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两朝的皇帝们、皇后们都信佛。这也许是东胡民族的共性。他们原本就信萨满，南下以后接触到佛教，觉得大开眼界，很快就成了虚诚的佛信徒。他们不单是信奉，还真对佛教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鲜卑人开凿的云冈石窟，契丹人构建的应县木塔，女真人修筑的华严寺、普恩寺，至今都是国家级的文物。当年西京自然是佛教圣地。更妙的是在这些庄严的佛殿中还同时供奉着他们祖宗的亡灵，一脉幽幽的祖宗之魂始终萦绕在这些神圣的神坛上。
　　
　　西京城里有两座辽金寺庙：
　　
　　一座是大华严寺，辽的皇家工程。
　　
　　一坐是大普恩寺。金的民间工程。
　　
　　先说大华严寺：
　　
　　史有明记，是辽清宁八年（1063）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辽走·地理志》西京道）而建的。建佛寺与供祖宗两项合一，这并不是契丹人的发明，鲜卑人早就开了前例，而且在平城留下一座规模宏大的五级大寺。该寺就供过北魏大祖以下五帝的丈六金像，早就把佛寺与宗庙合而为一了。

　　契丹人这回建华严寺，用得还正是鲜卑人留下的五级大寺庙址。这个寺址在城内的舍利坊。供卡祖宗已成传统。

那就追述一下北魏的五级大寺。

北魏的五缎大寺建于何时？无文献可稽，说不准了。但自北魏文成帝于兴光元年（454）下令“敕有司于五缀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魏书·释老志》）算起，至少在文成帝“复佛”之前就有了。但在太武帝“灭佛”时，“土木宫塔，莫不必毁”的大劫难中是不会留下这么一个显眼的五级塔的。那么这个五级大寺与五级浮屠，就可能正是文成帝为其“兴安石像”之安放而建的。建成之后又想到了祖宗，于是才有造丈六金像以充实该寺的举动。顺着这条思路，结合现存遗址及其周边环境，追思往昔之五级大寺，惊喜地发现，那个“舍利坊”中有呈五点梅花布局的五项大建筑构成的一个大寺院，它坐北韧南，中心就是“五级佛图”（塔）。以它为中轴线，开山门于今财神庙街，正在当年的中纬线上。中心塔之东南方就是此地被命名为“舍利坊”的含利塔（即今薄伽殿址）；中心塔之西南方该是当年的“兴安石像殿”（位在今财神庙一带）；中心塔之西北方乃是佛殿所在地，可能是“七佛毁”（位于今圆通寺一带）；中心塔之东北方正是该寺院的主题所在地，北魏之“丈六金像殿”，辽之。石像、铜像殿，金之“七间之段”，都位于此，正是这里“寺庙文化”的代表（可惜现在毫无遗迹），主题建筑之所以毁灭殆尽，正因为它是宗庙，改朝换代，宗庙必毁，大概是逻辑的必然。

　　历经隋、唐，这个舍利坊坊内的五级大塔，能够得以保留，大约是因为它太宏伟了，辽前期用这里建薄伽殿以藏其《契丹藏》，大约也是看中这个五级塔的气势。所以开始只是专为藏经而建}薄伽殿教藏殿。只是利用了原五级大寺内的“舍利塔基”。（因塔已圮坏，台基空置无用，且高耸宽敞，干燥通风，正适合建造藏经殿）契丹人利用这座方台基址，按照他们崇拜太阳的习俗，建起了一座朝向东方、面阔五间的藏经殿。这就是遗存至今的，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这时候还投有华严寺。

过了25年。已是辽道宗的清宁八年（1062），这位信佛，以至佞佛的皇帝，似乎感悟到西京的王气。他那6年前在应县修建的佛官寺释迦塔与西京的五级佛塔好像也在遥相召唤，他对比了遍谒其他四京的感受，认定西京才是他们契丹人可以植根祖业的吉祥之地。学学人家鲜卑人在五级大寺安置祖宗亡灵于佛陀左右，多好！于是毅然下令，把五级大寺改为华严寺，不仅要藏经，更重要的是“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契丹人的祖庙。就建在这里了。

