18]第415页。
……癸亥岁，复值坤舆不宁之变，倾毁不一。河水益近，去城仅数武，而北门几圮。……越明年，……览雉堞之威回，睇河水之潆泊，而戚然有忧色，曰：“此岂城之所恃以为固者耶！城砌碎石，而水蚀其下，虽细流尚不可御，若经秋，洪波浩瀚，则城不可为矣。”乃捐俸出钱，买地疏渠，顺其性而理之。而台之民亦且感公之恩，怀公之德，而乐与公以相成焉。于是挟畚锸、负笼笊，云来星集，风应月作。工不匝旬，忽雷雨一夕，河北徙百余步。而台之缙绅士庶咸欢然称颂，以为公忠爱之诚，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故民不劳而事竣，工不费而告成，奠斯城于磐石之安，而与斯民保宅此土也。[18]第417页。
（三）祈祷神灵
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想到的是祈祷神灵的庇护，这种求神庇护的做法就是大家常说的消极应对。不仅是朝廷执政者会祈神求保，更下至地方小官吏也会如此。如顺治十七年（1660年），浑源、广灵旱。而此时张崇德知浑源州事。张崇德，“辽东籍，永平府昌黎县人，由贡士顺治十五年以渭南令升任”[24]上卷《职秩志》。他于庚子五月壬午朔日庚辰祷恒山之神，祝词中记：“客岁三冬未睹雰霏瑞雪，今年数月稀降霶霈甘霖，终朝徙雨风霾，累月未经云靉，……东作无成，西收何望，况去年会遭冰雹，少壮已散四方，若今岁再值亢阳，老羸必填沟壑，……”[24] 下卷《艺文志》，而之后的《郡侯张公德政碑记》中记为：“岁遇庚子三冬无雪，春夏不雨，米价腾贵，百姓慌怖，公减膳撤悬祈祷于永安寺，未几而大雨淋漓，既霑既足，所谓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25] 卷9《艺文》
这种祈祷似与龙王庙的祈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此相似的还有应对蝗虫的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等，都是人们面对灾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北部地区还建有雹神祠和霜神祠。浑源州，“桂敬顺，江苏泰兴人，生员，乾隆二十三年任。……浑居北，早寒，孟秋多降霜损稼，公立霜神祠，率州人祷之，丕著灵应，民戴焉。”[26] 卷8《职官》
面对蝗灾，民众的应对也分为祈祷神力驱蝗及主张人力捕蝗两种，这其中也贯穿着天人感应思想。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大同府境内和保德直隶州河曲县发生蝗灾，时在任知浑源州事的方熙，就大力号召民众捕蝗，并取得一定成效。
方熙，安徽石埭县监生，道光十三年任……十六年夏六月，飞蝗入境，大损禾稼，粟麦腾贵，民惶恐。公谕民捕蝗法，令捕蝗百斤给制钱白三十文，一时乡民□捕踊跃，囊负车载赴城交者绎络不绝，或付汤镬，或畀烈火，蝗毙积如山，悉痊之，经费皆公捐办，民无与焉。浑虽罹蝗灾，赖弭灾得法，境内帖然，次年蝗种绝。后升山东同知。[26] 卷8《职官》
蚂蚱和蝗实非同种，但一样可以跃入田中伤损谷苗，遗种为来年之害，广灵县令郭磊注意到这一点，并带领民众从作物种植、扑打技术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使其难以为灾。
……今除枯山不议外，凡平日有草常生蚂蚱之山，就山麓下豫掘长沟佚。夏至前后山上蚂蚱生时即雇人夫自上而下赶入沟内，压之以土，不过数次，死者十之七八矣。至于种田之法，近山傍沟之地种夏田，蚂蚱生时夏田已收，傍夏田处种高粱，高粱粗劲，蚂蚱不能伤，傍高粱处种豆，豆叶涩苦，蚂蚱不食，傍豆处种黍，黍苗微酸不如草味带甘，蚂蚱亦不葚吃，惟谷与草无异。今岁蚂蚱专伤谷苗其明验也，故必远山近村之地始种谷，纵能踰沟为害，而沿地俱畧有草，亦不至伤谷矣。设偶有疎防致蚂蚱入谷地，则扑之之法亦与扑蝗不同，盇蝗飞一顺而成群，而蚂蚱则乱飞乱跳，蝗飞甚高，蚂蚱跳不过一尺，飞不过二尺，宜用扑蝻之法略加变通，如南北地身则于地头掘沟深二尺宽一尺五寸，其土置之沟外，临扑时量地之宽窄定人数之多寡，如南头掘沟则从北头扑起，人持扑鞋木板树条连扑带干，从容追逐，急则横跳不前矣。赶近沟丈余时，一齐紧扑紧赶，拥入沟内，恐其飞过沟外，则先于沟外土上使人手持扫帚柳枝向沟内扑打，蚂蚱入沟遂用脚蹵土压之，又下沟内踏之，致其不能蠕动复活，一扑之后或有跳入两边地内者，第二回先于两边地内赶逐一番，令其复回此地，然后照前法扑逐，不过三四次，蚂蚱必无遗类矣。今年卑县北土岭蚂蚱数日即行净尽者即如此办法也。[14] 卷26《藝文》
（四）积极应对
后一条资料既涉及地震之后的修城之举，也与水患有关。近河之处往往怕水涝之灾，山地丘陵地区也有山水之患，如前所述之浑源州，知州严庆云审时度势，建立石坝以防山洪。
