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得购历代小楷珍品《六朝经卷集》一册，中有太和三年（479年）文明太后冯氏长兄冯熙写《阿毗昙心经卷第六》二纸，其文云：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1900年出自敦煌石室，故统称为敦煌文书，写经部分则称敦煌写经。关于冯熙写经，国学大师饶宗颐早年曾有《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魏太和写〈杂阿毗昙心经〉跋》一文，后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一书，惜本人手头无书未能拜读。 冯晋国，即冯熙。《魏书》、《北史》皆谓，“冯熙，字晋昌，长乐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自己却署为冯晋国，这肯定是对的。《水经注》“如浑水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采之上，炜炜有精光”也可纠史作冯晋昌之误。冯熙其人，《魏书》、《北史》皆有传。他是北燕国主冯文通之孙。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时，其父冯朗、从父冯崇、冯邈并投魏。十二岁时，叔父冯邈因战没入柔然，其父冯朗连坐死，幼妹没入宫，他却逃入氐羌中得脱。入宫的妹妹文明太后大贵后，他被访征赴京师，“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显祖即位，为太傅，累拜内都大官”。太后临朝后，拜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因“中宫之宠，为群情所骇，心不自安，乞转外任”，“于是除车骑大将军、开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如故”。太和三年的《杂阿毗昙心经》正是写于洛州任上。 据《魏书·冯熙传》，冯熙在氐羌中即“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这使他具备了写经的能力。“及长性泛爱，不拘小节”，这是他信佛施财、写经祈福的性基础。史称冯熙在洛州刺史任上“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因在高山秀阜上建寺塔，经常酿成牛死人亡。他竟不以为然，还说待塔寺建成后人们都去瞻仰图塔，哪里还记得几个人几头牛？这似乎与他“性泛爱，人无士庶，来则纳之”的性格不符，而实际上无论建塔也罢，写经也罢，都是这位太后之兄、公主之夫、当今皇帝老丈人的政治逃避。 1500多年前的冯熙写经重见天日，使《魏书》“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得到了证明。“一切经”即所有汉译佛教经典的总称，略同于隋代以后的“大藏经”。“十六部一切经”估计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一定会有许多经生和官吏帮忙。但是这两页有愿文和题记的《阿毗昙心经卷第六》却应是他的手笔。因为“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一（切）经”，“于洛州所书写成讫”，“精勤不倦”，已经说得十分明白。某某写、书写、写讫，这是六朝经生、僧人抄经的习见题署。若是官员主持而非自己动手写经，就要表述为“造”、“敬造”，如北魏后期东阳王元荣的造经活动。若是经生书写，后面还要有典经师某某，校经道人某某，或“教说（书）郎校定已”，某某“比字校竟”等等。
写经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书写体。收在我这个册子里的经卷，从西晋元康六年（297年）的《诸佛要经集》，到北齐天统三年（567年）的《十地论卷第五》，几乎都是同一个面目，这种作风甚至延续到了隋唐。这种楷势隶笔，亦楷亦行的独立书风，总是那样我行我素、一以贯之地描述着由天竺国西来的佛教语汇，似乎与三国的钟繇、东晋的王羲之、北魏的铭刻书等世俗间异彩纷呈的书法流派全不相干。但是，实际上从它们中间，既可以追溯到两汉的隶书和简书渊源，又可以觅得二王行书的潇洒俊逸，更不可避免地参入了同时代铭刻书体的钢筋铁骨。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前页写经部分与后页题署发愿部分章法有很大不同，前者疏朗，后者紧密；前者整齐，后者随意，但是字还是一个人写的。总的来看，冯熙写经在众多六朝写经中是楷则较多的一种。起笔都很随意，横画收笔没有明显的出锋或重按。折肩方而略重，有点像北朝碑版。捺脚是重了一些，但基本上是楷法。提、挑也多为楷笔。在敦煌写经中，此经书法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却是特点颇为突出的一种。它不仅使我们了解了昌黎王冯晋国的书写水平，同时也可窥得北魏平城时期官僚阶层书写实用文本的情况，尤其是当时代都平城及诸州郡众多寺院中数以百千计的经生们，包括以佣经为生的潦倒文人的书体和风格。 两年前，得购历代小楷珍品《六朝经卷集》一册，中有太和三年（479年）文明太后冯氏长兄冯熙写《阿毗昙心经卷第六》二纸，其文云：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1900年出自敦煌石室，故统称为敦煌文书，写经部分则称敦煌写经。关于冯熙写经，国学大师饶宗颐早年曾有《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魏太和写〈杂阿毗昙心经〉跋》一文，后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一书，惜本人手头无书未能拜读。 