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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昌，襟江控湖，为南北之要冲，东西之枢轴。处九省之通衢，导九派入扬子。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之则可南可北，可东可西，可王可霸。内有两湖平原，粮食资源足以自给，外有长江汉水，攻则扬帆出汉水，下吴越，守则御胡马于江水之北。是故三国纷争之际，孙权舍建业而都武昌，元末，陈友谅与朱元璋逐鹿之时，亦以武昌为都。明末张献忠亦在武昌建立大西国，一年后迁往四川。清末，武昌首义，推翻帝制，建万世之功，黎元洪曾有定都武昌之议而未果。实与武昌有着其内在限制有关。即武昌在军事上为必争之地，而上游一旦有失，则长江天险失去作用，武昌为都必以得蜀为前提，不得蜀则武昌难以自存；其二，两湖开发较晚，粮食在明中叶之前，仅能自给，无法供应一个大一统王朝都城庞大所需；其三，古代武昌虽有九省通衢之称，但主要是以汉水上豫西、陕南，对冀、晋、鲁、淮地区无法鞭及。是故，武昌，在历史上往往是纷争之诸侯王之都，而未能成为大一统王朝之都。
关键词：武昌、古都
一、以武为昌的都城
“武昌府，禹贡为荆州之城，春秋属楚，秦属南郡，汉为荆州江夏郡及长沙国地，三国吴分江夏东境置武昌郡，治武昌。------清因之，康熙三年为湖北布政使司治，领州一县九。县曰江夏、武昌、嘉鱼、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大冶、通山，州曰兴国”（民国《湖北通志》卷五，舆地志五，沿革二）。本文所言之武昌，即以此武昌府所属为界。
武昌之得名于三国东吴之孙氏政权。其建都亦因于此“武昌县（今名鄂城），周属楚为鄂王城，秦为鄂县，属南郡，汉属江夏郡，后汉因之，三国吴改为武昌郡，寻又为江夏郡，先后两建都于此”（民国《湖北通志》卷五，舆地志五，沿革二）。而无论是建都武昌与还都建业，实是与武昌与孙吴政权的军事诉求相关的。
“三国争衡，（武昌）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27《江南道·鄂州》）它“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右控庐淝，左连襄、汉”，对于孙吴政权而言，“非但捍御上游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1998卷76《武昌府》）。赤壁战后，出于联刘抗曹的需要，孙权听从刘备等人建议，定都建业（南京），但孙刘联盟很孩子们破裂，孙吴夺回荆州之后，“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1998卷75《湖广一》）武昌是江东的上游屏障，即能就近指挥抗击刘备出蜀争夺荆州的战争，同时，还能乘胜窥取益州，使万里长江联成一统，进而可出汉水，由南阳而洛阳一统天下，于是，在吴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为备师刘备的东下，“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取‘武运弘昌’之意）。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并谕令诸将：“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陈寿《三国志》卷47《吴主传》）由孙权这一谕令可知，孙权弃建业而都武昌，其出发点是战争的需要，但由于此时武昌及所及之两湖平原，资源开发远不及江东，孙权从建业迁富室千户以实武昌，武昌人口增至十余万，宫室与百官、军队的供应一时大成问题，同时，孙吴与蜀汉恢复联盟后，西方军事压力减轻，相反，曹魏从扬州南下的压力加大，故在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还都建业，而以武昌为陪都，留大将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
孙权之后东吴末帝孙皓也曾短暂的迁都武昌。《三国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此次迁都的原因还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因为此时，晋已灭蜀，唇亡齿寒，孙皓也援蜀为名，西上与魏争宜昌三峡天险。故从西陵军事长官步阐这请而迁都武昌。但此次时间甚短，仅一年零三个月，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还都之前，曾有大臣陆凯上疏：“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者安国养兵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为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居也。”（陈寿《三国志》卷56《陆凯传》）。武昌地险而瘠，加上江东大族的不支持是武昌无法成为孙吴政权长久之都的根本原因。
孙吴政权之后，武昌成为都城的历史是在元末群雄争战之际。
