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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通是元朝末年农民起义中最先引导黄陵岗治黄民工不满压迫而举义的将领之一，曾被各支红巾军尊为共主，是当时最重要的红巾军领袖。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他拥戴山童之子韩林儿为皇帝，定国号“宋”，建立农民政权，1358年5月，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后，并把韩林儿接到汴梁，定汴梁为“大宋”农民政权的都城(1)。汴梁作为红巾军政权首都一年多的时间，正是起义军的北代时期，刘福通在此指挥着全国的战场，有效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使开封在起义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开封黄陵岗，是元末农民起义的最初地
黄陵岗，位于今开封属县——兰考县城东北50里的宋庄村，黄河故道的南岸，为黄河通塞要地(2)。兰考县位在开封市东45公里，它西北临黄河，东北与山东接壤，1954年由兰封(清代嘉庆年间，兰阳、仪封两县合并而成)、考城（秦曰甾县，东汉改此名）两县合并成立。
开封，元代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之省会。元朝攻占开封后，在此设南京路，后又改为汴梁路(3)，这是开封又称“汴梁”的开始。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激化，迫使农民纷纷起义。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白茅堤（今山东曹县、河南兰考县交界处）决口。元政府征发汴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黄河南、北等地的民工到黄河上服役。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一方面宣传“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另一方面散布民谣：“休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4)，并凿了一个独眼石人(5)，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岗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据《兰考旧志》记载，群情激昂，遂起义为红巾军，发展成为继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黄陵岗是治河民夫的集中地，治黄农民暴动的首义地。黄陵岗，古阜名，有土阜高数丈，周百余丈。据传，此处有三国魏武帝疑冢，似岗，故名(6)，宋属考城（兰考县前身）县，金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属仪封县。黄陵岗为黄河历史上险工要地，它处于河势转弯之处，形势险要，尤其是元、明两朝黄河多次于此北决。元至正中贾鲁、明代弘治中刘大夏治河，皆以筑塞黄陵岗决口为重点。如今，记录刘大夏等人在黄陵岗堵塞决口治河功绩的明代碑刻仍保存完好(7)。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白茅至黄陵岗之间决口，洪水溢入运河，又淹没了盐场。漕运和盐场是当时元朝统治者的命脉，遂于1351年四月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黄河南北十三路的15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的2万多军队到黄河决口处修河防。河工们原来是贫苦的灾民和饥民，被强征为河工后，又被迫在军队监视下和压迫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8)。黄陵岗至白茅堤一带，是贾鲁治河的重要地段，也成为了红巾军起义的首义地。
2、造反的“民谣”及“石人”均源自黄陵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9)。清代康熙年间的《仪封县志》也载，“元，庚寅岁（公元1351年），（黄）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10)。元顺帝至正年间贾鲁治河时，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活动于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颖州（今安徽阜阳）一带的韩世童、刘永福等人利用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征发汴梁、大名等地民工修治黄河之机发动起义。在散布一首民谣“休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起义舆论的同时，又暗暗地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并在石人背后刻上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1)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岗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为准备起义而制作的独眼石人后，以为应谣，于是奔走呼告。据《仪封县志》记载，“及贾鲁治河，果于黄陵岗得石人一眼”，河工们“乘时而起，是起险云” (12)，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对于当年刘福通埋藏于黄陵岗又被掘出的一只眼“石人”，其形状如何？据《中国文物报》记载，在刘福通故居遗址处——安徽界首镇于1965年春修建“卫民涵闸”时，距河岸十米，离地表两米深处出土了两件文物：一是石人，另一是石狮子。其中的“石人”，系青石质，高约2米，头呈球状，身躯略呈扁圆状，上宽下窄，有粗糙的线条纹。石人座长67厘米，宽60厘米,经鉴定均系元代遗物(13)。1944年编印的《界首一览·人文》亦载，刘福通蓄意造反，“命石工造一石人，五官四体具备,唯缺一眼。……果掘出石人,缺一目”(14)。此独眼石人是否为黄陵岗掘出的石人？或者为刘福通在家乡埋藏的第二个？不得而知。但它为人们了解黄陵岗的“独眼石人”形状提供了标尺。
