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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海石经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在不同地域产生的宗教文化景观，本文通过这两种差异巨大的青海石经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产生原因的分析，说明宗教文化景观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青海石经墙 云冈石窟 环境背景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大同位于黄土高原的北部，虽然两地位于不同的地理单元，自然环境迥异，但在其历史上都有过佛教的兴盛时期，因此也留下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两地的宗教文化景观都能给人强烈的震撼，但其构成完全不同。青海石经墙由一个一个较小的刻着经文的玛尼石组成，但由于数量巨大，总体上形成足以震撼人心的石经墙；云冈石窟由巨大的洞窟和高大的佛像给人以视角上的冲击。形成这种差异巨大的宗教文化景观，其根本原因就是其所处的环境的作用。
一、文化景观的概念
景观实际上为地域的综合体，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景观单元，以区别于其他景观单元。人类活动和人类影响形成的景观为文化景观或人文景观，20世纪的美国地理学家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我国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由自然和人文两大类因素组成。(1)
文化景观包括两个方面，即人们为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对地球表面的自然景观实施的改造利用，它通常以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产方式来体现，如农业、牧业、林业、居住聚落和交通等；同时也包括了人们依附于这种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如饮食、服饰、宗教等。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区域总体的文化景观特征，前者是具有空间形态的地理存在，后者则多是非空间形态的物质、精神存在。(2)
不管学者们对文化景观的定义如何，但其思想中都肯定了文化景观的形成与产生都与其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景观乃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风景。宗教现象和宗教文化景观不仅受人文因素的影响，也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限制，都必须适应一定的自然条件。云冈石窟和青海石经墙作为不同地域的宗教文化景观，其产生也都与其所处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有关。
二、青海石经的空间分布
嘉那嘛尼石堆,位于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以东6公里的新寨村。据文献记载，这个经石城是藏传佛教高僧嘉那多德桑却帕旺（又称嘉那活佛）于1715年创建的。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历经240年的堆献，整个嘛尼石占地东西长450米、南北宽100米的面积，在这长方形的城池里里外外堆满了刻着六字真言或一篇篇经文的白的、红的、青的大小嘛尼石，层高达五六米，石城的南、北、西三面砌有高高的经石墙，上面镶嵌着精美的彩绘浮雕佛像和巨幅的六字真言彩色石刻，据估计这座嘛尼石堆经石达25亿块之多。(3)
嘛尼石刻，是藏族古老而独特的一种文化承载和表达方式。在青藏高原的山口、崖壁、路口等许多地方，都会随处见到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石刻，这些被藏族工匠们一凿一錾镌刻在石头上的经书、经文或佛像，使得神圣的经书文字和佛像，能够比纸本绢本保存得更久远，同时也是能够在山口、湖边、桥畔及寺院外等重要的露天地堆献，让人们随时能够诵拜祈佑。在藏人的眼里，他们所生活的高原上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是有灵性的，一旦再刻上经文字和佛像，那就更是神灵之物了，无论放在哪里，都有无边的法力。
和日石经墙，位于黄南州泽库县和日乡，其创建年代，没有可靠文字记载，但据和日寺僧和当地藏民世代相传的说法推算，大致创始于清代嘉庆年间，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前后历时15O多年。石经墙由4处构成，主墙上的经石刻的是著名佛教经典丛书“大藏经”两大部分之一《甘珠尔》，其中收录各种著述1008种，刻了两遍约3966万多字。主墙的东面，是一处独立存在的经石方墩，高10米，边长9米，上面堆放的石经是“大藏经”的另一部分经典《丹珠尔》，收录各种著述4361种约3870多万字。此外，《丹珠尔》经墩东面40米处和主体石经墙西面120米处，还各有一座规模较小的石经墙，前者所刻经文为佛教丛书《塔多》经，共刻了108遍；后者所刻经文有17种。除了这些文字刻石，和日石经墙这里还有近2千幅各种佛像、佛塔等绘画石刻作品。据测算，这4处石经墙总长达330多米，所刻经文总字数在2亿字以上，用片儿石料多达3万块。(4)
多勒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下贡麻乡境内，多勒石经墙全长121公尺，宽9公尺，其平均高度约为5公尺。据推算，多勒石经墙体积为5445立方米，如果以每立方米约容纳600块石板计算，多勒石经墙总共约容纳3，267，000块石板。是目前果洛地区乃至整个藏区规模最大的石经墙，也是唯一没有受过破坏的保持原貌的石经墙。
赛希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岗龙乡境内。石经墙全长280公尺，宽5.03公尺，高平均为2.50公尺。经推算，赛希石经墙为3500立方米，其石板的形状、大小都与多勒石经墙相仿，以每立方米容纳600块石板计算，赛希石经墙共容纳2，100，000块石板经。赛希石经墙没有可依据的刻经目录，但从石经墙的“窗口”中可看到一些刻经目录，如《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烦》、《圣大解脱十方广大忏悔除罪成佛大乘经》、《圣贤劫大乘经》、《莲花生传》、《六字真言》、《智慧金刚撅陀罗尼》、《莲花生密咒》等，还可看到许多雕刻的神佛像。
