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然一直是北魏北方的主要威胁。391年魏击破柔然，迁部众到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394年柔然贵族社崙率部众逃往漠北，自号豆伐可汗，征服高车诸部，兵马强盛，据有西至焉耆（西域），东接朝鲜，南临大漠的广大牧地，逐渐南移，攻掠魏国北境。

423年魏明元帝要夺取宋河南之地，拿不出太多的力量对付柔然，决定采用秦汉时防御匈奴的办法，在其北边筑长城。据《魏书·太宗本纪》载，“泰常八年（423）正月丙辰，蠕蠕（柔然）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以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据《通鉴辑览注》“赤城，即今宣化府赤城县”。又据《纲鉴易知录载》，“五原在今陕西神木（县）境”这道长城才是大同北界的外长城。“长川”在其北，这长川正是今内蒙流入河北的东洋河，大同的外长城应是从北魏泰常八年（423）开始修筑的。这道长城的建立，限制了柔然的南进，切断其同中原的往来，柔然曾多次攻打长城，因北魏国势强盛，多以失败而归。

神□二年（429）魏太武帝怕宋文帝北伐，决定先灭柔然，免得腹背受敌。他亲率大军，分东西两路袭击柔然，大获全胜，得柔然降人30余万落，马百余万匹。遂于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而东设置沃野镇（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抚冥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东南土城子）、武川镇（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土城）、柔玄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台基庙东北）、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六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组成北部又一道军事防线。

北魏为防柔然，每年秋冬两季，分东、中、西三路出边游击，仲春收兵归镇。471年大将源贺认为，以游防往来疲劳，不可持久，建议召募健兵三万，在三路上筑三个城屯田，冬季讲武，春季耕种。484年高闾以为北方游牧部落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建议在六镇北再筑一道新长城，要害处开门，门旁造小城，置兵守卫。高闾还阐述了筑长城的五大好处：一是免得每年出兵游防；二是旧长城以北可以放牧；三是以逸待劳；四是六镇可以安居；五是可以预贮粮草。源、高二人的建议与镇官贵族利益冲突，故未被采纳实施。

北魏又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是太平真君七年（446），据《魏书·世祖本纪》载，“太平真君七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即现在北京居庸关，向南至灵丘，再向西经平型关、偏关而达山西河曲县。当时这道称为畿上塞围的长城，它环绕魏都平城的西、南两面，用以护卫京都。

（姚斌供稿）

（研究会补注：上述畿上塞围与今大同南内长城重合的观点是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等人提出的。因为《魏书》只记这道长城的起讫之地，一点过经踪迹也没有提供。却有“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之语，而内长城走向恰与“幽、定、司”有关，故而将“幽、定、司”断为畿上塞围过经之地。姚先生持此说不无道理。

但是，这些年有许多学者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理由之一，塞上畿围是太武帝为京畿修筑的北防柔然的军事设施，为的是不发生像太延五年（439）“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师大骇”之不测。所以塞围应在京都之北而不应在其南。理由之二，按中国人的方位表述习惯，上为北，下为南。畿上，应在“畿”即平城京畿之北；塞围，以塞（墙或堑）围起来。其位置应在大边之内，或如明长城之次边。理由之三，不能以民伕征集地判断塞围走向。畿上，顾名思义，主要与京畿即司州有关，但司州不可能出十万人，所以便征调了附近与畿塞有关（幽）和无关（定、冀）的劳工，即便走向同于内长城也与冀州无关。所以，有论者指出，这道塞围走向应与外长城大致相同。那么，我们在左云县威鲁明长城内、汉亭障外看到的时代不明的墙堑是否与北魏塞上畿围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