元末白莲教大起义，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在其家乡湖北浠水称帝，建立天完帝国。其宰相倪文俊于1356年攻占武昌，徐即以武昌为都。1360年大将陈友谅杀倪文俊、徐寿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继续以武昌为都。1363年陈友谅在九江战死，其子1364年向朱元璋投降。此次，武昌作为都城，前后达八年之久。与孙权建都武昌的时间相等。
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占武昌，在武昌自称大西王，以武昌为都，但其流寇本质，使之很快率军流往四川，最后在四川建立大西国。此次武昌为大西王之都不到一年。
近代，武昌也短暂的有过成为都城的辉煌，但同样也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时间不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暴发。很快十余省宣布独立。黎元洪等意欲建都于武昌，但因袁世凯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武昌无险可守，而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于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武昌失去了一次建都的机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昌，国民政府于11月迁都武汉。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不久即实行宁汉合流，9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武昌此次为都前后约一年时间。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军政机构均留驻武汉（政府主要驻武昌），武汉（武昌）成为战时首都。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至10月组织了武汉保卫战。在有力地阻滞日军西进，赢得将东南与华中的战略物资与工厂西撤之后，1938年11月国民政府按计划迁往重庆。武昌结束了其最后一次为都的历史。前后约为一年。
终上所述，可知，武昌作为都城的时间主要是战争时期，武昌，因武而昌可谓名至实归。
二、武昌不能长期成为都城的原因试析
武昌，为九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但益州、襄阳据其上游，此二地一失，则武昌无险可守。因而，其为都之时，往往是据有方兵力强盛，且上游无虞之时，一旦上游有变，则武昌就无法为都。孙权建都武昌时，兵力强盛，想乘战胜之余威，上窥蜀汉，而与蜀汉定立友好时，即还都建业。孙皓同样，是因晋灭蜀汉，孙皓为自保，迁都武昌，以抗晋军东下，局势稍一稳定，即还都建业。徐寿辉、陈友谅建都武昌，同样是因为红巾军夺得了蜀地，上游无虞。北伐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二次建都武汉，也是因为蜀地之大西南为可靠根据地。所以，武昌能否长期为都，蜀地之大西南与之能否与之一体是根本条件。而一旦蜀地与武昌一体之时，天下基本底定，大一统王朝已然建立。此时，武昌要成为都城，其经济能力又无法承担了。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城，一般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如宋时杭州，明清的北京），而数十万上百万人口的粮食供应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定都长安的隋唐以洛阳为陪都，经常要率百官到洛阳就食的根本原因。所谓“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81页），“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唐会要》卷27《行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而洛阳区域之内的粮食也无法供应都城百官，也主要靠黄河、大运河从江南转运而来，这也是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杭州的原因。粮食供应是中国古代统一的王朝建都必须考虑的制约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武昌先天不足。
武昌所处之江汉平原，为古云梦泽所淤积而成，这个淤积在南宋还未完全完成。所以，南宋陆游与范成大在经过武昌所属之沌口时，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当地荒无人烟，而有“百里荒”之名。陆游《入蜀记》称：乾道六年“九月一日，始入沌。……过新潭，……自是遂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陆游：《入蜀记》（四部丛刊初编《渭南文集》本）卷5。）；范成大《吴船录》云：“（淳熙四年八月）丁丑，发石首，百七十里至鲁家洑。……自鲁家洑入沌。……庚辰，行过所谓百里荒者，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巨盗之所出没。”