二、“大宋”建都开封，是红巾军的兴盛时期
从1351年秋至1354年冬是红巾军发展状大的时期。1355年北方红巾军开始主动出击，1355年（至正十五年）2月,刘福通将韩山童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风”(15)。1357年（至正十七年）夏，刘福通又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同时，刘福通亦亲率大军攻克大名、卫辉诸地，于次年（1358年）5月攻占汴梁，并把韩林儿从安丰（今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元史》称，当时义军在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16)，“大宋”政权出现了全盛的时代。
1、攻占汴梁，是红巾军反元军事斗争的高潮。汴梁原为北宋王朝都城，因此攻打汴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此，在三路军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于1357年6月攻打河南重镇汴梁，并“纵火烧汴梁诸门城楼”。当时汴梁为河南行省省会，城池在原北宋东京城（由皇城、里城和外城三重城组成）的基础上加固修建。由于此时的宋外城已在宋金和金元战争中已遭重创，故元政府全力加固里城。再加之元将泰不花等又把当时汴梁城四面的13座城门堵塞8座，只留5座（至今开封城墙城门仍如是）“以通往来”(17)，因城池坚固而未能攻下。两月后，刘福通便攻克大名、卫辉、濮州及曹州等地，对汴梁形成包围之势。刘福通遂于至正十八年5月再次进攻汴梁城，（壬寅日）元汴梁宋将竹贞(18)自知不敌义军，便弃城逃跑，刘福通“乃自安丰迎林儿都之”(19)。此时三路北伐的大军也势如破竹，东路军以毛贵为主力，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以关先生等为统帅，绕山西，对大都迂回包围；西路军由白不信等为主，作为策应。与红巾军相反，“是时元将多败，或陷或覆”(20)。元将周全“以怀庆叛归刘福通，尽驱其民入汴”，还受刘福通指挥进攻察罕于洛阳(21)，红巾军掀起了北上灭元的战斗高潮。
2、建都汴梁，标志着以“复宋”为目标的红巾军达到了“反元”的政治目的。“反元复宋”始终是元末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的一面旗帜。由于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尤其是后者的日益激化，红巾军认为只有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恢复汉人的大宋政权，便可拯救民众于水火。故早在酝酿起义时，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宣传“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名将刘光世之后，“当辅之”(22)。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发布文告：“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誇塞北”(23)，前两句是假托南宋卫王赵昺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日本的故事，后两句则是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号召。他们还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24)的旗帜，宣誓起义。为了更利于反元斗争，红巾军开始主动出击，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2月，刘福通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迈出了作为光复“大宋”王朝至关重要的第一步。1358年5月，刘福通攻占汴梁，并把韩林儿从安丰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刘福通光复汴梁后，即在汴梁城宋金故宫的基础上营建宫室，以迎韩林儿居之；“易正朔”废元历法，改用“龙风”纪年。正朔被视作政权的标志，改元“正朔”，以此表明不承认元的合法性的决心；随后改组中央“政权”人事：刘福通为太保，毛贵、田丰为丞相，王土诚、杨城、续继祖等为平章，刘圭为知院，又进关先生、破头潘等官爵。汴梁作为“国都”成为“大宋”政权的政治、军事中心，指挥着全国战场，即《元史·察罕贴木儿传》所载“号召群盜”是也。
汴梁原为北宋王朝的首都，北方红巾军以“复宋”为号召，把汴梁定为“宋”都，使沦隔230余年的赵宋旧都得以光复，这是中原人民“反元复宋”的重大胜利，可谓是“久陷于胡”的“生民”达到了“倡义举兵，恢复中原”(25)的政治目的。
