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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处山西北部，北控大漠，西界黄河，南据雁门、宁武之险，东连倒马、紫荆之关，形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之南的雁门山，古称勾注塞，是天下九塞之一，所以在历史上雁门以北的大同一带也属于塞外、塞北。塞北的气候高寒，无霜期短，除大同盆地中心有一定的农业基础外，整个塞北在历史上农业欠发达，而以畜牧业为主，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看，大同正处在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带上，而游牧文化的成分更多些。大同在13世纪中叶以前的1400多年间，基本上处于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从北边蒙古高原上兴起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同是必争之地，是他们南进的桥头堡。
作为中原王朝的边陲城市，大同又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胡马”南下的前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曾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块塞外热土上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这些游牧民族在大同和中原的汉族政权碰撞、交流，使大同城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的边塞文明。
匈奴族与汉族在大同的碰撞、交流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属于“北狄”系。早在战国时期，匈奴的势力就开始逼近今大同一带，这里当时属于赵国的地盘。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赵国在今大同一带修筑了一道长城，派大将防守。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又把原来赵、秦、燕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以此防备匈奴的南下。大同一带当时隶属于雁门郡，处于长城以南。秦汉之际，匈奴趁中原王朝无暇北顾，大规模南下，越过长城，威逼中原。公元前200年十月，汉高祖刘邦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亲率30多万大军北征匈奴，在今太原、代县、宁武等地大败匈奴军队，匈奴军队退往代谷（今河北蔚县东北）。匈奴首领冒顿单于采用“诱敌深入”之计，把匈奴的精兵强将都隐蔽起来，用一些老弱残兵引诱汉军北上追击。刘邦求胜心切，不顾大臣娄敬的劝说，率兵北上。刘邦率领的先锋部队先到达平城（今大同市东北），后续的步兵尚未赶到，匈奴的30多万骑兵突然对先到达平城的汉军实施包围，汉军经过一番抵抗，才得以占据平城西南的白登山坚守待援。30多万匈奴大军把刘邦的汉军重重包围了七天七夜，汉军的士兵又冷又饿，许多人的手指和脚趾都被冻掉了。后来，刘邦的谋士陈平出了一个计策，让人送给冒顿的夫人许多财宝，并对她说：如果匈奴的军队再围困下去，汉朝将向冒顿进献美女，到时夫人的地位恐怕就不一定能保住了。冒顿夫人害怕失宠，便对冒顿说：两国交战，最好不要威胁君主的安全。现在即使我们得到汉朝的土地，大王也不可能在此长久住下去。（《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原来和汉朝的几个降将约定在平城共击汉军，久等不见踪影，冒顿便怀疑其中有诈，又听说汉军的援兵将到，便采纳了夫人的建议，把包围圈开了一个缺口。正好天降大雾，刘邦率领的汉军狼狈从围困中脱身，进入平城。这时汉朝的援军也到了平城，匈奴北撤而去。这就是历史上的“白登之战”。失魂落魄的刘邦和几十万汉军将士从平城南撤，经过一个大山口后，方才欣然庆幸，便把这个山口称为“忻（欣）口”，这就是今天忻口一名的来历。
刚立国不久的刘邦心高气盛，本想在塞北地区重创匈奴，没想到大败于平城，差点丢了性命。经过“白登之战”的较量，刘邦知道匈奴势力正强，一时无法打败他们，便改变了策略，让樊哙率军队驻守在代地，防备匈奴。回到长安不久，刘邦又采纳了娄敬的建议，把亲侄女嫁给匈奴单于“和亲”。“白登之战”后，汉军和匈奴的军队还不时有小规模的战事，但一直到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之前的70多年间，汉军在塞北地区一直处于守势。而汉朝的“和亲”政策，则是“白登之战”的直接后果。可见，汉初的“白登之战”在汉朝历史上影响重大，这一战直接影响了汉王朝的北伐策略。而从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白登之战”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较量时第一次遭受的重大挫折。“白登之战”以后，汉朝和匈奴在塞北地区虽然时有碰撞，但双方的交流也长期存在，双方在边境地区设关市互通有无。史书记载：“匈奴贪关市贸易之利，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史记·匈奴列传》）当时的平城一带，是汉与匈奴的互市之地。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北击匈奴时，今大同一带又成为汉军北征的前哨阵地。
