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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是1982年入选的第二批38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称其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基于银川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或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在西夏时期，银川作为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其对以后银川城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学术界对其内涵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例如其布局结构、建筑风格、人口规模、商业贸易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仅就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西夏故都兴庆府的布局及其相关问题略作梳理和讨论。
一 学术背景
学术界对西夏古都兴庆府已有不少讨论。早期的主要成果有牛达生的《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考略》(1)，许成、汪一鸣的《西夏都城兴庆府——银川》(2)；许成、汪一鸣的《论西夏京畿皇家寺庙》(3)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王雅红的《试论兴庆府的城市建设与社会生活》(4)；杜建录的《试论西夏建都兴庆府》(5)；刘菊湘的《兴庆府的规模与“人形”布局》(6)及《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7)；李芳的《试析西夏建都庆府在银川城市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兼论银川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确立》(8)；杨蕤的《党项三都：兼述党项政权的西迁》(9)；颜廷真、陈喜波、曹小曙的《略论西夏兴庆府城规划布局对中原风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10)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都学会于1991年9月在银川召开了中国古都学会第九次年会，对西夏古都的探讨是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对西夏都城的一次集中讨论。向这次会议提交的三分之二的论文与西夏古都有关，如李范文的《西夏都城兴庆府质疑》，汤晓芳的《13世纪中兴府的洗劫与复兴》，周伟权的《略论兴庆府在西夏建国史的历史地位》，佘贵孝的《兴庆府的人口与粮食供应》，曾干的《略论西夏古都银川》，杜建录的《西夏的兴起与建都兴庆府》，沈平的《兴庆府与金中都比较研究》等(11)，限于篇幅，恕不逐一引述。
检阅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学者们多是从历史记载的角度对兴庆府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涉及到自然环境、历史源流、人口经济、历史地位、社会生活、军事防备、现实保护等内容。这些研究虽然涵盖于古都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具有一定的研究广度，对于推动兴庆府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但是同时应当看到，真正从考古学角度对兴庆府形制布局以及内部结构进行复原和探讨的成果少而又少（除了汪一鸣、许成等几篇论文外）。因此，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西夏学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考古学意义上对兴庆府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今人对兴庆府的认识要么停留在清人编纂的有关西夏史料上，要么从明清宁夏地方史志中获取相关的信息。这种状况显然受到研究资料与研究条件的极大制约，与其他古都的研究相比，学界对于兴庆府研究的深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对于一些基本的史实和状况不甚明了，一些具体的实质性问题难以落到实处。
对古代城址的复原一般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考古田野调查或者发掘。如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工作，西汉长安城、唐长安城的形制及保存状况、与现在西安城的关系基本上搞清楚了，其大型宫殿区、主干道路、城墙的范围以及水运及林苑系统的大体状况能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撑。这种方法是重建古城址平面及内部结构的最重要的方法。第二种情况是虽然难以借助考古资料来重建古代城址的形制，但也可以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来复原，最典型的离子莫过北宋东京城了。由于经历多次黄河泛滥的淤积，北宋东京城已经深埋于几米到十几米的地下，考古工作难以开展，但宋元以后编纂地方志的风气渐盛，地方志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宋元旧城的遗迹，有的并画出了相对位置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这为复原北宋东京城的平面布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籍此基本上能够勾勒出北宋东京的概貌。然而有关兴庆府的直接文献记载极其匮乏，即使是有关兴庆府的二手文献材料也是非常少见；同时，兴庆府城的重建和复原也几乎没有考古材料的支撑。相关部门基本上没有开展过针对兴庆府专门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因此，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缺略给兴庆府的全面复原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因此，现在有能找到的一些有关兴庆府蛛丝马迹的考古材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 考古材料之梳理
