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渭生）

    提要：隋唐时期的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市），属“边州”之地，既是边防前沿的军政重镇，也是“阴山防线”的重要地段。作为自然地理上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这里又是多民族杂居融合、迁徙去留比较频繁的地区，因而也是“多事”之区。在杨隋与李唐前期，雄踞阴山内外、大漠南北的突厥、薛延陀汗国，曾多次南下侵扰云州及其相邻州县，严重威胁着北疆安全与边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本文举要述论隋朝与唐代前期云州的军政建置、重大战事和民族迁徙等，从而显示这一历史时期云州政治、军事、民族风云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云州；突厥；唐前期；阴山防线；河东节度使
    隋唐时期的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市），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属于“边州”之地，既是边防前沿的军政重镇，也是构成国防之“阴山防线”的重要地段。在自然与人文地理上，这里属于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是多民族杂居融合、迁徙去留比较频繁的地区，因而也是“多事”之区。在隋朝与唐代前期，雄踞阴山内外、大漠南北的突厥、薛延陀、后突厥汗国，曾多次南下侵扰云州及其相邻州县，严重威胁着北疆安全与边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
    本文举要述论隋朝与唐代前期云州的军政建置、重大战事和民族迁徙等，从而显示这一历史时期云州政治、军事、民族风云的基本面貌。

一、唐代云州的行政建置沿革

    唐代河东道北部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在隋朝为马邑郡（今山西朔州市）云内县。马邑郡统辖4县：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共有户口4674。[1] 若平均计算，则云内县有居民1000户左右。
    隋末唐初，天下动乱，群雄并起。马邑郡下的军府将领刘武周起兵反隋，自称皇帝，北附突厥汗国，在代北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
    李唐新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623），平定刘武周；六年（625），于云内置北恒州，但仅一年时间，即告废弃。直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自朔州北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高宗]永淳元年（682），为贼（后突厥）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复为云州”。[2]
    唐代的云州，与忻、代、岚、朔、蔚州，皆为“边州”，[3]即北部边疆之地，是国防的前沿阵线，也是游牧族类迁徙去留比较频繁的地带——正州（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与羁縻府州（中央政府间接统治）交错分布，虽然地域广大，但各“边州”的编户百姓人数并不多（见下表）。
    唐代云州的州境东西170里，南北490里，仅领有云中一县（初名定襄，开元二十年复置时改为云中）。而云州的行政建置曾有中断，其领县少、民户寡等情形，与地处河东道最北部、属边防前沿等空间位置，有直接关系。

（表1）    隋唐河东道北部“边州”编户简表

二、云州四达交通路线[4]

    从历史军事地理角度观察，一个地方（或地区）的战术与战略地位价值，与其山河形势、交通状况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丘陵、山地、大高原等高下崎岖、交通困难的地区，更是如此。而沟谷通道、山岭隘口、江河津渡等，则具有战略上的控制意义。
    今大同盆地，位于山西省北部、内外长城之间，为桑干河盆地的西部（东部为河北宣化盆地）。桑干盆地为河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农、牧业发达。大同盆地由桑干河及其支流御河（南北流向）等切割黄土高原并冲积而成，海拔高度1100米左右。盆地南倚恒山（东北–西南走向，绵延150公里，为桑干河与滹沱河的分水岭，是南北交通上的天然阻障），西接管涔山（稍呈东北–西南走向），桑干河（西南–东北流向）流贯其间。
    1、南北交通主线
    隋唐时期，由太原府向正北行通往边塞之路线，经过云州。其具体经行为：出太原府正北行180里至忻州（今忻州市），又北行160里至代州（今代县），又西北行30里至雁门关，又直北行略循今黄水河（桑干河南源）而下至桑乾镇（隋时所筑。今应县西北），又稍北行至黄花堆（今怀仁县南约30里），又东北行50里至神堆栅，又东北行50里至云州（今大同市）。总里程为700里。
    据中唐宰相杜佑记载：由云州向西北行160里，有却蕃栅（今内蒙丰镇市西北）；向北行300里到长城（即北魏长城。今内蒙集宁市以北）蕃界；向东北行到阳阿谷蕃界340里。即进入游牧部族的活动地区。[5]按：杜佑所记应是盛唐时的情形，其“却蕃栅”即是曾经驻军守边之地；而“长城蕃界”、“阳阿谷蕃界”，即是唐朝边防的实际控制线。
    2、东西交通线
    由云州向西行，通往关内道北部的河套地区（今内蒙阴山之南）；向东行通往河北道北部的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方向。
    由云州西行50里，有东尖谷；西行180里，有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西北右玉城）；[6]由静边军西北行120里至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7]
    云州城东北60里有牛皮关；又有青坡道、阴山道，皆为出兵之要道。[8]
    由云州东至河北道幽州方向，里程约有700里。其经行路线：东北行120里至清塞军（今山西阳高县南），又东北行60里至天成军（今山西天镇县），又东北行90里至纳降守捉城（唐末置怀安县。今河北怀安县东南），又略东南行220里至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又东南210至幽州（今北京西南）。
    又由天成军（今山西天镇）东南行180里至蔚州（今河北蔚县），折东北行250里亦至妫州。[9]