3、建都汴梁后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影响。刘福通迁都汴梁城后，为扩大和巩固宋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元史》所记载的“造宫阙，易正朔”，改组中央政府人事外，还主要有铸造钱币、颁布铜印和任命地方官员等。这从刘福通败走汴梁时，元军获“大宋”政权“伪官五千，符金印章宝货无算”(26)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先谈铸造钱币。铸造钱币它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政权的兴亡和经济的繁荣，是一个新兴政权执政的首要条件，“大宋”政权也不例外。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帝，初建国，建元“龙凤”到失败，一直铸造有“龙凤通宝”钱（元至正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355—1366年）。“龙凤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二、折三(27)几种，四字楷书直读，光背无文，铜质精良，钱体厚重，它是“大宋”政权在与元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进行经济上的激烈斗争的体现。“龙凤通宝”出土多在江、浙一带，传世甚罕。幸庆的是，它在安徽蚌埠、江苏扬州和浙江杭州等地均被发现。
1955年，安徽蚌埠市征集到一枚“龙凤通宝”铜钱，该铜钱直径3.3、孔径0.9厘米，外圆内方，属于四当三之类。此钱质厚精制，字文遒美，铜质如黄金，是难得的珍品(28)。2009年11月，在江苏扬州市也发现一枚“龙凤通宝”钱，该钱重14克，直径3.5厘米，通宝二字接近元代“至正通宝”字体，为当地钱币学会学员顾建中收藏(29)。“龙凤”铜钱在开封市博物馆也有收藏（见图）。“龙凤通宝”在元朝以纸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情形下，它能受到普遍的欢迎，因而在军事斗争中又起到了经济斗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为确保“大宋”政权抗元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财政保障。
再谈颁布铜印，委任地方官员。刘福通建都汴梁后，仿效元朝建立了其政权机构。即：中央设中书省并置丞相，下分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可能有缺）；还置有枢密、御史等官属。军职则分别称之为元帅、总管、万户、千户和百户等，又在江南、山东设置行中书省并颁发印符。这从全国各地发现的反映当年刘福通建都汴梁时的一批文物得到了印证。
1975年，安徽金寨县燕子河废品收购站，收到刻有龙凤四年八月的铜印一枚。印为正方形，长宽各8.3厘米，厚1.7厘米。左侧刻“难金肆拾陆号”。纽为直梯形，纽长6.7厘米，纽上厚1.3、下厚4.5、上宽3.8、下宽1.5厘米。纽左刻“中书礼部造? 龙凤四年八月? 日”，纽右刻“管军总管府印”，印文为九叠篆书“管军总管府印”六字（见图），重1.57公斤(30)。此为韩宋政权定都汴梁三个月后所铸造并颁布发至全国的铜印。
1967年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张庄公社出土了铜印一方，朱文八叠篆“管军万户府印”六字。印为方形，长宽各7.8厘米，直柄高7厘米，背刻“中书礼部造，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二月日”和“管军万户府印”。侧刻“端字十七号”。此为韩宋政府定都汴梁后第二年春所铸颁的官印(31)。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方1969年山东枣庄出土的“管军万户府”铜印(32)（见图）。
上海博物馆除收藏有“龙凤”纪年的“元帅之印”、“管军总管府印”、“管军万户府印”（各一方）外，还收藏有一方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由益都等处行中书省铸颁的“津宁县印”，该印为方形，长宽均为6.6厘米，这是发现的“大宋”农民政权定都汴梁后，也是大宋政府县一级政权中唯一的一方铜印(33)。
南京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正月铸造的“管军总管府印”，侧刻“空字六十四号”。这为大宋政权定都汴梁后第二年春颁发的铜印(34)。
此外，还分别在安徽六安、山东莒县、河南固始和湖北襄樊等地发现刻有“龙凤”二年、三年和六年等年号的“元帅之印”、“管军万户府印”等铜印及印盒等。据统计，目前发现刻有“龙凤”纪年的铜印20余方。其中“元帅之印”4方，“管军总户府”5方，“管军万户府印”10方，“津宁县印”一方，现分别被国家博物馆，山东、上海、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级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这些铜印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古代农民起义军革命政权最早的铜印，它为研究大宋农民政权的历史以及其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由此可得出结论：大宋农民军所攻克之处，管辖到一定疆域时均要设立“元帅府”这一管军机构。从铜印铭文可知，铜印由“中书礼部”铸造颁发。“元帅之印”、“管军总管府印”和“管军万户府印”，约相当于今天省级大军区或省级政权机关所用。至于县一级的政权铜印如“津宁县印”，则可能由省一级的政权机构“益都等处行中书省”颁发的。再从铜印“中书礼部”中可知，“礼部”是属于中书省的，刘福通“大宋”农民政权定都大梁时的机构组成形式，由此可见。“大宋”政权通过颁发铜印，任命了大批官员，仅在汴梁失守时就有“五千”被捕。