有关兴庆府城平面布局的直接考古证据应该有以下几处：
第一处是承天寺塔。承天寺塔是宁夏惟一有文献记载始建年代的古塔。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载：“今上皇帝，幼登宸极，夙秉帝图。分四叶之重光······天祐纪历岁在摄提季春廿五日壬子。”《西夏书事》卷十九亦有记载：“夏福圣承道三年十月，起承天寺。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由于遭受地震之患，现在存留的承天寺塔非西夏时所建的承天寺塔，但是后世的重建与修复是在西夏原址上进行的。一九八二年，在承天寺院内种树挖坑时，在前大殿后面地表1.40米之下发现一道砖砌残墙，长2.40米，高0.70米，在残墙周围的填土中，出土了一些砖瓦陶瓷残片。几块绿色琉璃兽头构件残片，与西夏陵区出土的同类物品在色泽、风格上完全一致；几块白瓷残片，与已知的西夏瓷器胎质、釉色相类;出土一枚北宋“绍圣元宝”(略残)。根据出土文物，根据残墙的深度，我们初步判断这堵残墙是西夏遗迹(12)。清《甘肃通志》卷十二载：“承天寺：在宁朔县西伪夏。凉祚建。明洪武间修。”可见现在银川市内承天寺塔所在位置是西夏都城兴庆府的一处皇家寺院遗址，这一点清朝人也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承天寺塔不是原原本本西夏时期的遗存，但它是复原西夏故都兴庆府最为可靠的参照物之一。
第二处是高台寺遗址。《西夏书事》卷18记载：“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二月，起高台寺。曩霄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由此看出。高台寺亦是西夏时期一处重要的皇家寺庙，而且明确指出其位置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明代时尚有遗迹可寻：“高台寺，在（明银川）城东十五里。夏废寺，台高三丈，庆恭王重修之。下有大湖千顷，山光水色，一望豁然。”(13)可知明朝时当地士人对这一处西夏遗址历史与位置甚为清楚。明朝御边文人们还以高台寺为题材进行吟诗唱和。如杨守礼《春日等高台寺》云：“元戎招饮高台寺，马首春风入面和。”高翀和曰：“承天寺与高台接，侵坐花光鸟语和。”(14)清《甘肃通志》卷十二载：“高台寺：在宁夏县清和门外。明万历间建。”清人对高台寺的信息虽然没有明人知道的多，但提到了“明万历间建”这一情况为明志所不载，可知高台寺在明朝时至少进行了两次规模的修葺。但综合这些信息判断，高台寺彻底的毁弃应该在明代之后或者更晚。明代高台寺尚为银川可供人游览与休闲场所，然则此后蠡遭破坏，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台寺遗迹荡然无存，原址已经为农田、村落、鱼塘所取代，遗址为时人所不知。直到1987年银川市掌政乡洼路村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条宽0.55米、高0.25米、长30多米的砖砌下水道。经过考古人员的调查和试掘，又在一米多深的地下发现了单砖砌成的墙基和方砖铺设的地面，并出土有大量绿色兽面琉璃瓦当、琉璃脊兽、鸱吻、槽形瓦、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残块，以及白瓷碗、高圈足碗和白瓷盆等生活器皿残件。通过比较分析，考古人员发现出土的建筑残件、器皿风格与西夏陵所出土的同类文物具有着完全同样的特征。足以表明这就是西夏的皇家寺院—高台寺遗址。(15)
高台寺遗址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最重要的新考古发现之一。这一重要发现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考古学上确立了西夏皇家寺庙高台寺的确切位置所在，为复原兴庆府的平面布局找到了另一处可靠的坐标点；
第二、结合文献所载高台寺位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这样便为确定西夏都城兴庆府东城墙的大致位置提供了必要参考；
第三、为银川城市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材料。因为高台寺遗址与汪一鸣先生对此专有论述(16)，无须赘言。
以上两处西夏时期的宗教遗址既有考古资料的支撑，又有出土文献的佐证，而且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情节，是复原西夏都城最重要的两个坐标点。此外，一些零星的考古发现亦可为复原西夏都城提供有益的信息。
1986年4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新华街出土了一批窑藏的青铜宗教器皿。这批珍贵文物是银川新华百货大楼在扩建后楼的工程,地基打桩时,无意中发现的。这批文物出土前，被埋在一个距离地表深约75厘米——95厘米的不规则形土坑内。土坑口小底大，呈现袋状。该地层的地表为厚约30厘米——35厘米的现代扰土层；扰土层下为厚约25厘米——35厘米的明、清地层，其中发现许多明清时期的破碎瓷片和瓦片；明、清地层之下是厚约20厘米——25厘米的宋、元地层，其中发现少量的宋、元时期的瓷片。袋状土坑的上开口叠压在宋元地层之下，打破了周围的宋代地层（即西夏地层）。坑内出土青铜器物10件,其中青铜佛教人物造像7尊;青铜宝瓶2件;青铜大钟1件,器物堆放无序。还发现有破碎的宋代耀州窑,钧窑的灵武窑瓷片及大量残砖断瓦,同时还有一些西夏风格的各种建筑材料残件及两枚唐、宋时期的青铜货币———乾元通宝和熙宁通宝(17)。关于这批鎏金铜造像，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吴峰云等人认为是西夏文物(18)，但韩小忙等学人认为是明代的东西(19)。笔者也倾向为明代的文物，但这一考古发现很值得我们关注：在同鎏金造像一起出土的还有西夏时期的瓷器及建筑材料；据许成先生告知，出土地点尚有西夏时期的地层。这样，这一地点极有可能与西夏都城兴庆府有一定瓜葛。