东吉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政府所在地以南几公里处。石经墙全长224公尺，高2公尺，宽平均为3.5公尺。体积为1568立方米。以每立方米容约600块石板计算，东吉石经墙共容纳940800块石板经。东吉石经墙所刻石经内容，也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或目录，但从石经墙中的目录“窗口”里找到一些刻经目录，如《圣贤劫大乘经》、《圣大解脱十方大忏悔除罪成佛大乘经》、《圣大解脱十方胜大乘经》、《莲花生密咒》、《六字真言》、《百字明》、《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圣普贤行愿经》、《文殊智慧有情胜义名集》等。
梅·沙那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境内。石经墙由相对独立的九段组成，如将这九段石经墙相加在一起可形成一座长220公尺，平均宽约1.54公尺，平均高约1.18公尺的立体长方形石经墙，其体积为398立方米。以每立方米约容纳600块石板计算，梅·沙那石经墙共容纳238800块石板经。石经墙所刻佛经内容，包括一部《甘珠尔》和一些重复镌刻的重要佛经篇章，以及六字真言等许多藏传密宗咒语。
东琼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窝赛乡境内。石经墙全长110公尺，其宽度平均为1.5公尺。其高度平均为1.3公尺，其体积为214立方公尺。按每立方公尺约容纳600块石板经，共容纳128400块石板经。东琼石经墙所刻佛经内容，从该石经墙中设立的目录“窗口”可以发现《圣贤劫大乘经》、《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圣大解脱经》、《六字真言》、《百字明》、《狮子吼三昧耶》、《金刚三昧耶》、《智慧大印三昧耶》、《长寿经》、《圣妙吉祥真宝名经》等经文。此外，东琼石经墙中供有许多石雕神佛像，诸如观世音、金刚手、文殊、莲花生等等，还有不少佛塔、八宝吉祥图、六字真言等精美石雕。
达多却旦塘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岗龙乡境内。石经墙全长53公尺，宽1.4公尺，高1.4公尺，共计104立方公尺。按每立方公尺约容纳600块石板经推算。达多却旦塘石经墙共容纳62400块石板经。关于达多却旦塘石经墙所刻佛经内容，据从石经墙本身的目录“窗口”中找到的一些佛经目录表明有《圣贤劫大乘经》、《大解脱经》、《金刚能断大乘经》，以及《六字真言》、《莲花生密咒》等。此外，也有不少石雕神佛像，诸如四面观音、渡母、莲花生、文殊、三师君等。
岗巴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建设乡境内。岗巴石经墙中有一部石刻《甘珠尔》，其目录“窗口”里特地雕有《贤劫经》、《八千颂》、《金光十地》、《解脱》、《普贤行愿》、《文殊根本怛特罗》等主要经名。
噶庆石经墙即噶庆多卡，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德囊乡境内。
达格沙那石经墙，位于达日县莫坝乡境内，据说达格沙那石经墙中刻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一部。
特合土石经墙，坐落在达日县特合土乡境内。据说是果洛地区最古老的一座石经墙，享有“旧石经墙”之称。
查洋石经墙，坐落在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的札蒙查洋寺附近。查洋石经墙中刻有《忏悔》、《六字真言》、《莲花生传》等内容的藏文佛经。
赛格石经墙，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境内的阿尼玛卿雪山，石经墙刻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一部。(5)
热水山嘛尼石，位于海晏县甘子河乡热水山，为佛教徒刻经活动的遗存，文字多为藏文。
青冈石经崖，位于兴海县中铁乡，佛教经文被刻于石崖之上。(6)
汪什代海石经墙，位于天峻县与祁连县交界的夏尔哈地方，其石经墙为西侧长86.4米，北侧长76.4米，东侧长80.4米，南侧长79.4米，高2米，宽2.45米，总石万为1736立方米，占地646平方米的方形石经院，共镌刻甘珠尔经108部，“沓木多”(解脱经)200部，佛像324尊。(7)
三、青海境内石经产生原因分析
就目前收集的并不完全的资料而言，青海境内石经的分布点有玉树的嘉那嘛呢石堆；果洛的达日和甘德县石经墙分布点十余处、久治、玛沁各有1处石经分布点；黄南州泽库有和日石经墙的分布；在海北的海晏县、天峻县有两处石经分布；海南兴海县有1处石经分布。从石经墙在青海境内的这种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其主要分布在青海南部玉树、果洛，海北的海晏、天峻、祁连以及海南的兴海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青海牧业为主的地区，因此，石经墙的出现是和牧业区域有着密切的关联。之所以石经墙在青海境内有如此的空间分布，和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是藏族的石崇拜的历史传统有关。在青藏高原是大山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岩石是藏族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但自然环境的严酷，使藏族先民自然而然地会把岩石作为异己的、恐怖的对象，看成是神力的展示，从而产生对石的崇拜和信仰。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藏王松赞干布的重臣琼普邦桑孜死后，专门在坟上立一白石。(8)在藏族地区大多都有石崇拜的文化传统，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域表现的方式有所差异。在藏族先民的观念中，具有灵性的石块上再雕刻上经文和佛像，是一项非常庄重的敬佛活动，有时佛教经文、吉祥图案和佛像被雕刻在巨石上或摩崖之上，有时被雕刻在拳头大的石块之上或大小不等的石板之上，这些雕刻有佛经、佛像的石块或石板被供奉在山口、寺院或殊圣之地，使广大佛教信徒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崇拜祈求福运，这一现象成为藏族地区十分普遍的石刻文化景观。