“大宋”农民政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自从刘福通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定国号“大宋”起，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使得中原乃至南方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郭天叙与朱元璋接受大宋帝的诏命分别授于都元帅、副元帅就说明了这一点。朱元璋虽慨然不愿受制于人，但念林儿“大宋”政权“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35)。1358年12月，朱元璋攻下婺州（今浙江金华），早已成军的他仍然尊奉“大宋”政权。在婺州设浙东行省，张挂两大黄旗，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又分立两牌，牌上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36)，以表明对“大宋”政权的忠诚和与大宋政权目标的一致。直至刘福通于1359年5月退出汴梁乃至韩林儿死，朱元璋也一直在用龙凤年号，旗帜色尚赤(37)。当其帝业告成可取代元朝并统一天下时，朱元璋乃“叛宋杀韩”当是后话。
见证“大宋”政权都汴梁时影响全国的文物还有发现。1956年，安徽省屯溪市征购到一份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的“谢志高卖山赤契”（见图）。该契为白棉纸，有不同程度的残损，长31厘米，宽32厘米(38)，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元代民间土地买卖契约存世并不多见，此“契约”用“大宋”农民政权的年号（龙凤五年七月十一日）作为立契的时间就更为难得了，此时正是刘福通将“大宋”政权迁都汴梁的第二年夏天。民间使用“龙凤”年号，表明大宋政权的影响已深入到民间，并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足见大宋政权入都汴梁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三、“大宋”政权撤离汴梁与迁都汴梁对开封古都的影响
大宋政权迁都汴梁之时，正是红巾军三路大军的北伐时期。由于刘福通犯下派大军远征，导致兵力分散、远离都城这一自杀性行为(39)，再加之红巾军北伐失利而引起的部分红巾军的倒戈，造成了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元将察罕贴木儿乘机围攻汴梁。刘福通困守孤城，外无援兵，终于粮尽力竭，率数百骑与韩林儿从汴梁城东门（即曹门）突围(40)。至此“大宋”政权在汴梁建都之历史宣告结束。
龙凤五年5月，察罕贴木儿看透时机，倾师东进，坐镇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境），选遣游骑袭拢归德、亳州、陈州和蔡州等地，捣乱红巾军后方，又从东、南两面包围“大宋”都城汴梁，与此同时，秦、晋等地的元军也纷纷出函关、虎牢，逾太行、黄河，汇集中原。随后指挥大军兵分两路，南路出汴梁以南，攻占曹州，占据黄陵渡；而北路军出汴梁以东，沿黄河水、陆并进，各路元军齐集汴梁城下，首夺汴梁外城后，又把铁骑屯驻杏花营，“环城而垒”(41)。此时，由于刘福通在攻取汴梁与复失的过程中其红巾军实力基本丧失，“屡出战，战辄败，遂婴城以守”(42)，察罕贴木儿则采用夜伏兵声东击西，令弱兵做诱饵再用铁骑追杀等手段擒杀义军甚众，刘福通自是“不敢出战”。至8月，元军“谍知城中计穷食且尽”，察罕贴木儿便督元军阎思孝、虎林赤等10位大将遂于夜晚对汴梁五门发起攻击，刘福通几乎全军覆没，仅率数百骑拥韩林儿从汴梁城东门退走安丰，数万红巾军及大批“大宋”政权官员及家属被元军擒获(43)。从1357年6月至1358年5月，刘福通攻打汴梁，费时一年且颇费周折，旋即又于1359年8月失守，建都汴梁时间仅为一年三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宋政权虽然有过一些张大政权影响的措施，如前述营造宫阙、改易正朔、设置官属和派兵攻打洛阳等，但政权建设大多是围绕军事活动开展的，而军事活动，大多时间处在守卫都城——汴梁之势(44)。故有学者认为：继三路北伐大军失利后，刘福通自汴梁遁还安丰，标志着汴梁政权的红巾军主力就此丧失(45)。1363年2月，刘福通被已降元的张士诚部将吕珍所杀，1366年12月，韩林儿被朱元璋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淹死(46)。至此，以龙凤政权纪年的大宋政权结束。
刘福通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建立的“大宋”农民政权在反元斗争中，尤其建都“汴梁”这一“反元复宋”目标的实现，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以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催毁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大宋”政权虽然建都汴梁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却在这里指挥着全国的反元战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中枢。虽是开封古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作为国都，却是开封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这是开封史上的荣光，能把“大宋”政权列入开封建都史的范畴，也是开封古都史的荣光。
将农民起义军政权列入古都的建都范畴，中国古都学会的前会长，已故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念海先生在论述西安古都史时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他在列举西安建都史时把黄巢、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等十一个王朝或政权列入在内，前后共有建都史1191年(47)。北京市社科院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的阎崇年先生，在考证北京建都历史时，也把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计算在内，北京共有12次为都(48)。同样，南京市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列入古都范围，称之为“十代都会” (49)。北京、西安和南京等古都如是，开封也应如是。