20世纪80年代，在今自治区文化厅北侧的湖滨街附近在建粮食系统大楼时曾出土了一面西夏时期的铜镜，其形制与宋代铜镜基本一致。该铜镜出土于两米多深的淤泥沉积的地层中，其上则为流沙层，再上至地表为50-60厘米厚的黄沙层。更为重要的是，在出土铜镜的地层中还发现一排有规律的木桩，其长度在1米左右，直径约为15厘米，间隔距离为1——1.5米左右。根据当时地层及周边境况分析，这些木桩应该具有固定湖边提岸，防止湖水侵蚀作用。这一考古发现给予我们两点启示：第一、西夏时期，在今天湖滨街以北的地区曾经存在着大面积的水域。由于这片水域距离西夏皇宫较近，因此极有可能就是兴庆府的宫苑遗址；第二、根据地层情况，我们可以推测西夏兴庆府曾被黄河水淹灌而其上有黄沙的堆积，为今后的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思路。由于是在建筑工地发现上述遗迹的，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并未进行后续的调查与发掘，遗迹很快便为建设工地所破坏。若稍稍开展一定面积的调查和发掘，极有可能会为复原兴庆府尤其是其北缘的状况提供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以上是几处有关兴庆府的直接考古材料，是今后复原兴庆府平面布局的极为重要的考古支撑和参考。但遗憾的是，这几处发现均是在建筑工地或者其他原因而偶然发现的，由于诸多原因，考古工作匆匆而毕，一些发现根本没有进行考古工作。上述材料是笔者根据宁夏老一代考古工作者如许成先生、吴峰云先生的口述而整理的。目前为止，宁夏还从未开展过以寻求兴庆府考古材料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外，《嘉靖宁夏新志》卷2载：“元昊宫：新成内。洪武初尚存遗址，今为清宁观矣。”(20)此位置即为今天银川中山公元所在地。明嘉靖年间，此为镇属兵马营房，俗称西马营。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冯玉祥部门致中在此兴建公园，正式命名为中山公园。虽然尚无考古证据，但从史源学的角度分析，明朝史籍记载当朝的事情基本是可信的；又根据史籍所载“洪武初尚存遗址”的状况判断，此处为西夏时期的元昊宫应该符合历史实际状况。因此，今人推测西夏皇宫的范围大致在今中山公园一带是有一定道理的。若对中山公园的相关区域进行考古探查，应该能发现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这样，若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兴庆府进行复原的话，承天寺、高台寺、新华街窖藏、湖滨街堤岸、中山公园清宁观等五处遗址是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观察点，当仅依靠这五个点还难以构筑兴庆府形制的框架，尤其城市四边范围的确立。因为严格地讲，这是有关兴庆府直接考古资料的全部家底。当然，兴庆府形制的复原还可以辅助一些间接的材料。
其一就是北塔。银川北塔又称海宝塔，其造型美观大方，在中国现存的古塔中有一席之地，但其始建年代至今不详。根据一些明清史志的记载，北塔的修建年代可以上溯到十六国时期。如明《万历朔方新志》载：“黑宝塔，赫连勃勃重修。”赫连勃勃尊奉佛教，崇尚建寺修塔。后人们据此又将海宝塔称为“赫宝塔”。清代《乾隆宁夏府志》则记载：“海宝塔……盖汉、晋间物矣。”将北塔的始建年代定性为更早的时间。笔者认为，北塔所在位置基本处于西夏时期兴庆府的范围之内，其应该与西夏首府有一定关系。原因有二：尽管现在尚不能确定北塔的始建年代，但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北塔形制保守估计，其始建年代肯定早于西夏时期。西夏笃信佛教，其不会对处于首府范围内的佛教遗迹做视不管。此其一也。其二、宁夏考古工作者曾经于20世纪80年代在北塔遗址范围内打一探沟，发现不仅有北朝地层，亦有西夏时期的地层，表明西夏时期这一遗址尚被利用。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在复原兴庆府时，北塔遗址也应该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二是唐徕渠。从时间序列上讲，唐徕渠早于兴庆府，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兴庆府时，唐徕渠无疑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首先其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兴庆府的西界范围。从西夏晚期蒙古军队向兴庆府灌水的事实分析，兴庆府的西界范围应该没有越过唐徕渠。从考古材料看，目前尚未在唐徕渠以西的区域发现能够反映兴庆府城市信息的地层或其他考古资料。其次，唐徕渠有助于我们分析兴庆府的水平位置。凡是在历史时期城市基础上建成的现代城市一般都坐落于古代城市地层之上。但各个城市的状况有所不同，有的虽有地层叠压关系，但水平高度变化不大，如西安城；但有的变化较大，如北宋东京城基本被压在今开封城十几米的地下。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在兴庆府地层上面均有黄沙层，实际上是黄河水淤沙沉积的结果，薄者1-2米，厚者3-4米或者更深。银川平原的地势呈现西高东低走向。因此兴庆府地层上面均有黄沙层显然与唐徕渠有直接关系。除了文献所载的蒙古军队掘唐徕渠灌兴庆府这样的事件外，历史时期唐徕渠决堤的情况恐怕时有发生。甚至在建国以后还发生过决提的事件，如1960年9月17日就发生了唐徕渠决口事件(21)。