住持在这里的寺僧（守司徒大师），自然奉令行事，也理所当然地选择原来北魏皇家“金像殿”遗址，建起一应与薄伽教藏殿同样东向的祖宗庙堂，把契丹皇家的祖宗的石佛、铜像供奉在里面。当年，大华严寺就形成了气候。

你看正中是原来的五级大塔（四面看一个样），右手是经藏殿，左手是宗庙堂，夹道的右方是迎合道宗饭僧需要的“斋堂”（后称海会殿），夹道的左方当然也有一个什么建筑（现在说不来了），就是如此一座辽朝改建出来的“东向品字形”的大华严寺却成功了。

当年腊月，辽道宗耶律洪基。亲临西京谒祭祖庙，还举行隆重的“再生礼”。

这就是辽代的大华严寺。

现存的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可不是辽朝建造的。

它是一座雄伟壮观，很引人注目的大佛殿。它矗立在高达4米的台基上，面阔九间（53.75米）、进深五同（29米），五脊单檐。有辽代建筑风格。与今存辽宁省义县的奉国寺（辽开泰九年即l020年建）大殿相伯仲（该殿面阔九间48.2米，进深五间25.1米），同为国内现存最大之殿。于是多以为大同之殿当是辽建。

其实华严寺的大雄宝殿不是辽建，而是金建。一者是20世纪50年代在该殿正梁发现“天眷三年”题记，这已是金朝第三任皇帝熙宗的年号。金建，已无须争议。再者是，该毁的位置与台基，以及台基上的由五级浮屠变成的大雄宝殷，还有着一段血泪的历史沧桑。

话说保大二年（1122），金大将宗翰、宗雄、宗斡三路六军逼近西京。辽将耿守忠率大军援救，两年会战于西京。宗翰从中路冲击，其余大军弃马步行，从旁袭击，声势赫赫。耿守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西京一路大部投降，而西京城内辽兵坚守不屈又复聚集，再作抵抗，争夺城池之战。惊心动魄。先是守城辽军，占据“城西浮屠”为制高点，“下射攻城者”。金兵“士卒多伤”。阿骨打的二皇子宗峻冷静观察后说：“先取是（指塔），则两京可下。”于是大将斡鲁与鹘巴鲁以血的代价，尽全力夺下该“浮屠”，然后“复以精锐乘浮屠，下射城中，遂破西京”。（上列资料散见于《金史》之《世纪补·景宣皇帝》、《斡鲁传》及《宋史纪事奉末》之《金灭辽》。但《金史》所记之“净珥”位置有矛盾：《世纪朴》记“西京城南有浮图”，而《斡录传》记“敌据城西浮图”。据台湾编《中国历代战争史》考，“城西”为是（见第11册363页）。按现存大同遗迹考证，只有城西华严寺有浮图能射箭城内外，而“城南”对无）

谁也没想到，这场决定西京命运，同时也是决定辽朝命运的恶战，却发生在神圣的宗庙神坛的浮图标志之下。辽败了，金胜了。辽的祖宗，那些铜像、石像，能不血泪斑斑痛哭亡国？

不过女真人总算对得起他们“东北老乡”，尽管把个大华严寺毁了个千疮百孔，但还是把契丹祖宗的石像、铜像等，保留在寺内。23年后金世宗在皇统六年（1146）五月，“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之”（（金史·世宗本纪上》）。这就很够意思了。据《大同县志》考，辽当年安放的是“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余俱常服”。

金代建筑大雄宝殿，还有准确的碑记，即《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殿记》碑。此碑现存于下华严寺薄伽殿内，完好清晰。碑文所记的建筑年代与考古发现的梁上题记皆为“天眷三年”。这就不必再为所讹的“辽建”困惑了。