三、重大战事与边防建设举要

    1、隋仁寿元年（601）恒安镇之战[10]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十月，册封东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于阴山之南的河套筑大利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使居之。当时，西突厥达头可汗控制了漠北广大地区，频繁南下侵掠。开皇二十年（600）时，代州行军总管韩洪（名将韩擒虎之弟）、朔州总管李药王（韩洪外甥、唐名将李靖之兄）与蔚州刺史刘隆等，统领步骑兵万余人，驻守于恒安（今大同市），防御突厥南侵。
    仁寿元年（601）正月，达头可汗率10万骑，大举南侵，驻守恒安镇的隋军首当其冲。由于兵力悬殊，韩洪、李药王、刘隆等将率军四面拼杀，皆身被创伤，而突厥军悉众围攻，箭如雨下，情势十分危急。韩洪乃向突厥诈称讲和，待其攻势稍缓，即率余部冲围面出。隋军死伤大半，杀伤敌军亦倍。
    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血战。时隔6年之后的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出塞北巡至恒安，见到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仍暴露于荒野，悯然伤感，下令收葬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超度亡灵。
    2、隋末唐初刘武周、苑君璋割据代北（617–627）[11]
    隋末天下动乱，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郡（今朔县）军府鹰扬郎将刘武周起兵反隋，攻占雁门（今代县）、楼烦（今静乐）、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等郡，投靠东突厥汗国，自称皇帝，在代北建立起割据政权，并多次南侵太原及其以南。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刘武周被突厥杀死，其妹婿苑君璋统领余众。六年（623）七月，苑君璋引突厥兵进攻马邑，被唐将李高迁等击败于腊河谷（今朔县东北）。十二月，苑君璋再攻马邑，陷城。其部将进言：“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苑君璋纳其言，遂退保恒安镇（今大同市）。
    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五月，苑君璋率众来隆。而恒安之地遂为突厥所占据。