其三是金波湖和南塘。本文所指的金波湖是指明清志书中的金波湖，今人把原宁大湖命名为金波湖。二者非一回事。《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载：“金波湖：在丽景街青阳门外。垂柳沿岸，青阴蔽日，中有荷芰，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金波湖西有临湖亭，北有鸳鸯亭，南有宜秋楼。明靖王云：“予居夏七年，于城东金波湖南，择地之爽圮者构楼焉。”(22)表明金波湖曾经是明代银川城东的一处湖泊，其位置应该在明代银川城与旧高台寺之间。明志在“南塘在南胸熏门外，永通桥西南。旧为停潦之区。”(23)明确指出在明代之前这里曾经为排洪区。《嘉靖宁夏新志》专门绘制了金波湖和南塘的插图，表明二者是当时银川周边的重要景观。西夏时期这两处地方是否也为湖泊或者积水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根据银川周边地形状况及历史时期自然景观演变规律分析，西夏时期兴庆府周边的湖泊分布格局应无大的变化。不过笔者从绘制于1945年的《宁夏平原水利图》看半个多世纪前宁夏平原的湖泊数量远远地多于现在（大约是现在的2-3倍）。(24)“湖光夕照、渔村烟柳”曾经宁夏平原最为经典的景色。宁夏平原湖泊的消失主要是近现代人为因素干预的结果。金波湖和南塘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划定西夏时期兴庆府的东界与南界的范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顺便指出的是：兴庆府的西界应与唐徕渠平行，但二者之间有多少距离尚不能确考；而兴庆府北界则应该与今湖滨街附近发现的西夏时期的堤岸防护木桩有关，兴庆府北界也大致在这一带，不过这些水域应该属于兴庆府的宫苑系统。
因此，以上八个观察点就成为关兴庆府形制复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田野材料。
三 误区、问题与建议
首先谈一谈关于兴庆府人字形的布局问题。
《嘉靖宁夏新志》卷一记载：“（兴庆府）周回一十八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元兵灭夏，攻废之，已而修设省治。”由于有关兴庆府形制布局的文献记载极少，学者籍此认为兴庆府为人字形布局。此说影响甚广，并有“外部说”、“内部说”等诸多观点，但均认为人字形是指兴庆府的形制布局之法。若人字形果真为外在形制局部之法，确令人费解。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形制的城市，但还尚无发现一座城市的外在形制如人形。巴西在规划新都时，将其设计成飞机的形状。这是极其个别的现代例子。那么，明志中所讲的人字形到底是什么涵义？实际上牛达生先生早就提出所谓“人形”原意不明，并引用陈声海在《建筑艺术中的模拟人顷向》文中的观点:在建筑物和建筑群中，摸拟人体“左右对称，前后有别，上下回异”的布局形式，称“人体式”布局。兹认为古今中外的绝大部分宫殿、庙宇、陵墓、纪念堂及一部分城市(如一长安、大都北京等)都采用“人体式”布局。(25)显然，所谓的人字形是指“左右对称，前后有别，上下回异”，不可以将之机械地理解为城市的形制如同人体的形状。
关于兴庆府规划的溯源问题。
综观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其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原则。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经历了商周时期的雏形阶段、战国秦汉时期的初期阶段、三国魏晋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和宋元明清时期的完善阶段。(26)每一阶段的城市形制及布局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隋唐时期的城市具有封闭的“里坊式”特征，而宋代及其之后的城市则明显具有开始的“环套式”特征。笔者认为，兴庆府在布局形制上极有可能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某些特点，原因如下：
第一、党项民族内迁至陕西北部及鄂尔多斯地区后就与唐王朝保持密切关系，深受唐文化的浸染。在西夏王朝的石刻、绘画、文学、音乐等领域中均存在着唐文化的因子。在探究西夏文化的渊源上,唐文化应是极其重要的源头之一。从文化面貌上看,二者都具有蓬勃向上、开放大气以及开拓性的特点。西夏文化的这种精神风貌除了自身的民族因素外,与唐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27)
第二、从情理上讲，兴庆府应该受到北宋东京城市形制的影响，但北宋初期东京的城市规划仍然继承了隋唐长安城旧制，只有在宋仁宗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东京城才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直到北宋晚期，才过渡到商业型的城市。(28)兴筑兴庆府主要是在公元1020年-1055年间完成的，当北宋东京城发生巨变时，兴庆府已趋于定型。
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兴州、兴庆府这些名称极有可能是模仿隋朝大兴城的结果。当然，由于兴庆府的文献及考古资料极其匮乏，这里仅做如上推测，旨在说明复原兴庆府的形制布局应该放置在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如果视野过于狭窄，不做横向、纵向的对比研究，往往会得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奇谈怪论。
兴庆府与银川城：
城市源流问题
