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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故城的阳渠、鸿池陂，自东汉以来，诸多学者对其修造、改建及其功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为今天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资料。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对汉魏洛阳故城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再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段鹏琦先生撰文明确提出了建春门（汉上东门）外东去之水为阳渠①；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考古发掘确认了汉魏洛阳城东、西外廓城内的阳渠遗址②；1983年春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在配合首阳山电厂选址时，发现了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同时也发现了穿城而过的汉代阳渠和城东南侧的鸿池陂遗存③；王学荣先生根据偃师商城发现的尸乡沟和鸿池陂遗存，对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④；日本学者五井直弘为研究阳渠，曾三次来洛，他的《古代中国的漕运——汉魏洛阳城的阳渠》，对汉魏洛阳城阳渠的修建和作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笔者的《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下称简报），揭示了汉魏洛阳城以东阳渠、鸿池陂的全部遗存⑤。下面就汉魏洛阳城阳渠、鸿池陂的历史沿革及其功能，谈一点看法。
一、阳渠的沿革及功能
1、阳渠的始建年代
《水经注·谷水注》载：“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水初记》言：城之西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 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吕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阳渠）亦谓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陆、刘二位将汉代以前，自西周以来洛阳城的建设演变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其观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⑥。他们并且把东汉时期的城西阳渠追溯到西周时期，说是周公所制。同时又将周公所制沟渠与西周初期迁殷顽民，营建成周城密切联系起来。《水注经》作者郦道元认为，城东“九曲渎”又是阳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水注经?谷水注》又载：“故李尤《鸿池陂铭》：鸿池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阳渠）左合七里涧……阳渠水流经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阳渠水又东经亳殷南。”很明显，郦氏引用李尤之作，主要是证明城东阳渠的年代、起源、位置、流向和始建等一系列问题。李尤认为鸿池陂北岸之水（阳渠），是圣王（指周公）所规划的，开源东注，出自成周城，东流经过鸿池北岸。同时，《水注经》作者或许亲眼看到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因而对阳渠自上而下沿途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进行连贯性叙述。勘探资料表明，汉魏洛阳城东阳渠的东、西两段阳渠渠道，从其地理位置和笔直的走向来看，二者应该是一条东西向的渠道，途径鸿池陂北，且是经过认真规划设计，一次性人工开挖形成的⑦。这一现象正如李尤所言，又与前述陆、刘二位对城西阳渠观点完全吻合。因此可见，东汉三位学者考证时，对洛阳城和城东、城西阳渠的建设情况有着较为可靠的传闻依据。我们推测东汉初期可能还有周公所开挖沟渠的遗迹，他们所言洛阳城历史演变情况和城东、城西阳渠的存在情况，都被近年来考古发掘、勘探和研究工作所证实。当然，他们所说阳渠是周公所建也是较具说服力的。北魏郦道元著《水注经》时，距东汉几位学者考证时间仅有两百余年，从中还可以看到，作者浏览了大量文史资料，并且做了大量实地科学考察。东汉至北魏期间，洛阳城上下阳渠修建工程，基本上相互接踵不断，对其始建年代的传承说法也是较为确切可靠的。因此，我们认为阳渠的始建年代，最早当在西周时期。
2、西周时期成周城的营建与阳渠的始建
关于西周初期对雒邑的营建，《尚书》等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均有记载。《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班固对雒阳和河南的自注称：“雒阳，周公因迁殷民，是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郑玄《诗?王城谱》也说：“周王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谓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洛阳是也，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处西都。”均以为成周在汉魏洛阳故城处。据《读史方舆记要》河南下引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周公所制。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汉魏益增修之。”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上发现规模较大的西周城址，历经东周、秦汉，城之规模不断扩大；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又相继建都于此⑧。从时间、地望以及城址演变情况分析，与古代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该西周时期城址，当属周公所建成周城。