东汉初，乌桓崛起，乌桓和匈奴多次南下，在塞北地区抄掠。为了防御乌桓和匈奴的南下，东汉军队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修筑了一道防线。由于匈奴南下抢掠日盛，东汉光武帝派人将雁门、代郡等地的百姓六万多人迁到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常山关（今河北涞源南）以东，以避其锋。
匈奴和乌桓的流动性极强，他们朝发穹庐，暮至城郭，当时居住在今大同、阳高一带的百姓深受其害，边陲萧条，空无人迹。（《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愿意向东汉王朝归顺称臣，大量的南匈奴部众入居雁门郡、代郡，平城一带边患暂息，“野无风尘”。到了东汉永初年间（107－113），南匈奴又开始反叛，不时南下攻击，今大同一带又一次陷入战乱。
乌桓族与汉族在大同的碰撞、交流
乌桓属于东胡。汉初，东胡被匈奴击败，东胡残部聚居乌桓山，因山为名。乌桓族善骑射，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西汉昭帝时，乌桓渐强。东汉初，乌桓崛起，经常和匈奴一起南下攻掠，今大同一带屡遭乌桓军队的进攻。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居住地区遭到重大天灾，乌桓乘机击败匈奴，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强大力量，乌桓和鲜卑、南匈奴并称北族三强。乌桓愿意归顺东汉王朝，大批乌桓部族迁居今山西北部，住在今大同一带的乌桓被称为“雁门乌桓”，住在今阳高、怀仁一带的乌桓被称为“代郡乌桓”。此后50多年间，乌桓和汉族在今大同一带基本和平相处，双方以交流、融合为主。永初三年（109年），乌桓和鲜卑、南匈奴反叛，开始侵扰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令大同一带又进入了一个战乱时期。直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派他的儿子曹彰北伐乌桓，基本上把乌桓势力赶出了塞北地区。
鲜卑族对大同的控制
鲜卑族属于东胡，因世居鲜卑山，故称鲜卑。东汉初，匈奴强盛，鲜卑依附匈奴。从永初年间开始，鲜卑和乌桓、南匈奴不断侵扰今大同一带，鲜卑的势力不断壮大，有“控弦之士数万骑”。到了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鲜卑南下侵扰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有时甚至一年就要南下30多次，雁门以北几乎成为鲜卑的天下。直到建安二十三年，曹彰北伐乌桓，鲜卑族首领柯比能看见曹彰的军队所向披靡，才表示愿意臣服于中原政权，但雁门关以北，基本上都在鲜卑的控制之下。西晋末年，并州刺史刘琨率兵进攻匈奴，请鲜卑出兵相助，刘琨与鲜卑首领拓拔猗卢结为兄弟，并请晋怀帝封猗卢为代公，以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为封邑。拓拔猗卢认为代郡与他们的居住地相隔太远，便要求把陉岭（即雁门山）以北的地方作为封地（《魏书·序纪》），鲜卑在雁门关以北的势力日益强盛。公元313年，拓拔猗卢在平城建南都。公元338年十一月，拓拔什冀建继位为代王，改元建国，鲜卑族在统治形式上开始汉化。公元386年，拓拔珪即代王位，改元登国，不久便改代王为魏王，史称北魏。10年后，拓拔珪改元皇始，率大军南下占领了并州。公元398年七月，拓拔珪下诏迁都于平城。北魏定都平城后，把以平城为中心方圆千里的地方定为封畿。同年十二月，拓拔珪在平城自称皇帝，改元天兴。从公元398年拓拔珪迁都平城，到公元494年孝文帝拓拔宏从平城迁都洛阳为止，近一百年间，平城是中国北部的政治、军事重镇。北魏在公元439年统一了中国北部，在迁都洛阳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平城是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北魏在以平城为都的近百年时间里，为了巩固其统治，多次从其他地方向平城移民，这些迁往平城的多为汉族人士，所以这一时期的大同是中国北部的民族融合中心。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把整个鲜卑族都融合到了汉民族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民族自觉融合行动，这一重大行动虽然在洛阳完成，但它的历史基础确实是在平城就打好了。
突厥族与汉族在大同的碰撞
突厥属于北狄系。北齐初年，突厥的势力就达到了今大同一带。北齐河清二年（563年），突厥的大军从大同南下进攻北齐，和北周的军队形成南北夹攻之势。隋朝初年，突厥的势力控制了塞外的大部分地方，今大同一带不时遭到突厥的骚扰，隋朝派大将在恒安（今大同东）镇守，双方在塞北的战事不断。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巡视塞北，突厥始毕可汗率十万大军围攻隋军，雁门郡41城，其中39城为突厥占有，隋炀帝被困于雁门城（今山西代县），差点当了突厥军队的俘虏。（《隋书·炀帝纪》）唐初，突厥势力强盛，是唐王朝北部的一大威胁，今大同一带经常受到突厥的进攻，石岭关以北基本上都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在唐朝与突厥的战争中，塞北地区一直是一个战略重点，突厥经常南下攻掠，最初是凭借马邑（今朔州市东）作为据点。武德六年（623年），勾结突厥、盘踞在马邑城中的汉族军阀苑君璋的部将高满政发动兵变，杀死了突厥的戍兵，投降了唐朝，苑君璋率部分人马退保恒安（今大同），大同又成了突厥南下的一个据点，直到贞观元年（627年），苑君璋看到突厥势力削弱，率众归唐，突厥在塞北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消除了。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派三路大军北伐突厥，第二年唐军大获全胜，一直追击到阴山一带，突厥的势力这才退出了塞北地区。