从前述的文献记载（不论是二十四史，或是地方文献——如《兰考县志》）和文物考古的实物来看，刘福通“大宋”农民政权不仅有国号、有建元、有军队、有疆域、有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而且还铸造有货币——“龙凤通宝”和度量衡——“龙凤铜权”(50)等“大宋”政权遗物流通于世，民间契约使用“大宋”政权建元年号“龙凤”，这些都足以证明了“大宋”政权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宋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刘福通“大宋”政权理应列为开封建都史上的一个朝代或者政权(51)。
将刘福通“大宋”农民政权列入开封建都史的范畴，不仅能促使开封正统观点——“七朝古都”得以修正，且使至少“八朝古都”得到认可，还可大大提高开封在我国古都史和农民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顺安，开封市园林文物局党委书记、研究员）
注：
(1)(19)《明史》卷一《太祖一》；
(2)清·康熙《仪封县志》之《古迹》；
(3)《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4)《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三》；
(5)(11)(23)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6)明·嘉靖《仪封县志》之《古迹》；
(7)明·弘治十年十月《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现立于兰考县南彰乡宋庄村，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申报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
(9)(1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10)清·康熙《仪封县志》之《杂志》；
(13)(14)马文娟：安徽省界首市文管所《刘福通故居遗址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1日7版；
(15)《元史》卷四十四《顺帝七》；
(16)(26)(41)《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17)清·光绪《祥符县志》卷二十三《识遗》；
(18)元汴梁守将“竹贞”,《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之》卷七十《顺帝二》称之；《四部从刊·罪惟录》卷五《宋韩林儿》称“竹贞”；《明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十》称“珠占”；
(20)(21)《四部丛刊·罪惟录》卷五《宋韩林儿》；
(22)转引何乔远《名山藏》卷四十三《天因记》；
(2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七《旗联》；
(25)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27)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8)(30)(38)户茂村：《介绍韩林儿宋政权的一组文物》,《文物》，1982年第9期；
(29)嵇尚东：《扬城发现元末红巾军古币》，《扬州晚报》，2009年11月29日；
(31)(33)(34)刘心健：《从研究古都学的范畴和方法谈起——兼论开封为八代古都》，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
(32)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说明》1976年（北京）；
(35)《明史》卷一《本纪第一》；
(36)《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记事录》；
(37)高岱《鸿猷录》卷一《定鼎金陵》；
(39)(45)张宁：《对刘福通红巾军“复宋”问题的再思考》，《安徽史学》，1998年2期；
(40)(43)《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42)《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顺帝至正十九年》；
(44)张宁：《不可把“入都汴梁”视作北方红巾军反元的鼎盛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3月（2期）；
(46)关于韩林儿之死，有多种记载。此处采用《明实录》说；
(47)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8)阎崇年：《北京“十二为都”讠叟议》，《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9)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0)许文举：《浙江义乌出土“龙凤七年”铜权》，《文物》，1987年9期；李学训：《山东乐昌发现“龙凤六年”铜权》，《考古》，1995年1期；
(51)刘顺安等：《开封“七朝古都”刍议》，《中国古都研究》（第23辑）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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