尤其是前述东汉李尤的《洛阳记》，把这一西周城址和东汉阳渠都说成为周公所制。那么，我们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勘探、研究资料，对二者关系分析如下：东汉时期洛阳城的上东门（北魏建春门）和上西门（北魏阊阖门）东西相对，均位居西周时期成周城北侧，已发现的城东阳渠出自建春门外北侧；《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城西）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其水北高渠，枝分上下，历石桥东入城。”这里的阳渠水“南暨”、“北乘”分明是两股水流，形成了汇流关系，那么“南暨”之水从各方面自然条件分析，当属自西而东抵达阊阖门之水，《水注经》中所指城西阳渠正是此水，与建春门外的城东阳渠东西对应，均位于西周城址北侧，二者东西贯通，可能即是西周时期周公所制沟渠。《水注经.谷水注》中，有自阊阖门入城之水的明确记载，若是，周公所制沟渠则沿西周时期城址北垣外东西通过，与城址形成密切关系，而且是不谋而合。西周时期城址和周公所制沟渠应当是同一时期的产物，而且是经过统一认真谋划的结果。因此，古人“周公卜宅雒邑，营建成周”之说是完全成立的。另外，在西周初期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巩固新政权，利用殷顽民的迁徒改造机会，大力营建城池，兴修水利工程，也是极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时期沟渠的设计规划、建造，一方面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用水资源，另一方具面有加强成周城的防护作用。这两方面都应当是成周城建设的先决条件。因此来说，西周时期成周城的建设和周公所制沟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沟渠建设是成周城的必备工程。东周时期洛阳城在西周时期成周城的基础上向北扩建，西周时期的沟渠被隔断一分为二。东汉以后，在西周、东周、秦汉城址的基础上，一次次维修加固沿袭使用。阳渠也在西周时期沟渠的基础上随之不断进行修茸改造利用。
3>、东汉阳渠的修建与改造
东汉时期有关阳渠的修建工程，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后汉书?王梁传》载：“建武5年（公元29年）梁代欧阳歙，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即今涧、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看来，王梁主持的这次兴修阳渠的工程，是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进行的首次与城市建设配套的水利建设工程。文献中并详细记述了阳渠的流程、走向和工程成效，按照有关资料分析，这次工程应当是在西周时期周公所制沟渠的基础上，再次全线开挖，其工程效果不佳，造成水流不畅，以失败而告终。《简报》中显示，城东阳渠东段，渠浅且窄，底部无淤泥流水痕迹，当是此次工程的真正遗迹。第二次，同上书《张纯传》载：“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纯代杜林为司空。明年，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水经注?谷水注》综述这两次修凿阳渠之事曰：“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尹，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张纯这次修凿阳渠，是继建武五年王梁凿渠之后的又一次兴修阳渠的工程。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这次穿凿阳渠，应当着重对城南阳渠和东去之水（亦称阳渠）进行了疏导，从而达到了堰洛通漕之功效，为洛阳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次所为似与上次王梁修凿渠道有所不同。第三次，《水经注?谷水注》在记述建春门外石桥时曰：“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之‘阳嘉四年（135年）乙酉壬申，诏书以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止。’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文献中显示，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汉顺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漕渠和石桥。可见这次阳渠修凿工程，规模空前之大，成效显著，当在建武五年王梁凿渠的旧迹上，重新对城东阳渠加宽、加深改造的结果。《简报》称城东阳渠西段较东段宽且深和西段阳渠注入鸿池陂，并打断东段阳渠现象，足以表明这次修造阳渠工程结果，使城东阳渠中途改道，通过鸿池陂与洛阳城南张纯所修漕运渠道会合，东通洛水、黄河，已形成“东通河济、南引江淮”之漕运通道，使洛阳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加繁荣昌盛。
4、魏晋时期阳渠的修建工程
继东汉数次阳渠修建改造之后，洛阳城东、城西阳渠规模，行经路线及其性质已基本确定。城西阳渠主要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阳城城市供水的需求；城东阳渠主要为堰洛通漕工程，以承担洛阳城水路运输之重任。城西阳渠的引谷入洛工程，文献中曾多次涉及到千金堨、千金堤、千金渠、千金坞、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工程的修筑情况，是在东汉时期穿凿阳渠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整修、加固、改造、利用工程，并且大多是引谷入洛工程中的局部作为，其中也有涉及到抗洪排泄的需求。《水经注·谷水注》引《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盖魏明帝修王、张故绩也。堨是都水使者陈协所修也。”正是这一时期其中一次工程的真实写照。有关城东阳渠的漕运工程，《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亦谓之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又按博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协）凿运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可见，西晋时期的九曲渎，即东汉时期的城东阳渠。陈狼（协）主持这次穿凿漕渠的工程，是西晋时期一次较为重要的大型兴修漕渠工程，其工程当在东汉阳嘉四年通漕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深捞、清淤、疏通工程。