碑文云：“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亡。惟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你看这种金人口吻炫耀攻打西京的场面，多么可恶！但却告诉后人，战后的残迹，很清楚，能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宝塔还在，其次是斋堂及经藏殿也存（宝塔，就是北魏遗存下来的“五级浮屠”；斋堂，就是遗存至20世纪的“海会殿”；经藏，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薄伽教藏殿“；厨库，没有遗迹了。估计在今大雄宝殿的西面；影堂，应该是一座小型邀筑，经过金、元、明、清的历次更改，已经难以判断了）。

“至天眷三年闰六月，则有众中之尊者…l…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之殿；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楼、山门、垛殿。”这就是金代民间僧众修复后的大华严寺。看来最大的工程便是“特建”的九间之殿和七间之殿了。九间之殿只能是大雄宝殿，这不仅是大同的唯一，全国也属稀有。而它的基址也只能是占用原五级浮屠的塔基了，既高峻又处于中心位置。大概这座北魏留下的五级浮屠残塔正是在这次工程中才彻底诮失，而那座七间之殿大约是寺僧遵照金世宗的诏令，仍为安置辽帝石像铜像而建。规模之大也是令人惊叹。可惜不知毁于何时。在明初筑城后夷为平地是与开拓新中纬线——今大西街有关。

上述两句话乃是《金碑》的附属文，该碑的主题是讲薄伽教藏殿内的“藏教”（藏经）的收集与整理，这些就不哆嗦了。

今存的上华严寺、下华严寺，仅仅是辽金大华严寺的两个局部，就已气度不凡，若能再现辽金大华严寺，甚至北魏之五级大寺，那该是什么气派？历史的沧桑令人兴叹。

鲜卑人的祖宗亡灵，魂兮已渺；契丹人的祖宗亡灵，蒙羞西京；如今女真人的祖宗亡灵又何尝不在西京游荡？那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胸的庙建在西京何处？人们早已淡忘了，确切的遗址是说不准了，但现存城西北隅那座也是坐西朝东的小庙“朝阳寺”，可有些特别，不妨联想一下。明弘治年间出土的那个铁佛像，是不是阿骨打？（《大同县志》载：“朝阳寺：中有铁佛，明弘治十八年铸。或云掘土得之。建寺。”）

再说大普恩寺。

金代重修的大普恩寺，现仍存在，地处大同城的西南隅。明代改名为善化寺，现在沿用此名。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修此庙，是由一位名叫圆满的和尚实施的，似乎没什么政治背景，但能有如此的规模与成就，得归功于原来的基础好。

此寺的原型是唐开元寺。

唐玄宗李隆基，凭借他前期国力富强，心血来潮，敕令国内大城市都建一座开元寺（是以其年号命名的），当时大同尽管衰败，但仍在大城市行列，于是建成了开元寺。该寺的规制就是今存的规制，即在一条中轴线上列三座大殿，后殿与中殷之间建对称的两个菩萨阁，有左右回廊（已毁），山门在中轴线南端临街南开（亦毁）。这是一种非常端正而气派的寺庙布局，等于是把皇宫三大殿的布局搬入寺庙。圆满和尚修葺时很完整地保留了这种格局，给后人留下这份文化遗产。他不愧是一位高僧。