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西突厥的一支沙陀人的势力又进入大同，塞北地区很快又成了沙陀人的天下。在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出卖雁门关以北诸州之前的60多年间，大同一带基本上处于沙陀人的控制之下。
契丹族对大同的控制
契丹属于东胡系，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西拉木伦河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不断内迁，到唐朝灭亡的那一年（907），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时，他们的势力已经逼近大同一带了。后唐清泰三年（936年），驻守在晋阳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打败后唐的军队，派人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承诺愿把契丹皇帝当作父辈尊敬，约定事成之后，“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当时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劝道：“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资治通鉴·后晋纪一》）石敬瑭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把大好河山拱手送人，听不进刘知远的劝告，最终派人去了契丹。雁门关以北地方是契丹人做梦也想得到的地方，对于石敬瑭送上门来的这一重礼，契丹人大喜过望，痛快答应发兵救援石敬瑭。契丹人出兵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的军队，册封石敬瑭当了“儿皇帝”，石敬瑭则按原来的承诺，把雁门关以北16州送给了契丹人。因为这16州地方以幽州（今北京）和云州（今大同）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所以历史上习惯称这16州为“幽云十六州”。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人，使河北大平原的北部屏障尽失，而雁门关一线竟成了中原汉族政权的边界线，改变了唐代以来的疆域格局，中国历史又出现了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北宋立国之后，收复幽云十六州一直是北宋王朝的心病，在雍熙年间曾有过短暂的、局部的收复，但很快又得而复失。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终究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并且还时常受到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的南下骚扰。在宋王朝南渡以前的160多年间，宋朝疆域的北端基本上被限制在雁门关一线，而到了宋金南北对峙的时候，南北的分界线更南移至秦岭——淮河一线。正是由于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受制于人，占据雁门关以北的契丹人就像蹲在宋王朝北门口的一头猛虎，让宋王朝成天提心吊胆。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女真族崛起，并建立了金政权。宋王朝以为自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机会来了，便企图联合金人对辽政权南北夹击。新兴的金政权以摧枯拉朽的威力灭掉了契丹人的辽国，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宋朝军队的衰弱无力，根本没有把宋朝放在眼里，别说归还幽云十六州的土地，而是以辽的西京大同府（即云州）为前哨，南下中原，兵临汴京城下，灭掉了北宋。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五代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土地，不但改变了唐以来的疆域格局，也影响了五代以后的历史走向，中原的汉族政权先是被局限在雁门关一线，接下来又被局限在秦岭—淮河一线。
契丹人在控制云州（今大同）100多年后，于1044年将云州升为西京大同府，大同作为辽的西京历时81年。契丹人把西京设在大同，是他们看出了大同非同一般的战略地位。当时辽宋议和，辽和西夏的战争新起，以大同为中心的塞北地区西近西夏、南邻宋朝，扼辽政权的西南要冲，是他们监控西夏势力的理想之地，也可以说是辽政权的西南边防重镇。辽在大同设置西京之后没几年，便开始进军西夏，接连得胜，彻底扭转了原来辽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在辽政权控制幽云十六州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注意对大同的经营。在把大同定为西京后，他们更是多了几分关注，“非亲王不得主之”。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他们在大同营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辽史·地理志》）就是把辽国历代皇帝的石像、铜像安放在华严寺纪念，可见大同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已非同一般，他们把自己的祖庙建在了大同。在大同南面不远的应县木塔，也是契丹人在把大同定为西京前后建造的。如今大同的华严寺和南面的应县木塔，作为珍贵的历史名胜不断吸引着中外游客，也算是契丹人当年在大同一带留下的文化遗产。