城市史的研究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的工程，仅仅搞清楚城市总体的形制布局还是远远不够的。城市的园林、道路及其绿化、给水与排水工程、市场的设置等方面的内容均是反映势力时期城市风貌的重要方面。若涉及到城市的人文景观，研究的内容就更加丰富，诸如人口及其分层状况、岁时民俗、娱乐业、国家控制及治安状况、公共领域等等。研究一座历史时期的城市，我们不仅要知道其有形的部分，也应该知道其无形的部分，即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精神。二者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城市史研究。以此衡量兴庆府的研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缺乏过硬的考古材料是目前制约兴庆府研究的主要困难之一。这一状况除了宁夏考古学界尚未给予兴庆府考古工作足够重视的原因以外，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兴庆府城保护的乏力以及对兴庆府研究的漠视使得一些本来可以保留下来的考古资料不复存在。例如我们前面我们注意到在银川市最近公布的第一批12处历史文化遗迹标识点中没有一项是西夏时期的。如果缺乏西夏时期的文化遗产，将难以体现银川市的历史文化的真正内涵。因为中国一些古都城市对城市的地下遗存有着较为严格的保护、管理措施。如洛阳市就有着“城市建设、考古先行”的规定。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些兴庆府城的遗存，但是否应该出台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尚存的一些地下遗存？例如对西夏时期的皇宫区域尚未修筑现代建筑，地层破坏较少，是否应该划定为保护区？必要时开展以学术为目的的田野考古工作。如果再不采取相应的保护和管理措施，我们的子孙也许只能对着墙壁去想象兴庆府城的样子了。
附记：许成先生、吴峰云先生为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资讯，值此致谢！
作者简介：
杨蕤（1975-），陕西横山人，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方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边疆历史地理学、西夏学和民族考古学。
(1)载《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为方便行文，本文略去敬词，谨表歉意。
(2) 载《中国历代都城宫苑》，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3)1987年开封中国古都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后收录于许成：《宁夏考古史地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4)载《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
(5) 载《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6)载《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7)载《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8)载《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9)载《宁夏文史》第16辑，2000年
(10)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年第2期
(11)这些论文均载中国古都学会、银川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九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
(12)牛达生：《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考略》，载《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13)[明]胡汝砾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14)[明]胡汝砾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155页。
(15)许成：《论西夏京畿的皇家寺院》，载许成：《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16)汪一鸣：《饮汗城址考证》，载《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汪一鸣；《再论饮汗城城址》，载《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7)吴峰云：《论银川出土鎏金铜造像的年代问题》，载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8)吴峰云：《论银川出土鎏金铜造像的年代问题》，载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著：《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4—386页。
(20)[明]胡汝砾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21)蔡仲廉：《银川西门唐徕渠决口、抢修经过》，载《银川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资料），1992年。
(22)[明]胡汝砾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5页。
(23)[明]胡汝砾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4)宁夏水利厅编：《宁夏水利志》（插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5)牛达生：《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考略》，载《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26)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
(27)杨蕤：《漫谈西夏文化中的“唐风”》，载《华夏文化》2007年第3期。
(28)贺业钜：《关于我国古代城市体系之形成及其传统发展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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