第二是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区是青海的牧业地区，在牧业地区，由于传统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使牧民逐水草而牧，随着季节的变化，牧民沿着古老的路线，不断迁徙，以求取得牧业生产所需要的牧草，最大限度的获取生活资料。由于这种不断的迁徙，牧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很少有固定的居住地，只是在冬季有较长的时间居住在冬窝子，其他时间都是在广阔的草原上不断迁徙。因此，和牧民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牧业区的寺院主要是帐房寺院，而且有许多是随着牧民部落的迁徙而移动。移动的帐房寺院和固定的寺院相比，就是寺院空间比较狭小，而且不断的迁移，缺少存储大量佛教典籍、大型佛像的良好条件，但佛像和佛教典籍作为“佛、法”的代表，是藏传佛教寺院中“佛法僧”三宝不可缺少的部分，如何克服这一缺陷，藏传佛教信徒经过长期的宗教实践，用大量雕刻石刻经文和佛像的方式，解决帐房寺院缺少大量佛像和佛教典籍的问题，而且石刻经文和佛像具有能够长期保存的优点，并且可以露天放置，以供广大佛教信徒顶礼膜拜，完成其崇尚“三宝”的心愿。
第三，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由于生活环境的严酷和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养成了勇武好斗的习俗。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有栋宇，织牦牛羊毛覆屋，岁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人寿多过百岁。然好为盗，更相剽夺，尤重复仇，末得所欲者，蓬头垢颜，铣足草食，杀已乃复。男女衣裘褐，被毡。畜牦牛、羊、马、驴以食，不耕稼。……杀牛羊祭天，取麦他国以酿酒。”虽然这一记述在唐代以后有了变化，但尚武的风气仍然在青海藏族地区特别是果洛、玉树地区得到了延续。民国时期的几位到过果洛的学界前辈的考察报告中的叙述足以说明问题。“果洛，居于黄河上游的河曲一带，占有广大的区域，过游牧生活，性情强悍，不受官治，掠劫邻部，凶残好斗，历代屡为边患，未曾慑服其心。”(9)“四川西北、青海东南边境走廊地带，有以犷悍著称于西宁、康定、拉萨间之大部落居之，川省称之为‘郭罗克’，康省转称为‘俄洛’，甘青两省又简称为‘果洛’。果洛之义不甚明显，但似不妨解之为‘十万硬汉’。”(10)“在西边的果洛则是以掠夺和勇敢见称的，因为他们居住在议论纷纷的阿尼马卿山周围。事实上，诺拉比果洛还勇敢。根据藏族自己的标准，十人由拉卜楞(即由十三庄)来，敌不过一个果洛，十个果洛敌不过一个诺拉。”(11)在近代玉树、果洛多次遭到马家军的屠杀。1941年，色航寺被付之一炬，燃烧了整整7昼夜。1938年，同仁12族中较大的达日江寺被纵火焚烧，附近之德钦、宗吾、宗科日、古德、江弄尕赛等5座寺院同遭厄运，财物被劫一空。1938年，果洛白玉、加贡巴、扎西果莽等5处寺院及80余顶帐房被捣毁、焚烧。(12)在这些大规模的冲突过程中，当地的寺院首当其冲，常常遭到灭顶之灾。因此，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牧民在这种不断被冲击的条件下，创造性的用雕刻石经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信仰需求。
其实，关于石经的出现也并非只有游牧地区，在汉族地区也有大量石经的存在。据研究，佛教僧侣和信徒将佛教经典刊刻于石上，是由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曾先后灭佛，北齐、北周的僧侣和信徒出于护法的信念，便大规模摩崖刊刻佛经佛号，后有隋朝僧人静琬在北京房山发起刻造佛教石经，以备佛法毁灭时，以充经本之用。房山刻经自隋朝起，断断续续一直刻到明末止，将各部佛经刻于石版，分藏于石经山顶的九个洞中和云居寺西南压经塔下的地穴内，大小经版约有15000块，这是我国石刻集中数量最多的地方。(13)从这一点来看，房山刻经和果洛石经的产生都具有相同的保护佛经的一面。
第四，青藏高原环境严酷，特别是石经墙分布的牧业地区，人口稀少，经济基础薄弱，不足以支持大型的宗教文化景观的建造，但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信徒以较少的人力物力雕刻在玛尼石上的经文，经过几百年的日积月累，构成了规模巨大的宗教文化景观。
四、云冈石窟景观的产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北部平城的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从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452年)，迄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496年)，在这40多年间，雕凿了大小窟室数百座。现存主要洞窟53个，佛龛1100多个，大小造像51000余尊，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的创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1、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是云冈石窟创建的基础
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处于阴山余脉的大同盆地之中。大同盆地地势平坦，气候较为湿润，是农业种植的最北地带；同时也适宜水草生长，亦是畜牧业生产地区；是农耕文明与畜牧业文明的交错地带，“表里山河，称为完固，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因势乘便，可以柑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14)平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但北据方山，西据武州山，南带桑干河，形势险峻，而且“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据天下之背”，(15)确是边塞要冲，中原地区的北大门。