……其为浑民防患也，城南峪口与城相对，每雷雨大作，山水涨发，附郭田庐被冲淹，公相度形势，于唐家庄创建石坝，绵亘六里余，田庐赖保障。[26] 卷9《艺文》
山西北部地区跨黄河、海河两大水系，主要河流有汾河、桑干河和滹沱河。由于环境、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清代山西北部的水利建设并不发达。言及水利，内容宽泛，但基本的修隄挖渠依然是其主要方面。水利事业的发展，对于抗旱救灾具有重要意义。据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山西通志》所载，雍正时期，山西北部地区各州县共有干支渠水111道，其中忻州52渠，占总数的41％，定襄县26渠，占20％，五台县23渠，占18％，崞县19渠，占15％，代州4渠，阳高县2渠，大同县和天镇县各1渠。光绪朝干支渠水共184道，其中忻州40道，占总数的20％，崞县36道，占20％，定襄县34道，占18％，繁峙县20道，11％，天镇县16道，占9％，代州、五台各7道，阳高6道，河曲4道，山阴3道，浑源州2道，应州、广灵、朔州、左云、宁武、五寨、保德州各1道。新旧渠的更替与河道变迁、人类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简单数字上的变化不能成为水利事业繁荣或衰落的唯一依据，只是其中若干县渠道数的从无到有以及各县渠道数的普遍增多，基本能够反映清代中后期的水利事业较之清代前期而言，还是稍呈发展的趋势。
（五）农业常态选择
明清时期，全球气候正进入一个寒冷时期，通称“小冰期”，这一时期各类自然灾害频发，影响作用于整个生态系统。其实灾害应是这种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较常态而言，是一种变态反映。山西北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文献中所说的沙蹟硗确，风高霜早，未尝不是对其变态反映的常态描述。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农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这里并非农业发达区，但农业生产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我们上文所提及的水旱雹霜等主要自然灾害，山西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特性，其中农作物种植结构的选择及形成，正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认知反映，也是对于各种相关灾害的应对。
受当地自然环境所限，山西北部地方大多为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
地界北边，气寒土瘠。春分后始播麦，六月终始熟，亦有立秋后始登麦者，谚曰：齐秋拔夏是也。谷雨立夏布谷，芒种后种黍俱俟，秋分收获。邑乏水田，尽待雨露养之，岁无再获之地。[6] 卷8《风土》
农作物大多耐寒抗旱，五谷杂粮及豆菽种植较多，主要有：稷、黍、大麦、小麦、莜麦、荞麦、玉米、番薯、马铃薯、豆（青豆、黑豆、扁豆、大豆、豇豆、豌豆等）。晋北的气候、土壤条件大多不适宜种宿麦，“省北大同、朔平、宁武、忻、代等州府，据称地气早寒，向来布种春麦”[19]第34页。，白面食对于当地老百姓而言还是比较奢侈的食物。该区较适宜生长的作物主要为谷类的粟、黍等和麦类里的荞麦、莜麦等。其中最能体现耐寒抗旱及晋北地方特征的，莫过于莜麦。莜麦，亦称裸燕麦，俗称油麦，“又麦之别种曰燕麦，俗称莜麦，夏秋种。性寒宜边地，太原、大同、朔平、宁武及吉隰泽汾近属胥有之。”[27]卷47《物产》“莜麦，一名油麦，……，夏秋种，性寒易边地”[14]卷7《风土·物产》，“又有油麦一种，性耐寒不畏霜，故右玉、左云、平鲁三邑播种最多”[5] 卷7《赋役·物产》。荞麦则有甜荞苦荞两种，灵丘苦荞尤为著名。多数情况下“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28] 卷2《风俗》
经济作物中胡麻种植较多。“麻有四种，……，一种色黒，惟榨油甚宜，名胡麻。生则性寒，炒则性热，岢岚等地饶焉。”[27]卷47《物产》《植物名实图考》：“胡麻，即巨勝，本经上品，今脂麻也。昔有黑白二种，今则有黄紫各色，宜高阜沙壖，畏潦，油甘用广，其枯饼亦可粪田养鱼，叶曰青蘘花，与稭皆入用。”[29] 卷1《谷类》第6页。又在“山西胡麻”条下记“胡麻，山西云南种之为田，根园如指，色黄褐，无纹，丛生细茎，叶如初生独帚发杈，开花五瓣，不甚圆，有直纹黑紫蕊一簇，结实如豆蔻，子似脂麻，滇人研入面中食之，大同府志：胡麻茎如石竹，花小翠蓝色，子榨油。元大同岁贡油面输上都生料库，今民间糶之油曰大油，省南北以茹以烛，其利甚溥，惟气稍腻”[29]卷2《谷类·山西胡麻》第45页。。胡麻颇能适应晋北高寒干旱的环境，河曲、保德、大同等地种植较多。胡麻能够充腹耐饥，胡麻油则生香解秽，不仅能田畴救荒，而且能营运出境，如偏关县，“而偏关又处晋北之极边，土跷民拙，本无特产之可述，大抵植物以荞麦为最，胡麻次之。……胡麻油多贩运出境，是为本关大宗出息”[30]卷上《地理类·风土》。
