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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十六国后期，淝水之战后，被前秦消灭的拓跋鲜卑代国也在塞北再度复兴，建立起北魏政权。北魏经过长期战争，阻止了蒙古新兴游牧民族柔然的南进，并凭借强大的骑兵部队，长驱进入中原，消灭了北方各政权，继前秦之后再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给十六国时期划上一个句号，与江南的宋、齐、梁等政权形成对峙，史称南北朝。
中国著名史学家张博泉先生在《“中华一体”论》中说：“南北朝是‘天下一体’中的‘中国’分为两国。至于在中原北部诸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国’中之国，族是‘中国’之族。旧的传统史学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以‘五胡乱华’概括之，其主要错误是将五胡排斥在‘中国’之外，若论‘乱华’，莫过于晋。”
历史上的中国，指中国历代王朝；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指历代王朝统治下的疆域；古代称“中国”，指汉族分布区，或中原文化占主要地位的地区，并不是指古代政权实际控制地区；从先秦时代起，中国人就流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将“天下”也就是当时全部已知世界视作中国的统治区。中国古代政权的实际控制区大体由两部分组成：
天下=中国+四夷
即天下包括中原文化占主要地位的地区和周边东南西北四夷控制区。
当时中国人天下的概念是包括“中国”与“四夷”的，四夷居住的地方被称之为“四海”。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初步形成，诸夏之国彼此认同，而将非华夏视为异类，四夷一般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帝王世系，早已受到史学界的质疑，万世一系的传统认识即炎黄之后的天下都为黄帝及其直系子孙所掌握，与考古学上发现的文化多元性是不相吻合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把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写成了黄帝家族的历史。这是由于黄河流域华夏族群在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能够流传的历史向来只是战胜者叙述的历史，这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不独是中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苛责司马迁。
其实，在距今6000年的中华大地上，氏族遍布，部落林立，交往、冲突、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目前，史学界承认，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至少各自存在三大民族集团，黄河流域三大集团为羌系民族集团、华夏民族集团和东夷民族集团，长江流域三大集团为巴蜀民族集团、苗蛮民族集团和吴越民族集团。华夏民族集团则由炎帝、黄帝两个部族组成，其余五个集团都可称夷、四夷式五夷、五方。但华夏族群与东夷族群在中国国家形成以前就已经确立了结盟关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世传的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潜夫论》），五帝则公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黄帝以后尧舜大联盟的最高首领依次是：黄帝——颛顼——帝喾——挚——尧——舜——禹。
据史学考证，颛顼、挚、舜并非华夏族而为东夷族，禹生前选定的继位者皋陶、伯益也是东夷人。可以发现，每隔一代即出现一位东夷人担任最高首领。当然，中国的历史，绝非几个帝王就可以代替。但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炎黄系与东夷系，二者为平等联盟关系，即江山轮流坐。提出“夷夏东西说”的傅斯年认为，在“永嘉之乱”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东西对峙，夏、周（羌是周人的祖先）属西，夷、商则属东，夏商周之际王朝更替，反映的是东西势力的此消彼长，即“夷夏东西说”。
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前，华夏与东夷联盟的发展一是频繁地迁徙，二是频繁地分化和组合。迁徙大都为生活和生存，分化和组合则是在互动基础上的认同，这也是中国古代区域整合的动力。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无论处于怎样的分裂，统一都是各地区共同的追求，剩下的只是由谁来统一的问题，是“国中”之华夏，还是“国周”之四夷主要是东夷。通过大规模融合整合，国日渐减少,国土却越来越大。尧舜时“万国”，商汤则“诸侯三千”，周武王观兵“一千八余国”，到了战国则只剩下“百余国”了。分久必合下，华夏族群势力向四周扩展，四夷族群则向中原靠近和被逐步融合，成为后来形成的“华夏民族”的主要源头之一。
夏代属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期，夏人源自黄帝；商人属东部文化系统，古文献称商人为“戌”，其实商人属于东夷；周人源于西部古老羌族，武王伐纣，统领华夏。此时，华夏诸国与蛮夷诸国分布呈交错之势，并非过去“内诸夏而外夷狄”，如占领山西上党的潞子婴儿国就在诸夏国之中。春秋始，夷人方国被吞并，“变其俗，革其礼”。战国大规模整合，夷人基本融入华夏民族之中，“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后汉书·东夷传》），夷夏的内涵都已发生了变化。汉继秦，成为强大的汉帝国，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原最强大、最发达的各族已经凝结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国境内主体民族“汉族”的前身了，从战国到汉，夷夏融合过程决定了：汉民族自形成之时起，就不仅代表东亚世界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东亚世界人数最庞大的民族。也说明，汉民族不但是炎黄族夏族的延展，东夷及诸夷都是汉民族的先世之一。另单论商族即东夷，周即羌族，夏商周秦汉，汉族经融合形成，内中确有诸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强大成份。