冯晋国，即冯熙。《魏书》、《北史》皆谓，“冯熙，字晋昌，长乐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自己却署为冯晋国，这肯定是对的。《水经注》“如浑水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采之上，炜炜有精光”也可纠史作冯晋昌之误。冯熙其人，《魏书》、《北史》皆有传。他是北燕国主冯文通之孙。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时，其父冯朗、从父冯崇、冯邈并投魏。十二岁时，叔父冯邈因战没入柔然，其父冯朗连坐死，幼妹没入宫，他却逃入氐羌中得脱。入宫的妹妹文明太后大贵后，他被访征赴京师，“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显祖即位，为太傅，累拜内都大官”。太后临朝后，拜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因“中宫之宠，为群情所骇，心不自安，乞转外任”，“于是除车骑大将军、开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如故”。太和三年的《杂阿毗昙心经》正是写于洛州任上。 据《魏书·冯熙传》，冯熙在氐羌中即“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这使他具备了写经的能力。“及长性泛爱，不拘小节”，这是他信佛施财、写经祈福的性基础。史称冯熙在洛州刺史任上“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因在高山秀阜上建寺塔，经常酿成牛死人亡。他竟不以为然，还说待塔寺建成后人们都去瞻仰图塔，哪里还记得几个人几头牛？这似乎与他“性泛爱，人无士庶，来则纳之”的性格不符，而实际上无论建塔也罢，写经也罢，都是这位太后之兄、公主之夫、当今皇帝老丈人的政治逃避。 1500多年前的冯熙写经重见天日，使《魏书》“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得到了证明。“一切经”即所有汉译佛教经典的总称，略同于隋代以后的“大藏经”。“十六部一切经”估计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一定会有许多经生和官吏帮忙。但是这两页有愿文和题记的《阿毗昙心经卷第六》却应是他的手笔。因为“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一（切）经”，“于洛州所书写成讫”，“精勤不倦”，已经说得十分明白。某某写、书写、写讫，这是六朝经生、僧人抄经的习见题署。若是官员主持而非自己动手写经，就要表述为“造”、“敬造”，如北魏后期东阳王元荣的造经活动。若是经生书写，后面还要有典经师某某，校经道人某某，或“教说（书）郎校定已”，某某“比字校竟”等等。
写经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书写体。收在我这个册子里的经卷，从西晋元康六年（297年）的《诸佛要经集》，到北齐天统三年（567年）的《十地论卷第五》，几乎都是同一个面目，这种作风甚至延续到了隋唐。这种楷势隶笔，亦楷亦行的独立书风，总是那样我行我素、一以贯之地描述着由天竺国西来的佛教语汇，似乎与三国的钟繇、东晋的王羲之、北魏的铭刻书等世俗间异彩纷呈的书法流派全不相干。但是，实际上从它们中间，既可以追溯到两汉的隶书和简书渊源，又可以觅得二王行书的潇洒俊逸，更不可避免地参入了同时代铭刻书体的钢筋铁骨。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前页写经部分与后页题署发愿部分章法有很大不同，前者疏朗，后者紧密；前者整齐，后者随意，但是字还是一个人写的。总的来看，冯熙写经在众多六朝写经中是楷则较多的一种。起笔都很随意，横画收笔没有明显的出锋或重按。折肩方而略重，有点像北朝碑版。捺脚是重了一些，但基本上是楷法。提、挑也多为楷笔。在敦煌写经中，此经书法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却是特点颇为突出的一种。它不仅使我们了解了昌黎王冯晋国的书写水平，同时也可窥得北魏平城时期官僚阶层书写实用文本的情况，尤其是当时代都平城及诸州郡众多寺院中数以百千计的经生们，包括以佣经为生的潦倒文人的书体和风格。 |
“洛州刺史昌梨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一一（切）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吊，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过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协淳气而养寿。乃作赞曰：丽丽毗昙，厥名无比。文约义丰，总演天地。盛尊延剖，声类斯视。理无不彰，根无不利。卷云斯过，见云亦帝。谛修后翫，是聪是备。“大代太和三年岁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于洛州所书写成讫。”
关于“所费亦不赀（不可估量）”的写经投资，《魏书》、《北史》说冯熙“自出家财”建佛图写佛经，实际上除了他“号为贪纵”搜刮民财外，有一大部分是同样痴情于佛法的太后和皇帝赏赐的，此经愿文的“一千四百六十四吊，用一合，皇施”是不是说这些钱、纸都是皇施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