    3、初唐时期云州之置废[12]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冬至次年三月，唐军10万余众，岔道出击，以犁庭扫穴之势，击灭东突厥汗国，将阴山至大漠的广阔地域收入版图。随后，将突厥降户10万余人安置在河北、河东、关内三道北部地带，以其部落设置羁縻府州，推行“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这就是贞观十四年（670）之前，云州之地无正州、县建置（中央政府直控统治）的局势背景。
    贞观十三年（639）七月，诏令安置在关内道黄河以南诸州的突厥及诸胡部落，皆渡河还居其漠南旧地，立阿史那思摩（赐姓李）为可汗。十五年（641），李思摩帅10余万部众、胜兵9万、马9万匹渡河，建牙于故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
    于此同时，唐朝“自朔州（今朔县）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恒安镇安置，即置云州及郭下定襄县（开元中改名云中县）。
    按：当时，漠北的薛延陀汗国已经坐大，成为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的又一军事强权势力。唐朝下令李思摩率众北徙，就是想要形成突厥居漠南，薛延陀居漠北，各守土境，不得逾越，从而长保边塞的地缘军政格局。
    再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观察，云州未置之前，从代州（今代县）以北直至阴山，数百里纵深地带无正州建置。漠北薛延陀坐大之后，虎视眈眈，不时南下抄掠突厥部落。而李思摩畏惧薛延陀之强盛，不愿北徙旧地。是故唐朝于此时设置云州，充实边防之地，亦为李思摩之声援。按：云州地处边防前沿，在新设行政建置的同时，必定也要调兵驻防。然无史载可据，只能以情势理性作约略推断。而上述唐朝的战略计划，直到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击灭薛延陀汗国之后，才基本实现。取代薛延陀又复雄强漠北的回纥汗国，则与唐朝保持了政治和好关系。
    到了唐高宗咸亨（670—674）中，漠北突厥部落南来归降者，散处于关内、河东道北部的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称“六州降户”。按：当时，云州尚未重置，凡提及朔、代两州，即包括了云州——不可能空其地而不安置突厥部落。但是，好景不太长，便被突厥贵州的复国反叛活动打断了。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关内道北部单于大都护府（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的突厥部落24州酋长相继叛乱，众至数十万众，动乱波及关内、河东、河北三道北部。唐军最多时出动30万众，直至开耀元年（681）七月，才基本平息了这场大暴乱。但突厥残部的复国活动并未绝迹，且越来越强，至垂拱二年（686），骨咄禄建立后突厥汗国，不复为唐朝臣属。而唐朝北疆局势由此日趋恶化，直至玄宗朝才开始逐渐扭转局势，重新控制了阴山防线的主动权。
    正是由于漠南突厥降户反叛，导致了永淳元年（682），云州被残破，州县见废，百姓南迁于朔州安置的恶果。唐朝“亡羊补牢”，在云州等地设置驻军镇防，以有效控制阴山之南的广大地区。
    调露二年（680。八月改元永隆）七月，突厥围攻云州，被唐军击退。由于突厥在军事上属于骑兵游动作战方式，而唐朝“边州”必须据地自守，平叛总指挥、行军大总管裴行俭遂奏请于云中设置守捉（边防驻军编制单位），驻兵7700人，战马2000匹；在朔州（治善阳。今朔县）东面30里设置神武军（改原大武军而设），驻兵9500人，战马5500匹。当时，突厥叛乱侵寇的主要方向是在关内道北部的河套地区，而由代州出雁门关西北行至朔州，再西北行至单于都护府，是一条交通干线，也是突厥进犯常取之道，故神武军的兵力较多。按：史书记载的这一军、一守捉所管兵马数字，应是叛乱平息之后的常驻兵力。
    而云州的再次设置，是在盛唐开元二十年（732），相隔时间长达50余年——正是后突厥复国至最强盛阶段，也是唐朝北疆羁縻府州体制开始解体时期。
    后突厥复国与北疆军政局势全面恶化，是这一时期李唐帝国面临的突出而严峻挑战。从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的30年间，唐朝的中枢政局多次发生重大变故——武太后改唐为周、数易皇帝和七次宫廷政变，直接影响了对后突厥反叛复国活动的军事征讨和政治抚辑。直到玄宗即位后，才出现了上下精诚，同仇敌忾的政治景象，在不断加强“阴山防线”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扭转了被动守御的军事态势。
    4、盛唐河东节度使防区的建设过程
    唐代北方边疆的国防阵线长达2万余里，其中最重要的地段就是“阴山防线”。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阴山防线应包括今贺兰山、阴山与黄河河套地区。从当时的行政区划上看，应包括关内道北部的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和丰、胜、灵、会州以及河东道北部的蔚、云、朔、代、岚、忻诸州；在军事地理上，阴山防线是指上述诸“边州”境内的军、守捉（包括镇、戍、烽堠）和州县城邑组成的彼此连接，相互支援的军防体系，其中军事城镇是维持边防空间秩序的“支撑框架”和决定因素。而军事城镇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屯田又是极重要的因素。正所谓“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器），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13]
    自圣历元年（698）以后，凡向太原以北方向出兵抵御突厥者，多以“天兵军”命名、设“行军大总管”总其军事。按：“行军”指野战出征，属临时性质。而设置“××道节度使”之后，便转为地方镇守性质，有了固定的防区和兵力配置。诸道节度使左右应援，能够及时、就近应付大规模的边疆突发事变和战争。
    按：盛唐时期，于边疆地区设置十道节度、经略使（节镇、军区），遏制四夷。河东道节度使防区，与西邻的关内道朔方节度使（治今宁夏吴忠市），互为犄角，共同防御漠北的后突厥汗国。
    玄宗开元五年（717）七月，置天兵军于太原府，集中兵力8万人，以镇抚突厥降户部落，由并州长史张嘉贞充天兵军大使。十一年（723）三月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十八年（730）十二月以后为河东节度使。
    开元四年（716）六月，后突厥默啜可汗被漠北敕勒（铁勒）部落袭杀，传首来献。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等部落皆南来归降，被安置于大武军（后改名大同军，在朔州东30里）以北地区（即朔、云、蔚州境地）。
    六年（718）六月，张嘉贞将蔚州（今山西灵丘）境内的横野军，移于恒山之北的大安城（今河北蔚县），屯汉兵3万，以为铁勒诸部之援。诸部酋长所统之马骑（骑兵）共有6800人。
    十五年（727）九月，唐朝于关内道北部的西受降城（今内蒙五原西北黄河故道北岸）开设“互市”，允许后突厥来进行绢马交易。由此以后，后突厥对阴山方面侵扰逐渐稀少，盖因其内部分裂，势力大削之故也。
    自开元二十八（740）至天宝五载（746），名将王忠嗣先后担任河东、朔方节帅，在任期间，曾大力强化阴山防线建设，向外开拓数百里之地。“开元之末，拥旄汾代；天宝之始，兼统朔方。……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獯虏。……”[14] 按：王忠嗣曾任大同军使，后又掌控河东、朔方两节镇，遂从阴山防线全局着眼，在频繁派兵出击突厥部落的同时，加强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建设。依据史载，其具体措置如下。
    （1）于云州新筑军城，将朔州马邑县的大同军北移来驻防。这样以来，驻在云州的兵力，合计为17200人，马7500匹。占河东军镇总兵力的26﹪、军马的51﹪，成为名副其实的边防重镇。
    （2）将蔚州旧治灵丘西面的清塞守捉，北迁至云州东北（今山西阳高）驻防。
    （3）新筑静边军城（今山西右玉县西北）。但兵力情况未见史载。
    （4）将东受降城（兵7000人，马1700匹）与单于都护府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的振武军（兵9000人，马1000匹）合并，即兵力集中，以便机动使用，同时将防区向北推进。
    （5）徙“横野”（军）一事，史载分歧，多有疑义，或为徙“楼烦”（樓烦）之讹误。以下试作考辩。一孔之见，敬祈学界同仁指教。
    ①据《新唐书·地理三》：云州境地有云中、楼烦二守捉。岚州有守捉兵；静乐县（今县）北有管涔山、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县东北阳方口）。由此推测，“楼烦守捉”原驻楼烦关；天宝初，王忠嗣将此守捉北移到云州境地（或即云州东北的天成军）—— 如此，则与所谓“张吾左翼”相符合。
    ②王忠嗣兼统河东、朔方两节帅，以天成军、清塞守捉、云中守捉、大同军、静边军、振武军共同构成一条东西连接的防线；而楼烦关、大同军旧地、清塞守捉旧地皆在此新防线之南。如此，正与“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新，斥（开拓）地各数百里”[15] 的史载相吻合。
    ③王忠嗣当年因为遭到权相李林甫的谗害而蒙受冤屈，被贬降之后，于天宝八年（749）45岁的盛年暴卒。至肃宗宝应元年（762）昭冤，追赠兵部尚书。时任宰相的元载（王忠嗣女婿[16]）为其撰写碑文，颂扬功烈。上距忠嗣身亡已10余年矣，追叙其生前功勋，故或稍有差池。也有可能是后世传抄、刊刻时的讹误。