武州山的山势并不险峻，它有一段整齐的绝壁断崖，壁面又有过天然溶洞，岩石又是水沉砂砾结构，其山脚下武州川水潺缓流过，这样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开凿石窟，雕琢石像，《水经注·漯水》的武州川水中，对水侧的石窟寺做了生动的描述:：“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其水又东南流出山。”(16)而武州山，自北魏迁都平城，就成为北魏皇帝祈福的神山，因而开凿石窟时就选在武州山成为必然。
2、云冈石窟的创建得益于北魏王室的大力支持
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氏是我国古代北部地区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公元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道武帝拓跋硅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天下初定，即大兴佛事，在平城广建寺院，并封沙门法果为道人统，领导僧徒。《水经注》叙述了当时平城寺庙的盛况：“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17)《魏书》载：“自正光(公元454年)至此(太和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18)当时平城的建筑，佛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平城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佛教的中心。
佛教为了得到北魏王室的支持，带头礼拜皇帝，并用礼佛为礼拜皇帝进行解读。《魏书·释老志》载：“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清楚的说明了依靠帝王方能弘扬佛法的意思。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19)这一记载，显然是把佛与帝王完全等同了起来，也进一步说明，皇帝即当今如来的说法，在北魏王朝及当时的佛教中，已进一步得到了认同。
兴光元年(454年)秋，又在京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20)北魏佛教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国家经营的色彩，所铸五座释迦佛像，却以五位皇帝为原型，表明了北魏王室和佛教紧密的联系以及对皇帝的刻意逢迎，其中的缘由也是“能鸿道”。不久之后开凿的“昙曜五窟”，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云冈石窟因此而成为都城附近的佛教重地，亦成为一所由皇室经营的大石窟，这也是这一时期佛教泛滥、佛教造像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3、云冈石窟的开凿是王室为了建造永久性的佛教建筑
佛教在北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初期的北魏王奉佛教为国教，公元446年，太武帝下令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了佛教史上的太武灭法。据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案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子。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并下诏曰：“……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沼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惟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21)在这些记载中虽然有较多的关于灭法的依据，但其根源仍然在于佛道两教的激烈斗争。
文成帝继位后，即恢复佛法，为此也在寻找其理论依据：“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22)有了这些依据，弘法就有了理论支持。
史载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即位，下令恢复佛法，“天下承风，朝不及夕”，“佛塔经论，皆复得显”。明年，召凉州名僧昙矅至平城，任沙门统。和平元年(460年)，“昙矅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23)这就是著名的昙矅五窟，为云冈第一期石窟。昙矅奉文成帝之命开凿云岗石窟时，鉴于太武灭法时，土木宫塔、金银宝像俱皆焚毁的教训，选取了开山凿窟这一永存不朽的造像方式，就是为了避免佛教得到永久的传播和发展。《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中说：“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金、合土、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24)
4、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是云冈石窟建造的资源保证
北魏早期在征伐四方的战斗中，大量徙民于京师，向国都聚集人力和物力。北魏政权于天兴元年（398年）七月迁都平城，在当年春天就开始“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25)《魏书·食货志》又载：“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26)在太延元年(公元436年)，“二月庚子……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六月“戊申，诏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五将率骑四万东伐文通。秋七月……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27)北魏前期据有记载者统计，移民数量至少达到一百二十万人，实际肯定高于此数。(28)如此巨大的移民数量，为平城的建设和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必须的人力保障。