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说：“神州原始土著，历世相传，俱为神农一族。”
《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华夏族群由炎、黄二族组成。炎帝出姜水，姜水即漳水，炎帝出上党之漳水，后沿黄河流域生息发展。炎帝神农氏在位520年，传八世，末裔榆罔为黄帝所灭，灭于阪泉之战。榆罔即炎帝参卢，初居河南陈留，被迁至潞，潞为炎帝故里，潞即浊漳。炎帝之裔，虽为黄帝所败，但不能尽灭其族，族之强项者仍时时起而与黄帝抗争。帝喾高辛之时，有共工之乱，“共工者，炎帝之后，姜姓也。”（《楚辞》王逸注），这场战争就发生在太行山西边上党盆地，相传共工失败后，一头碰在不周山上，不周山即今山西长子县西的发鸠山。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就如是说，只是说并非“怒触不周山”，而是说共工族被帝喾赶到发鸠山。黄帝为争黄河流域而驱逐炎帝后裔，驱逐至东成为东夷，驱北为北狄，驱西为羌戎，驱南为苗蛮。“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及羌、氐，泰半为炎帝之后。”（《炎黄氏族文化考》）
又炎帝是姜姓部落始祖，姜是大羌族一支。如此，炎帝亦为五胡之祖，五胡者，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加巴蛮或乌桓，统称六夷。《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之说，鲜卑族为东胡族系。今之南人公祭黄帝，说我华夏皆为“黄帝子孙”，不提“炎帝子孙”，也可能受一种错误观念即文明起源单线一系的影响。对此，司马迁先生是难辞其咎的。而在我山西上党，也只有炎帝大量遗迹、遗址、传说和庙宇遗存，至今未见黄帝帝遗存，难道能说文明只源于晋东南！
战国以来华夏族与其他族群的大规模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但这并未改变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质。西汉后期至东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等北方民族大量进入沿边各郡，对中原地区形成强大的冲击。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拉开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序幕，虽有西晋统一的一个短暂插曲，但中国历史继续向分裂滑行。匈奴刘渊称王并灭了西晋，证明少数民族也可成为中原地区的皇帝，此后“五胡”首领纷纷效仿，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民族政权兴亡不定，伴随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甚至民族仇杀。但十六国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当这一时期结束后，曾在中国北方建立过政权的五胡匈奴、羯、鲜卑慕容部、鲜卑乞伏部，均不再以民族集团的形成活跃于历史舞台，古老的氐、羌等族亦成为历史上的民族。
民族冲突和民族迁徙是促进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原因。民族迁徙的结果是各族迁离原来的聚居地，如建立西燕的慕容鲜卑族，原从辽西主动迁到中原建前燕。前燕灭亡后，被前秦“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前秦灭亡，其慕容鲜卑主体4万余户随慕容永东归至山西东南部上党地区。后燕灭西燕，这4万余户又被迁到河北邺与中山。后燕灭亡，100余万慕容鲜卑人一部分被北魏政权迁到平城，一部分随慕容德至广固，建南燕，另一小部分北逃辽西，成为北燕政权的支柱，南燕、北燕灭亡，这个部族又被迁往各地。不久，慕容鲜卑族便从历史上消失，只留下“慕容”一词，成为百家姓的一员。
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是多向性的，但其主要方向是各少数民族即“五胡”或六夷的汉化。这是因为首先在人口比例上，汉族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其次胡夷所建立的政权是从部落形式转为政治统治，政权机构均模仿汉族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得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使其原有的组织趋于瓦解，更重要的是，各少数族均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及文化典籍，通过学习，逐渐熟谙汉族文化，认同于汉族，其语言也逐渐趋同，汉文字有效地将五胡或六夷整合成为一个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汉族。
十六国之后，从蒙古草原走来的鲜卑拓跋部人建立了强大的北魏帝国，及东、西魏、北齐、北周，史称北朝。
拓跋部世居大兴安岭，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单朴野，刻木记事，没有文字，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东汉末年，拓跋部来到匈奴故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并进入山西北部即今大同、雁北一带。西晋时，拓跋猗卢被西晋封为代王，建立了代国，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为北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南都。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先迁都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北），数年后又正式定都盛乐。
