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与云冈石窟

（张焯）

大约是前年，我向赵一德先生借得唐代高僧道宣《广弘明集》，看到书中收录有隋炀帝与其近臣诸葛颍“游方山灵岩寺诗”各一首。读后，既喜且惑。喜的是，两诗历历如画，分明描述的是北魏创建的代京平城武周山之灵岩寺，即今天大同市西郊的云冈石窟；透过朦胧的诗意，可以窥见云冈石窟隋代那段尘封的历史，恰好弥补云冈研究中的空白。惑的是，方山，古今同名，即大同城北五十里北魏冯太后、孝文帝陵寝所在，隋人将方山与灵岩寺混为一谈，不知何故。今年我调入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工作后，翻阅道宣《续高僧传》，发现隋唐有名刹曰“方山灵岩寺”者，在今山东省长清县境，不禁疑惑更甚。不久前，专程赴山东灵岩寺探访，睹物吟诗，对照史迹，是非昭然。

兹录二诗如下：

《谒方山灵岩寺诗》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回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

名山镇江海，梵宇驾风烟。画栱临松盖，凿牖对峰莲。雷出阶基下，云归梁栋前。灵光辨昼夜，轻衣数劫年。一陪香作食，长用福为田。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暴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荒淫无度，穷兵黩武，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但是，他却颇有才气，够得上一个诗文好手。诸葛颍，《隋书》有传，《广弘明集》“颍”作“颕”，丹阳建康人，杨广封晋王时，引为幕僚，即帝位后，升任著作郎，成为炀帝身边的悻臣。大业十一年随驾北巡，死于途中。所撰《銮驾北巡记》等，盛行于初唐。

据《隋书》记载，隋炀帝一生中，除东北征高丽、西北征吐谷浑之外，有过三次北巡。第一次在大业三年，第二次在大业四年，第三次在大业十一年。最后一次北巡，是八月乙丑日由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出发，第四天戊辰日接到突厥始毕可汗妻义成公主告变的密报，第八天壬申日车驾驰还雁门（今山西代县），第九天癸酉日被突厥数十万骑围城；解围后，回归洛阳。此次巡视雁北，行色仓皇，诸葛颍病死，不可能有“回幡”游云冈的兴致。第二次北巡，是三月份行幸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因出塞巡长城”；秋七月，“自榆关而东”；八月，“亲祠恒岳，河北道郡守毕集。”榆关，在今天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隔黄河的岸边；恒岳，即北岳恒山，约在今河北曲阳。杨广此番沿长城东巡，若由内蒙古和林格尔，取道集宁，经河北张家口或坝上，进入河北平原，则不经大同。若走近道，由和林直趋右玉、左云，途经云冈，遂抵大同；还可从和林走丰镇，到大同。然后，顺灵丘古道下太行。后二路线，均有游幸云冈的可能，且正值初秋，与诗文相合。无奈，信史无载。《隋书》明确记载炀帝来大同的是第一次北巡。

《炀帝纪》：公元607年夏四月“丙申，车驾北巡狩。－－－－－－六月辛巳，猎于连谷。－－－－－－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己丑，启民可汗归蕃。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巳，至于东都。”连谷，在今陕西神木北；榆林郡，在榆关西北；突厥启民可汗帐，大约在呼和浩特以东一带；楼烦关，在今宁武北、神池东。杨广的归途是由今天的大同经朔州、宁武，到太原。但是，上述行程与时间，在《北狄传》中却被搞乱了。“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城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亲巡云内，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启民仍扈从入塞，至定襄，诏令归藩。”隋云内，即今大同城，唐改名云中；金河，今内蒙古大黑河；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的盛乐古城。但是，炀帝壬午日从榆林出发，四天后的乙酉日到达塞外启民牙帐，中途不可能远绕大同，也与“溯金河而东”的线路不符。查《北史》、《通典》之《突厥传》，“云内”作“云中”，即今托克托。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指出：隋人讳“中”也。当然，也有可能是《隋书》的作者知道这次北巡杨广曾游行云内，并赋诗一首，竟将云内与云中混淆为一谈，弄反了行程。事实上，炀帝来大同在返回定襄之后，回程走的是和林格尔、右玉、左云、云冈、大同之路。

大业三年秋八月乙酉日，炀帝幸启民可汗帐，受到了隆重礼待。启民跪伏捧酒上寿，帝大悦，即兴赋诗一首：“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羶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好一派气壮山河的豪迈！五天后，杨广就是怀着这种千古一帝的得意心情，踏上了北巡的归程。己丑日，行经和林格尔，五天后的癸巳日出马邑城（今朔州市），入楼烦关。期间，大约是辛卯日，行至中途，巡游云冈石窟，驻跸大同。

在那个秋蝉低鸣的下午，皇帝一行停驾云冈峪，在寺僧的导引和侍从的簇拥下，炀帝游览了整个云冈石窟。面对那“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续高僧传》）的石佛像，他浮想联篇，想到了北魏历代皇帝，从辫发蛮荒到入主中原，从金戈铁马到玉碎宫倾；想到了自己的家世，从元魏平城时代镇守武川边戍的先人，到跟随北周宇文泰南征北战的祖、父；想到了那些俯首恭顺的和尚、工匠和善人，先前是为拓跋家凿窟祈福，现在则默默为老杨家焚香、祈祷。不禁笑从心生。倏尔，竟闪出几许同情的念头。于是，转身向寺僧与随从官员叮咛了一番。而后，起驾回銮。此时，骄阳西斜，陛下满腹诗情跃然而出。