盛唐河东节度使的驻防布局如下表。

（表2）    盛唐河东道节度使驻防简表

    按：查阅唐代史籍，所载诸军、守捉的兵力数量略有异同，经综合比较，可以作出基本判断，这应是反映着不同时段兵力调整的具体情形。亦列表附后，以便读者诸君观览比较。

（表3）    盛唐河东道节度使诸守捉兵力异同简表

四、简短结语

    在唐朝前期（以“安史之乱”为时界），先后有东突厥、薛延陀、后突厥汗国称雄大漠南北，屡屡侵寇阴山之南的农耕地区，大肆抢掠人口、牲畜和财物。而河东道云州之境，首当敌冲，曾致州县残破，百姓流离；健儿捐躯，白骨曝野；边陲不宁，朝廷旰食。赖有干臣运筹，托长城而筑垒，守兵要而捍御。今人览史，良多感慨，洒清酒以祭英魂，赋史文颂扬功烈。秦汉明月，隋唐边关，古迹犹存，汗青当继。
    ?[参考文献]
    [1]《隋书·地理中》，第853页。
    [2]《旧唐书·地理二》，第1487—1488页。
    [3]《唐六典·户部》，第73页。
    [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太原北塞交通诸道》；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五》
    [5][6]《通典·州郡九》，第4744页。
    [7]《元和郡县图志》卷4，第108页。
    [8]《新唐书·地理三》，第1006—1007页。
    [9]《元和郡县志》卷14，第404页。
    [10]《隋书》卷3《炀帝纪》、卷52《韩洪传》、卷65《李景传》。
    [11]《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通鉴》卷190，第5969页；卷192，第6035页。
    [12]《旧唐书·地理二》，第1488页；同书《突厥传》。
    [13]《管子·权修篇》。
    [14]《全唐文》卷369元载《王忠嗣碑》，第1658—1660页。
    [15]《旧唐书·王忠嗣传》，第3199页。
    [16]《旧唐书·元载传》，第3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