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征服了代国。十年之后，利用淝水之战后秦王朝土崩瓦解之机，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公元317—409年)重建代国，拓跋珪重用塞北地区的汉族人士，扫平蒙古草原各部，在大漠南北称雄。而后攻破后燕都城中山和重镇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占有了黄河以北诸州郡，将俘虏的慕容鲜卑族众50万人迁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公元398年6月，拓跋珪正式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表明拓跋政权已承三国时曹魏统治中原，为中华正统，并定都平城，着手建立国家制度，迁徙大批居民，发展农牧业生产，北魏统一北方地区的大业，在平城拉开了大幕。
平城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春秋时为少数民族“楼烦”所居，战国属赵的代郡，雁门郡，秦、汉、三国为平城县。北魏定都平城，一为平城久为代国南都，是拓跋氏勃兴祖地；二是其政治、军事发展形势所需。平城从公元398年为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第一都，至太和十八年（494年），历7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南安王、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凡96年（389～493年），俱为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在平城为都的96年中，北魏用了大约40年时间实现了统一北方的目标，开始了与南朝汉族政权直接对峙，与此同时，拓跋鲜卑的汉化也在缓慢和痛苦而坚韧地推进。在政治制度方面，魏国占领了汉族居住的广大土地，要统治汉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如道武帝拓跋珪称帝之初，曾试图按传统汉族政权的方式实施统治，并据此制定了官制和皇朝礼仪，但鲜卑贵族凭借隐隐存在的部落势力，使他难以成行，不得不多次改变制度。拓跋珪得并州，就开始成立正规的政治机构，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399年，在平城立太学，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397年，魏大军攻后燕国都中山，屡战不胜，军中大疫，兵士死去十之五六，诸将都想北归。魏道武帝说，有民就有国，我不怕没有民。意思是说，鲜卑人走了，我有汉官汉民也可以立国。诸将听了这些话，才不敢再说北归。这里说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鲜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说明军事上依靠鲜卑族，政治上却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否则，就无法在中原立足。在经济方面，学习汉民族，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以旧都盛乐、新都平城为中心的魏国本土，农业的重要性愈益增进，鲜卑族的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畜牧业渐转到次要地位。
415年，魏国连年霜旱，民多饥死。有些朝官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周澹二人反对迁都，说：山东人（指太行山以东的汉人）不知鲜卑人虚实，以为人畜众多，称为“牛毛之众（像牛毛那样多）”。如果现在迁去，山东人看到鲜卑人数有限，一定要发生轻侮心。不如等待明年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禾熟，难关就度过了。魏明元帝赞成崔浩等的意见，说明拓跋统治者深怕汉民众窍见底细。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北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觉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开明的魏孝文帝决心进行汉化改革，使“四海移风，要荒革俗，”“侔踪轩唐”（《魏书》卷一0八《礼志三》）。
经过近三年汉化改革，孝文帝认识到鲜卑人族居的平城之地使难以在汉化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作为北方大国，平城已不再适宜于作为北魏的统治中心，它也不能适应作为北魏社会经济主体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更难避免北方强敌柔然的威胁，甚至，平城已成北魏拓跋贵族保守势力的大本营。
另外，魏国的本土，即平城周围的畿内，形势也很不稳定。鲜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鲜卑贵族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畿内特别鲜著地呈现着：农夫吃不到糟糠，织妇穿不上短衣，无力进行生产；另方面却是官库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宝货满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华丽的人，到家里看，更多的是衣食缺乏的人，一过荒年，就有许多人饿死。487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让大批贫民出境去求食。魏国本土鲜卑兵力已经衰弱，农民大都穷困不能生活，作为根据地的畿内，不再有控制山东（太行山以东）的实力，如果山东诸州郡有大变，鲜卑统治的崩溃将很难避免。