山东省长清县东南的方山，又名玉符山、灵岩山，属泰山北部余脉。方山灵岩寺，初创于东晋竺僧朗（亦号泰山朗），北魏末始有灵岩寺之称。该寺，毁于周武帝灭佛。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春正月祭祀泰山之前，曾“旅王符山”（《隋书·文帝纪》）。王符山，盖“玉符山”之讹。《炀帝纪》云：“高祖之祠太山也，领候武大将军。明年，归藩。”晋王杨广当时陪驾前往泰山，大约去过方山灵岩寺。但在他登基后，便再没有类似记载。隋文帝仁寿年间，曾送佛舍利于方山灵岩寺，营造灵塔。今天，在方山山顶处，有积翠证盟龛一所，中央雕主佛一尊，高约5米，左右二菩萨、二弟子、二狮，共七躯雕像。据1999年文物出版社版《灵岩寺》一书考订，开凿于大唐贞观年间。

比较前录隋炀帝、诸葛颍游方山灵岩寺二诗，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与长清灵岩寺有何相似之处，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同与云冈景物的影子。诸如：炀帝诗“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句中，“平郊”虽与“高峰”相对应，但两个灵岩寺均在山区，理解为“平阔的郊野”不妥，作“平城之郊”解，不仅准确，而且更显匠心高妙。“回幡飞曙岭”，既表露出诗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心情，也与塞外归来的史实相吻合。“泉吐石溪深”，莫不是指云冈第2窟的“石窟寒泉”胜景。“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出语与史实最为贴切。《隋书·韩擒虎传附弟洪传》：“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遇虏于恒安，众寡不敌，洪四面搏战，身被重创，将士沮气。虏悉众围之，矢下如雨。洪伪与虏和，围少解。洪率所领溃围而出，死者大半，杀虏亦倍。洪及药王除名为民，隆竟坐死。炀帝北巡，至恒安，见白骨被野，以问侍臣。侍臣曰：‘往者韩洪与虏战处也。’帝悯然伤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拜洪陇西太守。”恒安，隋马邑郡云内县恒安镇，即今大同城。

再看诸葛颍诗，所指同样明确。当年的洞窟前多有石雕或木楼的屋檐斗栱，施有彩绘，现在留存的各窟明窗上部雕出深纹莲花，特别是第9窟、第10窟石雕明窗遥望南山，上对前室顶部众多莲花浮雕，下临窟前地面八朵石刻巨莲（日本侵华期间及1993年窟前考古发掘发现），“画栱临松盖，凿牖对峰莲”，无疑是云冈石窟的真实写照。“雷出阶基下，云归梁栋前”，正是后代“云冈”得名所凭依的原意，岂不令人拍案叫绝。“灵光辨昼夜，轻衣数劫年”，指的是云冈大佛的庄严法相，昼夜异趣，妙不可言；单衣裸露，却度过若干严冬，躲过了北魏六镇之乱、柔然突厥南侵、周武帝灭佛等几多劫难。对此，唐初高僧法琳《辩正论》也有相同说法：“庄严弘观，今见存焉。虽屡遭法灭，斯龛不坏。”这些明确的诗意，长清灵岩是没有对应物和意境的。也许因为如此，所以《灵岩寺》一书将炀帝诗收入“佚文”，而将《广弘明集》中紧随其后的诸葛颍诗弃之不录。

游方山灵岩寺二诗，描述的是云冈石窟，证据确凿。那么，何以冠名为“方山灵岩寺”？我的推测是：云冈石窟，在北魏时虽有灵岩寺之号，而《魏书》多称“武周山石窟寺”，《高祖纪》又有“行幸方山石窟寺”的记载，“方山”与“石窟寺”之间，连中华书局本都没加顿号，古书中则更无标点，容易被误解为一地。武周，即武州，汉魏旧县，今名左云；武周山，自古闻名，是一个较大的地理概念，《续高僧传》讲武周山谷石窟“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从北魏末到北周，大同地区几乎荒无人烟，隋人很可能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从二诗中看，隋朝的武周山灵岩寺石窟基本保持着北魏时的原貌，只是显得沉寂、苍凉了许多，这应该与坐落边陲有关。然而，炀帝游幸云冈后，石窟寺一定为七年前在大同城外战死的将士举行过大型佛供祭奠，沙门佛事一度再次兴盛。所以，《续高僧传·释智满传》留下这样的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玁狁孔炽，戎车载饰，以马邑沙门雄情果敢，烽耀屡举，罔弗因之；太原地接武乡，兵戎是习，乃敕选二千余僧，充兵两府。”两府，指马邑郡与太原郡；雄情果敢、协助官军抗击突厥的马邑沙门，自然少不得云冈僧众。据《广弘明集·道宣统略齐文宣净行法门》记载，“朔州恒安石窟经像”，曾被隋唐王朝公布为“敬重正法门”。其寺院僧侣众多，也在情理之中。这便使我们联想起云冈未完工的第3窟，窟内仅有一佛二菩萨，佛作说法态；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考察云冈后，认为是隋代作品，日本学者亦持同样见解。莫非第3窟佛像系隋炀帝所嘱、为死难将士祈求冥福而开凿？当然，这仅仅属于我个人臆测，只是着眼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可能性而言。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大概在佞佛的有隋两代皇帝手里，曾对云冈石窟进行过必要的保护或修缮。云冈石窟相对完整地保存至今，隋炀帝功不可没。

（原载于2002年12月27日《中国文物报》，这里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