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是由一个游牧民族南下中原，他们控制了幽云十六州地区后，虽然有大量的契丹人迁入今北京、大同一带，但这一地区的汉族人还是要占大多数，当时在以西京大同为中心的塞北地区，契丹族和汉族共同开发这片土地，只是契丹人迁入后，这一带的农业生产有所减少，畜牧业的比重比原来增加了不少。在契丹族控制大同的180多年时间里，大同又成为塞北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心。
女真族对大同的控制
女真族也属东胡系，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北宋末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金政权。新兴的女真族不断南下向契丹族的辽政权发起进攻。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金兵攻占了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辽皇帝天祚帝惊慌失措，带领几千人马逃到了西京大同。金军统帅完颜宗翰率兵一路追杀，天祚帝没敢在大同久留，又匆匆逃往别处去了。金兵全力围攻西京大同城，金辽双方在大同展开了一场激战，金兵经过拼杀夺取了城西的制高点，城内的辽兵抵挡不住金兵居高临下的射击，出城投降。第二年，宋朝派人到大同，按照宋金原来的协议想收回大同及附近各州的土地，大同城是金兵经过血战从辽兵手中夺回的，他们岂肯轻易把大同城送给宋朝呢？当时驻军在大同城中的金兵统帅完颜宗翰认为，如果把大同一带送给宋朝，“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勿与之。”（《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可见金人把大同作为他们南下进攻中原的桥头阵地，大同城在当时对金兵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124年，坐镇大同的金军主帅完颜宗翰在大同设立枢密院，当时金人把设于大同的枢密院称为西朝廷，大同成为女真族的两大军政中心之一。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其西路军队正是以大同城为大本营而发兵南下中原的。
在女真人统治中国北部的100多年间，大同作为金政权西京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天会三年（1125年），女真人在西京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庙纪念，这实际上是女真人的祖庙。女真人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多次大规模地从东北把女真人迁往汉族居住区，大同作为他们的西京，聚集了不少的女真人，无疑又成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大同在17世纪中叶以前的2000多年间，基本上处于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大同既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胡马”南下的前哨，又是北方游牧民族策马南进的桥头堡。从秦汉到元朝建立以前的1400多年间，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和汉族碰撞、交流，而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都曾长时间控制大同，最短的时间都在100年以上，而以鲜卑族控制大同的时间为最长，将近400年。如果将这几个游牧民族控制大同的时间累加起来，总计达900多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把大同作为都城近100年，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把大同作为西京达80多年，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把大同作为西京也有100多年。在北方的游牧民族把大同作为首都或陪都时，大同无疑成为当时民族融合的中心或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北方城市中，在从秦汉到元以前的1400多年的历史上，大同是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关注最多的一座城市，也是汉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时间交替控制的中心城市。从时间上来看，游牧民族控制大同的时间远远长于汉民族，因而大同在元代以前是一座游牧文化浓度较高的城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大同也可以看作中原王朝国力消长的寒暑表。当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下控制了大同之后，即标志着中原的汉族政权国力衰落、退出塞北地区。而当这些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大同站稳脚跟，刻意把大同作为首都或陪都来经营的时候，那中原的汉族政权的势力不但退出塞北地区，还会退出整个中国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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