北魏统治者在大量向平城移民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于对人才、技巧的搜求。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三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29)北魏政府为了独占工匠，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又下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30)众多的能工巧匠聚集平城，为北魏都城的大规模建造以及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技术支持。
云冈石窟宏伟的规模，从洞窟到佛身以至装饰器物全部石雕化的创建，其工程量十分巨大。据载，开凿石窟征发天下工匠上万人，日食粮、盐15000斗，辣椒5斗，声势浩大，终于凿成5所石窟，镌造了五尊大佛，“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成帝之后诸帝，崇佛更盛，到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平城即有僧尼2000余人，新旧寺约100余所，四方各地僧尼77258人，有寺6478所。云冈石窟从和平元年(460年)始建，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历时35年的造神运动，相继造像10万余尊，佛像最高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31)
如此巨大的工程和众多的僧人，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持才能完成，北魏确实具有这样的实力。据《魏书》记载：“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贵富之家，童妾衤玄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32)据研究，北魏还有巨大的战争劫掠收入，北魏合计俘获牲畜共17，968，000头；巨大的狩猎收入，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413）“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太武帝拓跋焘时“畋于山北，大获糜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巨大的屯田收入，慕容宝进攻五原，一次就掠去粮食“百余万斛”。(33)这些记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北魏富足的经济实力，是平城和云冈石窟大规模建造的经济基础。
为了保证如此众多巨大的工程进行以及庞大的僧尼集团的正常活动，昙矅奏请朝廷设置了供给寺院僧人生活来源和劳作役使的“僧祗户”“佛图户”，以作为经济上的永久保障，保证了开凿工程的顺利进行。据《魏书》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偏于州镇矣。”(34)
(1)李旭旦《人文地理学》第223--22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2)肖笃宁等《景观生态学》第19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顾炳枢，《神秘的嘉那经石城》载《丝绸之路》2004年第12期。
(4)林子，《和日石经墙》载《佛教文化》2005年第3期。
(5)尕藏加《果洛石经的分布及其规模》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1期。
(6)谢佐，《青海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7)陈庆英，《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321页。
(8)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
(9)乐天，《青海之果洛》，载《公道》1933年1卷7期。
(10)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第72页。
(11)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
(12)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213页。
(13)华人德《中国石刻文献的种类及其演变》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1期。
(14)《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山西一》
(15)《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大同府》
(16)《水经注·漯水》卷十三。
(17)《水经注·漯水》卷十三。
(18)《魏书·释老志》志第二十。
(19)《魏书·释老志》志第二十。
(20)《魏书·释老志》志第二十。
(21)《资治通鉴·宋纪六》。
(22)《魏书·释老志》志第二十。
(23)《魏书·释老志》志第二十。
(24)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25)《魏书·太祖纪》帝纪第二。
(26)《魏书·食货志》志第十五。
(27)《魏书·世祖纪上》帝纪第四。
(28)操晓理《北魏平城地区的移民与饥荒》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2期。
(29)《魏书·世祖纪下》帝纪第四。
(30)《魏书·世祖纪下》帝纪第四。
(31)温金玉《大同云冈石窟文化简论》载《五台山研究》1993年第2期。
(32)《魏书·韩麒麟传》列传第四十八。
(33)史卫《北魏平城时代的财政》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
(34)《魏书·释老志》志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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