大河南北诸州郡是魏国的真实根基，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是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而洛阳为周公创始，是东汉、三国魏及西晋旧都，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是它地所难比拟的。正如孝文帝所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移风易俗，信甚为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因之排除阻碍，决计迁都。魏孝文帝不敢提出迁都的主张而是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魏孝文帝对他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徒居平城，这是用武的地点，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我想以用兵为名，率领众人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助迁都大计。
经过激烈的斗争，公元493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实则迁都洛阳。终于寻找了一条与黄河流域主体民族汉族新的合作模式，避免了与之激烈的对抗。魏孝文帝先是将被征服的胡夷各族徙到平城附近，把他们逐渐融化成鲜卑人，为了让这批鲜卑人彻底汉化，也为了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孝文帝率100多万鲜卑族人迁都洛阳。
迁都后的改革，旨在消除拓跋鲜卑和北魏政权的民族特征。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主要内容有：一、制定族姓：令鲜卑人改姓，改为类似汉人的姓，自己带头改姓元；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籍贯；定姓族高下。使鲜卑贵族渐渐汉化，与汉族世家大族融为一体。二、禁止胡服和鲜卑语言，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这样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三、改革官制。
在和平岁月里，作为统治民族的鲜卑人依靠社会地位方面的优势，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依靠人数方面的优势，使其文化迅速向异民族传播，而鲜卑人的汉化与汉人的鲜卑化，无疑对鲜卑族与汉族的合作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魏国经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与南朝完全相同，汉士族满意了，魏国统治也确实稳定下来了。而这正是黄河流域得以摆脱战乱和分裂的重要力量，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北魏虽未能统一中国，但我们看到了统一的趋势。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篡权，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的陈国，结束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而后，唐灭隋开创盛世。隋唐的大一统不仅政治上是北方统一了南方，在文化上，北朝拓跋鲜卑的胡文化也成为隋唐文化的主流。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穿胡服，戴胡帽，吃的是胡饭、胡饼、胡瓜、奶酪，喝的是醍醐、茶酥、胡羹，起居用的是胡床、百子帐，出门乘马，还采用琵琶、羌笛、胡笳、羯鼓，胡箜篌等少数民族乐器。晚唐著名诗人元稹有诗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相对汉代而言，唐代的文化表现出极强的“胡化”倾向。《新唐书》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并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无怪乎元朝时学者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说：“呜呼，自隋以后，名扬于时者，代北（指北魏）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以姓氏来源看，隋唐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都是北方“五胡”民族人，盛唐三大诗人中白居易、李白的血统与汉族无关，晚唐著名诗人元稹则是地地道道拓跋鲜卑人，但他们的文化水准，却已是卓越的汉族士人了，再去辨别他们的氏族又有何意义呢？应该说，盛唐时代是众多民族在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再是汉族的专利。
至于《魏书·序纪》说：“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鲜卑山，因以为号。”《晋书》则说：“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都把鲜卑的先祖列为黄帝的后裔，可能也受司马迁“万世一系”的影响。但不论如何，民族融合和谐，中华总是一体，胡汉确为一家。
参考资料：
唐·房玄龄等《晋书》 中华书局 1974
北齐·魏收撰《魏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史仲文 胡晓林《中国全史·新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 人民出版社1995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 青岛出版社2006
《新唐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山海经》人民出版社199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后汉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岳麓书社2004
张博泉《“中华一体”论》 长春出版式社2005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3
（作者杨树田，山西长子县古都文化研究会会长、二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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