（范成大：《吴船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而这也是与其地处于四战之地，在唐末五代、北宋金兵南下等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形有关。据南宋扬冠卿《客亭类稿》卷八《垦田》载：“今之淮楚荆襄，与夫湖广间，沃野绵亘，不知几千百里，然禾黍之地，鞠为蒿莱，肥饶之壤，荡为荒秽”，宋金战争对于双方交界的湖广荆襄，影响是相当剧烈的。这种战争的破坏与影响，也使得武昌之江汉平原，与江南之太湖平原，在生产力发展上相差甚大，南宋仲并《浮山集》卷四《蕲州任满陛对札子》如此描述：“臣今视之，田莱之荆榛未尽辟，闾里之创残未尽苏，兵息既久，而疮痏或尚存，年丰虽屡，而啼号或未免。锄耕耘耨，皆侨寄之农夫；介胄兵戈，皆乌合之士卒。市井号为繁富者，才一二郡，大概如江浙一中下县耳；县邑至为萧条者，仅有四五十家，大概如江浙一小小聚落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浮山集》）（日，斯波义信著，方键等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6页）。
因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武昌之江汉平原腹地人口稀少，形成人稀土旷的局面，且大都是“侨寄”之移民，无心也无需实行集约化生产，《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九~三0《垦田杂录》庆元四年（1198年）八月十九日条记：“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占者不耕，耕者复相攘夺，故农民多散于末作”。移民无心于农作，所以，两湖粮食亩产量也远不及江南地区。南宋陈傅良《止斋文集》卷四四《桂阳军劝农文》记载：“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钯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此间不待施粪锄钯，亦希所种禾麦，自然秀茂，则知其土膏腴，胜如闽浙。然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间所收，却无此数，当是人力不到，子课遂减------假如有田十亩，岁收不过十石”（日，斯波义信著，方键等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5页）。闽浙粮食亩产为两湖地区的三倍与二倍。苏常一带的产量更高，故宋时已有“苏常熟，天下足”之民谣。而此时，武昌所在地之驻军粮食还有待外调，当时的湖南、湖北尚处于不断开拓的状况之中，城市化程度很低，与此同时，颇有成效的围田、圩田、湖田的施工和开发经营也极为罕见，定居农耕业水平不高，不太发达。与此相反，通过长江干流、支流的水运及异地商业贸易，则料为发达而广南非其比。以鄂州为中心的军政兼备的补给供应组织，有赖于地区整体的商业统一体系起推动之力。汉阳军有一军二县，人口约12万~13万人，城市人口率为16%左右，米谷产量约2万石，显而易见，尚达不到自给水平”，“南宋之初规定，来自江西的上供米中10万石漕运鄂州，6万石漕运荆南府（江陵）。至绍兴三十年（1160年），鄂州大军的岁用米中，用上供米供应45万石，来自永、全、郴、邵、道、衡、鄂、鼎州，通过这一湘水、沅江水系漕运而来”（日，斯波义信著，方键等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3~104页）。军粮尚且需要外地接济，如果定为都城，拱卫军队要增加，文武百官及家属，数百万人。更不是江西、湖南之漕运所能保证得了。
经过元代与明代数百年的休养生息，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同时，苏常江浙因工商业发达，大量农地成为桑田，由粮食的输出大省而一变为输入大省，于是，“苏常熟、天下足”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两湖成为清代漕粮的主要供给地。此时之武昌，虽然经济上有了建都的可能，但大一统国家之首都，对于全国应能控驭自如，手指而臂使，而这就有赖于便捷的交通，这也是秦始皇统一之始就大修驿道的原因。自隋唐而后，经济中心南移，大运河成为连接南北最便捷的交通线。所以，宋、明、清均建都于大运河这一交通线的端点与中线。而武昌之地理条件，虽然处于中原之中枢，但其出入华北之路，则只有逆行汉水，从襄阳出南阳而到洛阳，水运十分不便。所以，即使在清代，两湖的漕粮也是先下行至镇江进运河而北上，直至北京。无论是建都北京、还是南京，都可收大运河之利，有效地控驭南北，而如果建都武昌，则无此利，很可能南北失控，这是大一统王朝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避免的。
地理上的原因使武昌难收大运河连接南北之利，同时，其四战之地，特别是江北无险可守，更是其难以成为长久的都城之重要原因。同处江南的南京，其江北有徐州、淮河等天险屏障。“守江先守淮”，有淮河作缓冲，胡马难以渡江，而武昌则不同了，胡马可从南阳沿汉水而下，所以，宋金元战争中，襄阳、武昌多次发生激战，相形之下，南京则要安全得多。这也是武昌无法长期建都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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