遥想当年煌煌大唐，全国开元寺何止百座，保存至今的几乎屈指可数，而能体现完整的唐庙风范者，大约只剩这座善化寺了。这一方面得感谢圆满，另一方面是原庙基址太好了。

原庙基址是哪家？是北魏的八角寺。

就让我们在这里凭吊一番八角寺。

先说北魏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八角”既不是佛名佛号，也不是佛教术语，什么意思？当你身临善化寺就清楚了，原来该寺的占地平面是方正—块，四角微缺，形如八角之方，寺名八角乃是取其形势而定的。这你就知道北魏的佛教文化是何等的丰富。何况当年这个八角寺还有一段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北魏传至第三代皇帝就是太武帝拓跋焘，此人开疆括土，给北魏打下半壁江山，当他破西夏、平统万的大功告成时，掳获了一个高僧，名叫惠始。这是一位当时少有的汉族高僧，俗姓张。有法术，能“身被白刃而体不伤”，更妙的是赤脚在淤泥行走，不但脚不沾泥，反而更加洁白，故而人称为“白脚禅师”。太武帝把他安世在八角寺（或正是为他而修建了八角寺）。至太延中（435—440年，灭佛前），白脚禅师圆寂在八角寺。尸体“斋洁端庄，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众人惊异，就决定瘗埋在八角岢内。这一举动开创了这块寺址瘗埋和尚的先例。到太平真君六年（445）已进入太武灭佛的前夕，下诏“城内不得留瘗”，惠始的坟也只好迁移，开殡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死了l0年的惠始。尸体一点也没坏。一时送葬者6000余人，在离八角寺不远的城南找了块墓地。（事载《魏书。释老志》）

在大同的寺庙史中，仅此一寺有自家的“和尚坟”可以在寺内外瘗埋和尚。近年在南城墙内及周边地带，出土了不少和尚塔，记录着历代和尚的幽幽亡灵，他们眷恋这个大寺。

唐朝把八角寺改建成开元寺。和尚们的亡魂有了依托。后唐清泰二年（935）铸一铜钟，似为亡魂作礼赞。辽时这钟声为新的和尚祈榀安魂。—代又一代，钟声森森地。

还是金灭辽的那一战，这个“自古号为大兰若”的古刹，遭到严重的破坏。南宋大文豪朱弁说“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坋，殿堂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残僧去之而欲泣，遗黎过之而增欷。”（见善化寺现存朱弁撰《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之碑文）岂只残僧遗黎在哭泣，那些历代亡魂也无处寄寓了。这就出现了圆满和尚用14年的时间重修西京大普恩寺的功德业绩。这份业绩基本保留到今天。元、明、清三代都做过修缮，但式样没变，只是朱明王朝筑城时，因缩“南城之半”，南城墙挤占了该奇的山门。八角平面缺边了。

当凭吊完惠始、圆满的亡灵后，切莫忘记回眸一下那位朱弁。他也看上了这个寺的瘗地差一点也把忠魂寄寓在大普恩寺。

事情是这样的：金灭北宋，掳走徽、钦二帝，南京屡派“通问使”问安二帝，但多数通问使在西京“过关”时被扣押。朱弁是与王伦同一批被扣者。绍兴二年（1132年，金天会十年）金拟放还一人，朱弁力主让正使王伦南归，并请王伦留下印信以守使节。金对他威胁利诱，皆不屈，于是他就被软禁在大普恩寺，渡过了l4年漫长的岁月，亲眼目睹了圆满和尚重修该寺的全过程，留下一通千古绝妙的文字碑，碑现存该寺。

有一天，朱弁留书给后使供皓，表示要以死殉国。然后弄了点酒食，请来被扣押的同僚。酒半酣时朱弁说：“我已经看中了近郊某寺的瘗地，我—旦毕命，请诸公把我埋在那里，立上一块墓碑，写‘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基’我就满足了。”这块瘗地至金代仍属大普恩寺，可谓源远流长。如果真把朱弁的忠魂也安葬此地，他定能与白脚禅师惠始，谈悟出一段儒佛结合的大道理。那样大同没准还能创一个“学派”。可惜朱弁受尽羁囚总算南归了，没再给大同多留点文化。可他回到江西婺源，培养出一位理学大师朱熹来，那是他的堂孙。后来那位接受朱弁留书的洪皓也南归了，生下三个有文采的儿子，老三洪迈的《容斋随笔》流传至今。

如此种种，似乎都被一缕幽魂牵系着，无论你是帝王也罢、和尚也罢，胡人也好、汉人也好，魂都皈依在神坛下。