北魏迁洛之初，就十分重视这一历史性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文献中曾有记载修复千金堨等引谷入洛河堰洛通漕工程。《水经注?谷水注》载：“晋永嘉之后，‘积年，渠堨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正是这一时期整修东汉阳渠工程的一个例证。
5、历史上有关阳渠的称谓
西周时期周公所修沟渠的名称，文献中尚未提及，仍有待考究。东汉时期文献统称阳渠。曹魏、西晋时期，汇总文献资料，洛阳城阳渠的称谓，仍可分为城东、城西两部分。城西部分有阳渠千金渠、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等称谓繁多。之于千金堨 、千金堤、千金坞、九龙堰、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当属这一时期的阳渠上的一些附属建筑设施。这一时期的这些称谓随时随处而不同。城东部分，文献中有阳渠、九曲渎的称谓。关于九曲渎的名称，《阮嗣宗集》咏怀诗第六十四首有“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诗人以见景生情之手法，充分表达了内心的感情。从诗中可以看到，当时站在上东门（北魏建春门），可以一眼看到首阳山，其间沟壑纵横、垂暮眼帘。《简报》中勘探发现阳渠北侧的南北向自然沟，与阳渠成汇流或交叉关系，亦正是诗中表达的“九曲间”的再现。为此，笔者又专门踏察过这一区域内的邙山阳坡地形，结果发现自汉魏洛阳城汉上东门遗址至首阳山之间，规模大、流源长的自然泄洪沟正好有九条。东汉人可能因此而得名称之为“九曲”。九曲渎名称的来源与其地名密切相关。《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亦谓九曲渎。”引《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至洛阳。”又引傅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协）凿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因此看来，城东阳渠在西晋时期称为九曲渎，这种称谓当属短期现象。北魏时期，城东、城西统称阳渠，环城阳渠和城南漕运渠道有“谷水”之称。阳渠不称七里涧，七里涧和七里桥关系极为密切，七里桥横跨七里涧。《洛阳珈蓝记》在叙述沿阳渠的里坊、寺院以及其他名胜时，提到七里桥。“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时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开三门，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朱超石《与兄书》云：“（七里）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5年）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太平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城东有石桥，以跨七里涧。”陆机曾为成都王颖入洛，被击败，人死如积，塞满七里涧。郦道元以为“即是涧也。”汉魏洛阳城东约2.5公里的石桥村，村民戚永安（70岁）告诉我们，传说石桥在今村南，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在村南曾发现过大量的砾石、流沙等，呈南北向沟状排列。我们认为，戚永安所说，可能正是七里涧遗迹。七里涧应与阳渠成汇流关系。唯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曰：“七里涧，在故洛阳城东二十里。《水注经》鸿池陂在洛阳东二十里，其水东流合于七里涧。……”。细审之，顾氏是引用了北魏郦道元《水注经》中关于阳渠、鸿池陂、七里涧等有关材料，我们认为，顾氏在他有生之年，地上已根本看不到阳渠、鸿池陂、七里涧遗迹了，甚至他就不可能进行实地勘察，他的“七里涧在城东二十里”之说，纯属对历史文献的误解。为此，笔者曾在汉魏洛阳城东的鸿池陂附近一带进行了走访，当地老乡从来不知道七里涧和与其有关的传说。
6、阳渠在洛阳城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水源都是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段鹏琦先生在《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中，根据洛阳城周围的地形、自然环境和水利条件，对汉魏时期洛阳城的水源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引谷入洛的阳渠工程，即是为满足当时城市生活用水的需求，而进行的水利建设。当然，西周时期周公所建城西沟渠也不例外，同样是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并且汉魏时期引谷入洛工程的阳渠，是以此为基础的。那么，西周时期成周城以东周公规划建造的沟渠又作何用途？汉魏时期又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历代帝王所遵循的不破真理。西周时期周公规划成周城和沟渠的目的主要是为农业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洛阳盆地四周环山，盆地内有洛、伊、瀍、涧（谷）四水。洛河自西而东从盆地中穿过；瀍、涧（谷）二水于盆地西部纳入洛水；古时伊河于盆地中部汇流于洛河。伊、洛河为盆地内的两条主要河流，自然把盆地分为三大块。伊洛河之间夹河地带，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伊洛河南北两岸各有一带高地，它们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抜高度逐渐缓缓下降，二高地幅员辽阔，但水资源相对匮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水经注?伊水条》载：“伊水自（伊）阙东北流，枝津右出焉，东北引溉，东会合水，同注公路涧，入于洛，今无水。