农作物的选择反映出民众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从而在旱灾频发的时期尽量降低灾害的损失，有部分农作物的种植在备荒救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马铃薯的种植。马铃薯为美洲作物，学界普遍认为在17、18世纪传入我国，并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入山西。马铃薯在山西记载混乱，又被称为山药、山药蛋、回回山药、地豆等，民国《马邑县志》载：
山药，古名薯蓣，但蓣薯形长而此形圆，本名芋，色有黄红紫数种。清嘉庆年其种来自福建，盛行于今，三四月下种，七八月收，每亩多至二千余斤，制粉面多于豆粉藕粉者，边地贫寒，赖此为养命之源。[22] 卷1《赋役志·土产》
这里其实将马铃薯与山药混为一谈，看其后文解释可知此处所引山药，实则记载马铃薯的重要功用。
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称：
阳芋，黔、滇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圆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蓋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臛煨灼，无不宜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岷，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29] 卷6《蔬类·阳芋》第136页。
有关马铃薯引种山西的时间、发展等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笔者也已另撰文说明自己的观点，兹不赘述。按照普遍认同的观点，嘉庆后山西马铃薯种植较为普遍，不仅发挥抗旱救灾功能，并逐步成为北部地区民众的主要食物来源。
四、小 结
清代晋北地区各类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旱、蝗、雹、霜，风、沙、水、震等灾害给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当地民众对于灾害采取了多样的应对方式。抗旱、捕蝗、改良农作物、祈祷、重建、水利工程的兴修等行为，都是民众对于各类自然灾害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民众应对方式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抗灾减灾具有实际意义，有的甚至起重要作用。作物的选择，则充分体现了民众面对自然灾害所作出的行为调整。救助和重建中一些措施不失为很好的防灾救灾经验，可以为今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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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丁戊奇荒”述略[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4(6),10－13；郝平.山西“丁戊奇荒”并发灾害述略[J].晋阳学刊,2003,1,等等。张正明、张梅梅.明清时期山西的旱涝等灾害[J].晋阳学刊,2003,1.前揭2007年出版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论文集中，收录行龙所著《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及郝平著《近代太原县的灾害与基层社会——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两篇论文，注重对局部区域内灾害与社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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