《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田，西周不下水，苏子见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民皆种他种，欲贫之，不如下水，以病之，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是东周受命于君矣。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水经注·谷水注》曰：“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及其孙惠公；封少子於鞏，为东周，故有东西之名矣。”这一历史故事说明，东周时期伊洛河南岸一带高地上已有枝津渠的存在，并被广泛用于农业灌溉，该渠的行径路线之长，辐射了伊洛河南岸大片高地，为当时该地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灌溉条件，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同时使东周时期的统治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因此看来，枝津渠的诞生当早于东周时期，与伊洛河北岸西周时期周公所规划建造的沟渠时间较为接近，二者分别居于伊洛河南北两岸水资源匮乏的高地上，地处位置极为相当。因此看来，西周时期周公在洛河北岸谋划建造沟渠，其目的应该与伊洛河南岸枝津渠用途相同，同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有力的灌溉条件，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可靠地水源保障，以此安抚民心，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为巩固新时期周王朝统治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初期，光武帝即位，建武五年（公元29年）使王梁在西周时期周公建造的沟渠基础上，再次修建阳渠，其目的应当与周公所建沟渠用途相同。汉顺帝时，阳嘉四年（公元125年），城东阳渠经过大型修整改造，途径鸿池陂于洛，从此改变了城东阳渠的用途，成为洛阳城的重要漕运渠道，以后数代一直沿袭不变。
7、阳渠的废弃时间
从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获悉，这一时期阳渠还在频繁使用。随着北魏迁邺，洛阳城也随之废弃，历时数百年的阳渠也已逐渐荒废，慢慢被邙山冲刷下来的淤积土所填塞。《简报》中提到，唐宋以后就看不到阳渠遗迹了。
二、鸿池陂的基本情况
1、鸿池陂自身演变情况
鸿池陂属自然形成的一处天然港湾，年代甚古。位居古洛河之阳，周围有自然形成池塘与之相通，池北侧有邙山自然泄洪沟注入。商代初期，在鸿池陂西北侧沿池修建了尸乡沟商城（即汤都西亳）；西周时期，汤都西亳废弃，周公规划建造的沟渠从鸿池陂北侧东西穿城而过；东汉初期建武五年（公元29年）王梁在西周时期沟渠的故迹上，再次穿凿修建阳渠；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张纯堰洛通漕，从洛阳城南东西穿渠与鸿池陂两侧贯通，池东南与洛河打通，从此鸿池陂水流迳通，漕运船只从中通行；东汉中期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城东阳渠西段再次进行了加宽加深的改造工程，中途与鸿池陂北侧打通，阳渠水注入鸿池陂，成为洛阳城又一条重要的漕运渠道，为以后数代的漕运工程开辟了一条新的航道。《简报》中鸿池陂北壁自然冲刷扩大现象，正是此次阳渠改道的结果。旧时城东阳渠东段彻底废弃，鸿池陂东北部岸上东汉晚期以后密集分布的古墓葬，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至北魏洛阳城废弃，城东阳渠一直作为洛阳城重要漕运渠道。隋唐时期兴修运河，洛河改道北移，冲毁了鸿池陂的南半部，仅存北半部，唐宋时期随着池北阳渠的淤塞，鸿池陂同时被填塞废弃。1983年，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文物勘探时，基本上逐步再现了鸿池陂的基本情况。
2、鸿池陂在历史上的作用
商代初期汤都西亳沿鸿池陂而建，城市排水设施与之相连，充分显示了鸿池陂在当时汤都西亳的城市建设、供排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续汉书?百官志》载：“（鸿池陂）隶属少府，设丞一人，二百石。”《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癸己，诏以鸿池假与贫民。”唐?李贤注：“假?供也，今得渔采取中。”《艺文类聚》引晋?张载《鸿驰陂铭》曰：“开源东注，出自城池，鱼鳖炽殖，水鸟盈涯，菱藕狎藒，蘅稻连畦，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惟以泱泱，厥大难訾。”又引晋?曹 《双鸿诗序》曰：“近东野有双鸿者，其仪甚美，又善鸣舞，虽志希翠之游，身非已有物之可感，良谓此也。”由此可见，东汉时期朝廷曾设官专职管理鸿池陂，当属国家权贵所有。汉安帝时，洛阳一带遭受饥饿荒灾，皇帝下诏书赦放鸿池陂，供灾民渔猎，以度饥荒之灾。文献还反映，魏晋时期，鸿池陂水产丰富，鸟禽成群，植物拔翠，自然景色秀丽。诸多文史资料和考古研究资料表明，汉魏时期自鸿池陂开通漕运渠道以来，一直是洛阳水上交通之枢纽，无论是洛阳城南或阳渠漕运渠道，鸿池陂都是他们的必经之处，而且依其天然秀丽姿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宽阔的水域优势，都可为来往漕运船舶提供丰富的停泊休息环境，可谓这一时期洛阳城水上通道的一个美丽港湾。
注释：
①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察》.《考古》1993年7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与发掘》，《考古》1984年6期
④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7期
⑤⑦周剑曙、陈华州，《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河洛春秋》.2008.3
⑥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本次试掘取得的突出成果是从遗址本身查了该城的沿革历史，尤其重要者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西周城址；第二，弄齐了东周成周城的形成及其规模；第三，秦代在东周城的基础上再次扩大其城，从而奠定了汉魏洛阳城的基本规模。”；《考古学报》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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